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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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　　锋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

　　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科的“科学哲学”,关系到国际关系学科基本的方法论、因果关系、解释体系和观念价值等核心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活的灵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如果想要紧扣时代的脉搏,必须确立自己应有的“科学哲学”,这是推进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政策贡献的关键。大力发展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下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和掌握不是一种“学问的时髦”或者是“时髦的学问”,而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这门独立学科的前提和条件。之所以称之为前提和条件,是因为国际关系理论奠定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基础。

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里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性成就来看,首先是因为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才真正使国际关系这一门独立学科得以定型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制定和规范了国际关系学作为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基本界限,并在这样划分界限的思维活动中,明确了国际关系学科内特有的概念系统、研究方法和因果关系。简单来说,国际关系理论既集中体现了国际关系学科独到的“科学性”,也是国际关系学科“科学性”的发展者。

对于我国目前的国际关系学者来说,通过国际关系理论掌握专业研究的“科学性”非常重要,因为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一方面是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常常受到传统观念的局限,政治性较强;另一方面,传统的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惯性思维依然浓郁。明确并自觉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是国际关系学者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在西方,国际关系的学者一般也被称为“政治科学家”(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国际关系的学者能够成为“政治科学家”,首先是要求自己的研究工作、阐述问题的方法必须具有“科学性”,而这一点恰恰是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训练、再加上国际关系的方法论训练才能做到的。斯坦利·霍夫曼(ＳｔａｎｌｅｙＨｏｆｆｍａｎｎ)对此说得很清楚,理论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蕴涵的“科学性”。具体就是指“定性假设、解释性方法和方法论”。


为此,国际关系理论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通过下列问题来构建专业的学生和学者同国际关系这一专业之间的固有联系。国际关系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为什么是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其科学性又真正体现在什么地方?作为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生或者学者,自身通过专业学习而达到的专业水准到底在哪里?国际关系的学者同熟读《参考消息》、紧密关心国际新闻的一般读者,在谈论和分析国际问题时的差别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是我在北大教授国际关系理论常常在第一节课就问学生的问题。问这些问题不单是为了激发学生对学习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趣,而是为了能够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让学生建立其对所学专业和国际关系理论课程最基本的了解,树立起专业学习起码应该具有的“标准认知”。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答案。

在国内的一种误解是:只要你有想法,似乎就是“有水平”。事实上就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而言,关心的读者人人都可以有想法。但单纯的想法很可能只是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ｄｅａ,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更重要的是,“一般的观点”和专业性的结论或者专业研究成果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这既是一个大众问题,又是一个专业的基础性问题。要回答好这一问题,在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解决好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标准”问题,这和解决学术的规范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国际关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观察国际问题的方法、定律、公式、结论、规范和最基本的逻辑关系,因此,也是国际关系专业学习和研究不可缺少的训练背景和知识能力。

第二,国际关系理论的特点问题,即学术特征问题。具体来说,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必须紧密地反应和维护国家利益和政策的需要,但牢记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同样是让理论研究和运用能够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政策需要的条件之一。

国际关系理论首先是一种学术的理论,而不是政治化的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师们从一开始就强调理论的这一基本定位和特点。国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研究或者对策分析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诚如沃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ａｌｔｚ)所言,“在理论中想要去寻找现成的政策答案,一定是徒劳的”。斯坦利·霍夫曼也竭力反对将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同单纯的“政策科学主义”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一定位和特点,国际关系理论才按照自己的学术独立性和学术规则有了博大精深的发展,才有了理论本身的“多元主义”。各种流派和方法,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或者建构主义,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科学学派,才能各展所长、缤纷灿烂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的整体发展。因此,理论最重要的是提供“规范”,而不是直接服从于政策需要,或者直接提供“政策”选择;理论是教会我们如何去思考,而不是提供思考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

从上述角度出发,理论虽然需要指导现实,但并不等同于政策或者政策的需要,更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政策科学。理论的特征也绝非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理论的发展的首要前提不应该是完全政治性的,而是学术的、时代所要求的。这些都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理论最基本的角度和立场。但这并不等于说国际关系理论完全是纯学术的。即便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总是同特定的时代发展、政策要求以及主流的价值趋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理论能否有效地指导和规范政策活动,同样也是理论构建优劣的重要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理论的构建还是理论的研究,都必须具备“应用目标”,或者说,是可以应用的。其可应用的程度取决于哲学分析、实证方法和政策取向。

第三,无论是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介绍、引进和运用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树立起对国际关系理论自觉的尊重与重视的态度,严谨、科学的学风是了解和掌握国际关系理论的必要基础。

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的发展已经很成熟,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构成了解释国际事务和跨国界互动行为的三种最具有理论生命力的基本“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在这三大理论范式面前,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如何踏实地学习、消化、引进和运用是我们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讨论国际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如何抛弃这三大范式,去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的自我范式的创新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和发展于西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之所以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上处于领先地位,具有多种复杂的、综合性的、中国所不能比拟的因素。一门学科的成熟需要多种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学科成熟之后的知识产品,尽管属于社会科学领域,不可避免地具有价值取向的特征,但同样是人类共同的文明财富。国际关系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知识产品,同样属于世界,并具有不可争议的“普世主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不以个体国家的实力地位、外交特征、利益取向、文化传统或者制度结构为转移,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不可能是按照国别来进行的,也不存在着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相对主义”(Ｒｅｌａ ｔｉｖｉｓｍ)。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不是从理论的解释系统或者基本范式上能够有多大的发展,而是如何将这些依然并不完美、但毕竟已经成熟的理论范式系统地、自觉地、规范地运用到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来,从而更好地产生我们的研究结论、产生更好的政策分析,从中国的利益和政策需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现实,并为政策选择提供科学性的规范体系。呼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整体进步,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和研究能力建设的关键。而目前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就是必须老老实实地、脚踏实地地向西方学习。只有自觉而又全面地了解和掌握了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融会贯通,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规范化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然将展现出相应的“中国特色”。更何况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已有的三大范式引领下,宏观的解释性理论的建构似乎已经基本完成。国际关系要出现新的理论范式的突破,从而建立起崭新的、解释性理论的大厦,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实现。詹姆斯·多尔蒂(ＪａｍｅｓＤｏｕｇｈｅｒｔｙ)就曾提醒说,理论创新的冲动必须顾及理论的内在逻辑,否则,只能是造成理论大厦外观的“不对称和畸形发展”。

除了加强细致、深入的介绍和分析之外,如何更多地在具体的“问题领域”展开研究,并推动在具体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研究相结合,产生更多的高质量的国际关系学术成果,是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点。以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ｇｈｔ、ＨｅｄｌｅｙＢｕｌｌ、ＪｏｈｎＶｉｎｃｅｎｔ为代表的英国学者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关系学界产生“英国学派”(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ＲＴｈｅｏｒｙ),不是因为他们修改和更新了从摩根索(Ｈａｎｓ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到沃尔兹的现实主义范式,而是他们运用这样的理论范式解释具体问题时所做出的独到的学术贡献。中国目前的现状是这两个方面都很薄弱,需要我们都给予相应的重视。同时,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焦点不是介绍,而是运用。事实上,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对于教学对象来说,国际关系理论在问题研究中的运用都会比单纯的介绍更让人印象深刻。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只有多“研究问题”,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必须有助于解决中国21世纪所面临的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挑战,必须着眼于现代化进程中对外交往的利益和需要。要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界必须有意识地、清醒地走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的道路。在学习、引进和消化、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自觉地将中国的国家利益选择放在第一位,牢记中国的政策选择的理性要求和学术界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既要避免在国际关系理论问题上妄自尊大的肤浅认识,将中国传统文化或者经典原作中的某些观点视为是国际关系的理论认识;同时,又必须不要完全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价值理论”牵着鼻子走。

然而,即便是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价值取向,我们也不应该一概抹杀。相反,只要是从现实出发能够更为合理地解释和认识现实的某些价值性的结论,我们必须在彻底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思想的指引下,坚持国家利益是我们政策选择的重要标准,做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新的价值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传统学术界一提“权力政治”(ｐｏｗ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似乎就是贬义的看法。在国际政治理论看来,“权力政治”恰恰是可以解释当代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理论方法。这一方法并不否认国际道义和国际法律规范的作用,但强调这就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每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的事实,因而在理论上可以成为我们观察国际问题以及确立政策选择的基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