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激起千层浪，中国“高兴”“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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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下为校编辑部写的文章，请各位指教

一书激起千层浪，中国“高兴”“不高兴”
                                              文/孙宇晨
【编者按】
自从2003年官方提出“和平崛起”以来，先有《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等纪录片的热播，后有《汉武大帝》等鸿篇巨制的上映，可以说其背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伴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显赫而不断地寻找着自身的定位。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的风起云涌之后，今年3月，一本《中国不高兴》异军突起，打破了近年来政论类书籍死水一潭般的寂静，引起了国内国外、官方民间、学者大众的广泛关注。不仅有央视、凤凰等重量级媒体的讨论、各大纸质传媒的各抒己见，网络的各大论坛也对书中观点展开细致辩论。可以说《不高兴》早已超出其商业出版的意义而成为了一个综合的社会现象。无论是从书的作者群还是书的畅销来看，人们都有理由重视这本书以及从中反映出的社会情绪。尤其是此书在青年学生中反响甚大，甚至东财周围亦不乏此书的身影，故编辑部有必要就此现象做出自己的解读，在公共平台上为读者提供可资参考的视角，并针对中国现今的若干思潮给出自己的论述和展望。

●一本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面向草根大众的书

《中国不高兴》自今年三月初发行，仅仅到了4月10日就重印了10次之多，至于各种盗版之书，也算是大街小巷书摊报亭铺天盖地了，曾被当当网誉为“上市一个月销量突破60万册并引发社会大辩论的时政奇书”。“时政奇书”究竟“奇”在何处？笔者以为，它奇就奇在没有理论归属，不存在明显“左”、“右”界限，试图以“无招胜有招”的方式，展现一种在现有体制框架下对内政外交诸多问题进行“一网打尽”的风格。这种“奇”，“奇”的不庄重，也不“理性”。严格来说，《不高兴》并非一部学术逻辑十分严密的著作，而是一个实质上的杂文集。从编排上看，“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的主张”、“放下小菩萨，树伟大之目标”这三大部分走的是先破后立的结构路线，但其它各自所包含的文章五花八门，篇章之间逻辑结构松散，总体上是缺乏主题和重心的，尤其是全书甚至连前言、总括都没有，让我们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就概括出这本书的全貌，影响了全书的效果。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书的五个作者“一虎一席谈”之后的整编对话录，书名如此直白，就大有“标题党”之嫌，甚至比不上其副标题“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仅从这些来看，《不高兴》似乎是一部商业炒作之书，所以有人以论著标准评之而“不屑”，也情有可原。
但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如果因此就轻视了《不高兴》及其价值，却是无视事实的表现。其书的作者所代表的声浪，首先就象征着舆论“第四股势力”的重出江湖。历数此书作者，坐镇头把交椅的王小东，号称“中国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曾参与被誉为东方的《外交事务》的《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创刊工作，后屡屡发文，以“民族主义”为旗帜与无数学者展开论战，也算是上世纪90年代思想界风云人物之一。紧接着的宋强，此人在1996年撰写的《中国可以说不》引发轩然大波，今番卷土重来，势头不小。至于宋晓军，更以《舰船知识》杂志主编的身份在全国军迷中影响甚大。如果说当前大陆言论格局中，官方、各界精英和学术界在此前能大致“三分天下”的话，那么《中国不高兴》作者群的出现，则使得游走于“精英-草根”、“官方-大众”、“学界-民间”之间的第四股“公共知识分子”势力露出水面，走上前台。所以就作者群而言，此书的定位就不是立足“精英”和“学院”，而是试图以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面向草根大众的读物。而这，对于一个走向多元化公民社会的中国来说，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        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大部分人关注点的转移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关注点的变化，八十年代是“文学热”，九十年代到21世纪初是经济学一统天下，近几年来又出现了“历史热”，而《中国不高兴》的火爆，则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关注点从基础性领域逐渐迈向高端，把对政治时局、国防军事、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关注以政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产物。从一定程度上讲，《不高兴》的缺点，恰恰是它的优点，正因为缺乏“逻辑”、没有各种主义和教条的束缚，使之成为了中国内政外交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书面表述大集合，而这些问题在以前总是零星散见于很多理论和术语之中，让人读来沉重费力。两相比较，此书轻装上阵，直奔现象，提出想法，不能不说是简洁明快，而这也是它受到广大民众强烈反响的一个原因。正如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先生所讲：“虽然里面的很多观点看上去有点非理性，但我觉得不必苛求、苛责。中国的发展成长，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如果只有一种书，而且都是特别呆板的书，也没劲。多彩的生活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应该说，这是持平之论。我们看到，《中国不高兴》出现之后，陆续有以探讨中国历史文化为重点的《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以分析经济和社会文化为重点的《中国很高兴》等书籍面世。对于后两者，笔者都曾读过，感觉基本上和读《续西游记》差不多，其中的内容也多有南辕北辙、自相矛盾的成分，只能说是借《不高兴》之力，投民众乐见PK之心罢了。
不过我们要看到的是，对于公民社会而言，真金只有在泥沙俱下中才能大浪淘尽，道理只有在百家争鸣中才能越辩越明。无论“百家讲坛”中于丹的《论语心得》遭到多少非议，它至少让大众在市场经济时代找到了对经典的敬畏之心。同样，尽管《不高兴》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盲点，也不符合学理逻辑，但一旦公众因此开始从拜物主义中挣脱出来，开始关注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这何尝不是激发一个民族集体创造力的崭新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不高兴》的推出和热销，不该视为头脑发热一时激动，亦不该被视为“民粹主义”而大加贬斥，其思潮由来已久值得深思，其价值亦已远超过书之本身而反映了转型社会的某种要求。这种“火爆反响”本身就是民众心理的转变，它表现了处于崛起间的中国对寻求自身定位和目标的努力之渴求。对于《不高兴》一书，我们应该待之以宽，示之以善。因为即使是它不完善、不成熟、有偏激，但却是对这个缺乏集体大目标大方向的社会的一种呼吁，我们没有理由对之抱以轻蔑、敌视，甚至封杀。须知正是因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纵横捭阖及其学界讨论的热烈氛围，才造就了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的传世不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的微言大义、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风靡一时。与之同理，笔者也相信，人们一旦因《不高兴》而更多地关注国家的发展变化，有更多的学人、青年、社会各界人士投入到其中的讨论中，不久的将来就一定会有更多、更深刻、更优秀的反映大国兴衰成败的力作出现。而这，恰恰是《不高兴》作者们所乐见的：应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尤其是‘70后’、‘80后’，如果能够把他们的观点以及更广泛的专家学者观点吸纳进来，那么这类书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任何雕塑的精美都源于对粗糙石材的打磨，任何思想的不朽都是一个民族实践和砥砺的结晶。从这个角度讲，《不高兴》以及相关讨论的意义至少比那种或只关注色相虚幻，或动不动就拿“伤痕”、“****”说事，或高举“历史虚无主义”、“逆向种族主义”大旗的“文艺腔”们要好得多，也高尚得多！因为一个只谈风花雪月和赚钱炒股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

●        宽容和尊重民族主义是对中国近代以来奋斗史的基本肯定

《中国不高兴》甫一出世，各种评判之声不绝于耳，舆论分野如此之大、评价观点如此之鲜明，参与评论的知识分子之多、声音之复杂均可谓近年罕见，估计也会被以后治思想史的学人们提上那么一两笔。其中既有社科院政治所房宁、中政大经管院杨帆等思想界人物的“力挺”，又有复旦大学沈丁立、中山大学袁伟时、央视名嘴芮成钢等人的痛斥。如果说从阎崇年先生挨打一事上我们看到了“精英”与“大众”开始出现鸿沟，那么人们对这本书的反应，则让我们发现即使是“精英”和“大众”彼此的内部，都有着复杂的分化，这些声音的背后，恰恰体现了当今中国社会因缺乏坚实道德、文化基础而带来的苍白与混乱，更确切地说，是人们对“中国要不要崛起，怎么样崛起”、“全球化对我们到底是什么意义”、“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各自的三十年”、“中国文化是光辉灿烂、博大精深还是长期僵化、腐朽落后”等基本问题缺乏基本共识而长期淡化、回避所致。90年前“五四”前后那场关于古今中西之辩由于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其绝大部分问题作为对民族主体性的焦虑，又在今天的社会被提了出来。而横亘这90年的恰恰是在目前被毁誉参半甚至被妖魔化了的民族主义。
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再到“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循环往复之际，即使不直接与西方打交道、不直接提及西方，中国人内心中也难免与之参照对比。就在这种百年的纠葛之下，产生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说，自鸦片战争始至今，中国的民族主义始终处于应激型状态。作为上层，从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到李鸿章等人洋务运动，再到康梁的戊戌变法，无不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大旗下进行各种艰辛探索。义和团运动兴起，可谓“草民”救国，表现了我们民族对外在压力和内部腐朽的本能反抗，结果虽以失败告终，但换来的却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西方任何国家皆无此脑力与能力可以统治此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民族，瓜分之事，实不可能”的论断，实质上宣告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破产。今天总有一些自命“精英”的读书人，为了显示自己“文明进步”，常常拿义和团“开涮”。但不要忘了，义和团是在那时的政治、文化精英一败涂地，中华民族陷入万分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人！我们可以说他们反抗方式落后，口号信念愚昧，但万不可从根本动机上否定义和团对挽救民族危亡的贡献。当然，后来的历史事实也印证了视西方如救命稻草的荒谬。正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让当时中国的热血青年看到了他们原来寄予希望和试图效法的列强的伪善与奸诈，于是有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人近代以来全面看待西方的开始，也正因如此，同样来自西方的，却是颠覆西方主流思想文化观念的马克思主义来到了中国，这也是民族感情剧烈波动之下的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结果。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干重大事变之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正式结束百余年来中国惨遭列强凌辱的根本标志，是五四运动核心目的达到的根本标志。不从这个高度认识新中国成立的意义，而仅着眼于所谓“国共内战的必然产物”，就贬低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选择中国***的政治判断力。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道路是不平坦的，60年来的奋斗与探索，我们的苦与乐，我们的失败与成功，都与这奋斗和探索联系在一起。六十甲子一轮回，今天的我们必须清楚，正是民族主义挽救危亡的浩然正气，才造就了新中国成立的合法性内核。胡Jintao总书记去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所以从1840年讲起，从近现代史梳理出中国从战火中走来，在发展中奋斗的一幕幕，无不是在警醒我们要不忘过去，不忘历史，不忘几代人为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今天总有人不断为“抗美援朝”、“援越”翻案，却依然享受着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红利”，对中国应有的、正当的民族主义不断进行丑化和消解，这难道不是王小东说的“逆向种族主义”是什么？！   
可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历来都是应激型、克制性的，它不应该也不能够和美国“霸权主义”类比，更不能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划等号。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十七世纪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一词的派生产物。由于一战二战给世界带来的苦难，故使之带有了更多的负面色彩。而在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却与西方恰恰相反，是先有被动挨打下应激的“民族主义”，后来才逐渐由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而且，《不高兴》中提到所谓“有条件与西方决裂”、“中国要领导世界”等“重磅论点”固然是一鸣惊人，但作者的绝大部分相关论述是出于善意和“王道”的，如果一些人紧紧抓住若干字句不放、恨不得对作者大挥老拳，甚至把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全部冠之以“狭隘”二字否定一通，是难以服人的。普京说：想回到过去是没有头脑，而不怀念过去是没有良心。笔者想：如果我们总用片面之辞、轻佻之语来评断先辈的历史，动不动就扣上各种“主义”的帽子，又怎么能保证我们的后代不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今天的我们呢？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同样是“五八”炸馆事件十周年。今天的中国，固然前所未有地聚焦了如此之多的世界目光，也前所未有地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在无数外国人都把“中国崛起”锁定为“本世纪上半叶意义最大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这一梦想停留在图纸上。所谓“知耻近乎勇”，“知耻”的目的不是为了报仇雪恨、以牙还牙，而是要未雨绸缪、自立自强，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那种对美国间*船到海南岛周围搜集情报无动于衷的态度，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视野和底气。《不高兴》中“持剑经商”、“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等数语，尽管直白，却言之在理，因为大国崛起本来就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提两句“和平崛起”“和谐世界”就能扫清外部障碍的。今天的社会民意中，如果没有对“炸馆”的警醒意识，没有对五四的感怀意识，中国就无法做到真正的崛起。
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近数年来，不少国人面临对外依附逐渐加大的状况尚不自觉，以为“搭车”就能无限发展。殊不知，欧美让中国“搭车”是有限度的，不仅尖端技术控制严密，而且其产业大军的进入已经越来越使中国“失大于得”，加上中国“入世”至今，土地、资源、劳动力等后发优势渐消，创新不足、代价过大的劣势日益突出，我们又怎能让“中-美国”这种企图使高低端“互补”固定化、与中国的大国目标极不相称的想法得逞？而“中国崛起”的尴尬之处则恰恰在于：如果我们长期处于经济发展的低端，必然不符合人民的发展需求，而努力奔向高端，一旦我国与欧美日本经济的结构性互补逐渐淡化、结构性竞争冲到台前，则我安全形势必然会因经济发展、历史矛盾而有逐渐恶化之势。说的明白和长远一点，以中国之大、历史之久、民族期望之切，加上外部地缘形势，仅此四种因素就决定了：我们要么成为东亚共同体的主要国家；要么穷于应付，安于现状，失去真正崛起的机遇。所谓“跳出非上即下的‘困境’”、“走维持和平共赢局面的‘中间道路’”，断无可能。尤其在中国没有放弃对台湾、钓鱼岛、南沙主权，没有放弃对“创新型大国”宏伟目标进行努力追求的情况下。
凤凰涅槃需要非凡勇气，英雄本色亦见于沧海横流。以此观之，《中国不高兴》中所谓“英雄国家”四个字，既非虚幻之思，也没有实质之错，而是作者们抱着忧患之心对民富国强的渴求。对此质疑的人们应该想一想，去年奥运会开幕式中那么多人在听到《歌唱祖国》的时候流下激动泪水的背后，蕴藏的是何其巨大的沉重、喜悦和感怀！
在今天，尽管这个“市场经济”让人们看到了太多的物欲色相，看到了太多的虚假大空，看到了太多值得批评的地方，它淡化了英雄和正气，使得很多人认为“先进事迹”是虚构的，“英雄人物”是不存在的，法律和正义离我们还远。但笔者认为，即使是这些现象依然大面积存在，也不是我们随波逐流和自我矮化的理由。因为公民社会是建立在公众的道德信念基础之上的，而这种信念经过网络媒体的传播，就会形成对社会的强大纠错力量，它太需要我们不断地提倡和坚守了。回首近几年来的点点滴滴，我们不难发现，是当今网络时代的迅速发展，加速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促成了“人民民主”的某种回归，而这，恰恰是中国人激发自身制度、文化、技术创造力的源泉。《不高兴》中有一句话说的好：建立英雄集团就要从逼迫内部高尚做起，建设“英雄国家”不是没有希望！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在莺歌燕舞与温顺善从中实现崛起。更何况在朝鲜拥有实战核武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受到核武全面包围的国家。《孟子》有云：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直以来，我们不缺“敌国外患”，否则《中国不高兴》不可能继十年前《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和《中国可以说不》名震一时后再度发威，我们现在缺的就是甘于奉献、勇于创新、提振社会正气的“法家拂士”，缺的就是当年“两弹一星”那种“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目标、精气神。《不高兴》里面“再不建立大目标，中国就没机会了”一句，也许有点危言耸听，但当我们看到种种内忧外患和当今社会的巨大变革时，相信没有人不认为“树立大目标”是正逢其时的，尤其是在“建国六十年”这个让我们耳边仿佛又响起——“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关头。抚今追昔，回想二十世纪一代代中国人的辛勤求索，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是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篇著名文章中一段掷地有声的表达。正是有了“脊梁”、“英雄”、“人民集体意识”的存在，中国才不会“国恒亡”！

【结语】

《中国不高兴》辞采飞扬的背后，是沉重的思考，我们要把这种思考延续下去

其实，连本书的作者都承认，《中国不高兴》这个标题是出于出版商的策划，并非作者所愿，相信诸君仔细阅读后也不会认为这是一本浅薄的书。也许我们看到的正经甚至刻板的课本和论文太多了，一时间难以接受这种“不正经”的政论，但也只有扎根于民间的言论才富有生命力，只有真正脚踏实地的人才能去仰望星空。理论虚化到晦涩难懂、空洞无依，甚至套话、官话连篇的时候，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正像不能因为中神通王重阳的存在就否定东邪黄药师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习惯于正统学术就轻易蔑视《中国不高兴》，何况真正习惯于前者的人并不多。更何况该书的作者也都是在学术、思想精英圈子中打拼多年的人。
读过这本书，我们不高兴的应该是有那么多内政外交的方面需要改进，有那么多的妨碍我们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现象需要消除，高兴的应该是在开放的社会，民众的创造力正在被充分释放，关注国计民生的公共声音日益增强，我们迎来了一个飞速变革的、能够在沧海横流中树立大目标、践行大目标的大时代！我想，这才是本书副标题“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的确切之处。
今天的我们的确生活在这样一个紧张、变化、竞争激烈而又生气勃勃的时代，“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其中的一个主题，它赋予了国人相对更多、更大的历史使命。正如胡Jintao总书记在2005年“神六”表彰大会上所讲：“伟大的精神孕育着伟大的业绩，伟大的业绩也一定凝聚着伟大的精神。”我想，事业因高尚而从无止境，希望因信念而永放光辉，《中国不高兴》作为一本新世纪以来政论文集的“先行者”，它一定有自己的缺陷、不足，但当未来若干年后出现一本远超此书、堪称经典的著作时，无疑表明我们的国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作为见证、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一代，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延续包括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种人士的思考和探索，身体力行地为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行文至尾，如果此文能让各位读者对中国生存发展进行一些思考的话，则无论诸位对文中观点同意与否，俱为此文之最大价值，笔者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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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学子

这种判断毫无疑问逻辑上是正确的，而且推敲起来也是恰如其分的。但是偏偏这本书本身就是蔑视理性主义的科学分析而代之以一种山寨版的民粹主义叫嚣。毫无疑问，如果有人还记得历史的话，那么北一辉的著作当年在日本能有如此大的反响，并不在于北一辉自己也是出身草根，而是他的观点恰恰反映了当时“日本最广大人民”的看法，但是历史最终证明的是，他看到的病痛，用他的药去治，那么最终有副作用的不仅是本国而且还会传染到其他人身上。所过说言论自由的话，那么好了，我们要问，作者是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和我们心平气和的坐而论道，理性的来讨论学术问题呢？恰恰相反，作者就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越过“学理的探究”来直接向他所关心的大众呼吁，“以救斯民”如此，怎么又说我们反倒要对他宽容呢？
有句话讲的好，对于学术观点，我们对事不对人。不错，不过王小东同学恰恰就是当年鼓吹西化最厉害的文人之一，河殇的背后策划就是他的背影，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说他现在“幡然悔悟”了，拥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但，自89年众所周知的学生运动以来，几乎一个90度的转弯催使我们问“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王小东？说他是草根学者，倒不如说是地地道道的”草根御用学者“
不错，激进的对外关系的评论既把棒子打到了别人身上又可以给自己带来莫大的关注度，一本万利的买卖，谁不想做，但是当我们都知道，再评论国内的众多”敏感禁区“的时候你就会被”和谐“掉的时候，我们知识青年到底是廉价的去呼吁”爱国“呢，还是踏踏实实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事实。我们苦难的祖国母亲到底更需要的是外科还是内科？？？
陈独秀曾有句激进的名言”爱民之国家，爱之固宜。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宜也？“FaGuo启蒙运动也有句名言，专制之下无祖国！喔，我们现在当然可以说这些都是最”无耻“的***言论了，马克思当了世界公民，列宁说要让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更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视为异端。
同学们！社会科学不是阳春白雪，文科生更不是在实验室里的研究员，我们的实验室就在身边每时每刻变动的社会，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祖国究竟是不是”不高兴“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