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理与外交决策

白鹤

摘要: 前景理论是关于决策选择的重要理论, 挑战了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与主流的预期效用理论不同的是, 前景理论主要是从价值的变化量, 也就是获益和损失的角度来研究决策者的风险趋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 这一理论就开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本文首先介绍前景理论的发展由来, 以及它的分析框架。随后讨论前景理论给外交决策研究提供的进步认识, 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 作者做出简短评论。

关键词: 前景理论; 预期效用理论; 外交决策

国际政治中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决策问题。每天行为体( 不论是领导人还是抽象的国家) 都需要做出各种各样的决策。风险是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存在风险就无所谓决策选择了。外交决策由于自身的性质所致, 总是在高度不确定、信息不完全的情势下进行抉择。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Kahneman) , 与阿莫斯·特沃斯基( Amos Tversky)⑵创立的前景理论, 为研究“ 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该理论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 揭示了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 进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 行为经济学。这一理论冲击了预期效用理论( expected-utility theory) 的“ 理性”假定, 是对赫伯特·西蒙( Herbert Simon) “ 有限理性”的继承和发展, 为研究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 给外交决策研究, 特别是危机状态下的外交决策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新视角。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 不少学者借鉴该理论来分析危机状态下的外交决策, 产生了不少有意义的新成果, 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批评。本文意在对这一理论在外交决策中的研究作一个简要的文献综述。作者首先介绍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理论的发展过程, 对前景理论的分析框架作一介绍。随之探讨前景理论对外交决策研究的积极意义, 及其存在的问题, 最后作者基于以上分析做出一些简要评论。

一、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外交政策分析(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FPA) 作为国际关系微观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的重点是行为体的决策问题。长期以来,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一直以假定行为体为“理性人”及其“自私”特征作为理论基础。认为行为体在追求最大化利益时, 能够对存在的客观环境和信息做出理性判断, 选择最优决策。但是现实的国际环境更多时候遍布的是不确定性。这样, 行为体在决策过程中就存在着预期效用与风险偏好的问题。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主流的理论是预期效用理论⑶。这一理论是在18世纪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 Daniel Bernoulli) 的“ 圣·彼得堡悖论”( St. Petersburg Paradox) 基础上,由冯·纽曼( Von Neumann) 和摩根斯坦( Morgenstern)以及萨维奇( Savage) 等人发展而成的。其基本内涵可归结于3个方面: 理性预期、风险回避和效用最大化[1]( P45) 。亦即理性的决策行为体通过对获取的信息进行考察, 并权衡各种可能的政策选择及后果, 做出最符合其偏好的决策, 选择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决策。预期效用理论建立在一些重要的公理化假定之上, 主要包括:( 1) 优势性( dominance) , 指的是如果一种选择在某个方面优于其他选择, 而同时在其他各个方面又不亚于其他选择, 那么该优势选择将被采用;( 2) 传递性( transitivity) , 指的是如果方案A优于方案B, 同时方案B优于方案C的话, 则方案A优于C;( 3) 恒定性( invariance) , 指的是方案的选择不受方案描述方式及其顺序的影响。这3个公理性假定几乎成为所有理性决策理论的前提⑷。

理性假设是预期效用理论的内核。这一前提假设首先受到赫伯特·西蒙“ 有限理性”的冲击⑸。西蒙指出, 由于人类无法获取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同时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因而在决策中遵循的不是效用最大化的最优决策原则, 而是“ 满意”( satisfices) 原则。这就意味着决策者寻求可接受的选择方案( acceptable choice) , 也就是能满足最低要求的选择, 而不是通过考察所有可能的方案之后再选择效用最大的方案。西蒙认为, 虽然人们试图实现最佳结果, 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受到“ 有限理性”的支配。随后, FaGuo经济学家阿莱斯( Allais) 通过实验得出“阿莱悖论”( Allais Paradox) , 进一步冲击了决策的理性假定。到1979年时,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吸收“阿莱悖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前景理论。

预期效用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效用。然而, 效用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心理成分, 指的是对决策主体的满足程度。因而, 决策者在进行成本与收益权衡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前景理论正是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结合起来, 以研究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进而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它以强有力的经验证据为基础,指出了对预期效用理论的种种背离行为。前景理论认为, 人们作决策是按照一定的准则和经验进行的。概括来说, 由于人们是认知吝啬鬼( cognitivemisers) , 总是力图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因而在对复杂问题做出判断时主要是应用启发法( heuristics) 。亦即凭借经验来解决问题, 也称为经验法则或拇指法则( the rule of thumb) 。启发法主要有三种: 典型性启发法( representative heuristic) 、可得性启发法( availability heuristic) 、锚定与调整启发法( anchoringand adjustment heuristic) 。这三种方法既可能得出正确的推理结果也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1]( P77) 。典型性启发法指的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 人们会关注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的相似性, 以推断第一个事物与第二个事物的类似之处。人们假定将来的模式会与过去相似并寻求熟悉的模式来做判断, 并且不考虑这种模式的原因或者模式重复的概率[1] ( P77) 。举例来说, 当谈到护士时, 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是女性, 而如果提到飞行员, 则想到男性。人们做出这种判断是依据生活经验, 把一些特征与有比较密切关联的事物联系起来。代表性启发法可能产生严重的偏差,主要由于过度使用贝叶斯法则⑹和“ 小数定律”( law of small numbers) ⑺ 。

可得性启发法是指人们倾向于根据一个客体和事件在知觉或记忆中的可得性程度来评估其相对频率, 容易知觉到或回想起来的被判定为更常出现。例如, 恐怖主义事件相对于其他冲突来说, 并不是最频繁发生的。但是由于9·11后对恐怖主义事件的过度关注, 因而给人们留下更深印象, 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世界到处是恐怖主义问题。依靠可得性启发法常常由于例子的可获取性、意象、虚幻等原因导致预测偏差[1]( P82- 83) 。

锚定与调整启发法指的是人们在判断过程中,最初得到的信息会产生锚定效应( anchoring effect), 人们根据可记忆的、明显的和常见的例子和证据进行判断, 从而制约对事件的估计。人们的调整策略是指以最初的信息为参照来调整对事物的估计。调整通常是不充分的, 不同的开始会产生不同的估计, 这就易于偏离其初始价值[1]( P83) 。总之, 前景理论更多地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人们决策所依据的准则和经验。可以看出, 前景理论下的决策判断, 系统地背离了预期效用理论的3个公理性假定。

二、前景理论的框架

前景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的公理性形式不同,它是通过实验得出描述性结论的。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 人们决策时往往更加重视财富的变化量而不是最终量。人们对损失与获益的认知是不对称的, 在面临获益时行为趋于风险规避( risk- aversion), 当面临损失时则趋于风险接受( risk- acceptant), 因而偏好在概率上是成非线性的[2]( P87) 。由此,前景理论挑战了预期效用理论的理性预期、风险回避和效用最大化。因而, 一般认为前景理论是对预期效用理论的一种替代。

从分析框架上来看, 前景理论是以财富的改变而不是它们的最终状态作为决策的参考, 分别以价值函数( value function) 和权重函数( weighting function)替代预期效用理论的预期效用函数和主观概率模型。具体来说, 前景理论将决策过程分为编辑( editing) 和评估( evaluation) 两个阶段。编辑阶段是对不同的可能性结果进行初步分析, 得出简化的结果, 也称之为框定( framing) 。评价阶段是决策者对编辑得到的简化结果进行评估, 选择价值最高的决策。这意味着决策者的决策受两个过程的影响, 一方面是主观价值的影响, 亦即价值函数; 另一方面是决策者对概率的感知, 亦即权重函数。

编辑阶段。这一阶段是为了简化处理各种可能的选择, 主要通过接受( acceptance) 、剥离( segregation), 同时也包括编码( coding) 、合成( combination)和取消( cancellation) 等机制来使决策更加快速高效。其中, 接受指的是一旦提供给决策者的选择问题结构合理, 则决策者不大可能重新改动它。举例来说, 一份报告可以有好几种表达方式来表述相同意思, 读报告的人趋向于按照呈递给它的表述方式来理解, 而不大可能改变表述方式来重新理解。剥离指的是有风险和无风险的可能选择常常会被分离开来。编码指的是人们做出决策考虑的是获利还是损失, 而不是最终的财富水平。合成指的是人们将出现相同结果的方案的概率进行合并, 以简化对问题的认识。取消指的是人们在评估两个具有部分相似结果的选择时, 常常会把相似部分排除掉不予考虑[1]( P63- 64) 。与人们知觉认识相反的是, 在这一阶段存在框定效应( framing effect) , 也就是通过改变对结果的描述就可以改变人们的偏好选择。因而, 人的偏好和选择行为依赖于问题或者结果的描述方式。在编辑阶段, 以上几个精神操作( mental operation) 机制能够完成几项任务: 一、选定参考点( reference point) ; 二、根据参考点位置, 框定情势结果所处的位置( 是受损, 还是收益) ; 三、考虑各种可能的政策选择; 四、考虑这些政策选择的可能结果, 也就是它们的价值和概率[3]( P89) 。

评价阶段。在这一阶段, 决策者对编辑过的简化结果加以估值, 进而做出选择。一个决策选项的价值包括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的结合。价值最大的选项就是最后的决策。

前景理论下的价值函数具有3个特点:( 1) 价值函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参考点, 决策者往往并不关心最终的财富水平状态( 这一点与预期效用理论的关键性假定—— 效用最大化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 却关注相对于某个参照点而言所发生的财富变化水平。参考点发生变化, 价值函数也发生相应变化。这就是所谓的参考依赖( reference dependence) ,成为前景理论基本的分析性假定[2]( P89) 。( 2) 价值函数形状是S形的, 以参照点的偏离程度定义, 向参照点的收益和损失两个方向偏离, 呈反射性状。这就是所谓的“ 反射效应”( reflection effect) , 而预期效用函数的形状则是下凹的。价值函数中, 人们决策的风险趋向是不一样的。其中, 收益呈凹形, 体现风险回避, 即在确定性收益和非确定性收益中偏好前者。而对损失呈凸形, 体现风险寻求, 即在确定性损失与非确定性损失中偏好后者[4]( P33) 。( 3) 价值函数中, 收益变化的斜率小于损失变化的斜率, 即个体对同等收益和损失的风险偏好程度是前者小于后者[4]( P33) 。这反映了人们在决策中是风险厌恶( risk averse) 的。参见附图1。

前景理论的权重函数认为, 人们对出现不同结果的主观概率与实际的客观概率并不相同。人们倾向于高估低概率事件, 而低估中高概率事件, 而在中间阶段人们对概率的变化相对不敏感[1]( P70) 。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情形到处存在。例如, 非典时期的北京, 人人惧怕感染非典, 而事实上相对于北京1400多万人口来说, 能感染上非典的概率几乎接近为零,但是这一风险的概率却被人们无限加大了。在预期效用理论中, 决策者对概率的反应是线性的。例如,在预期效用理论中, 20%和25%的概率是不同的。而前景理论通过大量实验得出的结果是人们主观认为20%和25%的概率几乎相等, 没有什么区别。

综上, 用公式表示前景理论则为: V=W( P!) *V( X") 。其中W( P#) 是权重函数, V( X) 是价值函数。这就意味着, 经过编辑阶段对决策问题的框定处理之后, 决策者在评价阶段的决策是实现最大价值V。

三、前景理论对外交决策研究的启示

预期效用理论是一种规范性( normative) 理论,而前景理论是一种描述性( descriptive) 理论⑻。规范性理论指导教育人们应该如何行为, 而描述性理论描述的是人们实际行为。亦即规范性理论是应然研究, 而描述性理论是实然研究。虽然传统的决策理论家们试图放松规范性理论的基本假定, 以便将各种描述性因素结合到理论框架中, 然而这种调整却使得一个描述准确的理论无法在规范上仍然有效。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为, 规范性理论和描述性理论之间是无法完全调和的[5]( P13) 。正是预期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在理论根底上的差异, 使得不少国际关系学者认为, 前景理论对于研究外交决策具有更大潜力。

前景理论的一些结论对于外交决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归结为5个方面:

第一, 决策之时, 决策者往往更加重视财富( 包括利益、名誉、声望等) 的变化量而不是最终量。根据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 决策的参考点往往是现状。但是也可能是决策者主观预期的状态水平。例如, 朝鲜战争之初, 美国飞机到东北轰炸造成的损失并不大, 如果以对中国损害的情况作参考点考虑, 毛**不大可能决定抗美朝鲜。正是因为毛**的参考点是朝鲜的三八线, 因此做出了当时看来颇为冒险的决策。前景理论认为, 决策者是根据参考点来框定政策选择。如果参考点发生变化, 就可能出现偏好反转。举例来说, 乙欠甲1000美元, 一直拖延未还。一日, 乙告知甲可以立即支付500美元,两人之间的债务就此了结, 甲应该如何决策呢? 如果甲以现状1000美元作决策参考点, 则无疑是难以接受这500美元的, 相应地做出的决策是拒绝乙的这项要求。可是如果甲认为, 将来执意要回1000美元是不可能的, 那么他以0美元作为参考点, 则会欣然接受乙的建议。

第二, 损失厌恶( loss aversion) , 也就是说决策者对于损失和收益做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对于相当的收益来说, 他们通常趋于高估损失。举例来说, 一个人意外地拣到10元钱所获得的快乐感, 要低于自己丢失10元钱的懊恼感[6]( P181) 。这就是损失厌恶。预期效用理论认为决策者是回避风险的。与之相反, 前景理论认为, 损失厌恶反映出人们风险偏好是不一样的, 在涉及收益时, 人们表现出风险厌恶,而涉及损失时, 人们则表现为风险寻求[1] ( P104) 。前景理论认为, 决策过程中, 决策者偏爱现状, 放弃一项财富的痛苦高于得到等量财富的满足感, 这就是禀赋效应( endowment effect) 。实验显示, 相对于产权或者未来能够获得某物的承诺而言, 人们对于现实地占有的物质具有更强、更持久的禀赋效应[6]( P182) 。举例来说, 虽然不少物品对于某些人并没有什么用途, 可是他们却不愿意将这些东西无偿送给别人。

此外, 前景理论还认为“ 沉没成本”( sunk cost) 对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传统理论认为, 沉没成本是决策的非相关成本, 不会影响个人对该问题的未来解决。而前景理论认为, 损失厌恶导致个人不愿意接受先前所投入成本被白白浪费的事实, 因而会将沉没成本考虑到决策中来[7]( P78 - 79 ) 。例如, 越南战争后期, 美国明确知道胜利的可能性极小, 却不惜大规模投入, 很大程度上就是鉴于先前大量的沉没成本。

第三, 框定依赖( framing dependence) 。指的是在决策过程中, 决策者会因为情境或问题表达的不同而对同一组选项表现出不同的偏好序列, 从而做出不同的选择[7]( P87) 。预期效用理论认为, 偏好是恒定的, 不依赖于问题的表述方式。但是前景理论则认为, 人并不是完全理性, 只是有限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 前景理论是对西蒙“ 有限理性”的继承和发展。因而, 在考察外交决策时, 需要重视的是决策背景, 以及对问题的陈述。通常情况下, 决策者接受默认的对问题的表述, 而不会有意识地改变问题的表述方式, 进而改变思考问题的方式。

第四, 决策中的风险倾向。过去外交政策理论从性格特征来研究决策者的风险容忍度( risk tolerance)。预期效用理论则认为, 决策者的风险偏好是由效用决定的, 效用高则风险偏好也高。前景理论则是从损失和收益角度研究决策者的风险趋向, 认为相对于获得而言, 人们对损失更敏感。因而决策者在面临收益的时候是规避风险的, 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寻求的。

第五, 决策中存在确定性效应( certainty effect) 。也就是说, 相对于某种不确定的收益来说, 决策者赋予确定性收益以更多权重[1]( P50) 。因而, 偏好在概率上是成非线性的。预期效用理论中, 决策者的偏好在概率是成线性的。前景理论认为, 决策者对概率的主观理解和客观实际存在很大差别。

综上, 前景理论的这些结论来自实验, 因而很契合实际生活中的决策情况, 由此也大大地增强了理论的可信度。当然, 在解释外交决策上, 既有优势,也存在不少质疑。

四、优势与问题

前景理论目前在外交决策的研究上取得了不少优秀成果⑼, 能够解释很多预期效用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它的理论优势主要体现在:

第一, 前景理论具有坚实的经验事实支持。由于前景理论是基于对人性和人类价值的深刻理解之上, 因而更接近于人们行为的真实状态[8]( P163- 176)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通过大量实验得出前景理论的结论时, 还结合了数学表达式, 因此使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理性选择理论的决策总是通过大量的数学计算才得出结论, 这一过程明显地背离了国际政治生活中决策的真实情况。任何外交决策, 特别是危机决策之下, 领导人都是在信息不完全, 承受着巨大压力之时, 在短时间内做出的。

第二, 前景理论是一种动态的理论。现实主义理论, 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在理论特征上是一种静态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中, 行为体的偏好也总是给定的, 因而很难再发生改变。而在前景理论中, 行为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是随着参考点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而, 当环境、时间发生变化时, 尤其是行为者认知发生变化, 都可能导致决策的重大变化。

第三, 前景理论强调微观层次上的决策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前景理论解释了认知偏见如何影响决策者对信息的处理, 进而影响其决策的行为。同时, 也强调了影响特定领导人和决策者在决策中的情势性因素( situational factors) [9]( P294) 。在不利环境中, 决策者的决策趋于冒险, 反之, 则趋于躲避风险。同时, 前景理论中还融合了背景因素, 包括沉没成本、不断升级的承诺( escalating commitment) 和冲力效应( momentum effect) ⑽等等[9]( P300) 。然而, 在具有重要优势的同时, 前景理论也存在不少问题, 引起不少学者对其适用性的质疑。杰克·利维归结将之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是前景理论的内部有效性( internal validity) ; 二是外部有效性( externalvalidity) 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 前景理论是从心理学角度批评预期效用理论。然而, 长期以来, 对选择的心理学视角持批评态度的人一直断言, 无论实验室数据多么有生命力, 把这些数据转移到现实世界环境中的策略都是有缺陷的: 即使是最天才的实验也不能捕捉到对市场上或国际交涉中存在分险的主观知觉。即便承认在历史和当前环境中的此类测试的有效性, 但要以重建对风险和效用的非常精确的主观估计为目的,去收集、评估数据也很难做到[10]( P345) 。

其次, 前景理论的缺乏一个参考点或者框定理论, 因而也同样空洞[10]( P344) 。这是前景理论最让国际关系学者诟病的地方。由于参考点是决策者评估损失和收益的关键, 因而在特定的选择环境中确定决策的参考点就成为理论亟须解决的主要障碍。但是, 由于参考点的确定本身受到决策者自身、客观环境、框定效应等等的影响, 就决定了对它进行精确地位和评估存在很大困难。

再者, 由于外交决策大部分是在集团中做出的,那么前景理论是否能够利用于集团的外交决策行为中来呢? 这一研究目前还存在很大困惑。心理学的模型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 都倾向于规避集合这个关键问题: 关于个人决策过程的假定, 是否就能够转换成对集体行为的可靠假定呢[10]( P346) ? 是否个人行为上的损失规避趋向, 就意味着国家行为也是如此呢? 是否可以从个人行为的假定就逻辑地上升到集体组织行为的假定呢? 关于这方面的理论问题, 前景理论仍然没有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而且, 在研究决策问题上, 是否小集团决策就会影响前景理论的适用性上还存在问题。研究决策中集团思维的学者认为, 集团极化( group polarization) 趋向于转移风险( risk shift) 。也就是说, 在小集团决策中政策选择趋向于冒更大风险, 这个结论和前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之处。因而, 能否将集团思维的研究和前景理论的研究相结合, 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最后, 由于前景理论将背景因素考虑进理论框架来, 可是由于外交决策背景本身的复杂性, 使得理论难以通则化。也就是说, 即便是相同背景下的决策, 都要寻求各种决策的背景因素对决策的各种影响。

在经济学领域, 前景理论的研究应用较为成熟了。可是在国际关系领域, 尤其是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中, 还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而中国国内还未曾见到这方面的研究。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教授因为创立前景理论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一事件相信能够增强人们将它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兴趣。而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 这一理论的新视角能够给研究带来新的兴奋点。

笔者认为, 前景理论对于中国的研究, 包含以下几个可能的领域: Ⅰ.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决策行为,以及与周边国家在边界问题上的冲突、争议; Ⅱ.危机状态下的决策, 包括几次台海危机, 中美撞击事件,以及朝鲜战争的决策等等。在这些背离理性选择决策的后面, 似乎前景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如能结合历史史料进行研究, 相信必能带来知识的增长。

注释：

* 感谢我的导师朱立群教授对本文提出的批评及建议, 同时感谢朱杰进、惠耕田师兄的指点。不过, 文中错误概由本人负责。

⑴英文为prospect theory, 国内有不少学者也译为期望理论、展望理论。本文采用国内经济界较为普遍的译法。

⑵阿莫斯·特沃斯基已经于1996年逝世。

⑶学术界对预期效用理论较为熟悉, 本文不作具体论述。关于预期效用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可参见Bruce Bueno de Mesquita ,“The Contribution of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Handbook of War Studies , ed. Manus I. Midlarsk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93) , pp.143- 170.

⑷第四个假定可消性(cancellation)基本上被大多数研究者摈弃了。参见Rose Mcdermott , Risk- 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ospect The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98) , pp.15- 17.

⑸本文讨论的是各种决策理论中的理性假设。关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以及对理性假定的冲击, 可参见彼得·卡赞斯坦等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335- 360 页。

⑹贝叶斯法则指的是对某种概率判断的大小取决于该事件的代表性特征以及基础比率( base rates) 二者的共同作用。人们在形成判断的时候, 往往会低估基础比率信息, 结果, 人们常常会高估代表性特征的作用。

⑺小数定律指的是人们错误地认为小样本和大样本有相同类型的概率分布。

⑻描述性理论和规范性理论的区别在于: 规范性理论是处方性的(prescriptive), 意在能教育指导人们的行为, 是演绎的理论, 理论基础不是来自经验事实; 而描述性理论是基于经验证据, 依靠观察人们的实际行为而来。具体参见Rose Mcdermott , Risk- 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ospect The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98) , pp.12- 13.

⑼主要著作包括Rose Mcdermott , Risk- 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ospect The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98) ; Barbara Farnham ed. , Avoiding Losses/Taking Risks: Prospec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95) ; Yaacov Y.I. Vertzberger , Risk Taking and Decision- making: Foreign Military Intervention Decisions ,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Mark L. Haas , "Prospect Theory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5, No.2, 2001,pp241- 270.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是将相对于参考点而言的损失或收益的范围( domain) 作为自变量, 将风险倾向作为因变量来研究。研究的步骤先是确定参考点, 然后考察各个政策选择相对于参考点来说所在的风险位置, 最后是外交的决策。

⑽指决策者由于已经拥有了信息, 而导致对新信息不敏感, 在调整决策上表现不足。

参考文献:

[1] 饶育蕾, 刘达锋. 行为金融学[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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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se Mcdermott . Risk- 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ospect The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 , 1998.

[6] Jack S Levy. Loss Aversion, Framing, and Bargaining: The Im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f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6,Vol.17,( No.2) .

[7] 李心丹. 行为金融学—— 理论及中国的证据[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8] Robert Jervis. The Im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for Human Nature and Values [J].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4, Vol.25, ( No.2) .

[9] Rose McDermott. Prospect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Gains and Losses From the First Decade [J].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4, Vol.25,( No.2) .

[10] [美]彼得·卡赞斯坦.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M].秦亚青, 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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