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知识谱系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chrisxsy

作者：王正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社会科学的五大学科———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不只是国际关系学。我们应该把国际关系研究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科学背景下进行考察,这样才能发现中国国际关系面临的差距、存在的问题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考察一下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谱系,再看国际关系在这个知识谱系中的位置。

今天,我们的教育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西方文明主要有四大支柱,即西方哲学、西方历史、西方宗教和西方科学。这四大支柱是欧美学者看待世界、看待五大社会科学学科以及看待国际关系的基础。对照这几个基础,再看中国的社会科学,就会发现我们存在的差距。第一个支柱是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是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基础,西方哲学贯穿于社会科学之中。第二个支柱是世界历史。在中国,中国历史就是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就是地区国别史,中国没有真正的世界历史,看待世界时也是如此。第三个支柱是西方宗教。西方人之所以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看得非常简单,就因为西方的宗教一直在沿袭,直到今天仍然把宗教当做文明的典型规范。第四大支柱是西方科学。西方科学包括两类,一类是牛顿式的科学,一类是普里高津式的科学。牛顿式的科学思维从17世纪开始就框定了整个社会科学的思维,而普里高津式的科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框定整个社会科学思维。


在19世纪以前,西方并没有把社会科学变成科学。社会科学的科学化首先来自于历史学。18世纪末到19世纪,历史学摒弃了传统的帝王式的传记方式,重新解释历史,从而开始科学化。然后就是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所有这些社会科学都想利用牛顿式的程序来解决问题。应该说,19世纪是理性的时代,黑格尔把它发展到了顶峰。20世纪则是一个非理性的时代,整个20世纪是反黑格尔的。这种社会科学背景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影响到国际关系。从这些社会科学的知识谱系看,国际关系本身在严格的意义上并没有自己的方法。因为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依然属于政治科学的范畴,国际关系是吸收了哲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方法而发展起来的。

具体到中国的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今天之所以对策研究者多于社会科学家,就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内本身就存在这种状况。在研究中,多数人把自己当做政策制定者,而不是社会科学家来进行研究,这样研究的逻辑出发点就存在着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需要真正的社会科学家。不过,联系到15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在中西不同知识的转化过程中政治所起的主导作用,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包括国际关系)政策研究多于科学研究。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该做到规范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相结合。在研究中,有些命题是不能证实的,只能证伪,而有些证伪又是受经验局限的。社会科学自始至终都没有解决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问题,这样,就存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无论何种研究方法都应该是真正的规范性研究与实证性研究。在中国,我们从来没有把中国放在国际体系中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个人主张做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我们看中国时,应该是国际体系中的中国;看国际体系时,应该是立足于中国的国际体系。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一定要结合中国是个转型国家/地区性国家的现实来进行研究。但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克服三个问题:一是语言的不可通译性问题。研究西方理论时,应该明白这些语言所表达的范式只是对西方历史的经验考察,能不能运用于中国是个问题。二是学术的规范性问题,专业的“行会化”有其共同遵守的规范,而这在目前中国的学术界还存在很大差距。三是知识转化的可能性问题。我们面对中西两个知识系统,在研究中必须有充足的基础知识训练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