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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 正 梁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
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心命题是,全球化如何全面、深刻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时空、国际时空向全球时空转换,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内涵、规模和空间全球化,向全球关系、全球政治迈进。
从大的历史视野中考察当前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已不足以构成历史的全部内容,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在传统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主义逻辑: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否已经发生了某种重大变化?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何种位置?从国际关系到全球关系、从国际政治到全球政治,发生了何种重大变化?如何区分现实与趋势,以及如何解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悖论?
21世纪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全球性,明显地打破了我们过去对国际结构基本特征即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认识。这种状态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也不是绝对无序和混乱的。推动国际无政府状态向相对有序演进的根本动力是世界生产力的不断扩张。世界生产力对国际无政府状态有过两次历史性的冲击。第一次是中世纪末期,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强大的生产力,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及其体系,主权原则成为建立国际秩序的最基本准则,即国家互动的根本准则。由于国家之间相互承认有生存权力的基本秩序,在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中国家被随意消灭的极端失序现象大大减少。第二次是20世纪末期,在科技不断创新的条件下,以经济全球化为标志的世界生产力的空前飞跃,迫使国际政治结构适应这一历史进程,这突出地表现为国家身份与利益的重构、国际关系的制度化,以及国际秩序的有序化。因此,西方主流学派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内在总逻辑的基本假定失效。
国际关系向全球关系转化,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嬗变,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传统的国际秩序转变为全球秩序。这是一种以全球参与、国际共同治理为核心的全球共治下的秩序,它将使安全型秩序逐步转向和平-发展型秩序,不平等秩序逐步转向较为平等的秩序,从而在全球范围内走向尽可能大的、制度化的有序。在传统国际体制中,国家享有独占地位。
而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制度建设,是对地域国家及其边界的超越,国家只有主动调适与正确应对才能生存与发展,国家必须明确了解过去独享的权力、活动空间已被侵蚀、制约与分享。国家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和新的历史责任,在坚持国家主权本质的同时,以自主适应的姿态对具体的主权权力进行自主限制,或将其自主让渡以便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集体行使,国家职能也必须实行适应性转变,学会与全球化力量、全球民间社会力量和谐共舞,共同参与全球事务。总之,国家在完成历史使命前决不会消失,在未来漫长的历史时期,世界性民族国家体制仍然是全球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国家仍然是全球社会生活的支点,全球参与下的国家共同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点。但是,国家会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大趋势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的多向转移:(1)大国间以和平方式达到权力转移和平衡,通过谈判结成建设性合作伙伴,进而不再外在地表现为霸权的更替,新老大国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和制度,来规范进行中的权力转换,在协调、合作而不是威慑、遏制的基础上建构全球新秩序,以期避免安全竞争和军事对抗,这将是一种超古典的国家权力平行转移;(2)国家权力向次区域、区域和全球治理及其制度、组织转移,这是国家权力向上转移;(3)国家权力向全球民间社会和国内市民社会转移,这是国家权力向下转移;(4)国家权力向全球市场和国内市场转移,这亦是国家权力平行转移。通过上述国家权力的多重转移和国家职能的转型,国家在全球层次、区域层次和次区域层次上集结,将自己全面融入全球社会,与全球市场、全球民间社会走上协调之路,共同构成全球关系、全球政治的三大独立、自主且又相互作用的领域,形成全球性的权威与治理网络,以便适应人类整体性发展的要求,形成建设地球村的历史合力。
虽然民族国家正在做出历史性的重大调整,但是,要在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终结的意义上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显然是一种幻觉,这一超越也许需要几个世纪,现在尚处于萌动时期。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力量有时会凸现出来,与历史大趋势形成强烈的反差。目前,布什政府的行为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建立超强帝国的单极霸权,单边主义,先发制人,这样,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极其不协调的一幕:空前的超级霸权登上了传统国际政治的巅峰。对霸权的迷恋,使美国未能跟上21世纪的步伐,反而把霸权推向极致,究其根源,一方面是美国政治文化使然,新保守主义的泛起,另一方面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率先进入新经济阶段,信息技术等高科技辐射到各个经济部门,给整个经济带来一场革命,促进了持续的创新能力和生产率增长,从而构成了美国空前的实力基础,它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及时、全面地转化为在全世界占压倒优势的全新军事力量,高科技、信息化的战争力迅速形成。美国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超级大国,FaGuo人已经用“超强国家”(hyperpower)来界定美国的新地位。于是,美国开始迷恋起罗马帝国式的新帝国来,它机智地利用“9·11”事件之机向全世界迅速推进,用最强硬的“新帝国主义”政策,侵略主义的说一不二的语气,同世界对话。这也许是传统国际政治的最后挽歌。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这一现象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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