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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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　　颖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8期

【内容提要】　由于学科特点使然,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地被视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而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发源地的欧洲则往往成了“被遗忘的角落”。然而事实上,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有自己的理论传统和发展轨迹,其文化背景、主流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的成长都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尽相同,尤其是它从社会学角度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为“9·11”事件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范式。而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理论教学与研究的缺陷以及语言方面的障碍,则要求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耐心去关注这一学派的发展。

【关键词】　欧洲大陆学派;国际关系理论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最为人所熟悉,因而也是被讨论得最多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到美国,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主宰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相形之下,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发源地的欧洲却成了非主流。这其中,如果说英国学派还不时被人提及,并用来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相比较的话,①那么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则更是处于非主流中的边缘地位,甚少为人所注意。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斯坦利·霍夫曼甚至提出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的观点。②难道国际关系理论就真的是美国一统天下吗?还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关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从而忽视了美国学界之外的一些新气象、新发展呢?近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西欧学术界提出了重振大陆学派的口号。③而“9·11”事件更促使学术界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反思,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也由此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那么,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在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界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相对于英美的国际关系理论,它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同时又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本文主要从这些问题入手,对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粗略的介绍和探讨。

　大陆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存在与虚无

　　众所周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政治思想,但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心一直在欧洲。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关系理论这门学科“在其诞生之初被视为所谓‘一种大西洋现象’,”①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视为带有浓厚的英美风格。这不仅因为这两个国家率先启动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还由于当时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反映了英美两国的近代人文和政治思想传统,如建立在自由国际主义(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基础上的社会运作法(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和现代理性主义(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思想。②这一时期,在欧洲大陆,FaGuo、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尽管也开始了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但并不活跃,惟一的例外是瑞士的日内瓦。在那里,成立于1927年的国际问题研究学院(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当时收留了大批为逃避法西斯****而移居过来的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的学者,财政上又得到美国的大力资助,一时成为各种学术思想自由交汇的活跃地带,但德意法西斯在欧洲大陆的横行使这一切变得好景不长。二战期间,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科学包括国际关系学普遍受到抑制,惟有以豪斯霍弗为首的德国慕尼黑学派(ＭｕｎｉｃｈＳｃｈｏｏｌ)一枝独秀。该学派用德国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为希特勒的“生存空间论”提供理论支持。二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时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在此背景下,国际关系学在美国有了长足的发展。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斯坦利·霍夫曼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他在《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一文中指出,正是二战后美国所具有的一系列独一无二的条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超强地位并由此引发的对新的国家战略的思考和对全球事务的关切,二战期间及其后移居美国的大批欧洲学者所带来的丰富思想和独特的学术思考,国内原本就存在的理想主义和孤立主义两种思想传统的对立等等,都促使美国的国际关系最终从传统的社会科学中脱胎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③反观此时的欧洲大陆,战争造成的巨大创伤使各国面临着战后重建的种种问题,对于全球性事务的关注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学者们也主要在传统法学和历史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历史的梳理,如FaGuo以皮埃尔·勒努万(ＰｉｅｒｒｅＲｅｎｏｕｖｉｎ)为代表的对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北欧学者对战争与和平的研究、德国比勒费尔德学派对德国国内社会、经济条件与战争之间的联系的研究等,都极具特色。此外,二战后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结合自身的理论研究和学术传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自成一体,雷蒙·阿隆、赫尔穆特·施密特等学者更被视为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然而在当时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下,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总的来说并不为人所关注,几位学者尽管声名远播,但实际的影响还是十分有限的。直至今天,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还是美国人在扮演着中心角色。④

北欧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克努德·埃里克·约根森在《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欧洲大陆学派一直处在国际关系理论这门学科的边缘,在大多数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献中都鲜有对这一学派的系统介绍。⑤这或多或少地看出学术界对欧洲大陆学派的普遍态度。按照约根森的看法,在斯坦利·霍夫曼提出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之后,许多学者都坚持这种观点;另一些学者尽管注意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多样性,但也只局限于美国与英、法、德等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比较。⑥这种状况使欧洲大陆学派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存在性的问题———即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学派?约根森在文章中把国际关系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完全否认有这一学派的存在,作者称之为ＮＳＴ主义(ＮＳＴ-ｄｏｃｔｒｉｎｅ)。⑦这一类学者对欧洲大陆的———包括俄罗斯、土耳其、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以及中、东欧,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际关系理论知之甚少,但却“认为足以否定这一学派的存在;”⑧另一类则对欧洲大陆学派采取比较模棱两可的态度,这又可分为两种:第一种认为尽管欧洲大陆学派有理论,但那些理论只不过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克隆、复制或在欧洲大陆的延续,作者称之为ＣＣＦ主义(ＣＣＦ-ｄｏｃ ｔｒｉｎｅ);⑨而第二种则质疑这一学派的价值,认为即使存在这样一个学派,但它是否提供了任何有价值的理论观点或知识呢?对于这些观点,约根森认为它们都忽视了文化-制度背景(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ｓ)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所谓文化-制度背景,是指:(1)形成理论的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文化;(2)科研机构和学院系统的组织文化;(3)社会科学中的习惯、态度和专业方法。①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所构成的文化-制度背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才使得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呈现不同的特点,而且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也正是这样,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其特定的文化-制度背景的深刻影响下,经历多次论战而逐渐成长起来。例如,20世纪60年代,从事和平研究的学者们纷纷DIZHI国际关系中他们称之为“传统主义”的东西;到了70年代,马克思主义奋起反抗“资产阶级的国际关系科学”;80年代晚期,一方面对欧洲一体化的广泛理论性研究的复兴导致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另一方面对和平的研究又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逐渐走到一起;90年代,中、东欧的国际关系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又大有被西方所取代之势。②正是在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断碰撞和磨合中,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才真正得以自成一派,并赋予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以新的内容和价值。

大陆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特点

　　如前文所述,特定的经历和文化传统造就了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同于英美学派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经历的三次大论战(ＧｒｅａｔＤｅｂａｔｅｓ)在欧洲大陆却完全呈现不同的景象。通常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发生了三次大论战,即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对这三次论战的具体经过及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许多文献中都有详实的描述,在此不再赘述。但由于这三次论战主要发生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因此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这三次论战的情况都是对于美国而言的,并且由于美国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主流地位,这些情况往往被泛化为整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状况。虽然这样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但也容易使人忽视三次论战在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影响。事实上,当每次论战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时,在大洋彼岸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众所周知,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倾向和外交实践。然而在欧洲大陆,尽管也有一些学者抱有理想主义信念,但“从更宽广的范围来看,理想主义只是一个例外,而现实主义才是常规。”③正是在这一时期,“汉斯·摩根索在欧洲大陆的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他的现实主义理论(这时他还没有移民到美国去)。而FaGuo的国际关系学界此时也没有发生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战。”④除此以外,当时在欧洲大陆还涌现了另外一些理论及其论战,而远非由理想主义一统天下。例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学界盛行的是地缘政治论和帝国主义论。它们是后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式,尽管当时被运用的范围有限,但在德国却引起了激烈的论战。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理想主义受到重创,现实主义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欧洲大陆情况却恰恰相反。“当现实主义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涌现并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理论时,欧洲大陆几乎正进行着一场从现实主义转向理想主义的运动,或者至少是与主流思潮相反的运动。”⑤最突出的例子还是德国。当时联邦德国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在国际关系上都未采取现实主义学派的视角,而且由于对战争的负罪感,过去的许多理论(尤其是著名的地缘政治论)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回避了。至于同为法西斯战败国的意大利,尽管拥有丰富的国际政治理论遗产和传统,⑥但却一度尽量避免使用诸如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和均势等术语。⑦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自由思想和对和平的研究则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第二次论战中,欧洲大陆与美国截然相反的情况表现得更明显。当科学行为主义在美国异军突起,向现实主义的权威发起挑战时,大洋这边的欧洲大陆却波澜不惊。尽管当时也有诸如埃瑞克·沃吉林(ＥｒｉｃＶｏｅｇｅｌｉｎ)、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勒(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Ｄｕｒｏｓｅｌｌｅ)、雷蒙·阿隆等学者对这场论战做出回应,但大部分学者对此漠然处之。玛丽-克劳德·斯莫茨(Ｍａｒｉｅ-ＣｌａｕｄｅＳｍｏｕｔｓ)就指出,“当时的FaGuo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于卡普兰的系统论和沃尔兹的传统主义抱以冷淡和怀疑的态度。”⑧在意大利的国际关系学界,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之间的冲突“已经变得不重要,”⑨因为两种方法在研究中常常被结合起来运用;而德国的学者们在20世纪60年代与科学行为主义进行短暂的交锋后,感到毫无结果,旋即重新回到传统主义或批判理论的研究;至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行为主义在挪威和瑞典有很大的市场,但在别的地方却让位于其他的理论了。”

至于第三次论战,欧洲大陆国际关系学界的表现也与美国大不一样。在美国,除了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外,后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的涌现更使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出现百家争鸣的热闹景象。然而,在欧洲大陆,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未能引起任何重大的冲击,反而激起了现代主义学者的猛烈抨击,认为这种源于FaGuo、风行于美国的理论,多少有点巧言惑众的意味———即把从前的东西换了种说法,并无多大的创新。①而且,在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学者们看来,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或多或少是一种无结果的学术诡辩。而在欧洲大陆国际关系学界一度引起争论的是国际关系研究与和平研究(ＩＲａｎｄｐｅａ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区分。它甚至成为区别国家关系学者与和平研究者的一个基本方法。此外,对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评价甚高的理性选择理论(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ｏｉｃｅｔｈｅｏｒｙ),欧洲大陆学派的学者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一理论尽管很有价值,但还不至于像美国学者所评价的那样,代表了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②

由此可见,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许多方面都与英美学派不同———它有自己的主流理论,有自己的理论之间的论战。但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如果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三次大论战并不能说明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理论的真实面貌,那么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有没有一些典型的论战呢?如果有,它们都是哪些?如果没有,原因又是什么?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欧洲大陆学派更偏重于经验研究,运用传统的如历史学、社会学和法学的方法。英国学者莫顿·怀特(ＭｏｒｔｏｎＷｈｉｔｅ)对英美学派和欧陆学派哲学研究者在研究上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区分:前者更愿意把认识论的创造等工作留给自然科学或其他学科,而后者则坚持认为哲学应为生活的各方面(如政治)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更倾向于成为经院式的学者。③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克·加罗(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Ｈ.Ｇａｒｅａｕ)认为怀特的这种区分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认为美国学者更偏重于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更多地运用数据、图表、统计等手段,不拘泥于传统、经典的方法,较少关注规范研究;而欧陆学者则正好相反,传统的方法在这里经久不衰,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则被使用得较少。④加罗的这种区分不是没有道理的。例如,当代FaGuo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历史社会学见长,主要得益于以雷蒙·阿隆为首的现实主义理论以及皮埃尔·勒努万和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勒所代表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两大传统。雷蒙·阿隆在《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主要从传统社会学的角度入手,结合历史学和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进行了反思,认为由于缺乏真正的国际法,“自然状态”即“战争状态”,是国际关系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特征,国际关系的本质在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后者主要在系统总结国际关系研究工作(尤其是对国际关系史的研究)的基础上,为当时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即一国的外交行为不仅仅是出于安全、权力的考虑(尽管这些很重要),也不仅仅是国内经济、社会的反映,而是由多种“深层次的力量”(ｆｏｒｃｅｓｐｒｏｆｏｎｄｅｓ)共同决定的,这些力量主要包括地理条件、人口、经济、政治、国民心理、民族凝聚力、对和平的追求、领导人的性格和感情偏好等等。这些观点主要反映在勒努万编写的8卷本《国际关系史》以及他和迪罗塞勒合著的《国际关系史入门》两本著作中。如果说阿隆的理论内容和风格吸收了不少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特点,比较投合美国学界的口味的话,那么勒努万和迪罗塞勒的理论则属于FaGuo“土生土长”型的。他们深受著名的FaGuo“历史年鉴学派”的影响,并融合了当时FaGuo史学研究中的三大取向:外交史、深层因素演变史(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ｓｆｏｒｃｅｓｓｏｕｓ-ｊａｃｅｎｔｅｓ,ｄｅｓ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ｓｐｒｏｆｏｎｄｓ)⑤以及对意识形态、情感、心理等精神因素的分析。当代FaGuo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如马塞尔·梅勒(ＭａｒｃｅｌＭｅｒｌｅ)、贝特朗·巴蒂(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Ｂａｄｉｅ)和玛丽-克劳德·斯莫茨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这两大传统,使FaGuo国际关系理论带有深刻的历史社会学的烙印,再次显现出与众不同的FaGuo特色。此外,德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秉承了法学的传统,而北欧和低地国家则长于对和平与战争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奥利·沃弗(ＯｌｅＷａｅｖ ｅｒ)、巴瑞·布赞(ＢａｒｒｙＢｕｚａｎ)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异军突起,在对安全的研究方面独树一帜。


总而言之,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更突出社会科学的一大特点———不可测量性和不确定性。这也是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在很多问题上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样可以计算出来的,它深深植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之中,并涉及对心理、情感、个人偏好等主观因素的考察。迪罗塞勒就认为,如果在研究国际关系时把领导者个人因素(包括情感、处事手法、性格等)的作用排除在外,那就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甚至是最基本的因素。⑥因而,不确定性对社会科学来说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同样地,“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一门不确定性的科学”,⑦而对传统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研究的忽视,“反映了美国政治学者们缺乏足够的历史方面的训练,而这对于研究过去的国家间关系是必不可少的。”⑧因此,近年来,许多美国的政治学者也开始对美国学术界过去过分运用科学行为主义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的做法进行了反思,认为历史研究法对一国的历史文化积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文明成熟的一种标志。①正如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密纳法的猫头鹰只有在夜幕降临时才会张开起飞的翅膀。

然而,尽管欧陆学者很注重传统的研究方法,但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大陆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美国国际关系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其本土这门学科的影响。约根森甚至在文章中指出,“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几乎与大陆学派的哲学没有任何联系……如果说欧洲大陆的哲学对国际关系这门学科有影响的话,那也只能是对北美尤其是美国而言的,源于欧洲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于是我们看到一种颇为矛盾的景象:欧洲大陆的哲学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比对欧陆学派的要大得多,而吸收了欧洲大陆哲学思想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却反响甚微。”②在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学者看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把过去的东西翻出来改头换面后重新陈列出来,并没有真正提出任何突破性的新理论。伊曼纽尔·纳翁进一步分析认为,德里达、福柯等欧陆学者的理论在美国学界大受欢迎恰恰揭示了美国学界对19世纪学术历史的一种无知,因为前者的理论正是来源于此,而“任何一个熟悉涂尔干关于犯罪与惩罚的论述以及韦伯有关组织与权力集团的思想的人,都会质疑福柯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对这些研究主题做出了新的贡献。”③但这并不等于欧洲大陆的哲学对本土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毫无影响。植根于传统的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更多地受到欧洲古典哲学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对“国家”的理解上,深受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影响。④此外,约根森认为,以卡尔·施密特(ＣａｒｌＳｃｈｍｉｔｔ)、尤尔根·哈贝马斯(Ｊｕｅ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诺贝尔·埃里亚斯(ＮｏｒｂｅｒｔＥｌｉａｓ)、诺韦尔托·博比奥(ＮｏｒｂｅｒｔｏＢｏｂｂｉｏ)等人为代表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对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⑤总的来说,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学界比较抗拒引进新的东西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更忠实于传统。这样往往又滑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缺乏理论创新———这里的国际关系学者们在质疑美国层出不穷的以“新”字开头的理论的同时,又过分追溯历史,以致无视现实的新变化,从而未免有些“矫枉过正”的意味。

再次,欧陆学派的国家观与英美学派的截然不同,国家对两种学派学科发展的影响也大不一样。首先,欧陆学派与英美学派对国家有不同的理解。“鉴于‘国家’的概念在英国的法律中事实上是不明确的,英国学者们声称他们甚至不能肯定‘国家’是个法律术语。”⑥具体而言,欧陆学派在国家/社会关系中通常秉承一种“强国家”(ｓｔｒｏｎｇｓｔａｔｅ)的理念,即强调国家高于社会,是个人与社会、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并赋予个人以人格、自由和价值,“国家是政治统治机构和公共权力载体的观念已在社会根深蒂固。”⑦它主要“融合了三大家的思想:托克维尔关于绝对主义国家的描述、黑格尔的国家至上论和马克斯·韦伯的法律和理性权威模式”,⑧以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FaGuo和德国为典型。而英美学派则继承了霍布斯、洛克和亚当·斯密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国家“存在于市民社会中而非凌驾于其上”,⑨即“弱国家”(ｗｅａｋｓｔａｔｅ)的理念。在这里,“国家”一词更多地被“政府”这一术语所取代,政府被认为是“必要的恶”,其目的主要在于保障各种生活方式的条件。总而言之,“国家在英美政治传统中扮演的角色没有在欧陆传统中那么重要。”

国家在欧陆政治传统中的重要地位还反映在它对社会科学,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施加的强大影响上。以欧洲大陆的两个主要国家FaGuo和德国为例,前者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历史上,国家政权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绝对主义王权时期,传统的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啨)失去了作为学术中心的地位,新兴的学术中心作为世俗政权反对宗教权力的产物对王权(国家)有了更多的依赖。但对社会人文科学而言,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与FaGuo发达、自由的人文科学相比,政治科学包括国际关系由于其特有的敏感性,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得不到发展,甚至成为学术界无权涉足的领域。“在绝对主义王权时期的FaGuo,政治是政府的专利,在这方面任何学术性的思考和意见都被认为是非法的。” 而德国的政治科学在1870年以后也发展得比较缓慢。“这或许是因为政府极少受到现代社会变革的挑战。相反地,在许多政府官员的眼中,大学教授是为政府服务的……政府的要旨已基本在德意志帝国得到实现,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政治学者们去做的话,那就是不要去细抠政府的结构组成和管理运作,而多想想如何提高政府履行职能的能力。”

今天,以法德为首的欧洲大陆政治科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与英美两国相比,国家的影响仍然随处可见,主要表现在纯学术性与政策导向性两种不同研究方向之间,学科的天平越来越倾向于后者。德国学者彼得·瓦格纳认为,“欧洲的社会科学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政策导向性质,”①包括大部分研究的重心主要放在政策和公共行政领域,一些目标导向的研究机构处于领导地位等等。②长期以来,欧洲大陆的社会科学界对学术研究应该偏重于思辨性的理论分析还是偏重于为国家政策服务,一直存在比较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可能一时还不能有结果,但国家对欧陆社会科学研究的强大影响却由此可见一斑。

大陆学派国际关系理论:何去何从

　　尽管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内容、方法以及学科发展等方面都有不同于英美学派的特点,但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除了前面提到的国家实力的原因以外,主要还因为:

(1)教学和研究方面:约根森认为,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在教学与研究两方面截然不同。也就是说,这里的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所学的是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如大论战、各种范式研究等等,但老师们的研究工作却远非他们所教授的那些东西。尽管熟知主流理论是十分必要的,但教与学之间这种巨大的鸿沟不利于培养出地道的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也不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研究,甚至是“一种欧陆学者自己贬低自己工作的行为。”③

(2)语言方面:语言也是妨碍欧陆学派广泛传播其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本国语言,它们不像英语那样成为世界性的语言。因此,许多用法语、德语等写作的经典著作常常要经过转译成英文之后才为欧洲以外的国际关系学者所知,而这些转译的著作又是极其有限的,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欧陆国际关系学者如雷蒙·阿隆、约翰·加尔滕等只不过是欧洲大陆学派的冰山一角而已。另一方面,外国学者要读欧陆学者的原著难度也比较大———因为这不仅要求他们掌握数门外语,而且还要适应不同的文章风格。因此在更多情况下是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学者们用英语写作。但是,对于母语非英语的学者来说,“英语强加于他们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思维方式和结构,从而使许多学者觉得无法很好地表达自己。”④此外,研究经费也是促使欧陆学者们用英语写作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Ａ.Ｊ.Ｒ.格隆和彼得·曼达维尔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和自主》一文中指出,“美国一些大型的基金会对用英语写成的研究计划提供资助的可能性要比用其他语言写就的大得多。”⑤两位学者由此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美国或英国霸权,而是英语在这门学科中所占据的压倒性优势。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欧陆学者越来越多地向英语的学术期刊投稿。⑥

由此可见,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要为人们所普遍了解还有待时日。但同时也应看到,冷战结束后,以欧盟一体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为基础,欧洲国家不管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单个的国家,都越来越注意发挥自身对国际事务的自主性和影响力。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由此也必将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理论由于其本身的学科特点,长期以来都是处于主流地位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备受关注,而处于边缘位置的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理论则常常被忽视,甚至许多学者还不承认有这一学派的存在,认为它不过是模仿、追随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已。然而事实上,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有自己的理论传统和发展轨迹,其文化背景、主流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的成长都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尽相同。同时,语言也是妨碍欧陆国际关系理论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以及欧盟的一体化建设使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慢慢浮出水面,尤其是它从社会学角度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范式。它使我们看到,国际关系研究并非铁板一块,有许多曾被忽视或者仍被忽视的东西有待我们进一步去发掘、学习。

此外,欧洲大陆内部不同国家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也有不同的特点,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由于资料有限,本文只对它们的一些共性进行了粗略的概括,而且名曰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分析的着重点几乎全在西欧国家,没有涉及南欧以及东欧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的国际关系研究,自是一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