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连线：上海还要更开放

laruence

——专访伦敦前金融城市长白乐威爵士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上海一直在努力。而兼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伦敦，无疑是上海借鉴的重要对象。
    当下的世界金融危机昭显出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战略意义。上海要如何于危中求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承担国家战略赋予的使命？笔者就此对话前伦敦金融城市长白乐威爵士（Sir David Brewer）。
    白乐威现任英中贸易协会主席，到访中国百余次。2005年至2006年担任伦敦金融城市长期间，曾向中国大力推广伦敦金融服务业的领先技术与经验，并亲身参与中国许多城市的金融服务业建设。
    白乐威认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具备良好的硬件条件，但在政策环境和金融体制等问题上还需加快改革步伐，加大开放力度。
    问：现在的世界金融中心，比如伦敦和纽约，都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发展轨迹，即从重要的港口城市，到创新产业中心，再发展为金融中心。您认为这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所必经的过程吗？
    白乐威：你说的这种发展，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因为金融中心必然由贸易中心演变而来，而贸易中心多数都集中在港口城市。这些城市在累积了相当的贸易规模后，基于商业需要，开始细化衍生出各种类别的金融服务，比如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因此港口城市在发展为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有着重大优势。目前世界各地的金融中心里，只有中东地区的发展更多是以能源为导向的，其他都是遵循这个轨迹发展起来的。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很重要。一是“聚集效应”，也就是集中了各种创新服务产业，形成规模优势。无论对企业还是对人才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个因素不仅与产业规模和创新思路有关，也与城市的文化相关。一个城市要有足够的魅力来吸引国际企业投资，吸引大量高素质人才前来工作。在这个方面，上海近年来有很大突破，如果现在有人要去中国工作，我会毫不犹豫地建议他去上海。
    二是监管体制的完善。现在的金融危机让人们对西方传统金融中心的监管很失望。纽约华尔街即便有《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等已经相当严格的法案，还是出了这么大的漏洞。伦敦金融服务管理局最近也出台了继续强化监管的一系列措施。相对而言，中国的监管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现行的保监会、银监会、证jian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体制运作得很顺利。
    问：与伦敦相比，上海要发展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具有哪些优势与不足？
    白乐威：目前上海发展的最大掣肘，依然是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不足。对比欧洲和美国的银行，中国的银行所受到的保护和限制都非常大，虽然这也使得它们幸运地躲过了这次金融风暴。但上海如果想打造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必然需要一个更国际化的银行体系来支持。尤其在现在的危机背景下，中国对于银行业的国际化进程，要谨慎小心，但也不能过度谨慎，不然很可能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
    上海现在的发展势头很好，已经有一个高起点。例如上海已经是国际性的交通枢纽，世界各地人员的往来非常频繁便利。绝佳的地理位置使得上海成为航运大港。市内的交通网络也相当发达，地铁等系统都已颇具规模。这些都是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备的硬件条件。但在软件条件上，尤其是政策环境上，上海仍然需要给予金融业发展更多的支持。例如税收政策，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个人，如果上海的税收条件不如其他的亚洲金融重镇———比如新加坡———具有吸引力，那么很可能他们就会选择别的地方。
    问：许多亚洲城市确实都有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雄心和基础，在这种竞争环境下，上海的独有优势在哪里？
    白乐威：上海独有的一个优势，是中国国内的广大市场。据我了解，最近花旗银行把亚太区总部从新加坡迁到了上海，就是因为有大量业务分布在中国境内各地，以上海为中心开展业务活动会便利许多。
    如果我们现在放眼亚洲其他的金融中心：新加坡主要是主导东南亚金融市场，是一个重要的地区性金融中心。东京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化程度不如上海，虽然它的金融业务规模很大，但大多都是日本自己国内市场所产生的。而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金融合作关系在不断加强。以股票市场为例，中国三大银行在香港上市，使它们获得了国际流动资本，这对中国内地和香港而言是一个互利。上海和香港之间，完全可以互相扶助地共同发展。
    问：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脚步是应该加速还是放缓？作为前任伦敦金融城市长，您对中国金融业整体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白乐威：中国在进一步放开金融领域的过程里可以更自信。很多中国人认为，如果放松对外国金融机构入境的限制，国内市场就会被它们压倒性地垄断。其实我认为，现在中国的银行已经发展到具有足够实力来抗衡国际竞争。而且许多外国银行实际也在协助中国政府的发展计划，例如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它们在中国的二级城市和农村地区开展信贷业务，从相当程度上支持了中国刺激农村消费的发展战略。所以中国应该进一步开放对银行业的管制，创造一个更宽松的双赢局面。
    就英国的经验来讲，我认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不仅要花大力气把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也要关注二级城市的发展，打造一批国内的地区性金融中心。我去年曾经到过中国不少二级城市，比如佛山、大连、成都、重庆、武汉等地，它们都有潜力成为地区性的金融中心。这就好像当初英国在爱丁堡建立了英国北部的金融中心，来和伦敦呼应，并且互相支持共同协作一样。中国的这些城市也可以形成以上海为龙头的金融中心群落，这之间并不存在竞争，而是共生互利的关系。
    问：如果上海市政府向您咨询如何打造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您会从政策和制度上给出怎样的建议？
    白乐威：我曾经和上海市市长讨论过这个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上海的发展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了，有良好的硬件条件，现在要做的只是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从政策环境来说，近年来也有很大改进，但在不少细节上还有继续开放的空间，比如会计领域和法律咨询领域。

    外国公司在投资中国之前，肯定希望咨询相关事务所，得到专业的建议。但现在，外国事务所在上海的服务业务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这很可能会导致许多原本有兴趣在上海投资的外国企业因为不能得到相关的法律咨询而放弃原有计划。上海政府可以考虑加快在这些服务领域的开放，这是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的关键。
    问：上海同步加快推进的还有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随着全球制造业重心向亚洲转移，国际航运业的重心是否会随之出现相类似的转移？
    白乐威：航运业是和商业贸易紧密相关的，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航运的发展。因此随着亚洲，尤其是中国贸易量的激增，航运业务自然会发生你所说的重心偏移。
    在建设金融中心的同时打造航运中心是一个很合理的策略。伦敦发展金融业至今，依然没有放弃它作为重要贸易港口的地位。在我担任伦敦金融城市长的时候，每天从伦敦塔桥下经过的货轮就有三千多艘，现在伦敦的新金融中心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就曾经是伦敦的海港码头。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发展，因为航运业的发展涉及投资、保险、营运等一系列与金融业密切相关的领域。
    现在的经济低谷导致制造业滑坡，贸易量大幅下降，但这只是一时的，并不意味着相关的金融服务业也会随之没落。所以，上海着眼于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可以带动相关金融业务的发展，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应该加快步伐，以在全球经济回暖之后占据有利的领先地位。
    问：能否成为一个国际航运中心，关键并不在于吞吐量，而在相配套的金融业务，上海在这一点上似乎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国际航运中心。
    白乐威：你说得很对。首先，虽然航运业务的重心会向亚洲转移，但高端的航运公司仍然集中在欧洲和美国，只是它们在亚洲的业务量出现很大比例的增长。所以仅从贸易量的角度来考虑是不全面的。
    此外，与航运相关的金融业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航运金融业”，是成为国际航运中心的真正关键。据我所知，上海的航运交易所，以及与航运相关的保险、银行等等一系列机构都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这点上，上海可以考虑借鉴伦敦或者鹿特丹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建立完善的法规制度，吸引有经验的人才，运用自己在航运业务上的现有优势，大力发展航运金融业，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国际航运和国际金融的“双中心”。
    问：人才也是发展过程中必须的资源，上海政府近期一直在尝试吸引海外金融人才。如果您是招聘者，会怎样说服这些海外人才到上海去工作？
    白乐威：上海在去年底就曾派一个招聘团到伦敦，希望吸引金融城的年轻华人回归。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这些华人来说，在英国受教育，毕业后积累几年的实战经验，再回中国工作，既有很好的底子又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同时对伦敦也是个好机会，因为这些回归上海的华人，其实就像是我们派去的使节，他们了解伦敦，可以在今后促进中英双边的交流互通。
    对于非华人的员工来说，这也是个好机遇。最近我听人讲过这样一个顺口溜：如果你被金融城裁员了，那就应该“上海，迪拜，孟买，或者拜拜”。这并不单纯是句玩笑话，反映了现在的实际情况，确实不少人都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对于年轻人来说，能有几年在上海的工作经验，将是相当宝贵的，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吴子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