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的前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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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民旺

来源：《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4期

　　前景理论( prospect theory) 是社会科学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行为决策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末创立以来, 这一理论已广泛应用于经济学、金融学、心理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基于前景理论的研究还催生了经济学的一门新分支———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金融学) , 该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也因此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前景理论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 揭示了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不少学者认为该理论是预期效用理论的替代理论, 为研究“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不确定条件下的国家行为, 因而前景理论对于这一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事实上, 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 杰克·利维( Jack Levy)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 和齐韦·毛兹( Zeev Maoz) 等学者就开始讨论将前景理论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可能性。1992年, 《国际学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和《政治心理学》( Political Psychology) 还分别出版了一期特刊, 着重讨论将前景理论应用于政治学, 特别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可能性及其意义。《国际学刊》特辑主要探讨了如何将前景理论应用于国际合作研究[1], 而《政治心理学》特辑主要探讨如何将前景理论应用于国际危机研究。[2] 随后, 在国际关系的主流刊物中, 有关前景理论的实证研究越来越深入, 研究的议题也逐步扩展, 出版了不少专著和论文, 当然也遭到不少批评。2004年《政治心理学》第25期又出版了关于前景理论的一期特刊, 以检视十几年来的研究成就和探讨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的目的在于较为系统地介绍前景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研究现状。具体结构安排是: 首先介绍前景理论及其核心概念; 其次, 根据研究层次和研究议题的不同, 着重对前景理论在对外政策分析、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做出较为系统的梳理。最后, 对这一理论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进行简要的评估。

前景理论的基本内容

决策研究的主流范式是标准化范式和描述性范式。标准化范式主要是经济学范式, 以抽象的理论假定作为模型的演绎起点, 关注的是应该如何决策,主要是理性选择理论。描述性范式主要是心理学范式, 以对实验结果的归纳作为模型基础, 探讨的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决策的。[3] 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研究的主流理论是1947年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 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 创立的预期效用理论, 也称最大预期效用理论。

该理论假设, 决策者在完全信息的基础上能够穷尽各种选项, 然后按自己的偏好对选项排序, 并按最大效用进行选择。这里, 偏好(即效用) 等于选项的价值与概率的乘积, 并且价值是主观的, 概率是客观的。[4] 为了在价值运算过程中能够进行数理化的计算和排序, 预期效用理论做出了一系列的公理化假定, 主要包括: (1) 占优性, 指的是如果一种选择在某个方面优于其他选择, 而同时在其他各个方面又不亚于其他选择, 那么该优势选择将被采用; (2) 可传递性, 指的是如果方案A优于方案B, 同时方案B优于方案C的话, 则方案A优于C; (3) 恒定性, 指的是方案的选择不受方案描述方式及其顺序的影响。[5] 七年之后, 伦纳德·萨维奇(Leonard Savage) 在预期效用理论基础上又发展出来了主观预期效用理论, 以主观概率代替了客观概率。

然而, 后来的研究表明, 虽然预期效用理论的公理化假定听起来好像是合理的,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决策者却会违背这些原则, 例如阿莱悖论、埃尔斯伯格悖论等。其原因在于, 无论是预期效用理论还是主观预期效用理论,在追求客观性和可量化性上是一脉相承的, 它们均远离了古典效用理论包含的心理内容, 尤其是排除了情感因素, 从而使得这些理论在增强客观性的同时丧失了对许多现象的解释能力。[6] 由于违反占优性、可传递性和恒定性等原则的情况大量存在, 因而许多效用理论忠实的支持者都开始转向其他的决策模型。[7]

1956年,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 提出了有限理性模型, 成为替代预期效用理论的模型之一。有限理性模型指出, 由于人类无法获取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 同时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因而在决策中遵循的不是效用最大化的最优决策原则, 而是“满意”原则。这就意味着决策者寻求可接受的选择方案, 也就是能满足最低要求的选择, 而不是通过考察所有可能的方案之后再选择效用最大的方案。西蒙认为, 虽然人们试图实现最佳结果,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受到“有限理性”的支配, 无法做到完全理性。

西蒙的理论模型在描述的真实性上更进了一步。自他的论文出版之后,出现了许多替代预期效用理论的理论, 其中得到广泛承认的是前景理论。前景理论的创立者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为, 主观预期效用理论的问题在于, 既试图成为一种标准化理论, 又试图确保描述的准确。但理论在标准化和描述准确性上二者之间是不可兼得的。一个理论要么描述人类的真实行为, 要么指导人类的行为。依据心理学实验的归纳研究,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了描述人类真实决策行为的描述性理论———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 人们决策时往往更加重视财富的变化量而不是最终量。人们对损失与获益的认知是不对称的。在面临获益时, 行为趋于规避风险; 当面临损失时, 则趋于接受风险, 因而偏好在概率上是非线性的。[8] 具体而言, 前景理论的核心内容可归结为以下几个重要概念:(1) 参考依赖。这指的是人们根据一个参考点来判断自己是获益还是损失, 并以这个参考点作为标准来评估备选方案、确定政策选择。人们确定参考点的方式以及如何框定一项决策问题对于最终的抉择具有重要影响。即使每项结果的价值和概率保持不变, 参考点的变化依然能够导致偏好的变化,也就是偏好反转。参考点往往是现状, 但是也可能是决策者主观预期的状态水平。

确定参考点的过程被称之为框定。这一过程受到语言表征、备选方案描述方式和顺序等的影响。这样, 在决策过程中就存在框定效应。也就是说,相同信息的不同表征会导致决策产生不同的结果。例如, 1962年10月美国情报机关发现了苏联正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战略导弹。对于这一事件, 麦克纳马拉认为, “导弹就是导弹, 部署在哪里都一样”。然而, 大多数决策者认为“如果美国不能捍卫其承诺, 势必鼓励苏联在世界其他地区进一步采取挑战美国的行为”。[9]可以看出, 麦克纳马拉并没有将苏联正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战略导弹框定为一种损失, 而大多数决策者则框定为一种严重损失。如果麦克纳马拉对这一事件的框定能够占据话语主导地位的话, 那么带来的必然是不同的决策及反应。

(2) 损失厌恶。这指的是在决策过程中, 决策者往往更加重视财富(包括利益、名誉、声望等) 的变化量而不是最终量。同时, 等量的损失和获益之间可以是不对称的, 决策者放弃一项财富的痛苦高于得到等量财富的满足感。比如, 损失500美元的感觉比获益500美元的感觉更加强烈。由于损失厌恶效应的存在, 当个人一旦拥有了某项物品, 那么他对该项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未拥有之前大大增加。这就是禀赋效应。[10] 实验显示, 相对于产权或者未来能够获得某物的承诺而言, 人们对于现实地占有的物质具有更强、更持久的禀赋效应。[11]

由于损失厌恶和禀赋效用的存在, 人们在决策中就存在现状偏见, 也就是维持现状的倾向。这是因为, 人们常常以现状作为参考点, 将偏离现状所付出的代价看作是一种损失, 而将偏离现状所得到的收益看作是获益。禀赋效应使人们更珍视现状下拥有的东西, 损失厌恶使人们讨厌放弃已经拥有的东西, 这样, 在决策中就常常偏好于维持现状。此外, 由于人们对损失的厌恶, 因此在遭受了一项损失之后总是难以忘怀, 倾向于以损失之前的状态作为决策参考点。可是, 当人们持续获益时, 很快就能够在心理上接受了, 无形中就提高了后来决策的参考点。也就是说, 获益时改变决策参考点的速度比遭受损失后接受新状态作为参考点的速度来的更快。这一现象被称之为瞬时禀赋效应。

(3) 确定性效应。这指的是由于人们厌恶损失, 因而在决策中就倾向于确定性的收益。

(4) 风险倾向。这指的是损失厌恶反映出人们的风险偏好是不一样的,收益时人们表现出规避风险, 而损失时人们则表现为接受风险。[12]

(5) 沉没成本效应。传统理论认为, 沉没成本是决策的非相关成本, 不会影响个人未来解决该问题的选择。而前景理论认为, 损失厌恶导致个人不愿意看到先前所投入的成本白白浪费, 因而会将沉没成本考虑到决策中来。[13] 这样就容易导致不断升级的投入。例如, 越南战争后期, 美国明确知道胜利的可能性极小, 却不惜大规模投入, 很大程度上就是鉴于先前大量的沉没成本。

二、前景理论在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应用

(一) 外交决策

外交决策, 特别是危机状态下的决策, 通常要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选择。前景理论对外交决策的研究能够弥补理性选择决策理论的不足, 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不少历史事件。[14] 马克·哈斯(Mark L1Haas) 利用美国、俄罗斯最新公开的信息材料, 确定了美苏主要领导人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对每项重要政策选择的预期收益、成本和成功概率的估计。进而, 通过比较预期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的解释, 认为前景理论的预测与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大部分实际决策是一致的。[15]

哈斯的研究集中在领导人个人层次, 那么对于团体的决策来说, 前景理论是否也同样有效呢? 库尔特·韦兰( Kurt Weyland) 的研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所研究的问题是: 为什么饱受经济危机折磨的阿根廷、巴西和秘鲁采纳了激进的自由化经济政策, 而经济前景更好的智利政府却奉行的是稳妥的改革措施? 理性选择模型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而前景理论却能够较好的解释这一现象。韦兰的研究结论是: 在许多拉美国家, 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使许多人面临损失, 因而他们愿意政府采取激进的经济调整战略以扭转形势;相反, 对于通货膨胀率较为适中、人民收入正在增长或有望增长的国家里,人们趋于认为自己处于获益状态, 因而偏好谨慎的政策。同样的, 在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国家里, 总统趋向于认为自己面临损失(政治生存受到威胁) ,因而愿意采取冒险的改革。相反, 经济状况良好的国家, 总统则更加谨慎。[16]

杰弗里W·托利弗(Jeffrey W. Taliaferro) 的风险均衡理论是前景理论应用于外交决策分析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17] 托利弗著作探讨的核心问题是: 为什么大国经常在那些并不涉及核心安全利益的边缘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外交干涉? 甚至在明确知道干涉将会失败的情况下, 还会继续坚持这种错误行为? 通过结合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前景理论, 托利弗提出的主要理论假设是[18]: 高级官员为了规避感知到的损失———包括国家的相对实力、国际地位或者声誉———驱使大国在边缘地带进行干涉。官员们采取冒险的外交/军事干涉战略是为了避免感知到的损失。当面对确定性的损失时, 领导人趋向于采取更加冒险的干涉战略。为了弥补过去的损失, 领导人继续, 甚至会升级对边缘地区的干涉, 而不是采取减少损失的措施, 领导人会继续在边缘地带投入人力、财力进行失败的干涉行为。[19]

罗斯·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 研究了国际危机决策中领导人的风险倾向。她将损失或者收益的值设为自变量, 风险倾向设为因变量。通过对伊朗人质危机、U - 2飞机事件、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等案例的考察,表明前景理论对决策者风险倾向的预测与历史事实是大体一致的。[20] 这项研究最出色的地方是作者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因素考察了领导人在危机决策中参考点的判定。以伊朗人质危机为例。对于卡特( Jimmy Carte) 来说,伊朗人质事件的发生无疑使其处于严重的损失状态。一方面, 这是对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威望的严重打击, 另一方面也危及到卡特在国内的总统选举。卡特认识到, 派救援小组风险最大。但是如果一旦人质解救成功, 卡特无疑能够成功连任。对他而言, 面临两种选择: 一是派出救援小组。如果成功解决危机, 卡特将成为英雄似的人物, 无疑能够再次当选总统; 二是采取其他手段, 例如经济制裁, 但是这些措施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因为没能够在短期内解决人质危机, 这样卡特也非常可能在选举中失败。在确定的损失之间, 卡特最终做出了接受风险的决策。

法纳姆研究了罗斯福总统在慕尼黑危机前的偏好反转。她的疑惑是: 为什么在葛底斯堡会议前罗斯福很不愿意卷入欧洲事务中。可是, 到慕尼黑危机前却急切地干预其中? 法纳姆认为, 这是由于罗斯福接受了新的信息, 进而导致了偏好反转。对此, 理性选择理论是难以做出解释的, 因为罗斯福对战争作用(效用)、干预风险(概率) 的感知都没有发生变化, 而且背景情况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法纳姆认为, 前景理论能够解释这一现象。她认为, 罗斯福偏好反转的原因在于重新框定了决策问题, 进而影响到其决策的偏好和风险倾向。葛底斯堡会议后, 罗斯福将欧洲即将到来的战争看作美国的损失, 而先前他认为是一种收益。加上决策中确定性效应的存在, 罗斯福认为可能发生的战争是确定无疑会爆发, 这又加强了他的威胁感。由此, 他更愿意冒险, 愿意承受先前所极力避免的两种风险: 一是干预欧洲事务没有产生效果, 甚至对危机产生不利影响; 二是干预行为激起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反对。[21]

保罗·科沃特( Paul A. Kowert) 和玛格丽特·赫尔曼(Margaret G. Hermann) 对仅仅根据前景理论来预测决策者的风险倾向提出了批评, 认为还应该加入对决策者性格的考察。通过实验, 他们得出了与前景理论不尽相同的结论, 即一些人的风险倾向与前景理论的预测相一致; 其他一些人的风险倾向则在任何框定下都没有出现变化; 还有一些人的风险倾向取决于问题框定的方式, 但是与前景理论的预测并不相同。性格开放的人愿意在收益时去冒险, 而性格随和、利他主义者更喜欢规避风险, 特别是当面临损失的时候。[22] 他们认为, 不论是前景理论还是预期效用理论都没有对框定过程给出有力的解释。不论是前景理论中的决策参考点, 还是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 都是外生于决策模型本身的。他们认为, 如果领导人确实在个人性格上存在差异的话, 那么外交决策模型就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那些随和的利他主义者对损失特别敏感, 事实上可能导致他们将参考点设定的特别低, 以至于使得他们的大部分决策都是出现在收益的情势中。同样的, 寻求刺激的领导人可能设定很高的参考点。结果, 他们的决策行为就看上去违背了前景理论的预测。只有考虑到决策者的个体性格差异, 才能够对其一般的风险倾向有更好的理解, 同时也能够更了解决策者框定某个问题(损失还是获益)的方式。[23]

(二) 对外政策的变化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突然改变苏联的对外政策? 为什么“9·11事件”后美国急剧调整了对外政策而走向单边主义? 在什么情况下, 现有政府会认识到当前政策的严重不足, 进而做出某种程度的改变?[24] 已有的对外政策变化理论主要关注四个方面: 国内政治、科层组织决策、决策控制论和学习理论。国内政治导致对外政策变化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动力: (1) 某个政治议题成为国内政治权力斗争的焦点, 导致竞争各方为了突显出自己与对手的差异而调整对外政策; ( 2 ) 国内主导势力的态度或者信念发生重大变化;(3) 政府重要部门进行重组, 或者是整个政治系统转型或变革。[25] 对外政策的科层组织模式认为, 外交决策通常遵循的是标准操作程序, 因而对已有政策的调整总是容易受到各种政府机构的DIZHI, 因此对外政策变化就要求关键的政治人物有能力、有才智应对科层组织的限制。[26] 外交决策控制论模式认为, 对外政策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是决策者根据目标从环境中持续接收反馈信息, 不断接近其目标的过程。学习理论的研究认为, 学习过程使决策者或者组织不仅获得了新的技能、能力或知识, 同时也修正或者改变了原有的认知图式, 进而出现了政策的调整。[27]

可以看出, 以上四个领域的研究都有一种“保守”的倾向, 难以解释对外政策的全面调整。基于此, 大卫·韦尔奇(David A1 Welch) 结合组织理论、认知与动机心理学和前景理论, 提出了新的对外政策变化理论。根据组织理论, 科层组织都有一套自己的标准操作程序, 因此相对而言, 政府组织总是趋向于保持既有的对外政策。根据认知和动机心理学, 决策者总是趋向于根据已有的认知图式有选择地接收新信息, 与先前认知不一致的信息容易趋向于被忽略。只有决策者不间断、大量地接受到与先前认知不符的信息时,才有可能对原有的认知进行调整。外交决策中充满不确定性, 决策者的认识更倾向于保守, 因而会坚持过去的对外政策。前景理论认为, 在面临损失时,决策者更容易采取接受风险的行为, 而面临获益时则趋于维持现状。

根据这三个理论, 韦尔奇推出了三个理论假设: (1) 相对于科层化程度更低的专制国家而言, 高度科层化的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变化的频率更低; [28](2) 当既有的对外政策不断遭受失败或者损失惨重, 或者是领导人认为对外政策改变十分迫切时, 则对外政策最有可能改变; [29] ( 3) 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相对于等量的收益而言, 为了规避等额的损失, 领导人最可能承受对外政策变化的成本。[30] 作者通过案例分析证明了自己的理论假设。

(三) 对外政策中的框定效应

框定效应指的是人们对相同的决策问题可能做出不同的表述, 而通过改变对结果的描述可以改变决策的参考点, 进而影响人们的偏好选择。[31] 存在这一效应的原因在于决策中的框定依赖, 具体指的是在决策过程中, 决策者会因为情境或问题表达的不同而对同一组选项表现出不同的偏好序列, 从而做出不同的选择。[32] 框定效应的研究就是要探讨人们如何确定一个情势状况,使得人们的关注点集中在某个议题的特定方面, 进而会影响到政策的选择。

亚历克斯·明茨(Alex Mintz) 和史蒂文·雷德( Steven B. Redd) 认为, 框定这个概念是前景理论中发展得最不充分的一个概念。[33] 事实上, 在国际政治中, 到处都可以看到利用框定效应的情形。例如, 2001年1月在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 就职前, 为了降低公众对其执政期间的经济表现的期望值, 布什声称, 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经济状况就已经开始严重恶化了。其潜在的意思就是, 对经济状况及政治领导人的评价不应该根据绝对的经济状况,而是要以相对状况为依据。[34] 同样, 国家之间常常试图操纵对方的参考点,这一行为称之为“战略性框定”。特别严重的是, 在国际关系中, 政治领袖常常依靠政治操纵的手腕, 利用各种信息和言辞引诱决策者(盟友、对手、公众、媒体、国民、选民和第三方) 接受某个特定的框架。[35] 例如, 里根将苏联称作为“邪恶帝国”, 布什将萨达姆称之为“希特勒”。这种框架限定了美国民众的思考, 也为领导人顺利推行对抗式的对外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事实表明, 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无法摆脱这种框定效应的影响。

从政治角度来看, 框定是一种政治操纵手段, 目的是影响框定对象的态度和行为。它通过强调信息的某一方面, 框定对象看待某一议题的着眼点,进而操纵其决策的选择范围。[36]前景理论的研究表明, 巧妙细致的框定方式能够导致公众的偏好反转以及风险倾向的变化。[37] 肯德尔·菲利普斯(Kendall R. Phillips) 将框定效应推广到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中, 关注的是历史记忆如何成为了集体记忆, 考察了政治与社会权力在塑造集体记忆中的作用。[38]而卡伦·卡拉汉(Karen Callaghan) 和弗朗克·施内尔( Frauke Schnell) 的著作则研究了政治家和媒体是如何报道政治问题的, 以及这种表述方式如何影响了民意。[39] 威廉·加姆森(William A. Gamson) 的研究着重于框定与媒体影响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可以把媒体话语看作是一个能够赋予某个议题意义的集合, 具有其内在的结构。这种结构具有核心的组织思想, 能够框定对相关事件的理解, 并且暗示了该议题的性质。[40] 威廉·贝彻(William A. Boettcher) 研究了影响美国民众支持或者反对人道主义干预的六个因素———对外政策的框定、政策框定的来源(官方或者非官方) 、人道主义危机的类型、危机发生的地点和被危害人民的民族. 种族. 宗教、美国人伤亡与国外被救人员伤亡之间的比率、零伤亡率地进行成功干预的概率。研究结果表明,框定效应能够导致决策上的风险规避倾向, 也能够导致风险接受的行为, 关键取决于具体的状况。[41]

亚历克斯·明茨和史蒂文·雷德讨论了影响框定效应能否起作用的几个条件。首先, 框定对象、议题不同, 则采用的战略战术就要有所不同。很多情况下, 对手会采取反框定的努力。国家领导人对某个议题的框定成败, 常常取决于媒体是支持还是反对; 其次, 框定效应能否起作用还取决于试图框定他者的行为者或机构所拥有的资源量; 第三, 其他许多因素也影响到框定的成败。例如, 尼赫迈亚·盖万(Nehemia Geva) 等人的研究发现, 当把“无所作为” ( do nothing) 的政策选择框定为损失时, 则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更能够获得公众对其使用武力的支持, 而不民主的国家却容易受到限制。[42]

三、前景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一) 国际危机

前景理论认为, 人们在国际危机中对获益和损失的态度并不一样。领导人特别容易在遭受损失之后耿耿于怀, 难以接受损失的事实。可是对于获益方来说, 却能够很快接受收益, 觉得获益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一原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历史上的争议问题(特别是领土争议) 会持续地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敏感因素。例如, 1973年埃及总统萨达特之所以决定对以色列发动战争, 就是由于还没有接受7年前西奈半岛损失的事实, 加上以色列的威慑威胁, 迫使其进一步进入损失的框架内。[43] 韦尔奇借用前景理论研究了追求公平正义的动机与战争爆发之间的关系。[44] 由于公平的感觉, 即权利与收益之间的主观感觉, 促使人们将一些问题看作是正义或者非正义的。非正义的感觉使领导人处于损失的框架内, 因而增强了其冒险的决心, 采取战争行为的可能性随之增大。[45]例如, 普法战争中, FaGuo被迫将阿尔萨斯让给了德国。对此FaGuo一直难以接受, 认为这是非正义的。可是德国人却恰恰相反,心安理得地占有了阿尔萨斯。这种非正义感导致了长达几十年的德法矛盾和数次欧洲战争。同时, 这种非正义的感觉也导致领导人在信息处理过程中更容易产生偏见和误解。

前景理论有助于辨识国际危机中哪些环境条件可能促使冲突各方采取风险规避或者风险接受的行为。当领导人尚未接受最近的损失, 或是认为小概率结果必然会发生时, 他们就更倾向于采取风险接受的行为。另一方面, 当领导人处于收益框架内时, 高估失败的概率或低估成功的概率都可能导致其采取风险规避的行为。[46] 此外, 前景理论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国际危机背离了理性解释, 而出现非理性的恶性循环。[47] 历史事实一再表明, 很多危机发生后, 原本要遏制危机升级的威慑战略, 却往往造成相反结果。这是因为决策中的损失厌恶增强了决策者的风险意愿, 再加上情绪的因素, 结果导致危机不断升级。而在化解国际危机的谈判中, 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 领导人趋向于将本方的妥协看作是一种损失, 而将对方的妥协看作是一种收益。结果领导人大都倾向于过高估计自己的让步, 同时又贬低对手的妥协行为。这种动力的存在导致危机谈判异常难以达成协议。[48]

前景理论还能解释国际危机中国家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条件。维克托·查(Victor D. Cha) 依据前景理论, 分析了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朝鲜政策。[49] 他认为, 前景理论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原因,即如果一国认为当前的情势是处于“受益”状态, 即便其认为可能会遭受敌对国的攻击, 通常情况下也不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相反, 如果一国将当前的情势框定为损失, 并且感知到了潜在的可能攻击, 那么它就非常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50] 依据这一原理, 维克托·查认为冷战结束至今朝鲜认为自己处于损失状态, 因此美国应该接触朝鲜, 以减弱朝鲜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动机, 同时保持对朝鲜一定的遏制。前景理论同样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国家会长期陷于冲突之中。其原因在于,冲突中的沉没成本影响着领导人后来的决策。对于身陷冲突的国家来说, 如果不进一步采取行动, 那么沉没成本就容易被看作是确定的损失。为了挽回沉没成本的损失, 领导人常常会继续将冲突升级。[51] 对于危机的化解, 前景理论提供的指导是, 如果第三方能够使冲突各方重新框定争议议题, 操纵冲突双方的决策参考点, 那么就可以使其发生偏好反转。

(二) 国际谈判

在国际谈判中, 一方做出让步的前提是对方的让步。但是, 由于双方存在的现状偏好, 各方总是趋向于认为自己做出的让步更大。因而, 容易陷入谈判僵局。同样, 谈判中国家对收益和损失的敏感度并不同。具体而言, 商谈收益份额时双方相对不敏感, 而谈判共同承担损失份额上则更加敏感。[52]根据前景理论, 迈克尔·坎内(Michael D. Kanner) 证明, 改变对手对未来的信心以及降低行为效用预期可以提高谈判效率。[53]

前景理论对国际谈判的另一个启示就是要采取渐进策略, 也就是把一次大的行动分解为若干阶段采用小步骤予以实施。一次性大规模行动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而小规模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许多。谢林提出这个思想的时候, 博弈论还没有发展出合适的分析工具对之加以证明, 后来直到2002年才由他人证明。[54] 前景能够对此做出解释, 其原理是损失厌恶使人们对损失非常敏感。采取小步骤的方式可以使对手逐步接受小损失, 逐步提高决策的参考点, 而大规模行动则更可能给对手造成难以接受的损失。

此外, 前景理论还告诉我们国际谈判要坚持平等、互惠的原则。实验博弈论中著名的“最后通牒游戏”[55] 就证明了追求平等、公平对于国际谈判的重要性。前景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在该游戏中人们不会接受净收益, 而坚持追求公平的分配。这是因为不正义的感觉使人们认为自己处于损失的框架内。

(三) 威慑理论

所谓威慑“就是让对手相信, 他为采取某种行动而付出的代价所冒的风险会大于收益。”格伦·斯奈德( Glen Snyder) 认为威慑就是“胡萝卜加大棒”, 即“一方含蓄或明确地以制裁相威胁, 或是许诺报偿, 以阻止另一方做某事”。[56] 根据研究方法上的区别, 威慑研究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 分别是理性威慑理论、心理分析理论和个案分析理论。其中, 理性威慑理论长期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对于理性威慑而言, 威慑成功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1) 拥有一支可靠的报复性力量; (2) 威慑必须具有可信性; (3) 威慑的对象国必须是理性的。理性威慑理论认为, 随着威慑对象不服从代价的提高, 服从的可能性就会随之增加。[57] 对此, 以罗伯特·杰维斯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学派批评到, 理性威慑理论有关理性行为体的假定忽视了决策者的情感与认知, 因而存在着严重错误。[58]

根据前景理论的研究结论, 决策者对现状的满意程度是决定威慑成败的关键。杰弗里·贝雷吉基安( Jeffrey D. Berejikian) 的研究表明, 当两国都处于收益框架时, 威慑更容易成功。如果两国或是其中一国处于损失框架内时, 则威慑难以成功。这是因为, 对于处于收益框架内的国家来说, 即使遭受损失的概率很小, 它们也不会冒险改变现状。这就意味着, 如果被威慑国处于收益框架内, 较弱的威慑威胁也足以对其产生威慑效力。相反, 如果被威慑国家处于损失框架内, 它们更愿意冒险采取背叛策略, 因而威慑很难实现。[59]

前景理论也为“威逼”和“威慑”之间的区别做出了新的解释。20世纪60年代, 托马斯·谢林( Thomas Schelling) 创造了“威逼”一词, 将“威逼”和“威慑”两种行为明确区分开来。他认为, 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阻止其行动的措施是威慑, 在对方已经采取行动后逼迫其停止和消除行动的措施是威逼; 威慑的目的是使敌方不做某事, 而威逼的目的是使对方去做某事。[60] 根据预期效用理论, 只要强制者发出的要求使对手认识到背叛所付出的代价高于合作的收益, 那么对手就会服从, 威逼和威慑之间不存在区别。但是, 谢林及后来的研究者都认为, 威慑总是比威逼来的容易, 他们将原因归结为: (1) 照着对手威逼的要求去采取某种行动, 就意味着更加明确地承认了自己实力上的虚弱, 以及抵抗意志上的缺乏; (2) 如果服从了对手威逼的要求, 那么就有理由担心以后会招致对手提出更多、更苛刻的要求。[61]

前景理论对此做出了新的解释。该理论认为, 威逼和威慑对象决策时的参考点并不一致, 这使得其风险倾向存在着差别。在威慑情形中, 被威慑者面临两种选择: 接受威慑的要求(也就是保持现状) 或冒险(这样可能导致收益或损失, 关键取决于强制者的反应) 。在这种选择下, 只要强制者发出的威胁是可信的, 威慑对象就是风险规避的, 更愿意获得确定的收益。相反,在威逼情形中, 被强制的对象国没有任何收益可言。其面对的决策是选择何种损失: 服从强制国的要求(这样所导致的损失是确定的) 或者是冒险背叛(这样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 也可能避免损失, 关键取决于强制国的反应) 。在这种选择下, 被强制的对象国是风险接受的, 更愿意承受不确定的损失。[62]因此, 前景理论认为, 在威慑和威逼的情形中, 如果其他条件相同, 那么被强制对象更可能在威慑中选择服从, 而在威逼中选择冒险背叛。

根据前景理论, 小詹姆士·戴维斯( James W. Davis, Jr.) 建构了一套关于影响力的理论模型, 以帮助决策者恰当地使用不同手段来影响对手的行动。他认为, 威慑理论以及传统的权力理论总是将分析集中在“使用威胁的手段来引导对手采取对己有利的行动”, 忽视了允诺也是影响力的重要来源。为了更好地影响对手, 需要根据对手的行动动机采取不同的方式。如果对手挑战现状的动机是担心战略脆弱性及未来损失, 那么应该使用保证及承诺给予回报的方式来发挥影响。如果对手挑战现状的动机是基于合理的成本与风险算计, 追求感知到的收益, 那么威胁则是发挥影响力的恰当方式。[63]

(四) 国际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 国际合作产生的必要条件是行为体(国家) 认为合作所带来的未来的净收益大于不合作的收益。前景理论则提出, 决策者对于现状的评估(亦即决策框定) 也会影响到国家是否采取合作政策。[64] 也就是说, 未来收益的前景并不是国际合作产生的必要条件。当国家处于收益框架内时, 它们是风险规避的, 不一定愿意承担风险去追求更高的预期收益;当国家处于损失框架内时, 它们是风险接受的, 只要其预期合作有可能使其减少损失, 国家都可能把握合作的机会。可以看出, 前景理论认为, 国家的决策框架是影响国际合作的关键因素。[67] 斯坦和保利合编的文集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证。[66]其中, 马斯坦多诺(Mastanduno) 使用前景理论的损失厌恶解释了美国和日本采取冒险的经济合作战略的原因, 斯帕( Spar) 也注意到,“强烈的损失厌恶动机”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日会在研发战斗机上进行合作。[]玛丽亚·法尼思(Maria Fanis) 则用前景理论解释了1973—1975年智利四个经济集团之间成功达成合作的原因, 即它们发现自己处于损失状态, 希望通过经济合作能够弥补损失。[68]

在国际制度的维持上, 前景理论也提出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 很多无效或者低效的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是由于创设制度的成本高于维持制度的成本。[69] 前景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 认为人们之所以维持着低效的国际制度, 不是由于制度创设的成本, 而是源于人们决策中的现状偏见。只要人们把现行制度的运行状况框定为获益状态, 那么就会偏好确定的收益, 而不愿意对制度进行改革或者是推翻原有的制度, 因为推翻或变革原有制度的收益是不确定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围绕国际合作中的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等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尽管这一争论很有学理意义, 可是最终双方却疲于对话, 分别坚守着自己的观点, 退回到自己的研究纲领中去, 导致这一争论没能取得更加丰富的学术成果。[70] 究其原因则在于双方的理论假定都是理性选择。前景理论超越了这一争论, 解释了在什么情况下国家会放弃利益最大化。根据前景理论的研究, 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国家更加偏好相对收益: (1) 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 国家正处于衰弱状态并且认为衰弱将成为未来的长期趋势; ( 2) 国家将遭受绝对损失。同样, 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国家更加偏好绝对收益: (1) 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国家正处于收益框架内; (2) 当国家能够获得绝对收益。[71]

(五) 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前景理论中的现状偏见可以用于解释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杰维斯认为,厌恶损失和禀赋效应有助于政治与社会稳定。当许多国家都安于现状, 而不会为了获益而争取采取冒险行动时, 就能够提高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例如,冷战期间, 美苏双方通常都会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虽然偶尔会采取某些行动试图改变, 但是双方都没有坚决执行这些政策。[72]这就是冷战和平的原因所在。乔纳森·默瑟( Jonathan Mercer) 也注意到, 国家的风险规避能够解释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73] 利维认为, 如果所有国家都将参考点确定为现状,并且现状总体上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可接受的话, 那么损失厌恶和现状偏见将使国家在试图改变国际地位时变得格外谨慎。结果, 挑战国际现状的挑战者就更少, 现状偏见将进一步加强国际政治的稳定。[74] 但是, 如果行为体的参考点都高于现状, 那么就更可能导致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总之, 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否关键在于绝大多数国家的参考点是否是现状。

前景理论还可以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提供新的解释。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国际无政府体系下, 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生存, 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在无政府的世界中最高目标是权力。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 批评华尔兹的理论错误地将所有国家的首要关切之事归结为安全, 认为他的理论存在具有独特的现状偏见, [75] 主张“把修正主义国家带回到研究中来”。[76] 因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将国家维持现状的偏好归结到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托利弗认为, 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著作并没有对国家所谓的现状偏好及其根源进行充分的探讨。[77] 这种现状偏好不是源于国际体系本身的无政府性, 而是源于领导人对国际环境, 以及有关相对实力地位各种信息的处理方式上。国家的现状偏好源于损失厌恶和禀赋效应, 而非国际无政府体系。

四、前景理论的优势与不足

前景理论已经广泛应用到国际关系研究的各种领域中, 为走出国际关系的理性主义思考方式提供了替代性选择, 其优势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前景理论能够提供更为真实的描述。当前, 社会科学理论愈加关注理论能否描述真实的人类行为。例如, 新近出现的演化博弈论、实验博弈论和行为博弈论都追求理论模型的描述能够接近真实的人类行为。前景理论是建立在大量实验结果的基础上的描述性理论, 其对人类行为的描述更加接近真实情况。比如, 前景理论发现, 行为体追求的既不是权力最大化, 也不是利益最大化, 而是幸福感, 是心理上的满足。

其次, 前景理论既强调了行为体的能动性, 又高度重视结构的重要影响。虽然前景理论是以个体决策者作为分析起点, 但十分注重政治环境对于行为体决策的重要影响。[78] 这就与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后者要么只强调结构的决定性作用, 要么只关注能动者的能动性。此外, 前景理论高度重视环境因素, 使其可以把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所忽视的历史因素(如沉没成本) 、规范因素(如正义) 、偶发事件等等融入到理论分析中, 因而使前景理论成为动态的理论, 能够解释国家行为的变化。


最后, 前景理论可以与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相结合。前景理论可以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相结合, 为主流理论的观点提供新的解释, 为它们之间的争论提供新的答案。例如, 权力转移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无法判断崛起国是否对现状满意, 也无法依据理论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对现状满意, 可是另一些国家却不满意。[79 根据前景理论, 我们可以知道, 现状满意国是因为它们处于收益框架内, 损失厌恶和禀赋效应促使其具有维持现状的偏好。而不满现状的国家是由于它们正处于损失框架内。同样的, 戴尔·库普兰(Dale C1 Copeland) 的动态差异理论[]结合前景理论后可以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因为处于衰弱状态中的主导性军事大国更倾向于将现状框定为损失。此外, 不少学者开始抛弃预期效用理论对风险倾向的假定, 转而将前景理论对风险倾向的研究结合到博弈论中去。前景理论还可以与社会学上的框架分析理论相结合。[80]

尽管前景理论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其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 引起不少学者的质疑。归纳起来, 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前景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之间的关系。在前景理论中, 偏好的变化源于框架的变化。而在预期效用理论中, 偏好的变化则是由于对主观效用和概率的估计发生了变化, 决策过程并不会受到人们如何框定事件的影响。[81]正是这一点使得前景理论和预期效用理论(或者理性选择理论) 之间难以调和。但是, 我们也应该看到, 前景理论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反对理性选择理论。在前景理论的模型中, 如果确定了决策框架, 那么随后对于价值和决策选项的评估则是理性的选择。麦克德莫特认为, 情绪研究可以在决策的心理学模型和理性选择模型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82]

第二, 决策中的参考点如何选择? 判断决策过程中的参考点是前景理论的核心问题。乔纳森·默瑟综合了目前的研究成果, 发现决策者可能( 1)以现状作为参考点; (2) 以期望水平做参考点; (3) 依靠启发法作为决策参考; (4) 依靠类比作为决策参考; (5) 依靠情绪作为决策参考; [79] 事实上,缺乏框定理论是前景理论最大的缺陷, 其理论未来的发展潜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框定过程的研究。

第三, 解释个体决策的前景理论能否应用到集体决策和集体行为中去?尽管利维认为, 如果假定国家是单一行为体, 那么前景理论就完全可以对国家决策做出很好的解释。[83] 但是, 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前景理论应用到团体决策、官僚政治中时应该格外注意。原因是团体决策中存在的“选择转移”问题, 即团体决策总是更容易走向极端化(也称之为集团极化) , 或者更加冒险, 或者更加谨慎。尽管部分研究证明, 前景理论和集团极化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显, 但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加以证实。[84]

第四, 前景理论能否应用到战略互动的研究中? 在这方面, 前景理论远远落后于理性选择理论, 因为后者拥有博弈论作为研究战略互动的工具。尽管在前景理论基础上发展了行为博弈理论, 但是目前这一理论还不够系统、成熟。


注释：

[1] 1993年斯坦( J. G. Stein) 和保利(L. W. Pauly) 将这一期结集出版。参见J. G. Stein and LW Pauly eds, Choosing to Cooperation: How States Avoid Loss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 1993) 。

[2] 1994年法纳姆(Barbara Farnham) 将这一期结集出版。参见Barbara Farnham eds1, Avoiding Losses /Taking Risks: Prospec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 该特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上讨论了能否将前景理论应用到国际关系研究; 第二部分运用前景理论分析具体的案例, 包括卡特总统在伊朗门事件中的决策、罗斯福总统在慕尼黑危机中的决策以及1966 - 1967年苏联对叙利亚的外交决策。这一特刊大大地促进了前景理论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安全研究人员中的影响。

[3] 庄锦英: 《决策心理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第6—8页。

[4] 庄锦英: 《决策心理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第17—18页。

[5] 饶育蕾、刘达峰: 《行为金融学》,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49—50页。

[6] 第四个假定可消性基本上被大多数研究者摈弃了。也可参见Rose Mcdermott , Risk-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ospect The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 , pp.15 – 17。
[7] 庄锦英: 《决策心理学》, 第18页。

[8] 斯科特·普劳斯: 《决策与判断》(施俊琦、王星译, 彭凯平校) ,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 第82页。

[9] Jack Levy, “Prospect Theory , Rational Choice ,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Vol1 41 , No1 1, 1997 , p.87.

[10] 王缉思、徐辉: 《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 载于张沱生、史文主编: 《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第32页。

[11] 李心丹: 《行为金融学: 理论及中国的证据》, 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第78页。

[12] Jack Levy, “Loss Aversion, Framing, and Bargaining: The Im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for Inter2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 17, No1 2, 1996, p. 1821

[13] 饶育蕾、刘达锋: 《行为金融学》, 第104页。

[14] 李心丹: 《行为金融学》, 第78—79页。

[15] 实际上, 前景理论归属于心理学的决策模式。关于政治心理学在外交决策中的研究情况, 可参见Jack Levy,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in David O1 Sears et al1, eds1,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p. 253 – 284.

[16] Mark L1 Haas, “Prospect Theory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 45, No1 2, 2001, p. 2411KurtWeyland, “Risk Taking in America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Lessons from Prospect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 40, No1 2, 1996, pp. 185 – 207.

[17] 参见JeffreyW1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8] 其理论假定包括以下四点: (1) 国际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相对实力的分布和权力趋势限定了国际结果和国家对外政策选择的大范围; (2) 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 国际体系才会引发冲突和侵略;(3) 体系压力和国家领导人对外政策选择之间存在复杂、间接的联系; ( 4) 人类处理新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参见JeffreyW1 Taliaferro, B alancing R isk, pp. 17 - 18。

[19] 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pp. 170 – 171.
[20] Rose Mcdermott, Risk-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ospect The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

[21] Barbara Rearder Farnbam, Roosevelt and the Munich Crisi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 pp. 120 – 125.

[22] PaulA1 Kowert and Margaret G. Hermann, “Who Takes Risks? Daring and Caution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1 41, No1 5, 1997, p. 6251

[23] Ibid1, pp. 631 – 632.

[24] Charles F1 Hermann, “Changing Course: When Government Choose to Redirec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 34, No1 1, 1990, p. 5..

[25] Ibid1, p. 8.

[26] Jack S1 Levy,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 International Oranization, Vol1 48, No12, 1994, pp. 279 – 312.

[27] David A. Welch, Painful Choice: A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pp. 45 – 46.

[28] David A. Welch, Painful Choice: A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p. 46.

[29] 饶育蕾、刘达锋: 《行为金融学》, 第200页。事实上, 对外政策的框定效应主要研究的是政
[30] 治议题的陈述如何影响到政策的选择。从某种意义来说, 框定效应就是政治议题的陈述。可参见Donald A. Sylvan and James F. Voss, eds1, Problem Presenta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31] 李心丹: 《行为金融学》, 第87页。

[32] Alex Mintz, Steven B. Redd, “Framing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ynthese, Vol1 135, No2, 2003, p. 1931

[33] Jack S1 Levy, “Ap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to Political Science, ”p. 2241

[34] Alex Mintz and Steven B. Redd, “Framing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94.

[35] Ibid1 , pp. 194 – 1961

[36] William A. Boettcher Ⅲ, “Military Intervention Decision Regarding Humanitarian Crises: Framing Induced Risk Behavio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1 48, No1 3, 2004, p. 334.

[37] Kendall R1Phillip s, ed1, Fram ing PublicMemory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Alabama Press, 2004) .

[38] Karen Callaghan and Frauke Schnell, eds1, Fram ing Am erican Politics (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5).

[39] William A1 Gamson,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 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 roach, ”Am 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 95, No1 1, 1989, pp. 1 - 37, quoted from AlexMintz and Steven B1 Redd , “Framing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97.

[40] William A1 Boettcher Ⅲ, “Military Intervention Decision Regarding Humanitarian Crises, ”p. 349.

[41] AlexMintz and Steven B1 Redd, “Framing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09.

[42] Janice Gross Stein, “Psychological Exp lana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Walter Carlsnaes et al1,eds1,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2) , p. 296.
[43] David A1Welch, Justice and the Genesis of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44] David A1Welch, Justice and the Genesis of War1, p. 251Janice Gross Stein, “Psychological Exp lana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 296.

[45] William Zartman and Guy Olivier Faure, eds1, Escalation and N egoti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46] Janice Gross Stein, “Psychological Exp lana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297.

[47] VictorD1 Cha, “Hawk Engagement and Preventive Defens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 27, No1 1, 2002, pp. 40 – 78.

[48] Ibid1, pp. 57 – 58.

[49] JeffreyW1 Taliaferro, B alancing R isks

[50] Jack Levy, “LossAversion, Framing, and Bargaining, ”pp. 179 – 195.

[51] MichaelD1 Kanner, “Framing and the Role of the Second Actor: An App lication of Prospect Theory to Bargain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 25, No1 2, 2004, pp. 213 – 239.

[52] 陈宏: 《博弈论与战略互动》, 《外交评论》2007年第2期。

[53] 该游戏具体情节如下: 假设你正在酒吧里, 身边坐着一位陌生人。这时候另外一个人走进来, 交给这个陌生人100美元, 并且告诉你们两人, 如果你们同意分配这100美元, 那么两人都能得到想要的数额。具体规则如下: 陌生人必须先给你0～100美元之间任何数额的钱, 你不允许讨价还价, 要么接受, 要么拒绝。如果你接受了陌生人给的数额, 这100美元就按你同意的数目进行瓜分。如果你拒绝了, 你们两人都拿不到任何钱。在第一轮的游戏之后, 陌生人将再拿到100美元继续这个游戏。现在假设陌生人给你2美元, 你是拒绝还是接受呢? 实验表明, 几乎所有人拒绝这种分法。事实上, 一些人一直拒绝接受总数额25% - 30%的分钱方式。参见理查德·谢尔: 《谈出你的优势: 理性人的谈判策略》(林民旺、李翠英译) ,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第77—78页。

[54]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第371页。

[55] 钱春泰: 《美国与强制外交理论》, 《美国研究》2006年第3期, 第58页。

[56] 关于这方面的总结, 还可参见Jack S1 Levy, “When Do Deterrent ThreatsWork, ”B 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18, No1 4, 1988, pp. 485 - 512; Robert Jervis, “Rational Deterrence: Theory and Evidence, ”World Poli2tics, Vol1 41, No1 2, 1989, pp. 183 – 207.

[57] Robert Jervis et al1,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 1985) , p. viii.

[58] Jeffrey D1 Berejikian, “A Cognitive Theory ofDeterr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1 39, No2, 2002, p. 173.

[59] 钱春泰: 《美国与强制外交理论》, 第50页。

[60] Gary Schaub J r1, “Deterrence, Compellence, and the Prospect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5, No1 3, 2004, p. 395; Thomas Schelling, A rm 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 pp. 73 – 82.

[61] Ibid1, p. 401.

[62] JamesW1 Davis J r, Threats and Prom ises: 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Maryland: The Johns Hop skinsUniversity Press, 2000) .

[63] Jeffrey D1 Berejik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der R isk: Fram ing Safe Choi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 p. 51.

[64] Jeffrey D1 Berejik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der R isk, p. 651Ibid1, p. 401.

[65] Stein and Pauly eds1, Choosing to Cooperate: How S tates Avoid Los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3) .

[66] JonathanMercer, “Prospect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8, 2005, p. 12.

[67] Maria Fanis, “Collective ActionMeets Prospect Theory: An App lication to Coalition Building in Chile 1973—1975,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 25, No1 3, 2004, pp. 363 – 388.

[68] 罗伯特· 基欧汉: 《霸权之后》(苏长和等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Andreas Hasenclever et al1,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69] Jeffrey D1 Berejik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der R isk, p. 66.Jeffrey D1 Berejik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der R isk1, pp. 71 – 72.

[70] Robert Jervis, “The Imp 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for Human Nature and Valu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 25, No1 2, 20041 p.169.

[71] JonathanMercer, “Prospect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p. 21

[72] Manus I1Midlarsky ed1, Handbook ofWar S tudies II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2000) , p. 202.

[73] Randall Schweller , Deadly Im 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 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p. 21.

[74] Randall L1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19, No1 1, 1994, pp. 72 - 1071 转引自刘丰: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

[75] JeffreyW1 Taliaferro, B alancing R isks, p. 5.

[76] RoseMcDermott, “Prospect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p. 2901Douglas Lemke, Regions of War and Pea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 pp. 31 – 33.

[77] Dale C1 Copeland, TheO rigins ofMajorWar (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University Press, 2000) .

[78]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第209—216页。

[79] Jack Levy, “App 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to Political Science, ”Synthese, Vol1 135, No1 2,2003, pp. 217 – 218.

[80]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Rose Mcdermott, “Crossing No Man’s Land: Cooperation from the Trench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 25, No1 2, 2004, pp. 271 – 287.

[81] 关于情绪在国际合作中的研究,可参见Richard Ned Lebow, “Reason, Emotion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1 42, 2005, pp.283 – 313. 另外还可参见乔纳森·默瑟: 《人性与第一意向: 国际政治中的情绪》,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年第12期; 尹继武: 《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 2007年。

[82] JonathanMercer, “Prospect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pp. 1 – 11.

[83] Jack Levy,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02.

[84] William A1 Boettcher Ⅲ, “The Prospect for Prospect Theory, ”pp. 331 – 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