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特征与东亚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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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者”相信，“多边主义”在东亚的薄弱、区域制度的匮乏以及深植于历史问题的不信任同样也影响和削弱了区域经济合作进程。APEC 作为松散的区域组织虽然在1993 年西雅图会议前接纳中国的加入，但区域合作背后的权力政治考虑和各主要区域国家战略上相互信任的缺乏，却成为阻碍东亚地区安全合作进程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1] 他们尽管意识到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对东亚区域的影响以及东亚在中国发展起来之后区域经济实力新的增长，但依然认为东亚安全议题中的“权力政治”因素几乎是难以解决的，这是东亚基本的“区域特征”。[22] 东亚区域显著的国际关系特征似乎注定是现实主义的： 大国云集、大国关系的战略信任存在疑虑、民主国家与转型国家共存而导致的国内制度上的差异、竞争性的领土与历史问题，以及地理位置兼具海洋与大陆双重特征而产生的严重“安全困境”。即便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性人物、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 h S1Nye) 也承认，他在1995 年负责制定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报告时，特别需要“一剂健康的现实主义”。[23]

相对而言，现实主义的“乐观主义者”则是对东亚政治、特别是对中国政治的“理解派”。他们对中国在后冷战时代和平外交的体认比较深刻，也更能够通过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历史性发展进程审视和看待中国、较少抱有西方的意识形态的成见。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认为这些现实主义的“乐观主义者”是美国东亚战略观察中的“中国重心派”。他们认为美国要想在东亚保持自己的战略地位和商业利益，最重要的是与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建立起可以管理的、稳定的战略关系。为此，他们从东亚政治的历史传统出发，认为美中关系的战略稳定来自于中国是“大陆国家”、而美国及日本都主要是“海洋国家”的地缘战略事实。由此出发，认为中国只要不向东亚大陆外延的海洋国家扩张、与美国和日本竞争海洋强国地位，东亚的战略秩序就可以形成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陆强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强国”之间的均势关系。只要美国无意于在东亚大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去压缩中国在大陆的安全空间，尊重中国在东亚大陆的安全利益，美中两国就可以在东亚建立稳定的“两极体系”。[24]“乐观主义者”对于中国政府在战略选择上的看法也相对比较积极，认为在经历了以前的贫困、动荡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实现的目标是如何为自己的民族赢得尊严、繁荣和发展，并非是一种具有强烈扩张性质的国家。中国大战略的核心是要争取成为经济强国,而不是全球性的扩张大国。中国的权力性质和历史上其他的大国相比，是偏于“保守的”、谨慎使用武力的。[25]

综合起来说，现实主义的东亚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安全议题的“结构与进程” ( st ruct ure/ process) 两个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分析层面。其分析架构既集中在“第三意象” ——国际系统层次上权力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制约作用，也扩展于“第二意象” ——区域内国家“单位层次”上的互动关系。现实主义的东亚安全研究者都采取这两个层面的分析方法。“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区别，很难说是因为更侧重在哪一个分析层次而得出了不同看法，但总的说来，“悲观主义者”偏好“第三意象”的分析，而“乐观主义者”更注重“第二意象”的研究。对“第三意象”的重视让东亚安全的分析家们重视世界体系的转型，并从这种转型中去重新建立美国对东亚安全认识的“国家视角”。一方面，他们认为，冷战结束后由于两极体系的崩溃，“世界政治的主导趋势将不可避免地是‘区域化’而不是‘全球化’，是‘分散化’而不是‘统一化’。自由经济秩序的衰落以及遗传性的贸易集团对峙是这一趋势的重要代表。”[26] 形成这一看法的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结构现实主义的经典判断，即国家总是为了赢得安全而不断地追求自主的权力，两极体系是最稳定的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27]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大多数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体系可以得到维护与持续，单极霸权可以最大程度地符合美国的利益。因而结构性现实主义者中的多数担心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威胁和挑战，担心“区域的多极化进程将成为国际政治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特点”。[28] 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建立在欧洲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对“多极体系”的恐惧和担忧，是一种普遍的认识。但冷战后美国对东亚安全的认识，不仅在于担心历史上多极的系统权力结构所造成的频繁冲突，更在于不想让美国的全球霸权受到挑战，不想再回到受到致命制衡的核恐怖均衡与全球战略对峙中去。因此，从“霸权稳定”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维护东亚区域内的美国霸主地位，就是让美国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安全物品”，以换取各国在战略与安全利益上对美国的遵从,而任何有潜力和可能性挑战美国在东亚单极霸权的国家都是美国最主要的“对手”。

现实主义者采用“第三意象”分析层次审视东亚安全，其结论几乎都是怀疑性质的。从“结构”的层次分析东亚地区安全，“悲观主义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他坚持认为中国的崛起代表了国际政治中难以抑制的大国冲突进程，因此主张： 美国想要避免未来和中国走上战争或者直接军事冲突的道路，就应该马上开始对中国实行“遏制”(containment) 政策，就如同在冷战时期美国“遏制”苏联一样对待中国。[29]即便是温和性现实主义者，出于美国自身安全战略的需要，从“结构”的角度也往往看到更多的不确定性。国家由于实力增长的不同必然造成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变更，国际系统层次上的权力结构的改变必然对国家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形成同盟的重组、甚至新的对抗性军事集团的出现。这在东亚可能将会变得尤为突出。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 t s) 认为，后冷战时代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因而世界体系的权力结构是“单极”结构，但结果却反而有可能助长东亚地区的多极化趋势。美国虽然有能力控制东亚的军事冲突，但美国对全球安全承担义务，这是单极霸权难以避免的“自我流动”效应( self2liquidating effect) 。[30] 冷战结束后中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被认为是中国追求“扩张性”大国战略的必然步骤，因为这将大大增强中国的“力量投射能力” (power projection capability) 。结果是东亚其他国家也必然跟随发展军事力量，军备竞赛将会出现，在东亚区域内的战略竞争将会大大增强。日本、中国和东盟将会相互影响去追求能力的扩张。[31] 因此，东亚地区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的终结肯定将会使地区安全局势更加富于不确定性，并呈现“安全困境”的消极作用螺旋上升的紧张局势。[32]

在“进程”的分析层面上，“非沃尔兹学派” ( non2Waltzian) 的现实主义者坚信“非结构要素”的作用，认为不能单纯从“结构要素”分析后冷战时代的全球与区域安全议题。罗伯特·杰维斯早就主张判断国家行为是接受冲突还是倾向合作，许多因素都必须在单位分析层次上才能得到科学考察。他主张用“第一意象”以及“第二意象”的分析层次来审视国家的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33] 冷战后现实主义学者通过“第二意象”来分析欧洲安全，得到了许多经验及理论的总结，进一步说明了“非结构要素”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产生了在欧洲安全分析上的“乐观主义”。[34] 但由于“欧洲经验”缺乏在东亚的可比性，反过来却又以“欧洲经验”为镜子，照射出了东亚安全的困境。现实主义的“欧洲乐观主义”到了东亚，戏剧性地变成了“悲观主义”。

加强“区域性”研究、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

　　虽然“欧洲经验”的安全研究同样也可以产生对东亚的“乐观主义”,但无论是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是建构主义的“乐观派”的理由，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欧美经验主义”而不是东亚“区域性”特征基础上的。

埃弗瑞·古德斯坦(Avery Goldstein) 认为，19 世纪后半期德国俾斯麦时代的“自律”政策，可以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参照的依据。如果中国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能实行“俾斯麦政策” ——在核心利益上强硬，但并不触动主导大国的战略性利益，中国的和平崛起依然是可以实现的，稳定并不会受到根本破坏。[35] 此外，多数从“第二意象”研究中国在东亚战略性影响的学者，从中国采取的睦邻合作以及和平外交政策出发，认为中国一直在崛起的过程中争取向国际社会提供其和平意图的“战略保证” (assurance) 和对周围国家的“战略兼容”(accommodation)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区域内的“权力变迁”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相应上升，并对美国一定程度上构成“损害”; 但这样的损害并不是“致命的”，或者说并不会实质性地伤害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他概括了中国崛起的七种模式，并认为没有一种模式会出现中国用军事手段威胁世界秩序的局面。[36] 罗伯特·罗斯(Robert Ro ss) 则认为，20 世纪90 年代后期以来，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稳定的，美国需要通过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来遏止中国可能出现的军事扩张主义前景; 而中国则除了在台湾问题上显示了不惜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决心之外，在其他的区域问题上并没有通过军事手段挑战美国的意图。特别是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台独势力”的挑衅打破这种东亚区域层次上的战略稳定关系，因而中国和美国联手遏止“台独”成为了双方共同的战略需求。后冷战时代的东亚安全秩序不会给“台独势力”提供真正的活动空间。[37] 对于除了中美关系之外的其他地区性安全挑战，中美可以通过两国的战略协调来共同应对和解决。因而中美在地区稳定、繁荣与合作上可以形成重要的共同战略利益。

其结果是东亚安全研究在冷战后无论是从“结构”的分析层次，还是从“过程”的分析层次出发，压倒性的价值和主张从美国学者的角度来看一律都是冷战时代美国主导下的“霸权稳定”论。美国的地区力量优势被普遍认为是保证东亚秩序的核心。这一核心的基础既包括美国通过前沿驻军和同盟关系为东亚安全继续承担义务，来“看管”和从战略上“防止”所谓中国不确定的大国崛起，也包括力图通过美国在东亚的安全责任，避免“安全困境”深化而导致地区层次上出现不可挽回的“大国对抗”。[38] 因此，美日同盟的研究既是要加强美国在日本驻军的区域安全意义(不仅仅是强调美国的前沿干预战略) ，而且也强调美日同盟对周边国家的“再保证” ( reassurance)作用，免得其他国家因为对日本侵略历史的疑虑和对日本未来的担心而推动东亚走上军备竞赛的道路。同时，美日同盟也在鼓励日本承担更加活跃的同盟义务的同时，通过美国提供强有力的核保护伞来避免日本追求核武器和大幅度地进行“重新武装”。[39] 特别是随着20 世纪90 年代初中国的崛起，美日以及美韩同盟在东亚的战略作用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一新的认识高度已经不再是简单维持美国在东亚安全中“霸权平衡者”的作用，而是成为了美国要防止地区安全中出现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一个新的区域霸权国家或者新的区域挑战者的出现——最重要的战略依靠。

从新自由主义理论出发，冷战结束以来的东亚安全之所以未能出现实质性的发展，是因为东亚无法形成区域性的安全制度，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吸纳程度”的差异，以及经济的区域化发展尚未决定性抑制权力政治所导致的对立，但至少完全从传统的权力政治角度透析东亚安全问题已经过时。[40]让自由主义者感到乐观的是，东亚安全在缺乏地区安全主义( security re2gionalism) 以共同应对安全问题的同时，东亚并没有出现同盟体系的扩展和重组，也没有出现同盟体系重组基础上新的阵营性对抗。新自由主义的东亚安全研究视角主要侧重通过区域经济的相互依赖以升高冲突成本，进而遏止战争，借助区域主义的力量产生对安全合作的功能性“溢出”效应，以及依靠经济全球化改变国家内在结构和国际行为以便产生更多的“自由主义国家” ——“和平爱好者” ——这三个方面。但新自由主义的研究议程同样在东亚面临着重大的挫折感。经济的相互依存和自由贸易并不必然对东亚的区域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它的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

从理论上来说，东亚区域合作的功能主义影响必定将渗透和扩展到安全领域。这种影响并不必然同东亚采取何种区域经济合作方式有关，而只同区域合作是否提高国家间军事冲突的成本有关，同区域合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培育与缔造“合作的习惯”有关。为此，乐观主义者认为，即便存在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亚太区域合作的“竞争性”概念，合作进程对主体的合作性影响并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削弱。[41] 特别是区域经济合作使得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和经济交往所获得的利益大大上升，将明显地增加国家介入战争的代价,因而有助于降低东亚区域中军事冲突的可能性。[42] 与此同时，东亚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已经成为我们看待大国关系的重要分析工具。例如，台海近年出现的相对稳定的局势与中美在共同管理台海问题上共同利益的上升有关,并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两国之间经济依赖的扩大。中美两国关系中经济和金融纽带增强，两国战略关系稳定性的因素就会提高，从而让台海两岸的经济交往有了发挥积极作用的战略空间。两岸经贸交流的深入让台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下降。[43] 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

而建构主义者更多地强调“认同要素”的独立性和主导性，认为认同可以超越经济相互依赖和权力要素而决定东亚成员之间的安全关系。例如，作为“台独势力”基础的“台湾意识”和“台湾认同”，并没有受到1988 年两岸关系开放交流以来经贸关系长足进展的实质性影响，两岸的经贸交流并不能削弱“台湾意识”，因而也就不能降低两岸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对安全议题的影响是有限的。[44]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东亚安全的“转型”似乎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的结论： 一个国家接受与整合进入全球经济系统越充分，该国政策的自由化程度就越高。国家经济与政治的自由化又将有助于彻底终结地区冷战残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进一步促成区域安全的整合，缺乏制度架构并不代表东亚安全没有受到不断深化的经济相互依赖的强大推动。例如，中国在不断推动与东盟自由贸易区( F TA) 建设的过程中，清楚地展示了中国增长的自信以及通过提升与区域成员的经贸合作关系来淡化“中国威胁”疑虑的成功做法。在同地区国家扩大经贸交往和形成自贸区合作过程中，中国扩大了影响，改善了区域安全环境，这又进一步促使中国通过加深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安全关注。[45] 中国从全球化进程中的获益不仅使得中国的国际行为不断变得具有“合作性”，而且中国也通过全球化成为了发展中国家中的“第一个世界大国”。这一“中国式”的成长历程将决定中国“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和“承担作为有影响大国什么样的新责任”。[46]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上升，正在成为重新塑造中国国际行为的重要力量。

对于东亚区域安全中的文化因素的分析和解释，早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视点。虽然最初提出的方式并不是建构主义的，而是现代化研究中对文化现象的重视，但至少对于文化应该构成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变量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47] 阿查亚(Amitav Acharya) 认为,以东盟为代表的次区域合作制度反映了东盟国家相互之间渴望和平、稳定以及用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的观念，东盟的制度又进一步促成了这种观念对东盟内部国家的影响，因而成为了可以有效规范东盟内部各国关系的“合作文化”。[48] 从东盟制度建设引申出来的建构主义分析，常常是东亚安全的乐观主义者。阿查亚和他的同事认为，中国由于自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积极发展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参与东盟多边合作与多边对话，对中国的国际行为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美国依然侧重于与东盟的双边关系相比，中国更注重合作规范的参与和发展，更代表了东亚安全努力中多边主义的发展方向; 中国区域行为中的“合作认同”使中国成为了东亚合作文化的重要支持者。[49]

无论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研究东亚地区安全在后冷战时代演变和发展的基本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从这些范式出发所得到的理论视角和基本结论，都只是从一个侧面或者一个角度揭示了东亚地区安全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都不能单独或者独立地为我们提供审视和把握东亚地区安全的可靠理论方法。正如沈大伟所提出的，只有把这些理论综合到一起，才能真正建立起我们对东亚地区安全的完整与多维的审视角度。[50] 但如果我们缺乏对东亚安全“区域性”的深刻把握，即便是多样性的分析视角和工具的运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带来理论的“创新”，依然存在着“疑问”。特别是对于许多中国学者来说，综合运用这些多样化的分析工具固然是促进中国国际关系与东亚研究发展的必然途径，但对东亚安全的现实问题具备更好实证研究基础的学者来说，如果无法创造性地去发掘东亚安全独特的“区域性”，那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充分利用今天东亚作为世界政治“实验场”的优势，提出和发展中国自身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与理论优势。学术界有关“中国学派”的理论争论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其中一个重要的欠缺就是，中国学者如何在熟练和深入把握国际关系的理论分析工具的同时，紧密追踪现实的政策动向，去不断地开创新的研究议程和批评性地检讨已有的理论积累。

对探讨和发展东亚区域安全研究中“区域性”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