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与本土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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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滨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

　　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2002年12月21～22日组织召开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借鉴”研讨会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国外国际关系理论与本土化的问题。我认为这一问题对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极其重要。由于会议的日程有限,每个代表只有15～20分钟的发言时间,我在恭听与会代表发言之后颇有些感想要表达,但囿于会议时间,无法再次发言。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嘱予作文以述之。我十分欣赏这样一句话,“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的”。1我认为理论的最大功能在于潜移默化地服务于某些人和某些目的。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之关键在于提出符合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国际关系的系统解释。就是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应该围绕着近几十年内中国国家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建构出一种有利于这一中心任务实现的国际关系系统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合作与冲突。中国本土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要把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世界的合作和冲突联系起来。这种本土化理论可以是建立在不同方法论(历史主义、科学主义)基础上,但它们必须是殊途同归地首先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具有一种内在的说服力,高度“科学性”或借助“历史经验”说明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国际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必须。这种理论不是领导人“语录”的注释,也不是对中国外交政策“卡通式”的图解,而是科学范式推导的结果,或者是在讲“历史故事”过程中有意但又不留痕迹地流露出来的启示。我认为这才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最为核心的要旨和形式上的要求。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中心任务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后,邓小平就适时地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没有教条地沿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这一时代主题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国内社会实践的新转向,反映了中国在新的时期对国际关系状态的新要求。它把中国的中心任务与世界的冲突和合作两方面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了。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迄今没有一本既能深刻反映这一主题又能符合上述形式要求的国际关系理论专著。尽管我国大量出现的用于大学生教育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科书中也有关于这一主题的阐述,但这些阐述更多的是复述邓小平在不同场合的讲话,或者是党和国家的一些文件与决议。这里不是说,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讲话及党和国家的决议就不是理论,而是说作为理论工作者,其工作仅仅复述语录和决议是否存在着过于低级化的问题。我可以以近三十年来美国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为例来说明这些理论是如何高度技巧性地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家间冲突是客观的人性或无政府的客观结构决定的,不论国家性质如何变化,国际关系的这些属性都不可能变化,与资本主义世界性生产关系没有关系。2国际关系理论所要研究的就是,在什么样的权力分配关系下,无政府属性下的国际关系最为稳定。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写作于美苏大致势均力敌的20世纪70年代。他认为,无政府状态下,大国间关系最佳的组合应是两极,在两极条件下理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最易保持稳定,在两极时代任何一方的实力增长都要导致另一方的平衡,因此,两个大国更愿意共同维持现状,而且其他中等大国也不可能通过发展技术、结盟来突破这种战略结构,这样,世界更得于管理;这种结果应是国际结构的性质、理性国家的必然,是科学逻辑的结果;所以,他对这样两极世界的稳定持“审慎的乐观主义便是有道理的”。1这其实是通过所谓“科学范式”来证明:美苏共霸世界应该永恒地维持下去。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认为:单极的世界权力分布结构最利于世界经济的平稳运行,因为它给世界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安全上的、经济体制上的“公共商品”,但是,在外在客观的人性或国家理性以及外在客观的经济规律的作用下,“搭便车”的行为导致的不平衡发展必然地破坏原来的单极国际权力分配关系,冲突或者说霸权的循环冲突必然地不可避免,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依存和核武器的出现都不会改变这种必然性,反而会加快这种必然性。2吉尔平的悲观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一种对当时美国霸权衰落的无奈,如何维持美国的霸权才是他最关心的。


在新制度自由主义先驱人物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中,尽管也对现存国际体制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如指出,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和功利主义的个人平等基础上看,其存在着一些伦理上不足,如不利于非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但是该书从整体上强调,国际体制在整体的功能上具有促进合作的功能;这种合作尽管不完美,但对世界的稳定和发达国家所有人的福利有利,并且有助于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进行虽然是不多的资源转移,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发达工业化国家自私与剥削的倾向;这些现存的国际体制相对于不发达国家要求的国际体制,从结果主义的道义基础上看更为合理。因此,从人的理性和国际关系属性上看,这些现存的国际体制不应该被抛弃,它具有提供信息、为国家行为提供可预见性、降低国际稳定的成本、促进合作的功能。保存这些体制是理性的要求。3因此,维护美国战后建立的国际体制应该是科学理性选择的必然,是学习后应该选择的方向。

这些以科学主义方法论提出的理论,表面看是具有伦理的价值中立性,但实质正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具有使人放弃其他信仰的功能,这种理论并不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方便,它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服务于在某个国际体系内受益的国家、阶层或阶级,并不是什么中性的。4批判理论向我们揭示的,在我看来,就是使读者看到这些著名的理论是如何利用科学的范式来“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的”。这种服务把维护国家利益与世界合作和冲突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人从中看到维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就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潜移默化地把美国的利益融入到普遍的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诉求之中。

理论有时也可以通过讲“历史故事”来演绎。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可以说是这一形式的典范。其实《大国的兴衰》是通过500年来一个个大国兴衰史来讲述这样一个基本经济学原理:经济建设与军事扩张之间的机会成本分配问题。过度的军事扩张可能导致经济建设的资源不足,最终促使大国由盛转衰;美国如何避免历史上列强兴衰的覆辙,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维护大国的地位。5类似于《大国的兴衰》这样的对国际关系具有深刻启示作用的历史著作还有很多,从古希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到当代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巴拉克劳夫(G.Barraclough)的《当代史引论》都是通过历史讲述以启迪读者,促使读者通过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去思考与理解当今的国际关系。

我不反对中国的学者去尝试建立某种自己的科学的模式,它可以预测未来的国际关系。但是,我们可以从国际关系和其他社会科学发展的经验看出,这种预测的准确性是无法与自然科学相比的。沃尔兹希望他的理论能实现科学的预测,但苏东集团的解体,两极体系的终结,证明他的理论没有实现其预想。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具有自然科学色彩的学科,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判断的不断失误中体会到,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人是一种至少目前看无法测量的变量,人大概永远不会像化学与物理中的变量一样,在重复同样的温度、压力等环境因素下可以重复相同的结果。因此,我把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大功能归结为最有效地“服务于某些人和某些目的”。科学的范式在我看来,是用科学主义的推导来说明理论者想要表达的目标是具有科学的依据的,是要借助科学的巨大成功建立起来的科学崇拜,达到说服读者认同的目的。历史主义的范式是要通过历史经验教训来启示后人,以达到促使人们理解认同“历史故事”讲述者希望的目标。人的实践是有意识的活动。国际关系领域内的这种意识正是“建构理论”最为重视的要素。好的理论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有目的的创造,这种创造可以动员民众认同其目标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中国本土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是要让世界认同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要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借助科学的范式来证明,这两者的统一是科学逻辑的必然结果;如何把“历史故事”讲得生动深刻让世人从中感悟到以往的经验教训说明,接纳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大国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