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未来?——“9·11”后的国际秩序与新中世纪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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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玉刚

文章转载自：中国政治学网


【内容提要】本文从“9·11”事件给国际关系造成的影响出发，介绍了国际关系理论中新中世纪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学术观点，并结合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特征，分析讨论了新中世纪主义对形成中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把握能力和两者之间的切合度。文章最后指出，“9·11”确实可以成为国际关系转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新中世纪主义指出了国际关系发展中民族国家遭到挑战的特征，但同时忽视了民族国家在应对挑战中联合自救的特征。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爆发后真正值得关注的国际关系新趋势是国际治理的发展。

【关键词】民族国家；新中世纪主义；“9·11”

毫无疑问，“9·11”事件揭开了一个历史新时代。FaGuo原子能委员会战略事务的负责人泰雷兹·德尔佩什（Thérèse Delpech）就指出，从历史看，1991 年12 月25 日到2001 年9月11 日间的10 年可以称之为两次战争间的年代（interwar years），因为就像1919 年到1939 年之间的20 年没有什么原则可以去界定它们，因而被称为两次大战间的年代一样，这过去的10 年对于未来而言也可能是无法确定的独立的10 年。1991 年12 月25 日是苏联的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的日子，而2001 年9 月11 日是纽约双子塔倒塌的日子，在这10 年间，世界的秩序仍难辨别出其主要特征，到上个世纪末，人们甚至放弃了给新的世界秩序命名的希望。一种相对比较容易的界定方法就是称这过去的10 年为“后冷战”（post-Cold War）时代，但很多人对此并不满意，这只能说是一种权宜。而现在，人们开始集中讨论一个新的名词——“非对称战争”（asymmetric warfare），这个词也许就成为“9·11”后国际秩序的一个主要特征，或者就像“冷战”这个词一样，直接成为一个时代的名称。①

战争的非对称性：私人暴力对国家暴力

就在遭受“9·11”恐怖袭击的第二天，美国总统小布什正式宣布这是一场战争，是一场非常有象征性的战争，是邪恶对善良的战争。在9 月20 日的国会讲话中，小布什再次明确阐述了这场战争的性质，指出和以往任何一场战争都不一样，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而不是一二个战役就能决定结局的战争，是一场需要动用军事、外交、金融等一切手段来打赢的战争。这场反恐战争也是整个世界的斗争，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斗争，是“所有相信进步和多元论，相信宽容和自由的人们的斗争。”这也是一场可以把其特征归结为“不对称”的战争，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去归纳战争双方间的不对称性，而总的一个可以使用的词就是“不对称”。

第一，这场战争双方的组织是不对称的。战争的一方是私人的组织，秘密的、地下的组织。随着对“9·11”恐怖袭击调查的深入，人们甚至越来越觉得奥萨马·本·拉登（Osamabin Laden）领导的基地组织（al-Qaeda）甚至不像是一般的组织，因为它很分散，没有严格的等级体系，很容易化整为零，甚至化解成完全互相独立、互不相干、相互间几乎找不出任何联系的各个部分。而这场战争的另一方则是国家，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最完整、最严密、最庞大，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保证人们基本秩序、福利和安全的组织。自从民族国家成为普遍的组织形态后，自从民族国家成了暴力使用的惟一合法垄断者后，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战争这种最具有破坏性的暴力行为仅限于国家间的关系上了，因为迄今还没有任何有强力保证的法律可以禁止国家间选择战争这种暴力形式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国内，即使双方都同意使用的暴力，如西方历史上流行过的决斗，也被明文取消了。因此，当恐怖和反恐怖的国际性战争爆发后，许多人都因双方的这种极度非对称性而难以把这场战争和普通意义的战争这个词联系起来。在国内，恐怖行为古已有之，而恐怖行为的国际化，则是全球化的产物。而引起全球震撼的国际恐怖行为，就是这次发生在美国纽约的“9·11”恐怖袭击事件。

第二，战争双方遵循的规则也是不对称的。正因为国家是暴力使用的合法垄断者，因此其暴力使用要受很多规则的限制，包括道德上的，也包括法律上的、政治上的。而恐怖组织，正因为它是私人的，正因为它使用暴力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因此它在暴力的使用上也就无所顾忌，可以选择军事目标，也可以选择民用目标，可以杀害武装力量人员，也不顾忌对平民的伤害，甚至有意通过扩大对平民的伤害来对政府施加压力，造成恐怖效果。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对于恐怖组织和恐怖行为来说，没有规则也就是它的规则。

第三，战争双方位置的不对称，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国家的力量无疑是强大的，但它的力量及构成力量的标志都是明显的，作为目标来说很容易被确定。相比之下，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则躲在暗处，要挖寻出来就已经很不容易，更不用说把它作为一个目标来打击。

第四，双方的活动性也是不可比拟的。国家是具有领土司法管辖权的主权实体，它有国内的完全独立的行动自由，但它的行动能力受领土边界的限制。一国只有把最高司法管辖权限制在本国的领土范围内，其他国家才能享有它自己的最高领土司法管辖权。因此，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有完全的自由，而在跨国事务方面，其活动性、机动能力则大大降低，这方面能力的高低依赖于外交处理。因此，当美国及其他一些个别国家宣布在反恐方面具有“先发制人”的打击权力时，许多国家都对此深感忧虑，因为这种撇开外交单方面提高其机动能力和活动性的行为将会损坏一般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而相比之下，恐怖组织是全球性的，特别是伴随全球化的发展，恐怖分子的活动范围也全球化了，他们的跨国活动的机动性要远大于国家。这种活动性和机动能力的不对称是导致这场新的反恐战争的艰巨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五，双方的力量对比也是极度不对称的。美国无疑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世界上任何军事力量都无法与之比拟。但“9·11”恐怖袭击事件却向全世界证明，美国这个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只要用非军事的工具就能使它遭受重创，燃油、民用飞机就是很好的威力巨大的武器，而不一定非得用弹道导弹、轰炸机、航母、舰艇、卫星等高精尖武器，其破坏性和杀伤力也不亚于核弹、生物和化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强大的美国有它的脆弱之处，只要你善于发现和利用。再坚固的保护屏障，包括美国不顾国际反对、花大本钱建设的导弹防御体系，也无法抵御这一类的进攻。这是军事与非军事力量的较量。

对这场战争的非对称性就暂且讨论到这里，从中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正是因为这种非对称性（如果对称，那么根本就没有对抗的可能性），非国家的力量获得了和国家的力量相对抗的能力，而且是国际性对抗的能力，这是现代国家这个“利维坦”自诞生以来还从未碰到过的。这一转变对于主要由国家构成的国际关系意味着什么？“9·11”后的国际秩序将会怎样演变？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上述讨论给我们的一个直接启示就是，非国家的力量已经崛起，并且对由国家构成的传统国际秩序形成挑战。

民族国家权力的失散和新中世纪主义

民族国家对外交往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化，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力。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指出，世界经济和市场已形成一个联系密切的整体，每个国家都处在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整体结构中，它们的许多权力和控制力被分散和转移到了这个体系结构中。①她具体列出了民族国家所遭遇的十个方面的挑战，②包括国家独自保持经济稳定和发展的能力的削弱，能够承担的福利责任有限，征税能力的削弱，甚至对暴力的垄断控制也遭遇挑战，等等。

斯特兰奇对民族国家权力削弱的阐述是实质性的，而从形式上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民族国家权力这样几个散失方向：第一，在一个融为整体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中，那些能够提供安全保障，或者能够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形成威胁的国家，那些能够提供金融信贷，或者保留住资本的国家，那些能够控制人们接触知识和信息，或者能够决定知识的性质的国家，那些在生产结构中能够决定生产什么、谁来生产、在哪儿生产的国家，明显就比别的国家拥有更大的权力。③ 国家的权力从一个国家失散到了另一个国家。第二，民族国家的权力也出现了向上和向下的失散。民族国家的部分权力向上转移到了各种国际组织，向下则转移到了各级地方政府。第三，无论向上还是向下，只要权力还在由政府掌握的政治等级体系内，那么我们也许还感觉不到这种转移是对国家权力多大的威胁和挑战，而现时代的国家权力更多地是在向侧面，即向非国家非政府的各种组织团体转移，这是最使人感觉到国家权力在衰弱的一个发展趋势。这种非国家非政府的行为体，大致可分成两类，一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二是非赢利的、追求某种特定价值的非政府组织（NGO）。第四，从民族国家作为最主要的经济组织单位的天然性和合法性来看，它也遭到了上下都有的挑战。从宏观的方面看，经济区域化就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表明国家不再是参与全球经济竞争、能够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足够大的市场、生产要素得到最佳配置的自然组织单位。从微观的方面看，各种次区域（sub-regional）经济单位的出现也说明了国家对经济管理有效性的丧失，大前研一（Kenichi O hmae）把这种经济单位称为区域国家（region state）。区域国家可以是跨国的，也可以是国家内的，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全球经济中。区域国家并不挑战主权国家的司法管辖和领土边界，但同一区域内部相互间在生活消费模式、参与全球经济的分工、进而会在消费商业文化等方面有着共同性，这些内容也是它们自己得以标识自己的依据。这样，如果从全球经济的地图来看，那么分界线所标识的单位、当今真正起作用的单位，就是这里所称的区域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区域国家不是政治法令予以规定的，而是全球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在无形之中划定的，区域国家是全球经济组成中的自然经济区。④第五，本土化（localization）或者碎片化（fragmentation）也是人们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当全球化触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当全球化影响到各国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发觉自己原来所熟悉并固守的一些东西遭到了挑战，面临被消灭的命运，人们也感到自己的命运越来越被一种遥远的力量所控制。而在DIZHI这方面影响、控制自己的命运方面，他们原本可以依赖的力量、为他们提供保护的力量——国家政府却无能为力，甚至还成了推动本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力量。这样，人们不得不转而诉求本地的力量，把本地的力量组织起来，来增强自己的安全感。而更激进一点的做法，则是把本地的组织、文化提高到一个超出一般的水平，以至于对外界的组织和文化持一种仇视和否定的态度，并据此采取行动，这就导致了问题。不过，与民族国家的权力四处失散、权力和权威领域的严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也在发展。各国成功公司的管理模式和思想越来越相似，跨国公司的管理精英越来越具有全球的行动能力和全球意识，成了首批世界公民，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越来越成为各界精英的统一认识，并转化为政策和行动。与此同时，尽管民族国家遭受了种种挑战，但迄今为止它仍是在法理上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政治的基本组织单位。

许多学者在冷战结束后的初期就已经觉察到了国际秩序这种统一与***并存的二元特征，他们把这称为世界的吉哈德（Jihad）化和麦克化（McWorld），(5) 一体化（integration）和分散化（disintegration），或者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还有人把世界划分为和平区和动乱区，(6) 等等。后来一些学者试图用更具概括性的词来指称这种特征，如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提出了世界政治的两枝化（bifucrated）。(7) 不管用什么化来称呼，它们都是对国际秩序发展的一种现象描述和探讨，而真正能把冷战后国际秩序的这种二元特征上升到全球政治的格局和范式来探讨的，还是新中世纪主义（neomedieva-lism * ）。

所谓“新中世纪主义”，“指的是国际关系从近代发展到现在，在新的条件下重现中世纪时期西欧国际关系的基本景象”。(8) 斯蒂芬·科布林（Stephen J. Kobrin）把国际政治的组织形式划分为前现代（pre-modern）、现代与后现代（postmodern）三个阶段。前现代指政治组织的形式是非领土的，不同的政治权威对同一片领土可能都有它们的管辖权；现代政治的组织形式主要由基于领土的主权国家组成，一片领土上最高管辖权威只能有一个；而后现代的许多内容目前虽然还不够明确，但已经比较明显的一点是政治组织的形式面临着新的非领土化。(9)

在前现代的中世纪欧洲，政治形式有帝国、王国、城市国家、部族、其他大大小小的封建领地，还有各种各样的神权政治，皇帝、国王、公爵、骑士、教皇、主教、行会、城市等都可能在同一片领土上行使着重叠的权力。这些权力相互间有时会有冲突，但许多时候也能和平共存。人们当时没有现在的国家观念，他们只有哪个教会、哪个领主、哪个行会这样的观念，而这些身份归属和认同并不互相排斥，在你向某个领主宣誓效忠的同时，并不影响你向某个教会效忠；你也可以从这个主人那儿领受土地，向他效忠的同时，在其他领主那儿做同样的事。各种各样的角色在欧洲中世纪的舞台上同时登台演出，这种秩序具有很强的后现代特性，一切都没有一个普遍统一的形式，但一切又都能有它合适的位置。权力和权力间的冲突时会发生，但权力及其相互间的冲突都带有私人的性质，很多冲突都能通过中间调停来解决。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国家是当然的、排他的、惟一合法的国际行为体，民族国家（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往往是同义使用的）成为人们效忠的最主要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一种历史、文化、感情和观念的构建，这里效忠就从私的转变成公的。而在国际关系的后现代化中，民族国家的排他地位遭到了挑战，人们的效忠也因此而变得多元和不确定了。

在全球化的国际关系中，跨国网络越来越多，决策层次变得交叉重叠，权威来源模糊化，主权的归属日益不确定，传统政治权威遭到削弱，公司、次国家和跨国家的区域性团体、私人和公共网络、国际组织等非传统权威的影响力在加强，民族国家在其中不再占据当然的支配地位，而只是多重权威体系中的一种。与此相对应，虽然民族国家仍是人们重要的效忠对象，但一个公民在爱他自己的国家同时，并不妨碍他向一个国外的宣称某种特定价值譬如环保这样的团体效忠。这种多元的效忠有时并不互相冲突，特别是在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原则方面。就像环境保护这样的价值，环境团体拥护，几乎所有国家也同样拥护。但有时就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会撤回对国家的效忠，发展成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国家分离主义者和各种各样的****活动者。

在中世纪，权力和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私的，某个领主领有某片土地，也就负责这片领土上公共产品的供给，拥有并行使着这片土地上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权力是公共的范畴，由国家政府掌握并行使，国家拥有权力的同时也是安全、福利、秩序、法律等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而在后现代社会，公共产品越来越多地由社会来提供，国家在许多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既效果不好，又不经济。而由各种社会团体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它同时既有公的含义，又有私的含义，公和私的区分在这里变得模糊，也变得不重要。国际上也一样，国际法、国家间关系条约、国际政府间组织等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公的公共产品，而许多国际公共产品也越来越多地由各种非政府组织提供，包括对某项环境议题的研究及提供对策方案、呼吁尊重和保障人权、反对热带雨林的滥砍滥伐等。

上面是从正面的、积极的方面来看权威和权力公私区分的模糊化，而从负面、消极方面看，有些国家对暴力的垄断都在被削弱，犯罪团伙、恐怖分子、国家***主义者所拥有的暴力越来越强大，在有些国家甚至到了能和政府相抗衡的程度。在国家对个人安全所提供的保障不充分的情况下，个人对私的安全保障的需求也随之上升，不说别的，就说社会对个人保镖、保安公司的需求的上升就说明了这一点。非法的私的暴力进行跨国活动，或者跨国蔓延，就构成了一个国际议题，其处理需要跨国合作，并赋予合作机制以一定的权力。

在中世纪欧洲的众多权威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罗马教皇是宣称自己对欧洲基督教世界具有普遍性的两个权力，但这种普遍权力都是基于历史的合法性，基于政治的艺术，而非基于强制和武力。在现代，民族国家掌握了最高权力，除了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概念具有普遍性外，别无任何普遍性的权力。在后现代的国际关系中，世界统一的力量又获得了发展，其载体是全球市场经济，而在这背后则有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在发展，在扩张。对经济全球化的统一力量，国家根本不可能拒绝，拒绝的代价会是和世界普遍发展水平落后几十年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反过来又构成了国家顺应这种统一力量的巨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进一步的发展却又必须以进一步的统一为条件。和全球统一进程相伴随，一个跨国精英阶层在形成，他们是财富、知识的拥有者，世界各国对这些人敞开着大门，甚至想办法竞争这些人。这些人身份多种多样，包括大资本拥有者、科学家、大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技术人员、艺术家、各种专业人员等。他们是跨国进程的受益者，因而也是跨国化、全球化的推动者。他们具有世界背景、世界眼光，甚至世界的活动范围。统一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自由主义、民主、法治、人权、技术主义、环境主义、制度主义、进步主义等，在当前和其他文化的竞争中，它们处于上风，甚至所向披靡。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壮大、没有竞争对手使得弗兰西斯·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可能成了“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它可能是“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10)

综上所述，新中世纪主义指出，前现代的政治秩序的特点是统一与***并存，而后现代的国际秩序也呈现出了相同的特点，它以新的形式演绎着已经存在过的原则。当前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特征超越了国际关系的现代属性，具有后现代的特征；而其所表现出的种种后现代性，又和前现代性的种种特征有着重叠相似之处。当前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后现代倾向，实际上是向前现代的回归，国际关系面临着一个新的中世纪时代。

“9·11”后的国际秩序：回到未来？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耶尔格·弗里德里希（J?rg Friedrichs）教授指出，阿诺尔德·沃尔弗（Arnold Wolfers）早在1962 年就对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二元属性下了判断，并且使用了新中世纪主义（new medievalism）一词。在这之后就再没人提起这词，直到20 世纪70年代中期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再次讨论了这个词。而这之后这词又被人们忘记了，一直到90 年代再次被三位学者提起（Pirre Hassner，1992；Alain Minc，1993；Robert D.Kaplan，1994）。(11)

布尔在1977 出版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一书中，把新中世纪主义的体系界定为权威重叠和效忠多重的体系。弗里德里希认为这个定义还不够完整，新中世纪主义是一种权威交叉重叠的、多重效忠并存的、具有互相竞争的二元普遍性的体系。(12) 中世纪的主要特征是政治和社会的高度***，但如果我们忽视帝国和教会在法理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性，那是不完整的。基于这种类似性，后国际的世界（the post-international world）也具有高度的***性、复杂的社会认同网络，但同时民族国家和跨国市场经济都竞争它们的普遍权力，这样，新的、冷战后的国际秩序重新中世纪化了。

为了检测现代国家体系是否真地走向了新中世纪主义，布尔在1977 年的书中提出了五方面的检测标准：（1）国家的区域一体化；（2）国家的分化；（3）国际上私的暴力的恢复；（4）跨国组织；（5）世界的技术统一。在从这五方面对现代国际体系进行彻底的考察之后，他得出结论，认为在20 世纪70 年代虽然出现了这些趋势，但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新中
世纪主义已经形成。而弗里德里希认为，这五个方面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现代国际关系都已出现了后现代，也即新中世纪主义所描述的特征：（1）区域一体化在今天更多了，包括欧洲和欧洲之外的地区，欧盟特别像充满活力的多层次体系，在其中国家主权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2）一些国家确实解体了，像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3）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雇佣军等国际私人暴力也重新出现；（4）国际非政府组织、多国公司及其他跨国实体在不断发展扩散，其重要性也不断加强；（5）发达世界的技术在逐步统一，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方面。总之，根据布尔的标准，弗里德里希认为，在世纪之交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了新中世纪主义发展的迹象。(13)

其实，除了一些国家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像弗里德里希所说的为新中世纪主义提供了多么有力的证明。因为其他几方面的发展早在冷战结束前就已经开始，只不过在冷战结束后其进程比以前加快加深了而已。至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倒不是说民族国家遭遇了挑战，反而说明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价值更得到了肯定。历史的转折，或者新旧时代的划分，往往需要一个重大事件作为标志，现在，“9·11”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标志，其全局性和震撼性足以表明一个新的时代开始降临。最能把“9·11”事件和新中世纪主义联系起来的，是布尔提出的关于新中世纪主义私的国际暴力的恢复和发展的检测标准。

除了本文在第一部分讨论的内容外，“9·11”事件至少还可以表明国际关系发展中这样几点和新中世纪主义相关的特征：（1）恐怖袭击和之后世界各国的反恐斗争，以及美国把反恐扩大到对几个“无赖国家”的制裁，特别是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核查和封杀，表明了暴力的私化，以及对不正确使用暴力的担忧和防范；（2）策划“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主体是拉登领导的国际恐怖组织，这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非国家、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发展及其和国家的对抗，恐怖组织网络的全球性、事情爆发前的隐蔽性及其行动的危害性和巨大破坏性，足以使所有的国家都感到震惊；（3）“9·11”事件爆发后，恐怖主义的问题和反恐斗争成了国际政治的中心议题，甚至这方面的话语系统也影响了许多国际政治问题的表述，一个不是国家间关系的议题成了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这也是现代国际关系未曾有过的；（4）“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世界各国及各方面舆论对这一事件态度立场的广泛一致性也是空前的，在这之后的反恐斗争中，各国的联合和协调一致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至少也从某一方面说明，在面对非国家力量的挑战上，民族国家对其普遍合法性的坚持也是强烈的。

私的，也即非国家的暴力形式不只限于恐怖主义组织，还包括中美洲的游击队、非洲一些地区存在的雇佣军、海盗、黑手党等，这些形式各异的非国家暴力都对国家领导的国内秩序和以主权国家为主的国际秩序构成了严重挑战。一个新的中世纪时代似乎确实已经到来。

当然，生活在时间中的人类，要真正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但一定意义上“回到未来”是有可能的，如果将要到来的未来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演的话。

“9·11”事件从某些方面预示了新世纪国际关系发展“回到未来”的可能，不过，这也仅仅只是一种可能，因为其他也有很多方面可以说明过去不可能重来。

首先，接着本文第一部分的话题，从“9·11”事件爆发至今，非对称战争确实成了国际政治的一个核心和焦点，但这里的问题是，反恐是一个阶段性的议题还是一个长期的议题。答案是明显的，从国际关系的工作重心来看，反恐应该是一个阶段性议题，从长远来看中心议题还应该是和平与发展。而且，不解决和平与发展这样的核心议题，反恐这样的议题也就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因此，私的和公的暴力对抗会是某些阶段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但这两方面的力量还是不可能相提并论的。如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所指出的：第一，私人力量仍取代不了国家的力量；第二，权力转移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加强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力量的削弱，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国外同类组织的联系只能通过向国内政治施加压力获得。在这里，国家不是消失了，而是更多地分化成了它的各个功能部门，像行政、司法、立法等，这些部门和国外的对应部门结成了关系密切的网络，形成了一种新的跨政府秩序（transgovernmental order），这种秩序是因为当今许多跨国问题的存在而产生和发展的，包括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环境恶化、洗钱等。这种跨政府网络的建立形成了一种国际治理（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14) 而非跨国或者全球治理。

其次，“9·11”事件演绎了非国家力量对国家力量的挑战，同时它也证明了世界各国联合共同对付这种挑战的能力和意志。在反恐斗争中，且不说北约启动了集体安全条约的第五条，就是在美国和中国这样没有正式的防务和安全协议的国家间，协调的能力也是巨大的。赞奇就曾指出，主权行为体的衰落并不像新中世纪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的主要问题，“当今世界令人担忧的问题不是国家作为世界体系主要行为体的衰落（尽管某些跨国行为体的作用日益显著），而是国家能否认识到它们必须齐心协力，共同管理好这个相互依存的多样性世界。”(15)

再次，经济自由主义确实是推动全球化浪潮的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也确实在许多方面挑战了国家的领土司法管辖能力，但“9·11”事件的爆发恰好也证明了全球化发展中“越自由主义越好”的观点是会造成问题的。别的不说，就说恐怖组织对没有控制的电子转账的利用，就刚好证明了不加管制的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某些危害性。在反恐斗争中，利用对电子转账的记录来搜查挖寻恐怖组织的网络，以及世界各国政府对与恐怖组织有染的资金账户的联合封杀，也说明了某种管理的必要性。所以，如果说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发展是失去控制的话，那么“9·11”之后，对全球化发展的某些基本的控制会慢慢成为各国的共识。

最后，在具体的类比上，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和欧洲的中世纪当然有着更多的区别，如安德森和古德曼（James Anderson,J.Goodman）所指出的：第一，欧洲的中世纪模式只是整个世界中一个地方性的政治文化秩序，是分离的、自给自足的，而当今世界则是相互依存的全球体系，譬如欧洲、东亚是这个体系相互依存的两个部分，而不是相互独立；第二，除一些伊斯兰国家以外，现代国家体系没有神权政治的基础，而中世纪欧洲则有基督教的普遍原则；第三，建立于领土主权原则基础上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像前苏联解体后建立了很多新的民族国家一样，民族国家本身作为一种追求的目标在这里是强化了，而不是弱化了。 (16)

尽管如此，新中世纪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政治范式的思考方向，仍为我们讨论21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启示。泰雷兹·德尔佩什对“非对称性”一词本身的把握也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9·11”事件标志着国际关系的传统议题会慢慢退隐，而非传统的议题尽管多元和多样，但会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讨论中的重要议题。与此相关的是，非国家非政府的行为体也会越来越得到发展。而在世界各国联合对付这些非传统议题、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方面，“非对称性”就成了一个共同的特征。不过，可以预计的是，民族国家不会在应对非传统议题的压力中瓦解，而会在这一进程中形成国际治理，并从中得到加强。国际治理的发展，将会成为国际关系发展一个新的主要特征。

注 释：
① Thérèse Delpech,“The Imbalance of Terror",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5,No.1,Winter2002,pp.31-32.
② See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73-82.
③ Susan Strange,The Retreat of the State: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p.ix.
④ Kenichi Ohmae,“The Rise of the Region State”,Foreign Affairs,Spring 1993.
(5) Benjamin R.Barber, Jihad vs.McWorld, New York:Ballantine Books，
1995.Jihad 原意指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之战争，比喻为维护或反对教义、教规等运动，这里指世界的部族化；McWorld 指世界文化的统一，大家都看MTV，用苹果牌（Macintosh）的计算机，都吃麦当劳（McDonald）快餐。

(6)Max Singer,Aaron Wildavsky, The Real World Order, Chatham,N.J.:Chatham
House Publishers，1993.
(7)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417～418 页。
(8)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419 页。
(9) Stephen J.Kobrin,“Back to the Future:Neomedievalism and the
Postmodern Digital World Economy”,in Aseem rakash,Jeffrey A.Hart eds.,)
Globa 2 lization and Governanc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9,p.167.
(10) ［美］弗兰西斯·福山著，本书翻译组译：《历史的终结》，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年版。
(11) J?rg Friedrichs,“The Meaning of New Mediev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7(4),Dec.2001,p.476
(12)Ibid.,p.475.
(13)Ibid.,pp.483-484.
(14) Anne-Marie Slaughter, “The Real New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
Volume 76,No.5,September/October，1997,P.184.
(15)马克·W.赞奇：《威斯特伐利亚神殿的支柱正在朽化：国际秩序及治理的蕴意》，载［美］詹姆斯·N·罗
(16)James Anderson, J.Goodman,“Regions,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mopm:Modemist Reaction or Postmodemist Adaptation?” Review of Intemational
Pditical Economy, Vol.2,No.4,1995.See Andrew Gamdle, “Regional Blocs, World
Order and the New Medievalism”,in Mairo Telò ed.,European Union and New
Regio-nalism:Regional Acto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a Post-hegemonic
Era,Alder-shot:Ashgate,2001,p.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