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大政策: 启动经济复苏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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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态度加上强烈的政策性投资力度，给市场各方一个极为明确的信号：新土地改革将拉大消费市场的容量，新房改将提升消费市场的层级，新医改将促进中国消费市场强大，并将可能成为投资、出口并重的推动经济增长的超级力量。而在这新三大政策的推动下，资本市场可望出现超级行情。
    寻找新的对中国经济长线支持作用的超级利好力量，是价值投资的基本功。而在今天，这个超级利好力量就是中国政府明确的政策导向。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的政府、厂商、居民和外来国际力量四方博弈中，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态度加上强烈的政策性经济投资力度，给国内厂商和国际相关利益方一个确定的信号：中国将管好自己的事情并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贡献。中国政府明确的政策信号，是当前诸多不确定条件下中国证券投资者信心的支柱。在悲观情绪弥漫于市场的时候，政策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是人们走出悲观情绪和重新建立信心的重要“锚点”，也是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建立国际化的信用的起点。
    如果说“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道出了治国智慧，那么政策的稳定与力度的到位，就能在经济遇到困难时鼓起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信心是厂商扩大投资的基础，也是居民扩大消费的基础。
    在现代经济体制下，政府因为通过财政、货币甚至直接的投资政策影响经济运行，所以已不再是经典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仲裁者，而成了经济运行中的运动员和利益相关者。在危机关头以及“去全球化”思潮弥漫开来的时候，中国政府渐次推出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实际上起到了去产能化，特别是对高能耗、高污染产能的大规模重组，以实现内部的协同效应，减少低水平的价格战和营销战的作用，进而减少了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法人”主体时在世界市场上的利润分配比率持续下降的现象。去了低级的产能，实现内部的供求平衡，是PPI和CPI稳定的前提。而PPI和CPI和稳定，是厂商效益提高和居民情绪正常化的基础。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与4万亿投资规划的重点，在导向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各项保障规划和新土地改革的配套工程，这是“消费”导向的综合性民生工程。中国经济因为8年前加入WTO享受了外贸高速增长的超级利好，也享受了5年前因为地产制度改革引来的地产业繁荣的超级利好。但在目前，因为世界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这两大超级利好已经消失或者退居二线。笔者预期，大规模的反危机、重民生的投资规划，有可能通过政策性的改革，实现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根本性完善等嘉惠全体国民的实质性利好。30年改革，中国老百姓为强国尽心尽力，强国道路的持续推进，正需要“反哺民生”，通过面向全体国民的保障制度的完善，来为民众创造放心消费的环境与条件，以彻底解决后顾之忧。
    同时，中国庞大的就业人口，在危机环境中可能是政府巨大的压力，但要是通过新三农政策的落实，包括交通设施完善和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则农村巨大的消费市场将会被迅速唤醒。农民因为价格剪刀差、因为农民工的向城市输出等为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无论是为反危机还是为“利为民所谋”的执政诉求，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国家帮助农民，都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阶段。现在急切需要按加入WTO时的协议，将扶助农民的政策落实到位。如此，数亿农民这份宝贵的消费资源，就将成为中国政府反危机的重大武器。如果新三农政策落实到位，反危机结束后，投资产能的恢复与扩张出来的产能，将主要由农村市场吸收。假如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能达到美国居民的十分之一的话，单单中国的农村市场就可以创造出相当于美国市场三分之一的消费总额。只要农民的消费真正起来了，与三农相关的种子、农药、道路、水电、农机、科技等市场，就会出现跳跃式的高速增长。

    独生子女政策，也会成为是中国经济未来的超级利好力量。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成长的一代独生子女，眼下已进入结婚年纪，他们的生长环境和生活方式与他们的上辈迥然相异，他们已没有了高储蓄的习惯，而是高消费的“月光族”，表现出强烈的消费与收入的乘数现象，即其消费水平高于其收入水平。笔者认为，由于他们的人数已超过一亿，无论是仍然就学还是已经进入职场，他们都将是中国消费升级产业中的主力军。所以，政策性引导的产业升级的国内产品的“出口”，其实就是城市中主要由独生子女主导的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由于他们结婚的人数在逐年增长，由此引发的对地产刚性需求也将持续，加上其消费乘数的惯性和敢于消费的心态，地产业的金融创新不仅由按揭贷款系数引导，可能还需要如REITS等新金融产品的推动，那样，新房改将引发以独生子女为中心的城市消费升级的时代。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这么归纳：新土地改革将拉大消费市场的容量，新房改将拉升消费市场的层级，新医改将促进中国消费市场强大，并将可能成为投资、出口并重的推动经济增长的超级力量。而在这新三大政策的推动下，资本市场可望出现超级行情。（李国旺 作者系资深证券分析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