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法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局限性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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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滨（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11 期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方法论借助的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而这种方法
论来源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但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也存在着像萨缪
尔森指出的其在经济学应用时存在的问题：“其他条件相同”、“后此谬误”、“整体与部分合
成谬误”、主观性、无法应对不确定性和可信性假说。建立在这种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理论
不是“价值中立”的，它具有维护现存世界秩序，服务于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倾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科学主义方法论；理性主义理论；理论批判

国际关系的科学方法论一般是指借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论，它是特指
由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论范式所体现出来的方法论。①如果认真研究这种方法论可以
发现，这种方法论在社会领域中并非是绝对科学的，而且也并非像某些人所声称的那样：价
值中立，没有意识形态的倾向。实质上这种方法论只具有相对的科学性，它的背后具有强烈
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性。由于文章的篇幅缘故，下面就这种科学方法论的渊源、特点及其局限
性和背后的意识形态倾向性进行简要分析。

一 科学范式、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及其局限性

国际政治的“科学”方法论是直接从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借用的产物。在现代经济学
方法论中，假定人具有不变的本性，通过研究市场结构下工具理性的思维以及在这种思维下
的人的行为来分析经济活动。科学的国际关系方法论借用了经济学这种方法论，只是把主体
换成国家，市场结构换成无政府的国际政治结构。而这种经济学方法论直接借用于自然科学，
特别是牛顿力学。如果了解这种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局限性，就可以清楚认识到它在国际关
系研究中的局限性。

科学方法论都是通过范式（paradigm）来确定。这种范式按托马斯·库恩的定义是：用
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为特定的连贯的科
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①科学方法论范式最早源于17 世纪经典力学（或称牛顿力学），以
经验实证主义为基础。牛顿物理学是通过三大定律（惯性定律、运动基本定律和作用与反作
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为基础形成的因果关系确立的，它通过仪器实验的方式来验证从经
验观察得出的假定和逻辑推导出来的因果关系，或者说重复再现或还原假定和因果关系，并
在宏观低速条件下加以应用，得以确证。实验观察是牛顿力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它是借助经
验实证的方式研究自然界宏观低速领域物体运动、能量和性质。自然科学中通过反复实验观
察或验证假定的方式进行学科研究的方法非常普遍。由于自然科学的应用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种经验实证式的方法论得到了普遍的公认和推崇。

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也被诸多学科效法。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
范式是其中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法的研究范式。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范式解释是：
考察资料、形成假说、检验假说、就经济运行情况取得有时是勉强的一致意见。②即通过考
察形成假定，最后在这些假定基础上形成具有因果关系的理论，然后通过实验来检验假说与
理论。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

1.现代经济学假定个体（个体消费者、生产者和家庭）都是同质的，即理性的个体。在
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或物质满足受到限制的世界，每个理性个体在市场上有意识地进行选
择，希望用某一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即功利最大化），这种对结果的偏好具有稳定性。

2.每个理性个体，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其行为往往受到市场的支配，如边际效用
原则和市场供求规则的支配，并最终达成均衡。比如，如果相对价格下降，理性消费者将会
购买更多的商品，而理性的生产者则少生产商品，最终生产与消费达到均衡；如果相对价格
上升，消费者与生产者行为相反。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使供应方和需求方之间可以自动尽
可能地满足与均衡，使理性的经济行为体在“偏好”（尽可能的满足）上保持相对的稳定状
态。人的追求的最大化就这样在市场上得到了协调。

这种经济学研究理论不仅从研究范式上是模仿经典力学的，而且内容上也很相似。熟知
牛顿力学的人可以发现，上述经济学基本理论（因果关系）与牛顿力学中三大定律是类似的。
惯性定律假定，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物体就是做直线匀速运动；而现代经济学假定，如果
没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市场产生的供求均衡将一直保持下去。从运动基本定律中可知，没有
外力继续作用下的运动中的物体，运动时间越长，加速度越小；边际效用原理是，消费者消
费或生产者生产的商品越多，它的边际效益就递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认为，一个物体
对另一个物体的作用，必然产生另一物体对这一物体方向相反、作用力相同的反作用，最后
是动量守恒；供求规律也认为，供需双方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最后总能实现供求均
恒。牛顿力学认为，物质的质量不变；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的理性是不变的。经典力学这些假
说是具有局限性的。从相对论的角度来说，绝对时空是不存在的，当物体的速度接近光速时，
运动基本定律不能成立，物体的质量和运动的加速度都会发生变化。这说明牛顿力学所体现
的不是一种绝对科学研究方法，只能在一定的时空内有效。而作为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经济
学如果效法这种方法论，存在的问题则更大。

由于经济学家不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进行控制下的实验，即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通过实
验来验证理论。因为社会科学面对的是人，不一定在类似条件下重复再现同样的结果，如经
济学中价格下降可能出现“买涨不买落”的现象。这样，现代经济学很难做到真正的精确或
成为真正的实证科学，也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证伪。

其实，西方经济学家也发现了经济学方法论中存在的问题。萨缪尔森曾指出现代经济学
方法论存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其他条件相同(other things equal/ceteris paribus)、后
此谬误(the post hoc fallacy)、总体与局部之间合成推理上的谬误(the part and the whole:
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主观性(subjectivity)、无法应对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in economic life)、可信性假说(credibility hypothesis)等。①


“其他条件相同”是指只有市场的变化，而其他任何条件不变，任何个体都是同质的理
性经济人。正是由于此，现代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静态比较分析法，假设影响经济运行的其
他社会历史的初始条件不变，或者在不考虑其他非经济的外在因素的情况下，分析经济运行
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比如分析某种产品的供需从均衡到不均衡时，不考虑是哪种外在的
因素使之不均衡，只考虑供应方或需求方是如何应对相对价格做出的反应来实现新均衡。如
果是两次均衡过程之间的比较，也不考虑是哪种外在的因素使供需出现这两次不均衡，而仅
仅考虑它们都是相同的不均衡，即在相对价格的变化下，减少需求或扩大需求以及扩大供应
或减少供应的参数变量。这种分析方法的重点放在不均衡的本身及其形成的因果关系上，似
乎导致不均衡初始条件的事件与不均衡的结果无关，与均衡的结果也无关。或者说，经济学
对一件事的解释一般与历史无关，只关心各种起作用的力量的强度与影响。在现实中，经济
运行的不均衡一般都是外在的因素引起的。没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从经济学分析上应该是供
需永远保持均衡。例如，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导致石油价格上涨，现代经济学就不考
虑战争（政治）这一因素，只考虑石油生产商在石油价格上升时扩大生产，消费者减少消费，
从而达成石油生产与消费的新均衡；而且这种石油供需的不均衡与其他时期的不均衡（如
1973 年石油价格上涨导致的石油危机）在经济学上都是一样的事件。所以说，正是由于现
代经济学在经济分析时假定其他条件相同（这样做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没有解释产生不均
衡的原因，因而无法解释产生经济不均衡的社会政治原因。因此，这种分析法是不能解释变
化的分析法。

“后此谬误”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这一前提下，如果出现事件B，必然是事件A 导
致的。以结果解释原因。比如理性消费者减少购买量，必然是由于价格上涨。但现实中“买
涨不买落”屡见不鲜。出现这一谬误在于“其他条件相同”这一前提。

“局部与总体之间的合成推理谬误”是指：对某个个体来说是对的，据此而认为对全部
个体来说也是正确的。“个体理性与整体灾难”是对这种局部与总体关系经验教条式推理的
最通俗说明。如某种行业的商品价格较高导致该行业的生产商加大生产，这对该生产商是有
利的；但如果其他生产商也扩大生产该商品，最终可能生产过剩，对任何生产商都没有利。

任何理论都是主观的产物，任何科学都把理论作为工具来观察和理解现实。人们依赖理
论来感知（ perception）被观察的事实，从而去理解现实。人们接受理论，并成功地应用它，
则意味着它的成功。因此，理论是一种主观创造，它带有一定的倾向性。

经济事务是复杂的，具有不确定性，经济法则可能只是解释了可能性，或者说是一种平
均意义上的相对有效，而不可能精确。因此，把主观性的理论绝对化会妨碍对经济生活的全
面理解，或者说理论的片面性无法应对多变经济行为（不确定性）。

现代经济学中包含着许多可信性假定，即经济学中的许多假定具有“信则灵”的功能，
或者说“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即人只要相信它，都这样做，经济规律就会自然发生效
用。因此，这种范式也具有一定的意识建构性。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具有主观主义、经验教条主义和形而上
学的色彩。它只能适用于特定的时空。它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不是一种绝对的科学理论，有
其重大的缺陷性。马克思就曾经批判过现代经济学方法具有“庸俗性”。①同时，必须肯定现
代西方经济学也总结出一套为了实现经济最大效率的学说。这种学说在众多的假设前提存在
的情况下，或者在人为满足这些前提下是可以促进效率最大化的。

尽管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存在着种种缺陷，但是由于它借助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西方学
界把它作为“科学”方法论已经普遍应用于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这一现象被一些学者
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或“科学主义”。国际关系的科学方法论正是这种“经济学帝国
主义”或“科学主义”的产物。

二 “科学”方法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局限

在国际关系“科学”理论中，现代经济学方法论中存在的问题同样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一般现在以“理性主义”理论称之）的原理论（meta-theory）的特
点是：国家被假定为自私的、理性的行为体，其行为是根据功利最大化来解释的（这里的个
体是国家），其对外政策是由国家对利益计算的结果来重新建构的，这种对利益的计算主要
是由行为体的偏好（功利）所指引的；行为体对结果的偏好是稳定的，即稳定地追求绝对功
利（新自由主义）或相对功利（新现实主义）；理性国际关系理论不质疑行为体的感知和因
果信念（causal belief）的形成，或者认为国家对眼前的形势有客观充分的了解，或者把
感知作为其基本的数据而不调查其起源。②

“其他条件相同”在理性国际关系理论中表现为：国家是相同的，如沃尔兹强调国家的
功能相同，基欧汉假设是自私理性个体；无政府状态也是相同的，就是形式上没有中央政府。
正是由于这样，理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实质都是一种不研究变革的理论，或者说是维护现状的
“解决问题”的理论。这种理论都不是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因为变化是永恒的，稳定是相
对的。事物中的内在矛盾是促使变革的永恒动力。

“后此谬误性”在理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表现是：国际稳定肯定是由大国的实力
相对制衡导致的（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①理性的国家进行合作是因为有了国际体制，国际
制度的存在是因为它肯定已增进了国家的福利(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②这种“后此谬
误”产生于把国家视为同质的工具理性者。这种对国家思维模式的假定否认了人类其他认识
模式存在的合理性。③这样，国家作为“经济人”只能本能消极地适应现实，不可能去积极
地创造新的现实。在这些理论中，历史或者呈现不变的延续性（新自由主义），或者是周而
复始的循环（新现实主义）。基欧汉认为，霸权衰落后，没有国际体制或新建国际体制可能
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理性的国家通过比较应该维护霸权留下的国际体制，④按这一逻辑，
历史将呈现不变的延续性。而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永远是国家间权力平衡的循环⑤。

“部分与整体合成谬误”在理性国际关系理论中表现为：均势是追求安全的最好战略（新
现实主义）。但现实有时是：每个国家对均势的追求（通过发展武力或结盟）可能导致安全
系数反而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均势就是如此。“慕尼黑教训”可以说是对新自由
主义合成谬误的最好反证。欧洲大国（英、法和苏联）都在绥靖纳粹，都希望通过绥靖满足
德国的部分要求避免战争，或者把战争引向对方，因为和平比战争相对更好（成本较小），
结果是希特勒野心膨胀，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已经
指出了这种逻辑。⑥ “个体理性与整体灾难”的逻辑在国际关系历史中同样存在。因此，理
性主义理论从理性国家归纳出的战略在现实中不一定在整体上能实现国家希望的目标。

任何一种国际政治理论都是主观的理论，总是用理论的框架来观察历史，解释现实。理
性主义理论主观上把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的思维给定化，这种国家在无政府的权力结构下
本能地反应，这样，建立起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理论的因果式解释。社会领域内的理论是以一
些历史素材作为经验性假定的基础，但这种经验假定和因果关系无法完全像自然科学那样通
过实验的方式来证明，它往往需要借助于对历史的观察与研究，即从某些历史的经验中得出
假定，然后根据历史的事件来佐证这些假定和在这些假定基础上形成的因果关系（理论），
进而确立理论在学科研究中的普适性，再用理论去指导具体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但是对历史
数据的选取与割舍，对历史数据的解读（或者说历史数据是什么），对形成这些历史数据的
背景（或历史数据的时空条件）的认识，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经历与态度，这决定了这种经
验实证范式产生的理论内在的主观倾向性。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如此。

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只是从国际权力的格局的变化来解释国际关系现实，其最大的特点
是简约。它们或依赖于国际权力结构作为变量，或依赖于国际体制作为中间变量，以国家作
为工具理性行为体这一假定为前提来分析国际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简约和假设前提，使得这
种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分析并不是全面的。这种理论的创立者也承认这一点。沃尔兹在面对其
理论的批评者指责其忽视国内因素对国家对外行为作用时谈到：“随着外部与内部环境的变
化，结构与国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产生因果影响。哪一个层次具有相对重要性的问题是不能抽
象地或明确地回答的。因为结构影响单元，单元也影响结构，所以这种模糊无法得到解决。
有人认为这是新现实主义理论的缺乏。⋯⋯只要单元因素或结构因素都决定而不只是影响结
果，这的确如此。理论是无法消除政治的不确定性，但有助于全面理解它。”“新现实主义提
供的理论只是解释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与结果的。”①这说明作为“科学”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
者，沃尔兹是承认“科学”的理论也无法应对不确定的国际关系现实。基尔曾对为什么理论
不能应对社会现实的不确定性做出精辟的说明：“我们承认对社会与自然的‘现实’存在着
某种程度的不可知性，因为现实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我们不能完全了解或解释这种现实。所
以，这种现实在某种程度独立于知识生产的过程，尽管如此，它仍然与知识生产的过程是相
互依赖的。进一步说，社会现实是更加难以处理的，因为它涉及思想和（有不同的自我意识
与对人的行为/相互作用的社会性质有不同认识的）人的主观共识（inter-subjective
meanings）⋯⋯所以我们的第二顺序的社会‘现实’有不同的层面，它们不能被全面地理解
和完整地记录，尽管为了使解释成为可能，可能和必须要对这种社会现实的构成进行学术上
的抽象。”“思想的变化是社会整体中的一个变化，因而它对其他的社会过程有影响；社会整
体中的一个变化也将引起思想过程的变化。所以，思想的变化是社会无休止的辩证关系的一
部分。”②这里，基尔认为，自然与社会由于其广泛性与复杂性，人类不可能彻底地了解它们，
特别是社会现实，它含有变化着的人的主观思维成分，这种思维尽管受环境影响，它也能影
响环境，成为环境的组成部分，人类只能历史地、具体地、部分地理解与解释社会现实。正
因为如此，任何把理论绝对化的倾向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有“信则灵”的效应。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效法工具理性的思
维，必然会造就自己的敌人（新现实主义的思维），或者必然会维护现存的国际制度，在这
种制度下进行合作（新自由主义的思维）。因为只要相信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逻辑，必然会
感觉到别国的强大就是自己的安全威胁；或因为只要相信国际制度会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增
加，必然会感觉制度下合作是相对最好的选择。温特强调理性主义理论具有“自我实现的预
言”①功能表达就是这种“可信性假说”的特点。因此，理性主义理论也有建构性、教唆性。
在塑造话语霸权上，考克斯把这种理论建构作用形象地表述为“改宗”（proselytising）的
功能，②这正是意识形态的功能。关键是这种理论借助的是科学研究方法，借助人们对科学
的崇拜，企图建立通往“真理”的惟一合法性的判断依据，塑造对其他一切知识的话语霸权，
把人变成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国际关系中就是“单向度的
国家”），把社会变成“单向度的社会”（国际关系中就是“单向度的世界”）。马尔库塞在《单
向度的人》一书中曾对科学主义方法论产生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过深入的分析。③但在国际
关系中，这种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产生的意识形态作用有必要加以指出。

三 “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

科学方法论原本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性。但是，这种建立在实证主
义基础上的方法论如果用于社会领域，就必然会政治化，产生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这种倾向
性在国际关系上表现为：维护现存的世界秩序，服务于既得利益阶层。

根据莱温(William Levin)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意识形态是指用来解释世界如何运作以
及用以证明某一群体追逐他们自己的利益有理的一系列观念。”④ “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
正是利用“科学式”解释说明了现存世界秩序是一种“外在客观”的产物，具有永恒性，而
不是人为创造的结果。这样，既得利益者的行为也是这种“外在客观”下的必然结果。理性
的国际关系理论是这样解释国际关系的运作的：在外在的无政府状态下，具有永恒工具理性
思维的国家总是追求相对利益或绝对利益，这构成了国际关系的冲突或合作。世界秩序与社
会构成与国际生产方式没有关系，是一种“外在客观”无政府状态与工具理性的必然，具有
跨历史性，与人的塑造无关。特别是理性国际关系理论以既存的世界秩序为国家行为给定的
框架，分析研究如何使得这种秩序稳定与巩固，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理论，不质疑既存
世界秩序的运作模式和公正与否。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处于既存世界秩序下既得利益的国
家和阶层的所作所为也不应该受到道义的评判，因为国际关系“客观”属性以及国家永恒不
变的思维与利益决定了它们行为的必然性。就像沃尔兹在《冷战后的新现实主义》一文中所
说的那样，美国在冷战后对外政策反复无常，这是缺乏国际权力制衡的结果，是单极世界的
产物，“在美国的权力受到平衡之前，它将仍以有时是吓着其他国家的方式行事”。①按这种
逻辑，冷战后美国的所作所为与美国的社会制度与文化没有关系，只是缘于外部世界的权力
结构（或者说是“客观”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果）。不仅美国会如此，任何国家若处于美国的
地位都会如此。“美国不论认为其行为是出于世界和平、正义和富裕”，其他国家都认为这对
它们具有潜在的威胁，“在国际政治中，压倒优势的大国总是或DIZHI或领导其他企图要制衡
它的国家”。②正如考克斯所说，这种理论在方法论上表面是价值中立的，因为它对待变量就
像是化学家对分子，物理家对待力与运动一样，但由于它暗中接受现存的秩序作为其框架，
因而是有价值倾向的。③这种价值倾向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它借助了“科学”的外衣，以“科
学的客观规律”和“价值中立”来掩盖由人塑造出来的国际权力关系以及制度缺陷和不公，
把既存的世界秩序看成是永恒的，既得利益者的行为看成是“客观必然”的因果产物，是不
受价值判断因素影响的。

这种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否认其他知识的合理性，从而企图塑造一种维
护现存世界秩序和既得利益者的话语霸权。由于科学国际关系理论借助了科学的方法论，并
且其背后有巨大的自然科学成就作为其旁证，因此，它可以轻易指责任何不以这种方法论分
析国际关系的理论是非科学的，或者说是非理论。④这样，科学主义方法论成为一种教条，
任何不同于这种教条的理论与知识就应该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因为违背了“科学”。科学
主义方法论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的惟一知识具有普适性，“其他的思维模式将由于不适当而受
到惩罚”。⑤因此，现存世界秩序中的弱者在接受这类理论过程中就不会质疑现存世界秩序的
公正性和合法性，就不会质疑既得利益者的所作所为，因为这都是“客观”的产物，非人实
践所为。不接受现存秩序国家，质疑既得利益者行为的国家是“匪夷所思”的“无赖”。实
质上，这种理论要求现存秩序的弱者接受强者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单元的文化模
式，否定多元世界存在的必要和合理性。弱者接受了这种文化，在强者面前永远只会是精于
功利计算的“趋炎附势”（bandwagon）者，世界将永远没有正义的伸张者，现存的秩序将永
远保持，既得利益者永远处于优势地位，弱者永远处于不公正的境地。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科学方法论在认识上把人类思维片面化，似乎人类的
思维只有工具理性一种，忽视了人作为社会与历史创造者具有的主观能动作用，它是唯物的，
但也是机械的。其实，工具理性的思维只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发挥作用，
并不是绝对普适的。人类的思维与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对现实的反应与他们的地
位、身份与利益联系在一起。如果仅以工具理性作为人类思维的惟一方式，人类历史上就不
会出现革命与****，社会也不会进步。强调这种工具理性的理论其实质是宣扬一种历史的永
恒论和认识的停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