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政治文化与话语体系中的霸权————中西霸权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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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但　兴　悟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

【内容提要】　中西方对于“霸权”这一国际政治中重要现象的认识截然不同。从中国历史上的“王霸之辩”到当代的反对“霸权主义”,中国强调“霸”这种行为的压迫性和非正义性,而西方的“霸权稳定论”以及葛兰西学派对霸权的再诠释,倾向于强调霸权的稳定功能和“基于同意的秩序”,双方差异的焦点在于对霸权合法性的认识。中西不同的霸权观植根于双方不同的政治文化和话语体系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社会差异。本文通过对中西霸权观的比较,试图为中国外交的“反霸”特色提供一种观念和社会视角的思考。

【关键词】　霸权;霸权稳定论;合法性;政治文化;话语体系

　　“霸权”(ｈｅｇｅｍｏｎｙ)是当今国际政治理论中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主题,但是中西方对“霸权”所指涉现象的内涵、实质和作用的认识和评价存在很大差距,甚至截然对立,以至于有时让人觉得中文的“霸权”和英文的“ｈｅｇｅｍｏｎｙ”不是一个概念。这是人文社会学科中一个重要而又常见的现象,那就是基于不同语境(ｃｏｎｔｅｘｔ)的人们对同一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①本文旨在通过对中西霸权观的比较,特别是各自观念的历史演进分析,来揭示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以及话语体系在造就这种观念差异中的作用。认识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外交行为的某些特点。

任何国家外交行为的动力和根本目的都是国家利益,但是笼统地说国家利益,并不能解释国家行为的一些具体特色。因为国家利益不是一种先验的固定不变的存在,利益是观念建构而成,在不同的观念之下,国家对利益的建构及追求会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相对于美国在国际行为中热衷于推销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新中国外交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热衷于“反霸”。反对霸权主义及强权政治(这两个术语在中国常常被视为可以互换的同义词),一直是新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方针和政策,贯穿于新中国外交的不同时期,体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②本文通过对中西霸权观的比较,也许可以为中国外交的“反霸”特色提供一种观念和社会视角的思考。

一　“霸”之前世今生:从王霸之辩到霸权、霸权主义

　　在中国历史和语境中,“霸”这个字最初并不包含贬义。诂其原意,据《说文》及王国维的考证,“霸”的初始本意指每月初见之月,后来“霸”假借为伯,指古代诸侯之长,即古代诸侯联盟的盟主,如春秋五霸。③在中国思想史上,“霸”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与“王霸之辩”相联系的。王霸之辩指中国古代两种统治方法和政治理想的争辩,儒家孟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法家韩非子则提倡霸王之道。秦汉以后王霸并用,到宋代王霸之辩更演变为社会历史观的争论,朱熹和陈亮进行了数年的争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孟子之前,“王”与“霸”并没有明显的对立,只是在政治上有所区分,王指统一的君主,霸指诸侯扮演了君主的角色。①孟子高举尊王贱霸的旗帜,首开“王霸之辩”的先河,他对王霸做了明确的区分并将两者对立起来。王道即“先王之道”,指基于仁义的统治,也就是所谓的“仁政”,其要点是“保民”、“行德”和“服人心”,霸道即凭借武力假行仁义以征服别人的政治统治方法。如果说王道的本质是“以德服人”,那么霸道的本质就是“以力服人”,前者是一种引导,后者则是一种压迫,后者是对前者的破坏和否定。孟子对霸道的认识包括三点:第一,霸道的基础是暴力;第二,霸道的特征是强制和压迫,却披着仁义的外衣;第三,霸道是一种不道德的统治方式,必然为民众所反对。王道代表着儒家思想的一种理想世界,霸道作为王道的对立面,自然就代表着被否定的道德败坏的非理想世界。

在王霸问题上,与强调德治的儒家相反,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人性本恶,不相信道德教化的作用而崇尚实力,认为实力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强调法、势、术、刑、赏、耕、战,主张治国之道在于严刑峻法辅之以利诱。韩非子的政治理想就是“霸王”(霸者为王)的国家,堂而皇之地推崇霸道。法家思想在秦朝成为统治思想并随秦朝的暴亡而背负恶名,尽管此后法家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实际运作一直有着深远影响,但是已上不了前台,更多的是只宜做不宜说。秦以后,随着“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王道也就确立了其理想境界的地位,但是霸道也并没有被完全否定。

到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与其好友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围绕三代与汉、唐的评价问题展开了在当时轰动一时的王霸之辩。儒学发展到宋代理学即“新儒学”阶段,开始全面走向哲理化,建立起了以“理”为核心的本体论,王霸之辩也就和所谓的天理人欲挂上了钩,尊王贱霸也就成为“存天理灭人欲”的体现。在朱熹看来,三代是王道之治,体现的是天理,汉唐则是霸道之治,体现的是人欲,因此他崇三代而贬汉唐。朱熹在承袭了二程思想的基础上,把王道与儒道统一起来,即王道的儒化与儒道的王化,构成了王道与儒道、内圣与外王、伦理与政治的统一,进一步发展了孟子的尊王贱霸思想,并为之提供了形而上的依据。朱熹与陈亮的这场争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前虽然王道得到更多的推崇,王道高于霸道,但是霸道并没有被全盘否定,不乏对霸道的肯定和赞扬。随着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对霸道持肯定和赞扬态度的就非常稀少了,王道在思想合法性上彻底压倒了霸道。②

综观中国历史上的王霸之辩,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总的趋势是“尊王贱霸”,这也是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特别是宋明理学统治地位的体现。从孟子到朱熹,儒家思想尊王贱霸的基础和评价标准都是伦理道德而不是其实用性(耻于言“利”、“力”)。霸之所以受到贬斥,是因为它不“仁”不“义”,不合“天理”,汉唐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却因为不合“义”、“理”而遭到贬斥。这种评价标准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个鲜明特色,那就是“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所谓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一是指伦理作为政治思想体系的出发点与归宿;二是说伦理与政治达到了一体化的程度,即伦理原则、规范具有政治性的功能。”③政治被视为道德的延伸和外化,道德成为评价裁判政治的标准,政治的根本问题也就是道德问题。④这种政治伦理化的传统,对于中国人政治认知方式和评价标准以及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即使在当今,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种影响。

进入近代及至新中国成立以来,“霸”在中国语境中又被注入了新内涵,这些新内涵既是近百年沧桑屈辱历史的折射,也体现了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压,这是一部充满屈辱、不堪回首的历史,由此造就中国近现代政治意识、情感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强烈的被压迫感和反抗意识。它深深地扎根于政治家、知识分子以及广大民众的头脑中,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民族意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国际行为,是理解中国人政治思维、行为的一个深层根源。⑤毛**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遭受的压迫形象地概括为“三座大山”,具体就是两大压迫: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这两种压迫都可以用“霸”这个词来表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欺凌是“霸权”政治、“强权”政治,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压迫则体现在“恶霸大地主”这个词汇上,一提起阶级压迫,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人就会想起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意识形态符号:彭“霸”天、南“霸”天等等。这样在新中国的语境中,“霸”就演变成了集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于一身的意识形态概念。如果说在古代的“王霸之辩”中,“霸”还具有一定的争议性的话,现在“霸”在民族的集体意识中已成为彻头彻尾的“恶”行的象征,近代的苦难和屈辱都交织在对形形色色的“霸”的憎恶之中,任何当代政治事物只要冠之以霸,都会激发起强烈的反感,因此“反霸”也就被认为是包括广大第三世界在内的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反帝”是“反霸”的原型和前身,“反霸”是“反帝”的发展,“反霸”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方针、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道义渊源。

“霸”在新中国是常用的政治语汇,而且组词方式开始发生变化,被广泛使用的是“霸权”,而霸道更多的是作为形容词来使用,如“横行霸道”。以作为新中国政治喉舌的《人民日报》为例,自该报1946年创刊以来,“霸权”这个词就被广泛使用,而且几乎成为美国的“专利”,但是一直都没有上升到“主义”。“霸权主义”直到1958年才首次出现在中国的公共政治语汇中,始见于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批判文章。①《人民日报》1958年发表了一系列共7篇批判南共“修正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多是转载外国共产党的文章,其中都提到了“霸权主义”这个词。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公共政治语汇中“霸权主义”最初出自对外来术语的翻译,而且是南共对苏联的“攻击”。从“霸权”到“霸权主义”只是针对对象的变化,并不表明有什么不同的内涵。②

1958年“霸权主义”一词首次出现于《人民日报》,此后沉寂了几年,当1963年再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时候,政治背景和含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中苏论战已经日趋白热化和公开化,双方在对彼此的攻击中频繁地使用“霸权主义”,从那时开始,“霸权主义”逐渐成为中国抨击苏联的两大口号之一(另一口号是“修正主义”)。1971年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的首次亮相中,面对世界各国,明确提出反对霸权主义。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首次将“反霸”条款写入外交公报:“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由此中国开创了把“反霸”写入政府间外交公报的先例,此后中国在同其他国家的公报和声明中,都力争把“反霸”条款写入,这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努力目标。1972～1975年三年间中国就先后在同19个国家的公报或声明中写入了“反霸”条款,③反对霸权主义特别是苏联的霸权主义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论坛上反复声明和阐述这一思想和政策。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虽然经历了重大调整,反霸仍被列为三大任务之一,只是强调霸权主义不再特指某个国家,而是“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但是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终结,有能力搞霸权主义的国家非美国莫属,所以客观上霸权主义又成了美国的代名词。

新中国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是马列主义取代儒家思想成为指导思想,体现在对霸权观的影响就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霸权主义被认为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制度和阶级根源,是私有制、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产物,霸权主义的根源被归于帝国主义的阶级本性。“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④列宁的这个著名论断几乎是正统中国学者分析霸权主义的必引之句。“霸权主义产生于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是剥削阶级反动本性决定的。它的本质就是掠夺、侵略和战争。”⑤这种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再被大力宣传,但决不等于已经被放弃。90年代以后,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注意到霸权主义“新的表现”,诸如“制度霸权”、“新干涉主义”等。

总之,新中国的霸权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霸权主义就是“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行径,是对他国主权和内政的粗暴践踏,是“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压迫和剥削。第二,霸权主义的根源在于剥削阶级的社会制度,是帝国主义阶级本性的体现,⑥尽管形式可能发生变化,但本质不变。第三,霸权主义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

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的演变与葛兰西主义的再诠释

　　在西方,霸权不是一个简单的贬义词。英文中的霸权(ｈｅ ｇｅｍｏｎｙ)一词源于古希腊文ｈｅｇｅｍｏｎ,意为城邦联盟的领导者。古希腊国家的组织形式为城邦国家,为了对付强大的波斯帝国的威胁,众多的城邦联合起来结成同盟,雅典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和号召力而成为盟主(ｈｅｇｅｍｏｎ)。ｈｅｇｅｍｏｎ即指雅典对其联盟成员的领导地位,这种领导地位意味着可以组织动员联盟财力和指挥联盟军队,但并不包含对联盟成员内政的永久的政治权力。⑦此后,霸权被进一步引申为一国对另一个国的主导和支配(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⑧从起源上看,ｈｅｇｅｍｏｎ和中国春秋时代的“霸”(春秋五霸)有相似之处,都有盟主之意,但两者也有重大的差异。在古希腊城邦国家是最高的、独立的政治单位,而在中国春秋时期,诸侯“国”至少从名分上不是独立的政治单位,在其上还有周天子。“霸”(春秋五霸)的兴起是以天子权威衰落为前提的,霸实际上是代行了天子的职能,按照“礼乐征伐由天子出”的礼治规范,霸是一种僭越。这潜在地影响着对“霸”的合法性评价。

与中国的“王霸之辩”相比,ｈｅｇｅｍｏｎｙ在西方思想史上并不是一个重要概念,ｈｅｇｅｍｏｎｙ作为国际关系理论术语主要体现是“霸权稳定论”,该理论最初由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后由莫德尔斯基、吉尔平等人加以发展和完善。霸权国指国际体系中具有足以控制国际秩序的超级经济、军事实力并有意愿使用这种实力的国家。当霸权国的实力和权威为各国所认识并获得承认时,它就能造就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被视为霸权国提供的公共产品,霸权国会因此背负越来越大的负担,成本逐渐超过收益,导致霸权的衰落,并诱发周期性的霸权战争。霸权稳定论有两个特点。一是鲜明的ＩＰＥ视角,深受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影响。金德尔伯格本身是一位专业经济学家,他的初衷是为国际经济秩序寻找一个政治支撑点,“霸权稳定论”最初探讨的秩序集中于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后来才扩展到军事、安全等广泛领域。二是强烈的现实主义理论色彩。对霸权的界定集中于物质资源的优势,强调国际政治的利益冲突性质以及稳定和秩序取决于霸权国的实力消长,强大必霸,有霸则稳,无霸则乱。后来基欧汉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霸权之后的制度稳定论”,这与其说是发展了不如说是替代了“霸权稳定论”。①

“霸权”(ｈｅｇｅｍｏｎｙ)成为西方当代学术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概念,是和安东尼·葛兰西这个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葛兰西在《狱中札记》②一书中对“霸权”做了近乎革命性的再诠释,后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被引申,成为在政治学、史学、社会学、文化传播、语言学中广为应用的概念,开创了认识、思考霸权的一个全新视角。“霸权”是葛兰西在分析基于发达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统治关系时使用的一个概念,指一种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基础上的政治领导权,这种同意是通过成功地在全社会传播和普及统治阶级价值观而获得的,它是与赤裸裸的暴力和强制不同的、不被知觉为压迫的统治关系。③因此霸权的关键和核心不在于暴力和强制,而在于能否造就“共识”即将本阶级的价值观成功地塑造成全社会的价值观,建立霸权也就是塑造“共识”的过程。“霸权”体现了葛兰西对权力本质的再思考,权力是力量和同意(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的结合体,统治人的不只是暴力而且还有观念。“霸权”突出强调了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体现了思考权力的全新视角,他不是从传统的国家机器的角度,而是从学校、教会、新闻机构、工会等广泛的社会视角来探寻权力的根源。④

西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考克斯于20世纪80年代初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甚至形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葛兰西主义学派”。⑤尽管由于批判理论的激进色彩,考克斯对霸权的分析结论在西方并不是主流,但是他分析霸权的某些方法和思路,诸如强调社会视角、强调观念、强调共识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霸权问题的探讨或多或少都体现出这种影响。

与传统霸权概念强调基于物质实力的主导、支配地位不同,考克斯的霸权概念专指基于“同意”的秩序,它是一种特殊的支配形式,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造就的秩序是由具有广泛基础的“同意”(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来维系的。考克斯进一步发挥了葛兰西从社会关系思考权力的思路,强调权力根源于社会进程,从国家 社会复合体的角度出发,把物质力量格局、世界秩序的主导性观念和管理秩序的制度三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考察了生产权力、国家权力与国际关系中权力之间的动态联系。生产过程产生的社会力量(“历史集团”)塑造特定的国家形态,国家形态的外化造就相应的世界秩序。国内社会霸权是世界霸权秩序的前提,“外霸”是“内霸”的放射。霸权之所以成为国际霸权,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在世界上推广,并以此为基础来建立世界秩序。二战后美国霸权就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形态及其意识形态在国际上的放射。强大的支配地位只是霸权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霸权也不能等同于制度,虽然制度可以是霸权的表现形式,霸权是权力、观念和制度三者之间的契合状态。⑥

在考克斯思想的启发下,美国学者马克·鲁伯特进一步分析了美国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社会根源,认为美国新自由主义世界霸权源于美国特殊的国家 社会关系构造,它包括大规模生产的制度化、政治活动 公域与生产活动 私域的相对分离、独特的自由主义传统,形成一种美国特色的“生产性政治”。⑦此外,美国学者埃肯伯瑞和卡普甘进一步探讨了霸权的作用的方式,提出“社会化”是霸权得以行使的重要机制。此处所谓的“社会化”指将霸权国所倡导的标准和规范为次级国家的社会精英所内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也就是说将霸权国所倡导的价值观、标准和国际行为规范灌输给次级国家的社会上层,从而使其主动实行与霸权国国际秩序观念相一致的政策。同时它们还强调要成功地进行“教化”,必须辅之以物质权力的刺激和惩罚。①

总体上,西方对霸权(ｈｅｇｅｍｏｎｙ)的认识和分析侧重于霸权的机制和功能。第一,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中,霸权是导致稳定的因素。第二,霸权不是单纯的暴力和压制,它同时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力量,是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放射,其秩序的核心是“内嵌的新自由主义”(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②第三,对霸权的分析不包含伦理道德的因素,虽然它不可避免地潜含有价值判断。西方的霸权观是其对国际秩序总体思索的一部分,即国际秩序是什么以及如何造就秩序。

三　中西霸权观差异的核心:不同政治文化、话语体系中的合法性问题


　　从上述对“霸”和“ｈｅｇｅｍｏｎｙ”在中西方历史及当代的发展变化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霸权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霸权的基础、霸权的行使方式和霸权的功能。第一,霸权的基础是纯粹的暴力,还是包含某种“先进”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内核。第二,霸权的行使方式是纯粹的压制,还是基于“共识”的“领导”。第三,霸权从功能上究竟是造成冲突的因素,还是导致稳定的因素。双方差异的核心在于对霸权的定性,也就是霸权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指权力和秩序的正当性,或者说对这种正当性的认同。它是政治学中一个古老而核心的问题,是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的问题,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忠诚的问题。权力和秩序只有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其对象的认可才可能持续,纯粹的暴力和压制必然因对方的反抗而无法持久。霸权也面临合法性问题。

中西方霸权观对霸权的合法性认定截然对立。以中国的霸权观,霸权就是“强权”、“践踏”、“干涉”、“控制”和“支配”,是违反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令人反感的压迫行为,因此霸权应该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是没有丝毫合法性可言的。以西方的霸权观,“霸权”相反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霸权稳定论”本身就潜含一定的合法性假设,没有一定的合法性基础,就不可能导致稳定。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英文中表示霸权含义的另一个词“Ｐａｘ”,它意味着“霸权治下的和平”,诸如ＰａｘＲｏｍａ ｎａ(罗马治下的和平)、Ｐａｘ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英国治下的和平)和Ｐａｘ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美国治下的和平),“霸权稳定论”即滥觞于此。至于葛兰西主义者的霸权概念则更是把合法性置于核心地位,考克斯一再强调霸权的核心在于“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如果到了不得不动武的程度,也就意味着霸权的破灭。从这点可以看出霸权究竟是“领导”还是“压迫”,取决于是否存在“共识”。比如说,霸权国倡导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被认为是“新殖民主义”,是剥削压榨广大第三世界的手段;霸权国倡导“人权、民主”,被认为是干涉他国内政。这就意味着没有“共识”,霸权也就成为不折不扣的压迫。反之,霸权就是领导。③它也反映出,一国对霸权的态度在深层次上取决于对其所代表的价值观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评价和认同程度。相对于国内,在国际范围内造就共识是困难的,在程度和范围上是有限的,而且一种行为究竟是出于共识还是机会主义的迎合,在现实中很难分清(考克斯也认识到,霸权是“不完全的”)。许多国家在基本价值观、社会制度这些重大问题上,不仅没有“共识”,而且是截然对立,被美国视为人类社会“健康”必不可少的“营养品”(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人权),在某些非西方国家看来是不折不扣的“毒药”。霸权国对他国的“教化”往往并不成功。④

对霸权的合法性问题评价,直接影响到对霸权功能或后果的认识。在中国看来,“霸权”就是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霸权主义必然招致一切被压迫国家和人民的坚决反抗,霸权不仅不是稳定的因素,相反正是冲突和动荡的原因。世界为什么不太平?就是因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这种反差突出地体现在中西方对冷战的认识上。在西方,冷战被称为“长和平”,美苏争霸的两极结构被认为是最稳定的均势,是一种“导致秩序的结构”,因此还有所谓“我们为什么会怀念冷战”之说。⑤但是在中国,冷战从没有被看成是什么“和平”、“秩序”,回顾我们对冷战时期的形势分析,总离不开“动荡”二字,“世界在动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动荡的原因就在于美苏争霸。①在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霸权主义就是世界不和平的根源,因此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

中西方霸权观关于霸权合法性的截然对立是双方政治文化和话语体系的差异所造就的,而这种差异又深深地植根于双方的政治、社会、历史差异甚至对立。政治文化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②政治文化既包括认知的因素也包括情感的因素,它渗透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对政治行为产生着巨大影响。话语体系则指包含特定价值判断、具有自身独特性的一套概念、方法和分析工具,有自身不言自明的前提、公理和逻辑。话语体系是一种集体制度,有自身的内在规则,当要把个人的思想公开表达时必须服从这些规则。它是思维的工具,反过来又会造就特定的思维方式,其深层结构具有很强的传递性,它本身就是传统的传输者。话语体系不仅是认知手段,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政治文化与话语体系密切相关,后者往往充当着前者的载体。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其实质就是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对于这种话语体系的特点,中国学者王缉思和任晓做过分析。王缉思指出,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一套独特的看待、分析国际问题的概念和方法,他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思维框架”,“反映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特色”。③

新中国对霸权的彻底否定既有认知的因素,也有强烈的情感成分,而且两者往往互相加强。情感因素就是前面论及的近代遭遇所形成的屈辱、压迫感,任何事物只要冠之以“霸”,都会遭到唾弃与憎恶,中国政治文化对被认为是“恃强凌弱”的行为具有强烈的反感,而且认为弱者绝不应屈服于强者,“威武不能屈”。④“反帝———反霸———抗美”是中国近代以来一种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它随时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动员手段。认知因素复杂一些,一方面是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深层次则是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伦理化”思维传统的影响,这种传统又因近代情感的刺激而进一步强化。中国对霸权主义的谴责,饱含强烈的道义色彩,在中国看来,霸权主义就是“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卑劣行径,⑤就是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别称,理所当然地应该反对。尽管进入近代以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思想屡受冲击,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并没有中断,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只是这种影响变得更加间接和隐蔽而已。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霸权主义”的对立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传统“王霸之辩”的影子,在把道义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方面,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四　结语

　　一种观念、理论只有置身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王霸之辩体现了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哲学的特点,西方霸权观同样深深打上了西方历史、社会、文化、哲学的烙印。只有在西方的历史背景下,才可能产生“霸权稳定论”这种观念。葛兰西对霸权的再诠释,深深地植根于西方的社会文化传统,他思考的出发点就是东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构造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权力机制的差异。⑥中西方之间(更准确地说是中美之间)关于霸权合法性的对立体现出双方在什么是秩序、什么是正义的国际秩序、如何造就国际秩序、什么是稳定、什么是国际冲突的根源等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上存在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的背后是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的深刻差异。

认知是一种建构,不同的个人、不同的阶层乃至不同的国家对同一社会政治现象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观念,这往往不是因为它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全面”(这实际上潜在地假设存在一种“客观全面的认识”,只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就能发现它),而是因为它们的建构方式和用以建构的话语体系不同。即使指涉的是同一对象,用不同的话语说出来也会南辕北辙。话语体系设定了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底线,除非话语体系本身发生变化,否则观念就不可能突破这个底线。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话语体系的差异,特别是话语体系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化、历史差异甚至对立。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塑造、互相加强的关系。霸权本身是霸权,对霸权的认识和言说也可能成为霸权。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应该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且这种话语体系在保持自身特性、体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又能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