作为修养与技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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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拯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4期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前者兼具艺术性与科学性,处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而后者作为政治学的分支,一般认为属于社会科学。[1]它们既有共同知识兴趣带来的关联,又有学科分化造成的区隔。我们时常看到历史学家批评国际关系学者空言浮泛,而后者也不时嘲讽历史学的“琐碎饾饤”。[2]持续的辩论交流间虽难免偏见误解,但的确使两者在学科属性、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及方法路径、评价标准等方面的差异得到了清楚的揭示。[3]可以说,重要的已不在划界,而是在明了各自局限的基础上,借鉴对方的知识与方法,使之适用于本学科的研究。[4]

本文立足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在学者学术素养与研究策略选择的层面,继续探讨“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关系。[5]在此,论题涉及两个层面的“历史”,首先是历史学科的知识以及由此而来的修养对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其次则是在国际关系学科内部外交史研究和历史—案例分析法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意义。讨论的前提是承认各学科领域的独立性,注意各种研究方法的优长与局限,最终则回归于研究者的自我选择与实践,寻找某种“皆备于我”的可能。

“与历史同行”

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其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过去发生的事情,一是人们对这些事件的叙述与解释。前者可称为历史事实,后者才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也即历史哲学;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对历史学的认识论思考,可称作史学理论) 。历史学提供的是对过去事件的某种思维构图,无论它是理解、阐释还是至为单纯的叙述,总归是思维想象的产物。[6] 它又包含两个层次,先是对史实(主要通过各种史料)的考辨和认定,再就是对前者的进一步认识、理解和阐释。如果说前者(又称“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求实态度与严谨程序接近科学;那么后者除了理性思维,也依凭某种艺术式的直觉与创造力。[7]

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从上述多重意义的“历史”中可汲取的知识和智慧是丰富的。“历史”给国际关系学者提供的绝不仅仅是“档案资料”。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为中心,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历史”阅读对于理论敏感与思辨能力的培养,以及有关“历史”的形而上思考对探讨国际关系理论基本问题的启发。

首先,通过研读历史积累的对人类社会现象的体悟洞察,可以转化为形成问题意识与构建理论假说的能力,为我们认识国际问题提供智慧和灵感。

任何出色的理论建构其根本来源在于对历史与现实经验的体察。人们学习历史,除了获取经验吸取教训,或许还在于锻炼思维,获得智慧与信念。国际关系的分析研究除了科学的实证程序,同样需要一种洞察与智慧。这一点在问题假设的构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理论的目的在于把握事物的共性和深层关联,以构造概念和变量关系的形式,将纷繁的现象世界理出一个“理解秩序”,使之能够被人理解和把握。理论的构建需要通过大量具体现象的梳理和比较, 从中抽象出某些概念、范式、命题和模式。这就要求学者除了密切跟踪现实,还要有意识地阅读历史,寻找纷繁历史表象下的深层机理,把握其关键所在,读出事件的内在秘密与意义。这种洞明世事的敏锐,有时是近乎天才的直觉,但更需要长期的体悟积淀。读史使人明智。对历史的总体把握与深刻领悟离不开对历史材料反复不断的批判阅读和思考。理论学者阅读历史的过程就应该是不断对历史叙述提问和求解的过程。经过这样的反复过程,知识视野得以拓展,问题意识逐渐明晰,解释框架不断修正完善,分析问题的能力也获得提升。

这里所说的“历史”绝不限于“外交史”乃至“政治史”。国际关系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片段。国际关系历史的叙述必须在一个更为宏大宽广的视野中,反映“国家间政治”之外的事实,从多层次的视角观照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关联。国际关系学者从沃勒斯坦、波兰尼、布罗代尔、安德森等人的历史社会学著作中能够学到的绝不亚于任何一本国际关系专业的理论著作。[8] 国际关系学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比较历史学的视角,成为阿隆所说的历史社会科学。[9] 这种大历史的眼光还有助于我们同其他社会科学建立沟通。

其次,历史启发我们对于人类社会根本问题的“形而上”思考。历史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还是国际关系史,都需要宏观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我们常强调国际关系研究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学术意识形态其实都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基本哲学认识。[10] 国际关系的理论思考无法脱离对人类整体历史的形而上思考。这种思考似乎没有什么眼前的功用,但对于我们思考理论的前提与方向却有着根本的意义,其影响是潜在深远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历史追求的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把握,在根本上涉及的则是对于人、对于我们自身的追索与反思。归根到底,历史进程是无数个人实践互动结果的展现。个人是社会最终的、最有意义的单位。国际关系以国家为分析单位,但是其基本的逻辑起点却在于对人的认识。[11] 如果说“认识你自己”构成了人类思辨的永恒主题,那么对历史的思索或许提供了这一问题的基本理解。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通过告诉我们已经做过什么,推动我们理解我们人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任何特定时代的人都是过往历史的继承人,历史情境限定了他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制度,限定他们如何行事,并且限定他们为何有这样那样的价值追求。某种意义上,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我们同时又都是历史的创造物。历史决定了我们思维与实践的可能性边界。[12] 基于历史与现实经验得出的对于人和社会的基本判断大概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和根本所在。

国际关系理论最终需要回到对人类历史的哲学思考。正如陈乐民先生指出的,了解西方国际关系学说必须注意其“精神的历史”,探究其核心观念与本源性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大家们思考的出发点是国际政治的历史实践,其最终成就是将纷繁变幻的世事以一种透彻简洁的方式提升到历史哲学的境界。[13] 国际关系展示的永远只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某个时期、某个局部的片断,国际关系理论最终体现的也可能是对人类历史整体思考的一部分。

最后,史学理论对于我们思考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是如何实现的? 社会科学理论是学者对已发生的社会现象归纳后的解释重构,提供的只是研究主体在经验归纳基础上对无数“他人”活动的叙事构图与认知框架。它永远不可能是社会事实的原貌再现,而只反映学者对于他人行动,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和理解。[14] 这就意味着,主观与客观、理性与经验、逻辑演绎与现象归纳间的紧张在所有社会科学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建构成功的同时就存在着被解构颠覆的危险。那么如何达成知识的客观确定性的追求? 近年来,这一问题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更为突出。理论构建与经验事实的关系如何? 如何应对来自相对主义思潮的怀疑和挑战? 这在国际关系学界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讨论,而由于这一问题直接挑战了历史学的根基,历史学家的思考或许要更为深入些。[15]

国际关系学者大概会满意于卡尔用“对话问答”来化解“主客之争”、“史论之争”。他认为,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有来有往的关系。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只是一个连续不断地把他的事实放进自己的解释模型中加以塑造,又把他的解释放进自己的事实经验中加以修正的过程。因此“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历史事实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过程,就是过去与现在永无休止的对话”。[16] “历史”既是理解的前提,又是理解的产物。这场解释者与被解释者的“对话”既有关史家(研究者)个人自我的眼光和趣味,还有关其历史处境。与之类似,社会科学既有事实验证与因果解释的一面,又有诠释和理解意义关联的一面。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是提供一系列概念模式与逻辑构图(如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 ,来归类和分析人类行为,再从经验结果来检验其正确性和妥当性。[17] 任何科学理论的建构都需要经验归纳和逻辑演绎的结合,也就要在逻辑自洽性和经验解释力两方面接受考验和修正。如果说历史是现实与过去的对话,社会科学理论则应该被看成学者的理智抽象与社会经验事实的对话,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一个由经验归纳到概念演绎再回归经验验证的循环过程。在此过程中认识和解释的框架不断修正完善,从而使知识积累得以实现。任何解释都可说存有某种“偏见”,而人类智识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由在既有认知框架与替代方案之间进行比较选择实现的。[18] “历史”在变动中,知识的显现和积累是一个过程。对话和比较永无休止,社会科学中也不可能有什么定论和终结。

那么这种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外在的对话又如何实现? 其得以实现的基础是什么? 在笔者看来,人类社会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与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同一的。对人类社会现象的解释是以人类存在某种共通的“人性”为认识前提的。[19] 社会事实的研究,是依照我们自己的心智去力图把握与解释我们所知道的其他人的事情,求得一种“了解之同情”。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某种共通的思想结构,是这种基本的共通感和交流能力,构成了解释社会现实的基础。[20]

总之,历史学是一门基础学科,无论是来自它的形而上思考还是具体的知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培养问题意识,完善分析框架,提高思辨能力都很有帮助。前不见古人,历史学永远不能还原过去,使昨日重现;后不见来者,历史学也无法断言趋势,确定地将什么告诉未来。但无论如何,前人的思维与行动、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仍不失为一种思维的启迪,一种性情的陶冶,使我们对世界、对人生、对自我有更深的体悟。历史是一种修养。从自我完善的角度,我们大概可以满足于一种思想的启迪与陶冶,一种心智的愉悦。此外,历史学者普遍体现出的那种淡定从容的人格风格,冷静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样是作为一门还无甚积累却已成为所谓“显学”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们有必要效仿的。如袁明教授一再强调,“真正要讲透那些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需要与历史同行。只有这样,才能磨练出宏观眼光及对时世的深刻洞察力。”[21]

作为素材和方法的“历史”

在国际关系学科内,对于“历史”的重视至少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两方面的支持。

首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创新必须建立在对既有理论的学术史积累上。如同“哲学就是哲学史”,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史梳理本身就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熊彼特在其三卷本巨著《经济分析史》中指出,学科思想史的研究至少可以使我们“在教学方法上有所裨益,获得新的观念以及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22]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只有放在国际关系变迁的脉络中才可能更好地加以理解。恩格斯说得好:“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都是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发展的科学。”[23]而且如学者们一再指出,有着高度现实问题取向的国际关系理论,其发展更是与国际关系现实经验的起伏高度呼应。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某一具体理论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时代氛围、学术谱系和思想渊源来理解理论。将概念与命题“历史化”,关注历史,也有助于揭示理论在时空上的适用范围与局限。[24]

其次,历史—案例法是理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历史可以为验证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提供大量丰富的素材。国际关系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就在于对理论命题的经验实证。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用历史经验材料来验证各种理论。许多重要的理论正是在验证过程中发现问题,并通过修正旧理论发展而来。离开历史,抽象地谈论理论,理论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很难得到有效的验证。这一点已为学者们普遍承认,只是对这种以历史案例为主的定性分析方法在国际关系科学实证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小始终存在分歧。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科学化”(专业化的)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问题进行思考、谈论和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专业技巧和技术。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成就了“经济分析”。而在熊彼特看来,“造成当前的事实(也包括当下事实)的历史乃是最重要的”。[25] 应当说,这三种分析技术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共有,国际关系学也不例外。近年来, 方法论方面的研究文献也正倾向于将国际关系实证研究的技术归纳为三种, 分别是以案例研究为主的定性分析方法(主要就是本文所说的历史研究方法) 、以统计分析为主的计量分析方法以及以数学建模为主的形式理论。[26] 或许,进一步明了这三种分析方法的特征,分析它们的优长和局限,我们也就能更好地回答历史研究方法的地位问题。[27]

统计分析是国际关系量化研究的主要方法, 其主要目的是在收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 利用假设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手段考察变量之间的关系, 进而作出因果推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 计量分析的应用已相当普遍。形式演绎法则是运用演绎逻辑,在某一公理系统中进行推导,得出理论结果。形式理论与统计分析不同之处在于, 它运用演绎逻辑, 从一套“公设”前提中推导结果; 而后者则采用归纳法, 收集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并不证明因果关联) 。倾向形式演绎法的学者通常认为,数学语言简洁明晰, 利用数学语言建立的理论更加简明准确、逻辑严密。

历史—案例研究则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最为传统和常用的一种分析技术,无论是传统主义、科学主义还是后现代和诠释学派, 都在运用这种方法。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方法,与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分析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中, 案例研究法主要运用于理论假说的推导、厘清或检验。案例研究包括案例比较和个案分析。它在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程序下进行,适用于对理论假说的推导或者对变量关系的检验。与历史学家对事件本身的关注不同, 社会科学研究的是某一事件(案例)相对于其所属的样本总体的意义,即特定案例的一般意义。比如, 古巴导弹危机可以看作国家间冲突和外交危机这类事件中的一个案例, 研究它的目的是考察国家在冲突和危机中的决策模式和行为方式。[28] 案例研究需要考察历史事件, 但更重在典型案例的选择、外部性变量的控制以及与变量相关的事实本身的挖掘上。[29]

而今,大多数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们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 案例研究、统计分析和形式理论三者并非相互排斥, 而是各有其优势和局限。案例研究与历史分析有助于发现新的变量,提出新的假说,使得因果关系及其机制得以明晰。但是案例研究往往涉及繁杂而难以分离的变量关系; 在案例选择上又难免主观性,其代表意义可能受到质疑; 作为一种经验归纳,它相对缺乏推理的严密性和一般性,其外延解释力无法保证。统计分析借助数据,有助于发现变量之间规律性的联系,明了相关关系的方向和强弱程度,对因果关系和假说进行系统检验。但是对数据的获得和可靠性依赖度较大;其本身缺乏对因果机制的明晰,无法单独提出命题假说,更多只是一种验证手段;这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的数据库,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最后,形式模型高度简约,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但是内部逻辑的完备未必就能与现实经验贴合,其本身作为一种逻辑演绎不可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这也意味着各种方法在理论研究的不同环节(比如建构、检验和修正等)中所起的作用有所差别。

因此,我们对于方法的选择应当视研究的目的与对象的性质而定。在一个研究项目中反复或协同使用不同的方法,往往比单纯使用一种方法更为有效。对研究的科学性的追求是不断推进、永无止境的过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各种研究手段和分析工具都臻于完善和精致, 这也为运用多种方法协同开展研究提供了可能。而综合这些不同方法的前提是, 要对每一种方法本身的短长有清醒的认识, 并且具备在不同方法之间取舍和转换的能力。这意味着方法论上的自觉与严格训练。历史—案例比较研究确实是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需要精通的一门重要技艺。

结论: 回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思考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一度有科学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方法论战。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在方法问题上也出现了类似的争论。这本身就是研究走向学理化和专业化的体现,只是在讨论中也暴露了不少的误解和盲区,而辩论的形式也容易使人将提倡“历史思辨”与讲求“科学方法”两者简单化地对立起来。本文无意也无力评论其间是非,只是在学术训练的层面,从理论素养和分析技巧的角度,谈了多重意义的“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关系,说明无论是重思辨还是讲程序,多样丰富的“历史”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都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

与其他社会生产一样,知识领域的专业分工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知识的生产与积累。每一学科自有其存在的意义,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贡献于人类的知识进步。同样因为分工带来各自的狭隘与局限,也就有交流对话的必要。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学科应该是开放的体系,需要兼顾人文精神与科学方法。同样,思考路径和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各有其优长与局限。方法难分高下,关键在于适用性。我们应该提倡方法多元,取长补短,协同合作。

理论路径与研究方法的取舍既事关整体的学科建设,也在于每个研究者的个人选择。一个学科的发展成熟需要知识共同体形成良好的研究氛围和评价机制。然而学术的进步归根到底要通过每个研究者个体所做出的努力。除了问题领域的性质、资料信息的可获得性等客观因素,关键还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禀赋和偏好。应该说研究者个人对于自我训练背景、知识结构和眼光趣味的反思,才是决定研究领域与方法路径选择的最基本因素。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节点。引进西方理论作为过去十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工作,推动学科摆脱了“时政评论”而真正成为“专门学问”。随着学科的积累发展,而今,片面的“引进热”却越来越表现出它的局限和副作用。尤其是年轻学者中“理论考据”、“理论崇拜”之风盛行,独立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缺失已经被学界所广为诟病。[30]

不过,话说回来,学子们何尝不清楚,研究西方理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批判验证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但是各种主客观条件制约也是毋庸讳言的。除了方法论训练的不足,新一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同样缺乏历史功底与政治理论方面的素养;由于体制等原因,他们又缺乏接近外交实践的渠道。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大学中的国际关系学科教育定位不明,似乎既不“学”,也不“术”,与社会需要__及学生个人的生活实践存在相当程度的脱节。其结果是,一方面学生们“缺乏对一些‘形而上’的根本问题的思考”,因为欠缺理论素养,没有能力也“不太敢”有兴趣;另一方面,虽然讲求实用,却又很难有资源、有条件真正对一些‘形而下’的具体问题做细致深入的实证研究。既缺乏思辨能力,还不熟悉经验现实,于是一方面不能对西方理论进行有价值的批判(证伪或补足) ,从而实现超越;另一方面,又不能很好地运用西方理论来解释现实,最终造成了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境地,面对“出论文成果”的压力,只得无可奈何地对西方理论进行“隔靴搔痒”式的简单评述了。[31]

创建中国学派也好,体现中国特色也好,致力于“中国学者创造的国际关系理论”也罢,关键都在于成为知识的生产者,也就需要发现和培养合格的“生产者”。

要改变上述局面,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也需要时间。存在问题并不可怕,毕竟缺失也意味着进步的可能;真正重要的是以我为主,脚踏实地,立足现有条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突破。必须看到,中国学者目前在思维和方法上的积淀,都还没有达到通过高度抽象演绎的手段构建理论的地步。而由于各方面的限制,真正建立可供定量分析的数据库尚待时日,开展有价值的实地调研也存在一定困难。中国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还是应当以现有理论为基础,回归经验事实, 立足具体的问题,进行扎实的历史案例分析,进而争取对现有理论作出突破与修正。毕竟,历史材料的获得,其成本相对较低,需要投入的主要是时间精力,这是我们可以与国外同行展开竞争的。[32] 问题是现在我们的历史案例研究做得还很不到位,既不够多也不够细,缺乏独立的问题意识,尤其是没有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程序要求。大量的论述还停留于教科书式的“宏大叙事”, 缺乏严密的论证与细致的史实考订。如果说,环境决定了当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更多只能静坐书斋开展工作,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都还是从“书本”到“书本”的话,那么回归丰富的历史资源,在不断体悟、思考历史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在社会科学方法论指导下以历史案例分析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来进行知识的积累和创造,或许不失为新一代学者中大多数人的现实选择。

注释

[1]有意思的是,有学者如普查拉从其对国际关系研究历史人文性的认识出发,提倡建立作为单独学科而非学科分支的国际关系学,见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Puchala, “Marking a Weberian Moment: Our Discip line Looks Ahea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1, No. 2, 2000, pp. 133—144。当然这更多只是“一家之言”。

[2]这种争论也发生在同一学科内不同倾向的学者之间。除了知识背景的差异,不可否认,某种程度还有学科间与学科内竞争话语权及各种“资源”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将“方法论”问题放到现代学科体制发展的背景中加以认识。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学科体制压力与学者主动追求的共同结果。
[3]近年国外学者的讨论,可参见Colin Elman and Miriam F. Elman, eds. , Bridges and B oundaries: Historians , Political Scientists , and the S 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 TheMIT Press, 2001。1997年夏季卷的《国际安全》杂志约请美国一批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撰文讨论历史学与国际政治理论之间的关系(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国内学者的评述,见谢华:《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学》,《理论探索》2003年第3期。
[4]Paul W. Schroeder,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otUse orAbuse, but Fit orMisf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 64—74.
[5]国内学者的相关著述,参见崔建树:《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 期;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 秦治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3期。
[6]某种意义上,历史记述都包含“想象”,但如安德森强调指出,应对“虚构”( fabrication)与“创造”( creation) 、“虚假”( falsity)与“想象”( imagining)加以区分。“虚构”意味着凭空构造,而“想象”则不同。想象是需要客观事实基础的。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重构并不单一确定,而是存在着多种可能。
[7]对于历史学的性质在史学理论研究中依然存在争论。参看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布赞等人采用全球史的宏观视角,尝试重写国际关系史和国际体系理论。Barry Buzan and Richard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 s in W orl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9]Stanley Hoffman, “Suggestion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tanley Hoffman, ed. , Contemporar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2Hall, 1960, pp. 147—179.
[10]事实上,即便是标榜经验实证的行为主义者其背后也有一套哲学基础,那就是逻辑实证主义与方法论个人主义。他们也并不排斥历史,只不过是在对历史进行“编码”计量而已。
[11]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正毅教授就在课堂上及多种学术场合一再强调这一点。Friedrich Kratochwil, “History, Action and Identity: Revisiting the‘Second’Great Debate and Assessing its Importance for Soci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5, 2006. 这种反思更应当是批判性的。
[12]袁明:《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总序》,见阿诺德·沃尔弗斯:《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于铁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13]这里涉及哈耶克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可以讨论的是什么种类的事实。它们成为“事实”是原本如此,还是由于我们采取了特定的方法和视角。哈耶克认为,从根本上说,我们都是以自己心智的理解去解释其他人的行动,社会科学中的分类方法对于我们想解释的任何东西来说都只是安排事实的便利方法而已。社会科学理论提供的只是将事实要素整合在一起的方案,其目的不外为我们提供一种推理或论证的技术;这种推理或论证的技术有助于我们将个别事实联系起来。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14]可参见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5]E. H. Carr, W hat Is History?,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1961, pp. 16, 29—30.
[16]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这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所说的“范式”转移,却未必强调“革命”,因为这同样可以是个渐进的过程。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在笔者看来,如果说“人类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基本课题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或者说“无政府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就应当是国际关系必须讨论的核心问题。而这种讨论的结果,或许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贡献于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
[19]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着力论述了“同情共感”的重要性。斯密:《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0]袁明:《与历史同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卷首语”。
[21]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 ,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7—19页。
[2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23]仅就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而言,笔者以为除了近年来流行的借用科学哲学(尤其是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的逻辑,以及过去占主导的几次论战的叙事框架,同样需要的是“知识社会学”视角的细致分析。
[24]这对我们借鉴学科建设经验应该是有帮助的。
[25]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 ,第17—19页。
[26]在传统的国际关系文献中, 方法比较也可以被归纳为: 在研究过程中, 数量分析与非数量分析两种工具孰优孰劣; 在理论建构中, 是采用归纳法还是演绎法; 在理论检验中, 是选择少数案例的深度研究还是大量案例的系统考察等等。参见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 Harvey, eds. , M 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 tud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Detlef F. Sp rinz and YaelWolinsky2Nahmias, eds. , M odels, N um bers, and Cases: M ethods for S 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27]以上总结来自以下方法论著作: Brecher and Harvey, eds. , 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 tudies, pp. 345—478; Sp rinz andWolinsky2Nahmias, eds. , M odels, N um bers, and Cases: M 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 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 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2005, Chap ter 1。刘丰对此有不错的总结,参见刘丰:《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对内部与外部争论的评述》,《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
[28]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 Explaining the Cuban M issile Crisis, Boston : Little, Brown,1971.
[29]历史—案例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应用,突出的例子当属乔治的一系列研究。见Georgeand Bennett, Case S 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 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 Alexander L. George, Deterrence in Am 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Gordon Craig and Alexander George, Force and S tatecraft : D iplom atic Problem s of Our Tim e, 3 rd e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30]对此问题的反思,参见李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进步”与“问题缺失”》,《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9期。
[31]石斌:《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化”的论争》,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0页。
[32]国际关系研究不是历史学研究,并不强调一手资料,可立足史家已有研究,省却查阅原始档案等大宗花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