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秩序建构：一项研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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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门洪华

文章来源：《当代亚太》2008 年第5 期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概述研究东亚秩序建构的战略意义，认为地区秩序建构是超越现有的经济合作范畴同时又能容纳各种因素、建立战略框架的命题。其次，剖析秩序建构的基本逻辑，指出共同利益汇聚及其制度化是秩序建构惟一可行的战略路径。再次，概述东亚秩序的历史遗产，剖析东亚秩序建构的当前动力，认为东亚秩序建构尚处于弱势，需要新的整合发动机。最后，展望东亚秩序的未来前景，尝试建立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东亚战略新框架，提出具体的实施措施。

关键词：东亚秩序　共同利益　战略框架　研究议程

冷战结束迄今，尤为中国建设性崛起和亚洲金融危机所触发，东亚进入全面接触时代，东亚政治、经济、安全版图发生根本性变化，东亚秩序因之处于震荡之中。

秩序建构是一个共同利益汇聚及其制度化的过程，本文即探求东亚如何通过共同利益的汇聚和制度化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秩序。“共同利益”一词1997 年9 月第一次出现在党的政治报告中。十五大政治报告提出与发达国家“寻求共同利益汇合点”，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东亚地区合作，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成为中国必然的战略趋向，共同利益也将在中国战略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鉴于此，通过共同利益的汇聚与制度化建立稳定的东亚秩序，不仅符合秩序建构的内在逻辑，体现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也代表着中国地区战略优化的主导方向。

研究东亚秩序建构的战略意义

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历史久远，冷战结束以来呈现加速趋势。具体表现在：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框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政治驱动开始与经济驱动并驾齐驱；从低政治领域起步的政治对话与安全协调不仅确保了东亚总体的和平、稳定，而且开始在战略层面发挥主动效应，战略层面的政治考虑成为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推手。东亚进入全面接触的时代，东亚共同体被接受为东亚秩序的愿景。如何建构一个稳定而富有建设性的地区秩序，已是摆在东亚诸国面前的重大战略议题。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尤其是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缺乏地区性的、正式的政府间合作协议，有亚太合作而无东亚合作，市场力量是东亚一体化的天然推手。亚洲金融危机及其深刻教训触发了东亚的全面经济合作；而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效应也开始全面展现，成为东亚一体化的首要推动力。以此为标志，东亚经济合作开始进入快车道，目前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的经济一体化，但相关制度性框架尚待完善。

与此同时，东亚政治对话和安全协调取得了显著进展。“10 + 3”机制开始从市场驱动向制度驱动演进，成为东亚合作的主渠道；东盟十国建立了相对成熟的次地区秩序，中、日、韩等东北亚三国初步建立了对话协商机制,并承诺加强政治互信；东亚峰会顺利召开，开放地区主义确保了东亚未来的战略走向。当然，源于东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大、各方利益不易协调的现实，东亚的政治对话、安全协调从低政治领域起步，取得的成就也主要体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当前的政治合作仅限于消除或缓解昔日政治对抗的后果，尚缺乏更高层面的合作框架，缺少战略驱动的高度。

东亚一体化在经济、政治诸领域均遭遇质量提升的难题，但这并没有妨碍东亚进入全面接触的时代。寻求合作与共同发展成为东亚的共享理念，也成为东亚合作制度建设的逻辑起点。东亚共同体是一个有着明确而宏大目标的地区秩序愿景。地区秩序建构是超越现有的经济合作范畴，同时又能容纳各种因素、建立战略框架的命题。二战结束迄今，鉴于东亚的历史遗产和外来霸权主导地区事务的现实，东亚秩序并不是常用的概念。东亚大国(尤其是中日) 惯常探讨国际秩序或全球秩序，避免使用易引起历史联想的地区秩序概念，东亚秩序之错综复杂也使得战略家望而却步。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地区主义浪潮席卷全球，不仅为地区经济一体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也为地区政治对话和安全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东亚被地区主义裹胁其中，东亚秩序处于剧烈变动乃至重构之中，地区秩序的探讨开始浮上台面。

东亚地区一体化以经济力量的自然驱动为开端，加上地区内外各种力量的折冲，明显体现出政治、经济相分离的特征。然而，经济相互依赖的溢出效应、地区主义的推动力是不可阻遏的。经济相互依赖、既有的规范和制度起到了缓解地区内权力失衡的冲击，防止安全困境泛化的效用。[1] 与此同时,一系列双边同盟、安全对话、多边论坛、部长级会议、第二轨道接触及其他特定机制逐步建立起来，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 尽管政治误解和安全不信任依旧阻碍着全面合作的展开，但绝大多数国家明确意识到，未来东亚秩序建构的中介不会是霸权战争，而是基于共同利益、以国际制度为主要方式的国际协调。[3] 如何认识地区秩序建构的逻辑、如何理性看待秩序遗产、如何利用秩序驱动力促进东亚秩序建构，已经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重大战略议题。

地区秩序建构的逻辑

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而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国际制度的创立与运行。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第一，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段各主要行为体基于实力造就的格局,是建立在各行为体尤其是主要国家力量对比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权力分配的结果；第二，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期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围绕一定的目标,在利益基础之上相互作用、相互斗争而确立的国际行为规则和保障机制，国际秩序是国家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利益分配的结果；第三，一定时期的国际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大国在核心观念上能否达成和保持一致、默契或必要的妥协，国际体系内的观念分配是决定国际秩序能否建立、可否保持稳定的关键性变量；第四，国际制度既约束着国家权力又促成了国家权力的延伸，是建构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变量。基于以上认识，国际秩序的建构和维持是共同利益的汇聚及其制度化的过程。

国际秩序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二战结束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和地区化的汹涌浪潮，出现了促成国际秩序变革的新动力，笔者将之概括为权力转移、问题转移和范式转移。[4]

所谓权力转移( Power Shift) ，即行为体及其权力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和地区化是当前并行不悖的两大潮流，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进一步深入，“独立自主”不再被视为惟一的选择，地区经济一体化成为发展主流,融入地区合作被视为大国必然的战略选择，地区主义成为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从国内层面看，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正在进行权力再分配，国家实力变得富有渗透性，软实力越来越被视为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方面。从国家层面看，新一波权力转移浪潮促成了美国霸权地位的维持，也促成了中、印、俄、巴的经济崛起。从地区层面看，地区一体化成为国家发展的依托,地区经济集团化及其溢出效应导致大规模的地区权力转移。从全球层面看,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国际制度如火如荼的发展及其刚性的展现，以及多边主义受到更多的重视。

上述权力转移导致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转移( Problem Shift ) ,也导致了国家战略的必然调整，生存不再是国家惟一的关注核心，发展和繁荣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第一，全球性问题激增，国际议程愈加丰富。全球性问题不可能通过单边方式解决，其解决导致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的传统分割不复存在，对所有国家形成了一种战略约束。[5] 第二，安全趋于泛化，应对非传统安全使得国家安全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各国需要通过加强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第三，国际制度的民主赤字问题成为国际议程扩大的衍生因素。[6]

上述权力转移和问题转移导致处理和分析国际关系的范式转移( Paradigm Shif t) 。全球化和地区化成为大国的战略紧身衣，各国追求的国家利益不再绝对，且融入了更多相对性含义。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再完全是零和游戏，也会出现积极成效( Positive-Sum) 乃至双赢。从地区层面看，开放地区主义得到普遍接受，地区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因之有可能造就更加稳定的秩序，协调、妥协和合作被视为大国在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战略趋向。传统观点认为，国际秩序常常是军事暴力的副产品，而基于国家间集体认同的非暴力国际秩序具有不确定性。[7] 然而，地区主义及其溢出效应改变了这一常规定论。实际上，地区秩序建构不仅基于权力关系和国家自我利益的追求，而且基于观念创新、集体认同和制度建构等进程性因素。

在地区秩序建构中，经济一体化常常被视为地区合作的温床。在一体化进程中，合作、协调和相互妥协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主流，某些规则、规范、原则和决策程序逐渐被所有参与者接受，并通过制度化成为地区的软性法则。这些制度化的要素至少包括：互惠，即各国不仅追求自我利益，而且着眼于地区共同利益的维护；渐进性，即宽容并对达成共识抱持耐心；开放性和包容性，即接受和欢迎地区外力量的参与；多边协调和传统双边主义并存并行；保险性安排，包括但不限于从低政治领域起步的合作安全安排。这些要素都体现了共同利益的追求，实际上，共同利益被视为“共同体的原理性问题”。

鉴于权力分配往往是不均衡的，小国或弱国倾向于组织联盟制衡大国权力，而大国的妥协、协调和合作对地区秩序建构至为关键。大国常常通过提构的基础。

东亚有三个传统的地区秩序，即中国主导的宗藩朝贡体系、美国寻求的门户开放体系和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在古代东亚，中国是地区秩序的主导建构者。周边邻国定期派遣朝贡使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成为天朝藩属；中国对接受“诰谕”的各国提供政治承认、优惠贸易、安全保证等公共物品。朝贡秩序是儒家学说在处理中华帝国对外关系时所构建的理念原则和理想框架，是中华中心主义的文化秩序和贸易交流体系，是华夏伦理性政治秩序的自然扩展，其背后隐含着一种超越民族、种族畛域的包容性的天下概念。[8] 当然，天朝的至高无上不仅体现在文化上，还体现在政治结构和贸易往来上。作为一种同心圆式的等级秩序，朝贡体系有着内在的不平等性。19世纪中叶，朝贡体系因西方工业国家的殖民入侵而瓦解。美国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最终在20 世纪20 年代初主导确立了华盛顿体制；日本则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追求大东亚共荣圈。美日秩序均属不平等的殖民主义安排。门户开放体系是一种均势性的殖民秩序，地区外大国在秩序建构和维持上扮演主导角色，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东亚秩序的可渗透性。自此，美国在东亚秩序中一直扮演着强权角色，从而使得开放地区主义成为东亚秩序建构的必然特征。

总体而言，中国的朝贡体系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均具有不平等性，前者以文化优势为主导，后者则以军事征服为路径。中国朝贡体系对东南亚诸国的历史遗产，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结合在一起，增强了东南亚对中国崛起的疑惧心理。当然，朝贡秩序在一定意义上是自然形成的，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则更具主动的刻意追求，体现了日本的战略攻击性。这种历史遗产也使得日本慎言地区秩序。鉴于此，中日两国均提出明确的全球秩序图景，却很少言及东亚秩序，尤其是日本，更将东亚秩序倡议视为帝国主义禁忌。[9] 因而，两国均同意由东盟在东亚秩序设计及实践中扮演领导角色。

二战结束以来，东亚出现了三个部分性地区秩序安排，即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日本主导的雁行经济秩序、东盟主导的次地区共同体秩序。美国领导的东亚安全体系具有霸权稳定的性质，依旧被某些成员国视为东亚稳定的柱石。日本领导的雁行经济秩序则体现了日本的经济强势和战略谋划能力。在一定意义上，雁行经济秩序和东盟次地区共同体秩序在新一波全球化、地区化浪潮中确立，并成长为与美国安全体系并行的秩序形态，体现了东亚秩序的变动性。

近年来，中国的全面崛起、日本的政治崛起、东南亚的规范性崛起、美国霸权安排的持续成为东亚秩序变动的新要素。东亚权力结构趋于均衡，某种地区均势正在型构之中。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东亚均势导致了对大国的战略约束，或可被视为进一步合作以及地区秩序建构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经济一体化的溢出效应正在重塑地区安全关系，所有国家都在享受着地区合作的红利。

东亚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之一，也是全球力量消长最巨的地区；东亚拥有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形态和市场，也拥有全球最具变数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东亚集中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类型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也体现出世界上最为多样的矛盾和冲突。东亚是冷战结束以来矛盾冲突最多的地区之一，中国的台湾问题、日本的北方四岛问题、朝鲜半岛危机、南中国海争端等均是潜在的冲突之源。鉴于其历史遗产的复杂性，东亚迄今所有秩序建构倡议均缺乏长远性和明晰的路线图，东亚合作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网络，传统安全困境依旧是大国进一步合作的障碍。[10] 另一方面，东亚安全情势也表明,各国无意获取入侵或占领邻国的军事能力，而是着眼于防止他国恐吓和惩罚造成的破坏性后果。[11] 未来一段时间里，东亚将介于均势秩序和共同体秩序之间，处于中途站，亦徘徊在战略十字路口。

东亚秩序的演进动力

东亚各国积极应对全球化和地区化两大并行不悖的世界潮流，在拥抱全球化浪潮的同时全面融入地区一体化，开始将东亚共同体视为未来东亚秩序的愿景。东亚各国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使得地区外大国尤其是美国继续在东亚秩序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因素构成东亚秩序建构的主要动力，其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东亚秩序的未来路径。需要说明的是，此处“动力”为中性词，既包含促进动力，亦包含消极动力，但各种动力的影响作用却均不可忽视。

第一，经济一体化及其溢出效应。东亚经济一体化迄今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20 世纪60 年代到90 年代中期，东亚经济一体化处于市场或投资驱动阶段，日本经济复兴、“四小龙”经济奇迹和中国经济崛起成为东亚发展的助推力量，但东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各自的经济和贸易政策，而非多边框架下的经济合作。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触发了东亚的紧密合作，东亚经济一体化进入经济、政治双轮驱动阶段。各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共享增长成为东亚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2001 年中国加入WTO 并倡议建立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为深化东亚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动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入经济、政治、制度、战略四轮驱动阶段。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引发了地区自由贸易区热潮，东亚正在成为FTA区，尽管全地区性的F TA 协议难以在近期内签署。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东亚稳定和繁荣的基础，其溢出效应反过来加强了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地区合作，一些制度框架开始建立起来，东亚共同体理念被接受为地区合作的愿景。东亚领导人明确认识到本国前景与地区的未来变革密切相关，共同应对挑战和潜在威胁、共同发展和繁荣成为东亚合作的积极推动力。共同利益的汇聚和制度化逐步成为东亚合作的主导要素。第二，中国的全面崛起。1978 年至今，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17 %的增长水平，经济规模2005 年升至世界第四位，2007 年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发动机，并被视为国际体系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在国际社会中积极作为、建设性作为的意愿逐步展现。中国崛起与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国际秩序的转型几乎同步，中国的发展前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全球未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2] 作为东亚一体化最强大的推动力，中国崛起的战略效应正在全面展现。中国致力于塑造一个和平、繁荣、稳定的国际环境，通过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此为基点，中国与东亚诸国展开全面合作,经济紧密度稳步加深(见表1) 。中国在地区一体化中发挥着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作用，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地区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和东亚一体化的加速器。

冷战结束以降，许多学者对亚洲的未来抱有悲观心态，认为亚洲必成争夺之所，其主要理由基于对中国成为“修正主义”国家的预测。[13] 然而，中国与其邻国通过融入地区一体化的战略路径逐步缓解了这些担忧。中国积极参与一系列基于合作原则和共识的多边制度，并成为东亚地区制度的建设者之一和东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逐步明确地进行了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调整，与地区内国家达成了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建设性合作，并积极寻求共同利益、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14]

第三，日本加速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日本是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先锋，也是东亚投资发动机之一。20 世纪60～90 年代，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转移等促进了东亚一波波的崛起浪潮，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相对主导性的角色。雁行经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日本盛极一时的经济强势。经过近十年的经济停滞，最近日本经济复苏强劲,迈向政治大国的国内运作频繁，从而意味着日本将在东亚乃至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当然，日本经济的强势是以全球为舞台，以东亚为基础的。作为亚洲第一个全球化者( Globalizer) ，日本与美国形成了经济相互依赖关系；[15] 作为东亚一体化的先锋，日本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在不断加深。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日本把成为“普通国家”视为战略目标，追求与其经济实力相符合的政治大国地位。日本热望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扮演更为显著的角色。在全球舞台上，日本寻求更多的国际认可、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之一，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并为此不遗余力近20 年；在地区舞台上，日本寻求界定未来东亚共同体的理念、框架和主要特征的领导权。

东南亚对日本经济繁荣至关重要，日本与东盟国家签署双边或多边经济伙伴协定，以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对日本而言，自由贸易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发挥着卓有成效的作用，不仅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政治和社会稳定,也会对日本产生积极的影响。[16] 当然，这些调整必然影响中日经济关系。日本不会甘心在自由贸易区建设、地区秩序建构上落后于中国。纵观日本近年来一系列的政治、安全举动，其制衡中国在东亚影响力扩大之意图不言自明。

第四，东盟方式及其战略连带效应。东盟是一种地区合作的方式，也是地区联盟的方式。其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也逐渐形成了富有次地区特色的决策模式。阿查亚(Amitav Acharya) 将东盟处理成员国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规范概括为东盟模式(ASEAN Way) ，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原则是非正式性和协商一致。在非正式性原则下，地区合作保持较低的制度化程度，很少建立西方式的由严密法律体系保证的制度。在协商一致原则下，地区合作的决策机制回避了多数表决和强制执行，而是满足地区合作参与者的舒适感。[17] 东盟所有成员国，不论大小和国力强弱，在东盟事务的决策、执行过程中绝对平等。东盟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任何议案只有在全体成员没有反对意见时才能通过。在对外事务上，东盟合作以各国政策的独立为前提，允许单边主义在多边主义的框架内发展，允许国家的决定与地区的追求并存。[18] 以东盟方式为准绳，东南亚各国有效地和平解决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争端。相比东北亚而言，东南亚更具有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多元性的特征，但却逐步建立了稳定的次地区秩序。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盟方式逐渐扩展到东亚一体化进程中。迄今，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作用堪称卓有成效。东盟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地区内外国家的认可和尊重，在东亚合作的制度化以及东亚秩序建构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并寻求在所有地区合作倡议中扮演中心角色。然而，东盟方式所秉持的低制度化、避免承诺和义务的做法，不仅导致东盟内部整合缓慢，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东亚一体化的进程。显然，东亚秩序建构不仅需要东盟的规范性效应，也需要新的整合发动机。

第五，美国的战略调整。美国的重要利益遍布东亚每一个角落，并为此建立了维护其战略利益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在安全领域，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等建立了正式军事联盟，与中国台湾保持着实质性的准同盟关系。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调整并重新确立了以美国为轴心、由五对正式的双边同盟和若干非正式的安全关系构成的、涉及军事合作各个领域、辐射整个东亚的轮辐体系。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不久美国就减少了在东亚的军事存在，甚至在1992 年撤出了东南亚。美国撤军导致东南亚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激发了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萌芽。为保持本地区的安全稳定，东盟引入了多边主义，主导建立了东盟地区论坛。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重返东南亚，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活动，凭借其强大的力量持续影响着东亚安全。

在经济领域，美国是东亚所有经济体的重要伙伴。东亚在美国贸易中的比重长期稳定在37 %～38 % ，美国在东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其总量的比重近年来有所增长，从15 %上升到18 %左右。美中、美日经济关系往往吸引着全球的目光，并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衡量双边关系的标尺。自20 世纪90 年代初，美国就在亚太经合组织———东亚惟一的跨地区性经济合作机制———中发挥领导作用，并且成功地把非经济议题纳入非正式领导人会议的议程。美国还致力于加强与中日之外其他经济体的合作，寻求与某些东亚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