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是推动和平的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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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郎　平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

【内容提要】　“贸易是推动和平的力量”,这是国际关系学说中自由主义学派的一个核心命题。冷战结束后,贸易与和平的关系再度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自由主义学派对于贸易与和平关系的理念在二战后出现了重要的转变,从无条件性转向有条件性。冷战后新的政治经济现实表明,贸易既体现出和平的一面,也体现出冲突的一面。那么贸易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推动和平的力量呢? 作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贸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和平取决于两国贸易在国家利益中的定位以及贸易利益与安全利益的排序,贸易是否能够推动和平则取决于冲突所涉及的安全利益是否存在“生死攸关”的情况。

【关键词】　贸易;和平;冲突

“贸易是推动和平的力量”,这是国际关系学说中自由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命题。冷战结束后,伴随着自由主义学派的再度兴起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间的论战,有关贸易与和平的关系再度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1]这个争论的核心是:国际贸易是不是推动国家间和平的力量? 联系这个问题观察国际关系的现实可以看到: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在全球的拓展,贸易所导致的国际合作在不断发展,世界贸易组织的力量和权威在不断增强,全球贸易谈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另一方面,与贸易相关的冲突和争端仍继续存在,涉及的领域和地区有所扩大,甚至延伸到国际政治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对贸易与和平的关系进行评析,进一步探讨贸易与和平的关系,在当前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国际关系学说中自由主义对贸易与和平关系的理念

　　自由主义对贸易与和平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在其后几个世纪中,尽管自由主义者始终坚信贸易将推动国家间的和平,但结合新的政治经济现实,他们对贸易与和平关系的解释也在不断地进步和完善。在20世纪中期以前,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贸易将无条件地推动和平,即自由贸易必然会导致国家间的和平。理由是简单而直接的:因为贸易的好处,双方将极力避免战争,以免牺牲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二战结束后,现代自由主义者开始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通过制度的约束和强制,贸易不仅会把双方的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而且有助于协调彼此的态度和观念,促进国家间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并最终间接地实现和平。说得确切些,贸易推动和平是有条件的,这个过程需要依靠制度的力量。

(一)古典自由主义时期: 18世纪至20世纪中期古典自由主义者最早关于贸易与和平的论述是基于国内政治的角度。他们认为,当时的贵族统治者是追求权力的重商主义者,而他们的取代者将会建立一个新的代表封建阶级的“小政府”,尽量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这种小政府从本质上讲对国家间的权力争斗不感兴趣,因此会极力避免战争。[2]巴里·布赞指出,上述判断并没有得到时间的检验,因为兴起的民主很快就演变成为主张干预的大政府。[3]由于失去了现实意义,这种观点很快就湮没无闻了。

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由主义者将战争和侵略归罪于贵族统治以及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他们认为民主和自由贸易才是实现人类和平和财富的正确途径。康德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预言,随着民主共和制国家的出现,其国内的人民会因为生命和经济资源的损失而反对战争,从而实现世界和平;而体现“商业精神”的自由贸易将推动国家间的合作与相互依赖, [4]最终实现国家间的和平。杰拉米·边沁在《普遍和永久和平的计划》中也指出,自由贸易将为最大多数的人民带来最巨大的经济利益,积极的贸易关系将有利于抑制战争。[5]

自由贸易的好处在19世纪受到了众多自由主义者的追捧。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著名的“比较利益”学说,他认为,自由贸易“增加了各国的生产总额,使人们都得到了好处,并以利益和相互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的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6]统一的社会自然也就不会再有战争的理由。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包括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密尔(JamesMill)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Mill) 、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以及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7]等。他们一致认为,人类通过贸易将会被物质的相互依存联系在一起,这种相互依存将会增加战争和冲突的成本,鼓励公平的合作和竞争,并最终间接地实现和平、繁荣以及正义。[8]其中,科布登最早提出了“商业自由主义”的概念,认为自由贸易可以把国家团结起来,每一方都因此对繁荣和快乐怀有同样的期盼。[9]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历史现实似乎也印证了这种趋势。当时,英国大力推行自由贸易,欧洲在其治下也经历了一段少有的和平。1913年诺曼·安吉尔在《大幻觉》中预测到,生产、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巨大变革带来了国际贸易的巨大飞跃,国家间的经济是如此的相互依赖,以致战争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破坏性的和代价高昂的。[10]然而,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古典自由主义的预言。既然自由贸易得到了大大的发展,为什么却没有出现和平呢? 在该书1933年的版本中,安吉尔一方面将战争爆发的原因归于国家领导者对战争的贸易代价做了错误判断, [11]另一方面则提出一个重要思想, 即“自由贸易的好处将不会自动产生”。这一思想后来构成了现代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自由制度主义时期: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末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自由主义者开始反思并对其理论进行修正。一方面,他们对于预言变得更加谨慎,开始更多地解释身边的现实;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学派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分支。[12]其中,商业自由主义者继承和发挥了科布登和安吉尔的自由贸易思想。理查德·罗斯科兰斯(Richard Rosecrance)认为,在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体系中,贸易国家会认为在世界市场上发展贸易要比通过军事扩张更能提高国力,因而不存在发动战争的动机。因此,高度的相互依赖会导致和平,因为贸易比入侵更能够带来利益。[13]制度自由主义者从洛克的自由放任转向卢梭的干预思想,认为自由市场也需要国际组织和制度的管理才能实现和平,由此引入了制度和强制的因素。有的学者这样评论说,令人触目惊心的世界大战让关注于世界秩序的自由主义者们都汇集到一个主题上来,那就是“在国际体系中引入了强制的因素”。[14]在贸易与和平的问题上,现代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体现了商业自由主义与制度自由主义的完美结合,即贸易对和平的影响并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要依靠国际制度。

20世纪下半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无疑为自由制度主义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贸易推动和平”增添了新的例证。自由制度主义者引入了功能主义理论的“扩展”概念来解释贸易是如何推动和平的。米特兰尼确信,由于认识到合作的必要而在某一功能领域进行的合作,将会推动合作态度的改变,或者使合作的意向从一个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这个过程不仅拓宽了合作领域,使合作的态度发生转变,而且使和平规范得以创立,从而能减少战争并最终消灭战争。[15]哈斯在“扩展”原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外溢”的概念,即在一个领域内的超国家机构中得到了好处的人会赞成其他领域内的一体化,一体化向外延伸,从一个部门外溢到另外一个部门。[16]

在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之所以愿意进行“贸易促进和平”的尝试,一个主要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经济的相互依存使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创伤的欧洲国家能够产生维持和平的客观利益以及积极态度。[17]贸易能够对和平提供的客观(物质)利益是从李嘉图时期就已经明确了的。理查德·万·瓦格内(Richard VanWagenen)这样解释“态度”:“不同群体的人是如何获得安全共同体的身份呢? 一个安全共同体是指一个已经一体化了的群体,一体化在这里被定义为获得一种共同体的意识,伴随着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或实践,它足够强大和广泛,以保证这个群体各成员间的和平交换,并且能够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保持一种‘合理的’确定性。”[18]在此基础上,多伊奇界定了他所谓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它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群体,“存在着真实的保证,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不会彼此交战,而是通过其他的几种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19]由此可以看出,自由制度主义者对“贸易推动和平”的论证逻辑是:要实现和平,单靠自由贸易是不够的,还需要贸易领域的合作;贸易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产生客观的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各成员的态度和观念;基于共同的利益和态度,贸易领域的合作机制会扩展和外溢到其他领域,并演变成为一个“安全共同体”;这个“多元安全共同体”将会为各成员国提供安全保证,从而实现国家间和平。

二　冷战后新的政治经济现实及贸易的两面性

冷战期间,世界经济的发展服从于两极对峙的政治格局,潜在的经济冲突服从于政治和安全合作的需要。对处于对峙状态的国家来说,政治和安全利益是第一位的,经济利益永远是次要考虑。随着世界大战危险的消除,世界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世界市场大大扩展,信息技术的普及大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与二战结束后国际贸易的巨大扩展和国际贸易体系的高度相互依存相比,冷战后的世界经济已经达到了“起飞点”。[20]然而,国家间的竞争与冲突却没有减少。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贸易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出了两面性。

(一)冷战后新的政治经济现实

从宏观层面来看,国际贸易发展迅速,贸易竞争也日趋激烈。1990～2000年,全球货物贸易额年均增长6%,服务贸易额增长7%。进入21 世纪,除了2001年之外,全球贸易一直保持着稳步增长。尤其是2003年,全球货物贸易额增长16%, 服务贸易额增长12%。[21]伴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各国间的贸易竞争也日趋激烈,贸易摩擦已经成为各贸易大国之间冲突的一个重要内容。世界贸易组织(WTO)自1995年成立以来,已经受理了300多起贸易争端案件。[22]在新形势下,全球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与WTO框架内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的坎坷和艰难相比,世界范围内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渐成潮流。[23]据WTO统计,到2002 年底,全球累计共签署了255个区域贸易协定,其中约90%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双边贸易协定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例如, 2003年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分别与新加坡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2004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员国签署了南亚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中国和新西兰正式签署了《中国- 新西兰贸易与经济合作框架》等等。

从微观层面来看,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使国际贸易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和新趋势。首先,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日益一体化。目前,有相当大比例的世界贸易是公司的内部转移。这一趋势在冷战结束后尤为明显。1994年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美国出口的1 /3,占美国进口的2 /5。日本和美国之间大约一半的贸易实际上是在公司内部进行的。[24] 20 世纪90年代末,美国和日本的对外贸易有一半以上是属于公司内贸易。如果把美国子公司在海外的销售考虑在内,那么美国许多年内都有大笔贸易顺差。其次,跨国公司间并购与重组结成战略联盟,公司联盟内部的贸易在国际贸易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种公司联盟有时候会非常复杂,因为一家公司可以同时与多家公司组成公司联盟。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和合作战略为国际政治经济带来了新的意义。第一,贸易的内涵应该重新界定。如今所公布的贸易数字并不是简单的一国对另一国的顺差或逆差,而常常包含了三重含义:它既包含了跨国公司内部的转移,同时也体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果,它还蕴含着联盟网络内部技术和观念的转移或“贸易”。[25]第二,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以前,作为世界上该行业的佼佼者,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曾经被称做是“国家的优胜者”,是这些国家核心身份的象征。如今,由于跨国公司出现的上述新变化,跨国公司到底代表哪一个国家的利益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二)贸易:和平还是冲突?

新的贸易现实似乎印证了自由主义对于贸易与和平关系的论述。首先,国际贸易向深度和广度的迅速扩展以及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的一体化大大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有的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优胜者”,它们正在抛弃民族认同感,真正变为了世界公民。[26]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网络把世界经济变成了“无国界”的全球经济,各国之间利益相互交织,难分你我,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次,WTO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发挥了制度的约束和强制作用。虽然WTO内的全球自由贸易谈判遇到了一定的阻力,但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这也是WTO谈判最终取得进展的原因。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对于解决各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有效地抑制贸易摩擦升级为政治冲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似乎正如自由制度主义所描绘的那样,正在变成一个“多元安全共同体”。正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像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和平协定”一样,我们似乎很难想像在这些自由贸易体制内部会出现冲突不断升级并最终导致战争的场景发生。

与此同时,复杂的贸易现实也增加了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和欧洲的崛起,美国传统的经济霸权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日美和欧美之间多次因为贸易争端而引发贸易战,导致了双边关系的紧张。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美国政府的一大难题,这也成为中美和日美之间冲突的一个重要内容。1986年美国经过艰苦的谈判与日本达成协议,保证美国公司在日本的芯片市场上占有更多的份额。但是,美国政府却没有料到,因为本国的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在中国台湾投资了2. 5亿美元生产这种芯片,而真正的获益者却是中国台湾。[27]虽然美国政府做出了努力希望解决本国的贸易赤字问题,但结果却可能是徒劳的,因为最终实现出口的是中国台湾而不是美国。由此可见,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和贸易竞争的愈演愈烈,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仅有可能会卷入更多的贸易争端中去,而且还面临着决策时的困惑和难度,而后者更容易导致政府间的对立情绪。因此,有人断言,由于贸易争端而引发的国家间冲突已经出现了,并且会更加突出。[28]

这似乎让人不由得担心,现实主义关于贸易会导致冲突甚至战争的判断是否会真的变为现实。[29]推崇经济独立的现实主义者认为,贸易往来会增加本国对他国的经济依附,从而威胁国家独立和经济安全,尤其是在国家间贸易涉及诸如石油或原材料等关键商品的时候。约翰·米尔斯海默论证说,依赖他国提供重要经济资源的国家害怕一旦出现危机或战争,这种供应渠道将会被切断。因此,它们可能会试图对这种资源供应进行政治控制,从而导致与贸易伙伴的冲突,并因此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安全竞争。[30]沃尔兹甚至指出,仅仅是国家间距离的靠近就可能会增加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不用说相互依存了。[31]其后,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进一步明确了对相互依存的担心:“如果相互依存的加深速度超过了中央控制的发展,相互依存会加速战争的发生”。[32]

三　贸易可以成为推动和平的力量:程度和条件

贸易可以成为推动和平的力量,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贸易与和平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界定贸易与和平相关的适用范围。在此基础上,再去探讨贸易与和平相关的程度和条件才有意义。以贸易和冲突作为因素考察当今国家间的互动,我们可以看到有以下4种情况:第一,有正常贸易关系但没有战争因素,其中同盟国是最典型的例子,如北约、日美同盟等,但许多非同盟国之间也属于这种情况,在这些国家之间可能存在贸易摩擦,但几乎没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例如发达国家之间。第二,没有正常贸易关系而存在战争因素,敌对国家就属这种情况,诸如在美国与它所谓的“无赖国家”之间。第三,有正常的贸易关系也有冲突因素,在这类关系中,双方既非敌人也非盟友,既有冲突也有合作。第四,没有正常的贸易关系也没有冲突因素,例如在一些偏远小国之间。就这4种情况来说,不存在正常的贸易关系,或是不存在冲突因素,讨论贸易对和平的影响都没有意义。只有在既存在正常贸易关系也存在冲突因素的情况下,贸易才具有与和平的相关性。

在下文中,作者将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贸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和平决策? 二是贸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成为推动和平的力量? 前者侧重于贸易与和平关系的静态描述,是事物发展的量变;后者侧重于贸易对和平影响的动态分析,即质变的飞跃。前者回答量变的程度,后者界定质变的条件,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贸易与和平的相关性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

我们以国家利益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假定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不受个人层面的干扰,政府在外交决策时以国家利益为基础,优先考虑最为重要和紧迫的国家利益。[33]对于复杂的国家利益,人们通常按照利益的性质概括为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或者发展利益与生存利益。如果按照战略目标的轻重缓急,国家利益还可以划分为:生死攸关的利益、重要利益和其他利益。其中,生死攸关的利益是一个国家“不能放弃,不能妥协,要不顾一切加以维护”的利益,因为这种利益失去了,国家就无法生存或继续存在了。[34]从战略选择来讲,国家并非总是面对“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一旦“生死攸关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国家就必须要牺牲其他重要利益而不惜动用武力来捍卫它。[35]贸易对于国家来说,基本上体现的是对经济利益和发展利益的追求,但同时具有谋求安全的含义,例如购买战略物资。从决策的角度来看,贸易利益只是国家决策的因素之一,或者说贸易只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它既不代表经济利益的全部,更不代表国家利益的全部,尤其是具体到某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

问题一,贸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和平决策,主要取决于两国间贸易在国家利益中的定位以及贸易利益与安全利益的排序。

影响贸易在国家利益中的定位的因素主要包括:贸易的依赖程度、国际局势和国内政治。

第一,从经济关系来看,国家对贸易的依赖程度取决于3个方面:一是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与另一国贸易在本国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这一比重越大,对贸易的依赖程度就越高。二是贸易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敏感性是指贸易一方发生的变化能够以怎样的速度使另一方付出代价;脆弱性是指如果贸易一方出现了问题,另一方是否能够找到替代品。相比较而言,贸易脆弱性的指标更为重要,因为它更能够体现一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也更关乎出口国将贸易与其他事务联系起来的能力,或者说关系到贸易衍生出的权力。三是贸易的商品结构。如果交易涉及武器、战略性自然资源等物品则与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安全直接相关。这类商品进口越多,国家对出口国的依赖程度就越大。国家对贸易的依赖程度越高,贸易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就越重要。

第二,从国际局势来看,贸易的定位还同国际政治大环境和国家小环境有关。冷战结束后,国际大环境的改善为国家致力于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传统军事安全的紧迫性大大下降,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凸显。国家所处的小环境也不容忽视。对一个国家而言,它与不同国家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以中国为例,中美关系的性质是既合作又冲突,贸易是两国政治关系重要的黏合剂;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经济利益也无法使中日政治关系走出低谷;中国和印度在搁置历史问题后,经贸合作促使两国关系步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因此,国家不同,贸易对政治的影响也不一样。

第三,贸易所带来的客观物质利益是可以衡量的,但贸易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定位是一个相对主观的判断,这就必然涉及国内政治和决策层观念的变化。前者如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以及决策层的战略制定。国际贸易是一种市场行为,市场行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一国的外交决策有赖于其传导机制:一是自下而上的传导,即国内利益集团或相关产业对国家决策层的影响力;二是自上而下的传递,即一国政府对贸易以及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也就是说,贸易利益是通过复杂的机制才体现到国家利益中去的,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力越大,一国政府对两国间贸易越重视,贸易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分量就越重。

由此可见,两国间贸易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定位取决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因素。其中,贸易的客观物质利益是相对固定的,而一国政府对贸易利益的主观判断和评估则是可变的,例如对贸易现状及未来走势的判断,对两国贸易在本国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估计等。两国的贸易利益越重要,它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就越大,贸易推动和平的作用也就越显著,而一旦出现贸易争端,它对两国政治关系的破坏力也越大。

但是,不管两国间贸易在国家利益中的定位有多重要,贸易无论如何也不会居于安全利益之上。国家基于安全的考虑,始终会对贸易进行监控,一旦国家认为这种贸易有害于自身的安全利益,就会加以制止并把它限制在一定的程度。美国在军售问题上对欧盟施压,就属这种情况。美国国会反对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Unocal Corp. )也是基于这种担心。更重要的是,一旦国家认为安全面临生死攸关的情况,就会把贸易利益置于一边。因此,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但同时,它还会受到两国政治关系的制约。也就是说,贸易推动和平的力量是有限度的。

问题二,贸易是否能够推动和平,还要取决于冲突所涉及的安全利益是否威胁到国家的“生死攸关”之利益。

如果两国冲突不涉及国家的“生死攸关”的安全利益,而只是一般的现实问题或者历史问题时,理性的国家就会以经济利益为先,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确保两国贸易的发展能够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贸易也会推动和深化两国的合作,实现经济与安全的良性循环,成为推动和平的力量。例如,中印边界争端是中国目前尚待解决的最大陆地边界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政治关系不断升温,经贸合作飞速发展。此时,边界的历史问题已经不涉及“生死攸关”的利益,经济利益成为首要考虑,因此两国政府采取了暂时搁置、逐步谈判解决的和平方式。良好的政治氛围也为经贸领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贸易反过来也把中国和印度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如果两国冲突涉及国家重要的现实问题,存在生死攸关的情况,那么国家就不得不牺牲经济利益,以安全利益为重。此时,贸易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力就会受到限制。一旦两国冲突升级,陷入军事冲突或战争,贸易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真正成为“低级政治”。这里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两国冲突是由于现实的贸易问题引起的,并且可能危及国家的战略安全,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利益,那么贸易问题就会变成安全问题,不仅不会起到推动和平的作用,反而会引发国家间更多的冲突,例如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以及汇率问题。在美国看来,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元债券以及美元储备会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安全,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断对中国政府施压。但它是否会导致两国间的军事冲突,还要取决于冲突的贸易利益是否危及国家生死攸关的利益。

四　结　论

贸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的外交决策主要取决于贸易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定位,而贸易是否能够成为推动和平的力量,还有赖于两国政府对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判断和把握。尤其在涉及一国生死攸关的利益时,更要特别谨慎,尽量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冲突。因此,在有正常贸易关系并且存在冲突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只要不存在生死攸关的情况,就可以通过发展和深化两国的经贸合作,进而改变两国政府对于冲突和合作利益的态度,最终实现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使贸易成为推动和平的重要力量。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决策层的观念和对两国关系的认识尤为重要,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贸易与和平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国家不同,环境不同,时期不同,一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和排序是不相同的,使用武力的标准也不一样,而本文所提供的只是一个理论的框架,它很难涵盖所有的要素。坚持以灵活的外交手段处理对外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最好的办法。这对我国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李少军教授的悉心指点,王逸舟教授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1]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贸易(经济相互依赖)到底是促进和平还是更容易导致军事冲突或战争的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力,他们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和验证。由于分析方法、引入变量以及数据来源的不同,他们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与其说这些结论相互对立,不如说它们相互补充。相关文献参见: Solomon William Polachek, “Conflict and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4, No. 1, 1980, pp. 55-78; Katherine Barbier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3, No. 1, 1996, pp. 29-49; James Morrow, “How Could Trade Affect Conflict?”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No. 4, 1999, pp. 481-489; Han Dorussen, “Balance of Power Revisited: A Multi-CountryModel of Trad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No. 4, 1999, pp. 443-462。

[2]Neil R. 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Trade as a Force for Peace, ” in Charles W. Kegley, J r. , ed. ,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84.

[3]Barry Buza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Limits of the Liberal Case, ” International O rganization, Autumn 1984, p. 600.

[4]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translated by Lewis W. Beck, Indinanpolois, Ind. : Bobbs-Merrill, 1957.

[5]Jeremy Bentham, Plan for Universal and Perpetual Peace, Cambridge: Grotius Society Publications, 1927, 转引自: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Charles W. Kegley, J r. , ed. ,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p. 114。

[6][英]D. 李嘉图著,杨大力、王亚南译:《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2年版,第113页。

[7]斯宾塞的逻辑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认为自由贸易就如同自然界的自然选择,它能够淘汰弱者,使强者生存,最终导致人类的共同进步。参见Herbert Spencer, Social S tatics: The Conditions Essential to Hum an Happiness Specified, and the First of Them Developed, New York: A. M. Kelley, 1969。

[8]Mark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p. 114.

[9]Richard Cobden, The Political W ritings of R ichard Cobden, London: T. Fischer Unwin, 1903, p. 225. 转引自: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1996, pp. 5-41.

[10]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London: G. P. Putnam, 1912, 转引自: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p. 114。

[11]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2nd ed. ,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33, pp. 59 262, 转引自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1996, pp. 5-41。

[12]马克·扎克、理查德·马修的分类是: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和军事自由主义) 、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参见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13]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pp. 13 214,24 225.

[14]Hidemi Suganami, The Domestic Analogy and World Order Propos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79.

[15][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51页。

[16][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 ,第553页。

[17]Neil R. 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Trade as a Force for Peace, ” p. 285.

[18]Richard VanWagenen, Research in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ield: Some Notes on a Possible Focus,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rl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1952, pp. 10-11.

[19]Karl W. Deutsch, et al. ,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5-7.

[20][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320页。

[21]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04, released by June 2004.

[22]http: / /www. wto. org/ english / tratop _e /dispu _e /dispu _ status_ e.htm.

[23]倪月菊:《国际贸易形势分析》,载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3～2004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24]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第318页。

[25]Neil R. 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Trade as a Force for Peace, ” p. 287.

[26]Kenichi Ohmae, The Borderless World: 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Interlinked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1990.

[27]Robert 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the21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 Knopf, 1991, pp. 159 2160.

[28]Neil R. 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Trade as a Force for Peace, ” p. 289.

[29]现实主义者还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沿袭古典重商主义传统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贸易是一种非常有效地获取国家权力的途径,一国可以凭借贸易更有效地击败对手,或者更准确地说,贸易是一种借助于非对称性贸易优势来确立国家权力的方法。贸易的不对称性可以使优势的一方稳固权力,减少对另一方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持有这种观点的并非现实主义的主流(参见Klaus Knorr, Power and Wealt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Chapter 4,1973)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出于对相对收益的担心,而不愿意在经济领域进行合作(参见约瑟夫·格里科:《无政府状态和合作的限度:对最近自由制度主义的现实主义评论》,载[美]大卫·鲍德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116页) 。但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经过验证表明,相对收益并不会妨碍合作(参见当肯·斯奈德:《相对获益和国际合作的模式》,载大卫·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175页) 。

[30]John Mearsheimer, “Disorder Restored, ”in 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F. Treverton, eds. , 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p. 223.

[31]Kenneth N. Waltz,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 in Steven L. Sp iegel and Kenneth N. Waltz, eds. ,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 Winthrop, 1979, pp. 454-474.


[32]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 Addison2Wesley, 1979.

[33]为了简化分析,作者排除了领导人个人因素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领导人的性格是可以影响到国家关系的。

[34]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35]作者假定随着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国家只有在生死攸关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动用武力。有的学者认为,利益的重要性与军事力量的使用未必一致,即使动用了武力,但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涉及国家“生死攸关的利益”。参见李东燕:《美国: 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载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报告》,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