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规范”和“深奥研究”, 才有学科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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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羽中　吴　浩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2期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写道: “有了一种规范, 有了规范所容许的那种更深奥的研究,这是任何一个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1] 如果以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遗憾地认为, 这个学科在中国还远未“达到成熟”。沃尔兹也曾经对习惯于罗列历史和经验而缺乏抽象演绎的“归纳法”学者提出过严厉的批评, 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指出,“多数的国际政治学者还没有遵守‘适当的探究程序’。更糟糕的是, 他们还没能弄清楚他们的适当的探究程序可能是什么。”[2] 这本书虽然最初出版于1979 年, 但是今天看来, 仍然会让我们感觉到入木三分。

怎么样来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规范, 学习和遵守“适当的探究程序”并发展“更深奥的研究”, 这显然是摆在本专业所有的学者和学生面前的最根本的问题。拜读了袁明教授、张小明教授和李巍同学关于如何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组文章(《穿行在理论、历史与现实之间———一个学生与两位老师的电子通信》,《国际政治研究》2005 年第1 期) 之后, 我们感觉很受启发。

正如李巍同学在信中所述,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不再满足于历史和经验事实的罗列, 也不认可单纯的急功近利的对策研究, 而是渴望掌握某种深刻的理论, 进行一种能够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的深入的研究。实际上, 最近二十多年来, 国内学界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 高等院校也纷纷开设有关的课程, 但是, 理论研究的气氛还是不够浓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究其原因, 我们认为, 除了张小明教授在文章中所指出的理论研究比较艰难( “需要魄力和激情,以及持续的努力”) 这个原因之外, 更是由于我们的规范意识太薄弱, 学科的门槛太低, 缺乏对“科学化”的自觉的追求。这种规范意识的形成, 需要学院进行长期的系统的培养, 而袁明教授和张小明教授在信中提出的“系统了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注意对现有理论的消化与吸收”等建议, 则是培养规范意识的办法。


同时, 重视和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意味着对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实践的忽视。毕竟,“理论是灰色的, 生活之树常青”, 单单在书斋里进行逻辑推理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新知识, 任何一种理论, 都并不因其晦涩就可以成为“更深奥的研究”。两位教授在通信中强调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关切———因为只有根源自真实世界的理论, 才可能是“科学的”理论, 而且科学理论也会在历史长河中随着社会的变迁、新现象的出现,不断得到证伪而继续向前发展。

在系统学习国际关系史的基础上, 我们感觉, 需要注重学习中国自己的思想史、外交史和外交实践,系统了解和研习中华文明发展前进的历史脉络和思想源流, 这是我们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准备。过去梁守德教授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 引起了极大的争论, 但假如我们换一个说法———建设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 那么可能很少人会提出异议。只不过, 当我们对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特色和规范还缺乏认识的时候, 当我们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理解越来越浅薄的时候, 要建设有自身特色的学派还只能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袁明教授和张小明教授特别指出要“善于从其他学科吸取养分”, 这一点殊为重要。在公认的学科谱系中, 国际关系学只是政治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 如果只是单单学习国际关系, 而忽视了对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国别政治等其他学科的研习, 那么这样的国际关系研究能达到怎样的深度和广度, 就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当然, 对发展迅速的国际关系学科来说, 最重要的资源已经不再是政治学上的权力学说, 而是已经高度科学化了的经济学。实际上, 我们今天所崇拜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大多都借用经济学的范式, 比如,在罗伯特·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一书中, 沃尔兹就坦诚交待了他写作《国际政治理论》的背景, 他表示, 他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微观经济学中市场理论的影响。[3] 可以说,沃尔兹在学习借鉴其它学科方面最具有开放精神, 他对经济学的热衷为同时代的大多数国际政治学者所不及, 在运用经济学方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时他也最具优势, 所以他能够创立结构现实主义。近年来,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不少本科生都在攻读经济学的第二学位, 只可惜其动因并非是要返回来深化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

除了追求“科学化”之外, 深厚的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是进行“深奥研究”的基本条件。记得2002 年秋冬之际, 学院聘陈乐民先生来给本科生讲“欧洲文明史论”, 我们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陈先生讲的两个观点, 都是针对当下国际问题研究状况的评论。第一他说, 现在做国际问题研究的人, 基本上都跑去搞美国问题, 而其中绝大部分又只对中美关系感兴趣, 但“这是很浅层次的学习”。在他看来, 不了解欧洲的话,很难说你了解这个世界; 而假如不了解美国, 那似乎关系不大, 你照样能够了解世界。博大精深的欧洲文明, 才是现代西方世界的根本。第二是回顾他自己研究国际问题的经历, 说有一段时间他专门找了很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书来读, 但是读完之后, 只觉得枯燥无味、不知所云, 因为这些书都是“从概念到概念”, 不客气地说就成了一种智力游戏, 实际上并不高明。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 学国际关系的学生, 更应该接受“通识教育”, 要多读一些专业以外的书, 特别是历史书。

陈先生的这两个看法之所以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乃是因为产生了共鸣。当下的国际关系学界, 往往只看到美国, 忘记了欧洲; 只看到现状, 忘记了几千年的历史; 只看到国际关系理论, 忘记了背后的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渊源。这样的研究缺乏底蕴, 也不可能有很高远的境界。陈先生的良苦用心, 和袁明、张小明两位老师的思路是相通的。

总而言之, 我们的意见是: 第一要认真学习西方的理论, 要自觉地讲规范; 第二则是要努力追求“科学化”, 要注意从历史、现实以及其它学科中汲取营养来充实自己, 从而真正“深奥”起来。做到了这两点,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才能算得上“成熟”。

[1]T. S.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 年, 第9 页。

[2]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第15 页。

[3] Robert Keohane ,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6 , P152。转引自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第12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