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文化：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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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亚青（外交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世界政治与经济2004年第1期

作为人，我们面对两种事实，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争论和
社会科学之内自然学派、一元论派、二元论派争论的本源也在这里。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到
底是否是同一事实？对此的认识，在主流理论方面引出两派：一派是涂尔干采取了把社会事
实转化为接近于自然事实的手法，这样，社会科学就可以在科学实在论的框架中展开，表现
形式是实证主义，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另一种是韦伯传统，他认为自然事实和社
会事实是两类事实，是不可混淆的，结果就产生了解释学，其研究方法与实证主义是不同的。
这些认识反映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就出现了实证主义和解释学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两种
主要方法。

运用实证主义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理性主义学派，简称为科学派。自行为主义革命和第二
次国际关系大论战以来，科学派确立了在国际关系学界的主导地位。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所谓
的理解学派，其基本思想和假定与科学实在论是不一样的。它认为社会事实不同于自然事实，
人们没有办法发现规律，只是理解意义。它认为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一个社会意义网络，社
会意义网络是社会的独有特征，这个东西是自然界没有的，是人在社会中创造的，这就是解
释学的基本认识论。理解学派认为，行为深嵌于历史与语言之中，个人信仰的前意识位置使
他们能够理解事物，也制约了他们的理解，人们不可能永远发现所谓的自然界的科学真理，
故完全客观的事实是不可能完全存在的。所以胡塞尔说，“万物皆备于我”。这样，知识、真
理、理性都深嵌于历史，而不是超然于历史。不过要提及一点，理解学派反对惟科学论，但
并不反对科学。理解学派认为，实证主义将社会行动、社会秩序化约为物质世界、物质利益，
提倡自然主义一元论是不正确的，社会科学有其独有特性。韦伯的名言就是“世界的意义是
人赋予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社会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共同观
念使赋予这种意义成为可能，而自然界不存在赋予这种意义的关系，也不存在意义网络。我
们如果把自然主义的一元论称之为演绎法则方法，而韦伯的方法则是诠释方法，这样韦伯的
方法论就和科学实在论有了差别。韦伯也要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但首先不是寻求通则，
而是个体，先对社会行动进行移情式的理解，然后再付诸语境和意义网络去理解这种行动。
之后，再将这种特殊的事物融入更为广阔的客观世界中。这几步的基本方法都是理解，把理
解客观化，这是韦伯方式。韦伯的方式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两种方法，在西方有很多争论，在中国现在也出现了，这是好事。从
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方法论争论，就没有学科发展。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一些中国
学者针对当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仍然混同于政策研究和基本无方法论可言的状态，开始强调
以科学实在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并努力推进这一方法的应用。实际上科学派和人文派的方
法在某些方面是完全可以整合的。当今科学发展的趋势是自然科学研究开始接受解释学的一
些理念，因此也就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融合提供了机遇，比如复杂系统效应理论和
环境经济学等。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方法目前应该加强，但不能形成科学神话，不能排
斥包括解释学方法在内的其他方法。一旦形成神话，科学的质疑灵魂则不复存在，科学也就
死了。现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研究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科学人文对立，我国有的学者也认为
科学人文水火不相容。但致力于科学人文融合的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对于
我国的国际关系学来说，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似乎更是一条有意义的中间道路。

冯友兰说，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法。中国缺乏实证主义的分析
逻辑，国际关系学界目前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仍然很少。不过，国际关系界已经开始意识到
这个问题了，一些重点大学的国际关系专业也都开设了科学方法论的课程。虽然依旧匮乏，
但毕竟有了意识。至于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反思性理解，在研究过程中真正能从方法论上系
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成果却是更少。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既缺乏理性的东西，也缺乏人文
的精神。回顾一下西方文明史，应该说是先有人文，后有理性；先有文艺复兴，才有启蒙运
动。所以，如果讲中国缺少理性，那是因为缺少人文精神这一理性的根基。在国际关系研究
中，存在着对人的关怀的问题，国际关系的终极关怀应该是人，而不是其他。

在方法论上，我们应该提倡多元精神。可以把实证主义、理解学派结合起来。如何结合

呢？有一种办法，可以称之为“融合术”，从历史的大时段中研究国际体系的发展和变革。
但是解释历史是什么，就要解释人，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把人融合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去，
这显然是一种方法。像沃尔兹的“非历史”研究，现在看来局限性确实很大。还有一种研究
方法是“分工术”。例如，谈到利益和行为的因果关系，理性主义可以在这方面大做文章，
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如果再分一下工，再往前推一步，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就要研究为什
么利益能够形成。这就到了另外一个领域，这个问题用实证主义方法，用“硬科学”的方法
研究起来就比较困难。从这两个角度看，理性主义思维和反思主义思维、历史社会学视角和
逻辑分析学视角都有很多可以融合的地方，并不是说这两派就是决然对立的。

现在，我们在研究中已经开始考虑或是意识到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科学方法更多偏重自
然主义的一元方法论，理性成分的比重也很大。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反思性理解和解释学方
法又走到了哪一步呢？真正尝试两者融合的方法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我们在国际关系研究
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也需要培养既了解科学方法也了解人文方法的人才。人文精神要融入社
会科学研究。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妨借用一下斯诺命题，开拓一条第三种文化的道路：人文
与科学的契合。当然，基本假设是科学的终极关怀和人文的终极关怀都是对人的关怀。如此，
融合也就有了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