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和平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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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　　成

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二○○五年第二期

　　提　要　和平研究起源于欧洲与北美国家。本文总结了和平研究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介绍了主要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机构,归纳了和平研究的特点,指出了和平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困境。

　　关键词　和平　冲突　西欧　北美

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 又称和平与冲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其主要观点是:冲突与和平是极其复杂和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中的很多方面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到,也不存在一个简单划一的方式可以解决冲突。如何对冲突与和平进行开拓性的研究,从而实现一个更加公正与和平的世界,是和平研究追求的目标,其研究的重点是如何用和平方式实现和平。

一、研究历史

西欧国家的和平研究发端于19 世纪末,北美则稍早,开始于美国内战后期。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平研究基本停留在学者讲座和学生兴趣小组的层面上,除了反战俱乐部外,大学还没有成立和平研究机构。1948 年,在“兄弟会”的资助下,美国曼彻斯特学院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和平研究机构。1959 年,挪威奥斯陆成立了国际和平研究所(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由和平研究之父、著名学者约翰•加尔通(JohanGaltung) 担任所长,同时创办了世界第一本和平研究期刊《和平研究杂志》( Journal of PeaceResearch) 。

早期的和平与冲突研究主要关注武器竞赛、核裁军和战争问题,其研究的目的就是防止战争,武器控制与管理和战争防御是最传统的和平研究领域。1942 年,Q. 赖特(Quincy Wright) 最早采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将战争问题从其他社会问题中分离出来并进行了系统性研究。1960年,L. F. 理查森(Lewis F. Richardson) 则采用数学模型方法,预测战争各方武器竞赛的终止日期。1979 年,D. 辛格(David Singer) 对有关战争的数据进行了全面的收集与分析。

和平研究在冷战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如何防止核战争和大国之间的冲突是冷战时期的主要研究课题。作为一种回应,这一时期的和平研究试图找到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以此应对可能增加彼此怀疑和敌意的超级大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国际冲突和核毁灭问题上。冲突的分析与转化是和平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20 世纪60 年代, A. 拉帕波特( AnatolRapaport) 及其助手提出的理论性分析虽然存在缺陷,但其对冲突各方相互作用过程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80 年代初, C. 米切尔(Christopher Mitchell ) 和L. 克里斯伯格(LouisKriesberg) 提出了防止冲突升级和冲突化解的原动力概念。1987 年,J . W. 伯顿(John W. Burton) 将商业管理和其他领域内的交易理论( bargainingtheories) 运用到和平研究中。格鲁姆(A. J . R.Groom) 在1990 年指出,冲突行为并不是人类的固有天性,而是对所处社会环境感知的一种回应,即使在严重冲突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着共同的利益。1969 年,加尔通提出了结构性暴力的概念,将暴力和贫穷归因于压制性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他认为和平包括直接和平、结构和平与文化和平三个方面,将和平定义为“采用非暴力方式创造性地实现冲突的转变”。1974 年,人权问题成为和平研究的主要领域,国家的持续发展作为提高许多贫穷国家人民生活条件的一种新战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

国际体系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对国家间的不平等负有责任。1974 年,D. 森哈斯(D. Senhaas)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认为富人对穷人的剥削源自一种结构性的制度原因。尽管非殖民化在战后呈蓬勃发展态势,但那些原殖民地国家依然受到剥削,其本土文化仍被不断侵蚀。

1989 年,B. 布罗克- 乌特勒(B. Brock2Utre) 通过对妇女遭受暴力问题的研究,将结构性暴力概念延伸到有关妇女遭受的歧视和不平等上来。在此之前,E. 博尔丁(E.Boulding) 从父权制角度研究了人类不平等的权力关系。1991 年,L. 西格尔(Lynne Segal) 对当代女权运动进行了思考,对女性在未来和平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寄予厚望。许多学者认为,在现代男性主导的价值体系内,文化暴力在不同社会层面上都有所体现。一些女性和平研究者明确指出,战争的起源来自于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

地球环境恶化对人类的伤害越来越引起和平研究者的关注。1994 年,K. 孔卡(K. Conca) 指出,生态灭绝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而生态环境系统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人类是惟一破坏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支持系统的罪魁祸首。冷战结束后,国家内部冲突日益突出,如前苏联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因此,和平研究的重点也从国际政策转移到国家内部问题上来。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部落、派系、身份认同等成为和平研究关心的主题。

总之,传统的和平与冲突研究重点关注条约缔结、联盟体系、威胁理论、霸权国家间战争,主要涉及集体安全、外交、谈判、战略管理、军备控制等问题;新的和平研究的主题则注重研究个人与国家内部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强调个人、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二、主要概念

1直接暴力(direct violence)

直接暴力是最明显也是人们最熟悉的一种暴力形式。它一般在较短时间内发生,并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伤害。因此,直接暴力是指那些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伤害、痛苦和破坏的战争或冲突,也包括通过语言侮辱和心理虐待而直接引发的伤害行为。

2 结构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

结构暴力是指贫穷、疾病、压制性体制和社会歧视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它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上的不公正现象。与直接暴力相比,结构暴力是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暴力,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消除。

3 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

文化暴力是其他暴力形式的源泉。文化暴力通过宗教、意识形态、艺术、文学等载体,产生了社会中的憎恨、恐惧和猜疑。宗教将人群分成不同的种类,因宗教信仰问题而引发的战争在人类历史和现实中屡见不鲜。激进的民族主义也可以导致战争。有些结构性暴力是建立在性别和种族的文化标准之上的。在父权制思想影响下,女性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人们还因为阶级或职业不同而被划分为不同阶层,有些人被认为更有价值,有些人则被看成非重要群体。与结构暴力相比,文化暴力在表面上更不易察觉,消除其影响也更加困难。


4 消极和平(negative peace)

消极和平是指消除了战争和暴力冲突之后的和平类型,它建立在直接暴力不在场的基础之上。坚持消极和平观点的学者认为,应该通过谈判和调节而不是武力手段来解决争端,主张依靠国际性协议和组织(如联合国) 来保证集体性安全。因此,有关消极和平的研究更关注现实或短期内的安全问题。事实上,集体性安全强调的稳定和秩序往往需要强权的保证,所以消极和平可以容忍结构性暴力。

5 积极和平(positive peace)

积极和平概念建立在对广泛社会条件的理解之上。主张积极和平思想的学者认为,公正和平等是和平的根本因素,不消除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即不消除结构暴力,和平就不可能实现。积极和平研究关注建立在阶级、伦理道德、部落、年龄、宗教、种族和性别等基础上的各种形式的歧视,认为消除歧视是实现积极和平的前提条件,它追求的是未来的、持久的、全面的和真正的和平。

6 非暴力(nonviolence)

非暴力是指这样一种思想,即使用非暴力手段获得和平,通过爱和忍受苦难来感化对手,认为目的和手段必须一致,人们应该采取合法的斗争手段,应该反对不合理的制度而不是具体的人。

7 和解(reconciliation)

和解是实现和平的一个进程,它建立在深层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并试图创立一种尊重人类差异性和人权的和平文化。和平、真相、正义和宽恕是和解的核心要素,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和解的关键。冲突的结束或停战协议的签订不是和平任务的结束,而是和平与和解进程的开始。

三、主要特点

1 跨学科和平研究涉及范围广泛,许多西方大学在政治学、国际关系、战略研究、社会学、发展研究、心理学、历史学和宗教学等学科中开设了和平研究课程,有的大学设有专门的和平研究系,开设的课程范围很广,涉及到上述诸多学科的有关内容。在对人性、决策、冲突分析、裁军以及采取非暴力方式完成冲突转化等问题的研究上,和平研究机构试图打破各个学科之间的限制。和平与冲突研究作为一门专门学科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很难用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单一学科进行解释。和平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它需要从不同的和平立场中发现相互间的联系。

2 理论联系实践

和平研究有着很强的应用性,其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变化。和平研究的目的在于维护和平和防止战争。和平研究的方法不能囿于其他学科的任何特定方法,而应在实践中不断体现出本学科的研究特色。比如,和平研究者也将国际军备控制和核裁军问题作为研究主题,它与国家安全或战争研究的主题存在着相似之处。但它们研究的目的是不同的,和平研究者从中探求的是战争原因和获得和平的条件,而不是赢得战争的军事策略。因此,很多著名的和平研究者长期参加和平组织的活动或和平项目的工作,越来越多的和平研究者将贫穷和疾病等现实问题作为关注的主题。3多纬度的分析层面

和平研究将和平与暴力问题分成4 个分析层面:个人层面、国家层面、国际层面和地球的生态系统层面。

个人层面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对人类本性和政治领袖对战争的影响的研究,认为社会转变的进程源于个人的动机和价值体系,和平意味着人在精神上的宁静,威吓的感觉来自于主观恐惧以及关于暴力的客观标准的缺失。从国家层面而言,由于许多民族国家是多文化国家,由不同的宗教、部落和价值定向的亚文化构成,因此,我们在考察和平文化时,既要研究每个社会组织的文化,也要研究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主导文化。建立在部落、民族主义、种族、语言和宗教上的歧视,与国家内部的冲突有关,而不同的集团为了追求它们的政治利益所展开的竞争也是冲突的缘由。在国际层面上,军事联盟、贸易剩余、政治体系和工业能力通常决定着不同国家的权势。在国际社会中,国际事务决定权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国家间权力分配的程度影响到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性质。和平研究考察国际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个人和团体的福祉,但个人福利又受到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问题的影响,而这些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治理。

四、主要研究机构

　　美国有136 所学院和大学设置了和平研究专业,其中46 %是教会学校,32 %是大型公立学校,21 %是非教会私立学校,1 %是社区学院。15 所院校同时设有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和平研究课程设置的宗旨是,使该专业的学生学会处理各种关系,认识到和平化解冲突的重要性和建立公正和长久和平的条件。课程包括:“美国外交基础”、“非暴力社会变迁”、“世界社区内的人权”、“城市暴力”、“冲突与冲突治理”、“国际冲突与和平努力”、“现代国家的外交政策”和“侵略”等。加拿大的和平研究状况与美国相似。加拿大设有100 多门和平研究课程,大约40 %设在政治学系,10 %～15 %在宗教学、比较宗教和神学系,10 %在历史系,10 %在社会学系,15 %在交叉学科专业,10 %～15 %设在经济系、哲学系、心理学系和教育系。

欧洲的和平研究机构经费充足,教学课程却不多,这与北美的情况正好相反。挪威“国际和平研究所”创始人加尔通最先使用了“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 这个词。该院与奥斯陆大学合作,举办了“国际暑期学校”研究生课程班,每年有来自超过25 个国家的学者在这里进行和平研究的跨文化研讨。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是一个独立自治的机构,政府给予补助,每年拨款超过250 万美元。瑞典有两个欧洲最好的和平研究机构:哥德堡大学的“和平与发展研究院”( Peace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有12 名教师,600 名学生,可以授予学士和博士学位;乌普萨拉大学的“和平与冲突研究系”(Department of Peaceand Conflict Research) 设有本科和博士专业,每年可招收200 多名学生。

英国是欧洲和平研究发展最快的国家,英格兰和北爱尔兰的许多大学都设有和平研究专业。英格兰的布拉德福德大学和平研究系,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专业设置最多的和平研究机构,可以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该系成立于1973年,现有教师19 人,学生300 人。考文垂大学的和平研究也很有特色,每年举办和平月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倡导和平思想。

此外,荷兰莱顿大学的“社会冲突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Conflict) 设有研究生一级的和平研究课程。丹麦的“国际人民学院”( International People’s College) 将“和平与国际理解”作为办学宗旨。奥地利政府主办的欧洲大学和平研究中心( European University Center for PeaceStudies) ,是欧洲发展最快的一个新的和平研究中心。西班牙的斯巴克大学设有冲突心理学的博士点。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大学的“和平教育中心”(Center for Peace Education) ,每年培训人数上万,旨在提高全民的非暴力意识。

五、存在的问题

　　目前,和平研究的核心内容和体系尚待确定,在和平研究课程基础读本的划定上意见还不一致。和平研究需要在制度上得以保证,以满足研究的日常开支。由于作为研究主题的越南战争和核威胁问题已不重要了,许多和平研究课程和专业有消失的危险。由于大学缩编,一些有和平研究博士学位的人,也很难留在大学从事专门的和平研究,很多年轻教师甚至担心,他们讲授的和平研究课程将成为裁减的对象。

由于很多学者习惯于从自身专业的角度观察世界,因而有些研究成果被过多地打上了国际关系、社会学、政治学、神学、哲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烙印。学科的不易辨别是和平研究面临的问题之一,和平研究期待着学者们对传统学科惯性思维方式的反思,以适应社会变革和国家政策的挑战。通过跨学科的整合完善和平研究的学科建设仍然是亟待努力的工作。

在饱受暴力和战争肆虐的20 世纪末,和平研究得到大学和学院广泛认可,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积极的一面是,那些关心后现代社会暴力问题的学生怀有一种理想主义追求,一些饱受创伤之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走出国门攻读和平研究学位或进修和平研究课程,渴望通过学习找到驱除暴力的可供选择的办法。消极的一面是,由于学校办学经费紧张,学校无力成立新的学科,也不能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新教师对是否进入和平研究领域的犹豫不决和老教师的自然减员都造成了和平研究基础的弱化。尽管20 世纪弥漫着大屠杀的血腥,但21 世纪的和平研究边缘化的危险依然存在。

更大的障碍是文化上的,很多人对非暴力的解决冲突的方式几乎一无所知。为了解决国内上升的犯罪率问题,政治家正在修建监狱,增添警察数量,而不是将钱投在和平教育上。处于冷战后思潮中的国家政府,还不能够从防御思维转向关注结构暴力的思路。人们曾经期盼21 世纪不再被暴力和战争所围绕,然而21 世纪刚刚开始,以暴治暴的模式还是被反复运用。因为相信人类暴力始终存在,所以,和平事务常常被贴上“理想主义”的标签,任何谈论建立和平社会的设想都被认为是幼稚可笑的。新闻媒体对报道和平生活没有兴趣,只有暴力才能刺激公众的情绪。新闻报道了暴力事件的主角和反抗者,却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努力用非暴力方法化解冲突的和平使者。　　参考文献:11 Barash ,David P. & Webel , Charles P. (eds. ) ,2002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London , Sage Publications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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