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特征与东亚安全研究

zhuwei860

东亚安全研究更需要一种“区域理论”或者“区域方法”，结合地区安全的过去、现在，并在这种区域“特殊性”的基础上“理论化”区域安全的经验事实，这是东亚区域安全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方向。

第一，“区域性”研究必须针对东亚安全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运用多样化的理论分析工具来寻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回答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运用”理论，而是要“检讨”理论。

尽管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研究出现了研究范式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东亚区域政治经济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上述的三种解释东亚地区安全的理论范式事实上并无法单独对东亚安全做出深刻与全面的分析与论述。相反，这三种基本理论范式之间并非完全的相互排斥，东亚安全的动态也没有能够验证仅有一种范式的正确而排斥其他范式的解释能力。今天的东亚安全的演变进程正在展现三种范式中所涉及的“问题”同时在发生作用的事实，权力、制度和文化正在同时交织着影响和推动东亚区域安全。[51]

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今天的东亚安全走势从总体上有利于自由主义的范式，因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存在各种历史问题、地缘政治冲突和“安全困境”，但东亚主要国家进行军事竞争和冲突的可能性并没有绝对上升。中国的军费增长似乎是对中国持怀疑论者的一个主要依据，但任何国家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军事投资，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中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并没有超出中国着眼于“近海防卫”的能力与战略范畴。即使美国学者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直接等同于中国的战略选择就是要做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军事大国。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一直在集中力量进行国内经济建设。[52]

与此同时，后冷战时代东亚区域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相互依赖的扩大并没有能够实质性地改变东亚安全的结构特征。从目前来看，东亚增长的经济相互依赖至少产生了两个消极的作用： 首先，区域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大国关系的实质性改变，相反，由于受经济相互依赖所产生的对国家力量发展的“相对收益”( relative gains) 影响，中美以及中日关系中的战略性相互戒备因素在不断上升。其次，经济依赖的扩大，产生了在区域经济内部新的竞争关系。即便是以自贸区模式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在发展，但在东亚共同体( EAC) 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反映了包括地缘战略要素在内的地缘经济考虑在区域内国家中的竞争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自由主义的安全影响如何重要，东亚区域安全依然还是一个本质上在安全的“问题领域”内独立讨论和处置的问题。[53] 区域经济的发展究竟将在多大程度上实质性地促进和发展地区性的安全联系与合作，是否自由贸易与经济依赖程度的深化真的能够实质性地改变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还是一个需要时间才能证实的问题。至少目前来看，经济因素对安全关系的决定性改变依然还是一个疑问,自由制度主义对地区安全的理论热情更是常常受到打击。冷战后东亚的地区经济合作虽然有了长足进展，但迄今并没有能够形成一个覆盖整个区域的地区性组织。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导国家之间对区域合作政策的战略调整，例如，随着“雁行模式”的崩溃，日本对区域化的牵引力已经远远不如20 世纪80 年代; 也有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体制上的重大差异，但不可回避的是，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主导权以及外交与政治资源的再分配过程，正在使得为了单纯经济收益而进行的区域经济合作变得更为复杂。复杂的政治与战略竞争因素是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原因。[54]

第二，加强“区域层次”的分析，努力探索和找寻影响东亚各国国际行为的“区域变量”，应该成为未来东亚研究重要的理论探索的方向。否则,我们将难以真正地掌握和理解东亚安全的内在特性和自身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演化路径。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并非欧洲模式中的从单一产业的区域合作扩大到关税同盟、进而形成共同市场的方式。东亚的以自贸区为中心的双边和多边的自贸区合作，为东亚的区域合作进程打开了大门，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形式和依据。那么，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东亚的地区安全合作是否也能够根据东亚特殊的区域条件和环境找到自身的实践方式，并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独立的“东亚变量”或者“东亚学派”呢? 答案是肯定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崛起之后，除了日本之外其他东亚区域内的国家都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很显然，这是违背正统的“制衡理论”的。从“欧洲经验”出发，中国的崛起应该至少有更多的国家感到“恐惧”，从而转向对中国采取实质性的、不友好的、强硬的制衡立场。这样的理论会告诉我们，美国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东亚的军事同盟至少应该是“日+ 韩+ N”，而不是现在的美日与美韩同盟。显然，目前的东亚政治是传统均势理论的一个悖论。但戴维·康从东亚历史上“朝贡制度”的研究出发，认为广大的东亚中小国家从历史上就接受“等级体系”。中国的强大并不让许多地区内的国家无法接受或者感到威胁。[55] 而另外一位学者在深入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行为之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热衷于结盟。为了保持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自主性，发展中国家常常比发达国家更愿意处于“不结盟”状态。[56] 很显然,单纯从大国关系或者“欧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制衡理论”并不能客观、准确地解释东亚中小国家的行为选择，更不能只是单纯依据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在漠视东亚区域特殊的“场景要素”分析的情况下，解释和预测东亚区域内的安全问题。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学术界在有关非洲的研究中出现了一批以探求非洲“区域变量”为导向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运用非洲的“区域研究”,较为系统地发展出了解释像非洲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大陆在安全、国家发展、国家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特殊经验，对正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发起了挑战和冲击。[57] 这些研究充分揭示了在安全问题上独特的“非洲变量”，批评已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国偏好”和普世主义论断，为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研究打破在理论上的“美国化”或者“欧洲化”注入了生命力。这些研究确认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事实，那就是对非洲政治与区域安全问题的认识与预测，必须紧紧围绕“非洲视角”，而不是单纯地套用国际关系理论已有的内容。这是“非洲区域”特性研究给国际关系学术界带来的“非洲经验”。[58]

第三，中国学者的区域安全研究需要进入一个“比较区域安全研究”(comparative regional security study) 的新时代。

这个时代学者需要完成的工作，并不是简单找出东亚缺乏安全区域主义域安全研究不是在于简单地找出不同区域的差异，而是应该更多地去解释现有的差异为什么在区域发展进程中得以延伸，以及在这些差异基础上不同区域安全发展的内在生命力。因此,“比较区域安全”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找到差异、说明差异，而是要揭示“差异”基础上不同区域安全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差异克服”就能达到理想目标的传统研究路径。因此,“比较区域研究”最重要的是要解释不同区域的安全进程中所不可替代和不可简单地相互转换的原因与事实。

正因为如此，该是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思考和解答什么是“东亚视角”和“东亚经验”的时候了。否则，东亚研究可能永远只是在为“美国化”或者“欧洲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做注解，而不是能够真正地根据东亚自身的特点和挑战，来解答和展望“东亚问题”和“东亚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