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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你正年轻
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那理想世界就象一道光芒
在你心里闪耀着
怎能让这不停燃烧的心
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
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
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这么多年,你还在不停奔跑
眼看着明天,依然虚无缥缈
在生存面前那纯洁的理想
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
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
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
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
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
你曾拥有一些英雄的梦想
好象黑夜里面温暖的灯光
怎能没有了希望的力量
只能够挺胸勇往直前
你走在这繁华的街上
在寻找你该去的方向
你走在这繁华的街上
再寻找你曾拥有的力量…………
————许巍《那一年》
谨以此歌献给我曲折、拼搏、收获的公元二零零五年
前 言
“天这样的蔚蓝,仿佛所有的心愿,在刹那间都已实现……”
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一日。这一天,对我而言,注定非比寻常,宝宝在电话中告知我录取通知书送达的消息,标志着我的考研旅程在历经一年零六天后划上了句号。虽然没有考上公费生,使这句号略带遗憾,但这并不妨碍我以充盈的底气写下真实刻画自己这一年心境和考试历程的文字。也许,是为了分享;也许,是为了纪念。
梦最美妙之处,在于可望而不可及,因而无论其美好或是惊悚,都令做梦之人在或喜或悲后对其怀有深深的敬畏。每一个人都经历着怀有梦想的人生,只不过或大或小的梦想不时为无奈现实所湮没,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在生活中流露出它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但我仍坚持认为,在每个人心底深处,梦想的作用都是无比巨大的,它无刻不在地与现实的羁绊和桎梏作着殊死抗争。历经这场战争胜利从而将梦想化作现实的人,会真正体会到不同程度的无法言传的喜悦与欢愉;而彻底放弃战胜现实努力的人,从某种角度上讲,他或她的生命已经提前结束。
我毫不讳言梦想所具有的巨大蛊惑使我踏上了考研征程,虽然这里面也有几分无奈,但当考取研究生从而重回校园的美好愿望终得实现的今天,我仍为自己一年前的决定感到骄傲,为自己将梦想化作现实而欢欣鼓舞。
一
“绿色的原野是我欢歌的舞台,灰色的梦,会幻化出最美的色彩……”
熬夜看完三场世界杯比赛的我终于敲响键盘,开始记录这些属于我的文字。昨夜的潘帕斯雄鹰抑或是科特迪瓦大象都未在我心中留下太多印象,只给我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真切而充满感慨的似曾相识将我的记忆带回到四年前的仲夏,在我四年美好大学生活行将结束之时,在我们的近邻日韩同样正在上演着宛如今日的精彩对决。
对每一个拥有完整本科经历的人而言,毕业之际无疑是属于唏嘘与离别的,在这个社会人生愈发躁动、人际关系愈发复杂的年代,这种唏嘘与离别以及围绕在其周围的怀念与泪水,与其说是因为对四年光阴攸忽即逝、同窗好友从此天涯的感伤,不如说是因为对未来人生的迷茫与无措。因此,在二零零二年的六月,我和我的同学也如千万毕业生一样用歌与酒抒发从前的乐与愁,用笑与哭畅想未来的喜与忧。在纯真即将被尘封的时候,对将来的设计与幻想似乎是最好的止痛良药。
那时,外经贸教学广场上的夜风丝丝清凉,我和老灯、super、德哥,还有神仙等人往往便因这诱人的清凉而“逃离”了人声鼎沸、怒吼连连并充斥着酒精和分别气息的宿舍,来到这不大的广场前,静静坐在为数不多的长椅上,一边仰望为汽车尾气蒙蔽的星辰,一边享受轻轻拂过脸庞与胸际的微风。在高谈阔论、放声大笑的间隙,总会有莫名的静寂时刻,大家没有一句话,沉思着度过,那一刻,思考似乎可以挽留时间。
和我们几个不同,老灯那时已考上北大研究生,和我们相比他对将来工作的担忧略少,况且这种担忧也比较遥远。直至今日,我和其他几个人在谈到本科时候没有努力考研时都异常后悔,虽然当时做出那样的决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现在看来,那些理由无一例外显得异常苍白。
那时我和super已经和家乡的一家保险公司签订了就业协议,德哥则选择了一家北京的开业不久的保险经纪公司,之所以选择保险这个行业,无疑是受所学专业之累。神仙则在初次考研未果的情况下毅然决定留在北京继续考研征程,这年头留守北京的考试一族数以万计,所以他的这种选择也没有让我太过惊讶。
说到当年离开众人向往的北京回到家乡这件事,许多朋友对我的选择都无法理解,“别人巴不得往北京跑,你考到那里还回来?”其实这中间有些原因,毕业那时中国社会的就业环境已经开始严峻,我们二零零二届的毕业生较之前几年,就业前景已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真正开始毕业找工作之前,我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对就业前途开始担忧,怀有“先就业再择业”念头的人也开始多了起来。偏偏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的时候,国内一家著名的保险集团(也就是后来我工作所在的公司)在中央财大举办了面向我们这届毕业生的招聘专场,毫无经验颇为纯真的我们便一窝蜂前往参加,生怕为数不多的机会被其他人抢走。记得当时光我们班就去了将近三十人,到那个专场一看真可谓人头攒动,也难怪这家向来自以为是的公司将首都名校毕业生视若草芥。可那时的我并不知晓这家公司的底细,而是单单从以往媒体上的印象将其视作管理先进、薪酬丰厚的准外资公司,便急匆匆投上了精心装订、处处散发着毕业生羞涩、幼稚和急于建功立业的傻气的简历。
不曾想第二天便接到了该集团招聘人员的电话,邀我和super前往面谈。我俩颇为兴奋,甚至还有些洋洋自得,找工作原来如此easy。面谈时才知道与我们接洽的是家乡所在地的省公司而不是其总部或是北京分公司,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同意就将回到老家工作。对这点我俩并没有介意,因为慑于北京严峻的就业形势,我们早做好了回去的打算。面谈还算顺利,承诺的薪酬也没有低出我们的心理底限,于是我俩答应年后去公司实习。
接下来是轻松的日子,看着其他人不是进行考研的冲刺就是为工作而奔忙,super和我反倒显得寂寥无事,不但混了个“九八保险第一签”的绰号,还从此与摩肩接踵的招聘会说了拜拜。现在想来,那段时间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继续寻找其他的就业机会,而单单将保票压在了一家并不知道根底、单从印象判断的公司身上。形势严峻虽然是个客观原因,可归根结蒂是自己的不成熟、想当然和面对不停奔波的惰性在作祟。
二零零二年的春节,我是在无比轻松中渡过的。现在想来,那种轻松其实已经昭示了后来的曲折和辛劳。我一直认为,人生的波峰与波谷连接的十分紧密,当你快乐到一定程度甚至得意忘形的时候,麻烦就一定会不期而至。本科的最后一个学期,也就是二零零一年末到二零零二年六月,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时期,尤其在找到工作后更显得了无牵挂,只等将来上班挣钱,于是生活显得潇洒的紧。每天都和周围很多境况类似的家伙欢天喜地,尽情享受着象牙塔中最后的欢娱,整个人都很飘飘然,和许多即将踏上社会舞台的学生一样,用这种享受冲抵着掩藏在心中的忐忑。
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在公司实习了一个月后我就签订了就业协议。那时的感觉是公司虽然没有我预想的规模,但工作氛围还算轻松,身旁的同志们也还不错,所以也就没做过多考虑。签订协议后,我就彻底打消了再寻找其他就业单位的念头(根据学校的规定,毕业生如违反三方协议须向学校缴纳四千元违约金方可领取新的协定文本),学校这条出于保证毕业生履约率的规定的确使我心有忌惮,在没有为家庭赢得收入之前而因为自己的不谨慎签约损失并不富裕的金钱绝对不是合理的选择。
也就是在就业协议上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我才真正认识到自己这一次确实要离开深深眷恋的校园,离开相处四年的同学,踏上充满着未知和挑战的社会之路。我不知道自己何时还能回到北京,何时还能再回到母校走走看看。那一刻,学生的身份象海绵中的水分,正逐渐被年龄和现实一点点从我身体中吸干。
在拥有现实之后谈论梦想是人的通病,好比一个昨天还挣扎在饥饿边缘的人在享受了一顿包子后便开始设想明天会不会有水煮鱼,当工作有了着落后,如何设计简历、搜集招聘会信息之类的事情便不再成为我大学最后日子里的主题。如前所述,每日里多是看球、神侃,而最惬意的就是在晚间月下,趁着微风和好朋友们畅谈将来。虽然心中对将来有着无穷的推想,但那时的我们还是尽量向着积极的方面设想。
“争取三年混个经理,五年就该当老总了吧。”
“你丫想得也忒美了吧,至少得十年八年……”
“靠,那么久,太没劲了,那我干脆回北京来……”
其实,当时聊天时老灯和德哥都问过我是否会回来的问题。我心中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因为将来是不确定的,我喜爱北京,但我却选择了家乡,我知道前脚跨出校园,后面的各种变数便会在未知的时空等待着我,升职、加薪甚至娶妻生子,许多变化都会让我一心一意地留守在家乡,因而这是所有信誓旦旦的笃定无非是不负责任的凭空妄论。
但是,那一刻,望着夜色中美丽而恬静的校园,心底总有一个声音挥之不去:
“真的不再回来了吗?真的就这样离开了吗?”
只有我自己能听到内心的挣扎,于是我笑着对他们说:
“如果混不下去,兄弟就回来,哈哈,大不了也考研……”
那或许真的是应景的胡言,然而又何尝不是我心里的期望,只不过这种期望因未来的不详蒙遮上了一层淡淡的阴霾。不论怎样,我知道,这并不明朗的梦想从那一刻起就在我心中留下了决心,而人一旦存有决心,就会做成许多原以为做不成的事情。
二
“光,这样的灿烂,我不再闭上眼在心中寻找黑暗;
所有的梦,所有的冲动,天空会包容……”
我不敢说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是伟大的,因为确实有极个别为人父、为人母的人很没有负起父母的责任;我也不敢保证所有的父母都喜爱他们的孩子,因为抛子弃女的事在这个世界上时有发生。
但我要说,我的父母是伟大的,他们无比关爱我,在关键的时刻总是毫无保留地理解和支持我,而我考研的最终成功,和他们的支持与照顾是绝对分不开的。
从二零零二年七月走出校园直到二零零五年三月辞职,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我的心情一直不是很舒畅,可以说快乐和忧愁大概是三七开,我知道许多刚刚走入社会的毕业生和我一样,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烦恼,比如工作不顺、专业不对口、领导不赏识、同事不和睦等等。我的烦恼当然也和工作有着巨大的联系,但却并非专业不对路或者同事不和睦,关键是我的专业导致我跨入了保险这样一个较为压抑的行业,而当这种压抑和没有多少说服力的报酬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增添了我心中的抑郁和不安。
因为我已经离开这家公司,况且其终归对我有知遇之恩,所以我不想过多述及其缺陷和不合理之处,也不想再去详尽追忆我在那里,在压抑中渡过的日子,我在这里只想对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提自己的一点看法:中国的民族保险业,如果不能真正替客户着想,不能真切地从客户需要的角度设计产品和条款,而一味以侥幸和投机的心理经营,那么,中国的保险将永远不能成为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金融产品。
扯远了,关于我曾供职的这家公司,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还是说正题——父母给我的支持。
我不能保证每一位考研成功的人都有家庭的支持,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尚和父母同住的往界生来说,就不可能不接受父母的支持。而事实证明,正是父母无微不至的“后勤”支援才使我得以全身心在弥漫着窒人硝烟的考研战场上纵横冲杀。
实话实说,我在工作这三年带给父母的快乐远少于从前,更多时候他们是在为我*心,为我不佳的情绪所牵连。抱歉,我又要提一下那份让我抑郁的工作,不得不承认现时代的年轻人越来越难以认可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我也是这样的年轻人中的一员,总觉得自己不应该屈从于这样一份莫名其妙的工作,总感觉某个地方存在问题。这种状况在第一年里尤为突出,甚至数度让我有揣掉饭碗摔门而去的冲动。现在想来,那时的自己的确不知天高地厚,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遍地机会随处可遇,说白了就是个二X。
这种浮躁的近乎猖狂的工作情绪不可避免的影响到我下班后的生活,直接体现在我几乎每天不断的抱怨和牢骚中,这种不满在我父母看来应该是不可理解的,整日坐在办公楼里,敲敲键盘就可以完成工作,既不用风吹日晒,也不用浪费多少体力,即使公司没有给予最初承诺的薪酬,但实际的数目仍然在这个城市中处于中等,真的比他们从事了一生的工作要好许多。但作为父母,作为儿子背后的天空,他们在更多时候包容了我这些大多是无理取闹的抱怨,虽然他们心里有不同的想法,但为了能让我高兴,他们只能选择任由我宣泄连绵不觉的不满,而只在必要时予以开导。
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明白,这种莫名其妙的不满后边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其一是生活环境的落差,也就是从北京回到家乡后的落差。家乡虽然是省会城市,但似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懈怠与保守,似乎永远追不上中国城市的发展速度,永远无法拥有豪迈、大气、惬意的都市情怀。其实我在意的并不是硬件上的差距,少了星巴克、三里屯或是频繁的文娱演出对我而言真的无所谓,但城市在人文气质上的整体差距的确让我对家乡总抱有怒其不争的心态,这也使我对当时选择回来的决定产生了些许后悔,从而使我最终选择了考研。第二个原因恐怕也是很多毕业生都会面临的问题,就是攀比心理,说白了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毕业后同学们虽然人各天涯,但实际上大多数集中在京、沪、深这样的大都市,虽然他们的生活各有酸甜,但他们面对的生活空间无疑是光鲜生动的,这是现代年轻人应该经历的,却又恰恰是生活在家乡的我所不能拥有的,至少在当时,未曾体验到真正生活艰辛的我简单地认为自己是一只坠入温水的青蛙,迟早会窒息于家乡这种使人无奈的氛围中。
于是我就对将来进行了多种几近痴人说梦的设想,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考研。那些念头从嘴里蹦出来的时候,我自己根本就没有多少信心去真正把它们实现,而在我夸夸其谈的时候,我的父母再次成为了我忠实的听众。
这里我必须要提到我亲爱的妈妈,她的鼓励、鞭策和支持无疑是我考研最终成功的重要因素。从小到大,她对我的期望都很高,而且非常相信我的能力,至少是对我的学习能力深信不疑。如果说我的父亲是在人生方向、职业选取等宏观方面对我进行指导,那母亲则一直是在微观方面对我予以关心。大四时没有选择考研这条路,我想最失望的莫过于我亲爱的妈妈,因为她清楚她的儿子不比那些考上研究生的人差,完全有能力通过考试而获取更高的学历。但是她在我就业后便将这种曾经的期望和深深的失望掩藏在了心底,因为她尊重我的选择,但在我上班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望子成龙的想法总不时在折磨她,哦,或许“折磨”这个词有些重了,但她心中肯定不是滋味。
其实在这两年多里,母亲不止一次试探过我的想法,问我是否还会履行毕业时的承诺,在三年合同结束时去考研,当然这也是我父亲的想法,他们怕我被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工作磨尽了曾经的激情和壮志,或是因物质上的满足而放弃了学业上的更高追求。他们希望我能在工作的同时保有从前的志向,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儿子会与众不同,不会也不该沉沦在这份没有前途和希望的工作中(这是我说的而不是父母的观点)。在他们多次的询问中,我始终“咬定青山不放松”,保证自己三年后不再续约,放弃这份实在差强我意的工作而去考研,但这种保证只是到了二零零四年下半年才代表了我的真心,在那之前我更多时候的回答是有口无心的应付,而没有百分百的信心和决心去付诸实践。
我的这种心态上的犹豫和摇摆正是父母所担心的,因为他们知道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许多时候缺乏毅力。我也深知自己的这个毛病,这当然是懒惰和满足现状的表现。但在这里,我还是要为自己略微申辩一下,其实我并不是在毕业后就把曾经的承诺抛到了九霄云外,也并不是直到二零零五年六月才第一次尝试考研。其实在刚刚开始工作后的三个月,也就是试用期即将结束的时候,super和我就发觉公司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甚至可以说相去甚远,那时我们稚气未脱,还保留着大学生那种老子天下第一、把什么都不当回事的意气。记得我们两个不止一次在茶水间对公司各种各样不如人意的方面进行过抱怨,也不止一次对离开北京而来到这样一家公司萌生过悔意。当然我俩不满的关键不尽相同,他不满的主要是公司未能按先前承诺所支付的薪水,而我不满的则是保险公司这种似乎与生俱来的压抑。我本以为自己会先捺不住性子摔门而去,未曾想super却先我一步离开,毅然踏上了考研征程,虽然他在后来也承受了很大压力,但终于收获了好的结果。我当时挺佩服他说干就干的劲儿,也真想和他一道辞职考研,但后来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实话说,这有三点原因:第一是父母善意的规劝,他们提示给我的可能发生的不乐观的后果多少使我心虚,并且他们认为我这么快否定自己毕业时的选择是一种不负责任和遇难即退的不成熟表现,呵呵,一个刚刚毕业、意气风发的小伙子恐怕是最忌讳别人说自己不成熟的,我也一样。第二是家里边当时的经济状况因为我参加工作而刚刚开始好转,我这时突然一撂挑子难免使父母背负更大的负担,自己大了,不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就算再去上学也应该自己动手打理学费了。第三点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浮躁的同时还多少保存了些自知之明。我在大学时学习并不太刻苦,数学和英语的功底并不牢靠,况且在学校时还没有参加过考研,除了大概知道考研有几门科目外,其他几近一无所知。再加上试用期结束时已经是十月中旬,距离考试只有三个多月,我觉得凭自己当时的水平,要想在一百天内一飞冲天不太可能,而一旦失败,等待我的要么是重新开始一次为期一年的考研征程,要么是以一个几乎没有工作经验的非毕业生的身份重新挤入找工作大军,再次到摩肩接踵的招聘会中寻找莫须有的好工作。而这两条路,都是我承受不起的。
就是因为这些或客观、或自私的原因,我最终选择了留在公司,而这一呆就是两年半,直到二零零五年三月我下决心辞职。这期间我有能力的长进,也有岗位的变换、心绪的起伏,既有过为期十余天短时间的在职考研的尝试,也曾有过因为工作氛围的短时欢欣而彻底放弃考研的念头。总之,这两年中我经历了太多甜酸,现在想想,这恐怕是从学生变为社会人必须要经历的波折吧。
这期间由于我还是跟父母住在一起,加上每日早出晚归,父母就不可避免的继续作我的后勤部队。或许子女和父母住在一起会增加子女的惰性吧,反正我在这两年中没干过多少家务,就算偶尔为之也只是当作生活的调剂或者锻炼身体。许多次我都感觉自己活回去了,从一个大学生又变成了高中生,只不过是将交成绩单变成了交工资单,将上课变成了上班,这让我自己都忍俊不禁,想想和父母这样相处的时间将来恐怕也不会太多,所以在尴尬、无奈的同时又倍感亲切和温暖。
正如我母亲后来所说,我毕业后这三年,她只有在二零零四年下半年到二零零五年初这段时间比较省心,之所以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在零四年国庆节结识了宝宝从而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恋爱的甜蜜或多或少冲抵了工作的郁闷,因而父母在那段时间颇觉轻快。呵呵,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我这颗不安的心又开始羁动起来。
现在想来,如果我当时为了在恋爱后按部就班结婚而选择继续在公司工作,我的父母也不会介意,因为当时我的工作已经步入正轨,工作能力也得到了直属领导以至总经理的赏识,甚至在集团都小有名气,不但续约百分百没有问题,而且提薪包括升职都很有可能。父母都希望孩子幸福平安,所以在他们认为我已经不会再有考研的想法的时候,看到我能在他们身边,拥有一份较为稳定、收入也还不差的工作,拥有一个善良娴熟的妻子和一个安定美满的小家庭,他们二老肯定也是心满意足的。但恰恰在此时,在他们已经不再对我履行从前的承诺抱有希望的时候,考研,却又被我提了出来。
看似轻描淡写的两个字,真正提出来却也经历了相当的曲折。
二零零五年的春节,我表面上和往年一样,利用七天假期走朋访友欢天喜地,实则心里并不轻松,甚至说很感沉重,生怕这是自己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最后一个快乐的新年。因为我已经在年前下定了辞职的决心,可我自己却并不知道这一次“挂印而去”究竟祸福几分。
父母对我这次终于的、确定的、迟早要来的辞职并没有进行太多阻拦,这多少出乎我的意料。我想有这么几点原因,一是我毕竟是大人了,又已经在社会上锻炼了三年,现在再次提出辞职,我考虑的肯定比前次全面一些。二是二零零五年也就是在三年合同结束时辞职也是我最早的打算,第三恐怕是像我这样不懂得天高地厚的家伙的确应该出去闯闯,成了更好,如果碰个头破血流也算交点学费买点教训省得今后总不踏实。当然,最后这点是我臆测的,肯定不是我父母希望看到的结果。
在此之前,我其实已经和父母打过招呼,就是我不会在合同结束时按时辞职,因为我还抱有去北京寻找机会的企图,我必须为这个企图留有时间,同时也为考研留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我按时在七月份辞职,一旦我在北京耽误超过两个月的时间而一无所获,那么即使回来准备考研,也已经到了九、十月间,结果如前所述。(这两年中我在大学里所学的知识可又是忘掉了一大摞,甚至可以说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没办法,应试教育害死人!)所以我决定年后辞职然后去北京找工作,即便没有结果,那么我仍可在四五月份开始准备考研,而拥有了十个月的准备时间,我敢说自己有七成把握。
事情的发展基本上如我所愿,对于我所在的那家流动性超级强大的公司,办理一个员工的离职手续简直是最手到擒来的业务,而总经理还特别免除了我的违约金,钱虽然不太多,但多少算是对我三年工作的一种褒奖,也算是对我这个勇于跳出去的年轻人的一种鼓励吧。
我是带着父母的牵挂和宝宝的担忧离开家乡来到北京的,北京当然是我闯荡的首选之地,它不仅是我喜爱的城市,它的大气令我感到惬意,更重要的是我的许多同学在这里,“出门靠朋友”,要在异乡立足,亲朋故旧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我从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走出北京西站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接受朋友的帮助,那就是已经从北大获得经济学研究生学位去到一家政策性银行总部工作的老灯。“老灯”这个颇有些禅宗意境的绰号由来已久,其最初由来,我和老灯本人都已经想不起来了,当然这不会妨碍我们深厚的友谊。老灯闻知我要来北京找机会的事情,又惊又喜,惊的是他原以为早已安逸于家乡的我(我们两个同乡)居然在毕业三年后重回北京,喜的是从此可以在熙熙攘攘的北京城多一个老朋友。
老灯解决了我初到北京最大的难题,那就是住。地球人都知道北京是个居住困难的城市,对于乍回北京的我,在没有找到工作前去胡乱找个房子租住绝对是个冒失行为,住旅馆在经济上更是无法承受。好在有一帮朋友在,虽然大德、小强等人都在北京有稳定的住所,但他们拖家带口颇为不便,当时单身的老灯是我最好的投奔对象。老灯对此一口应承,并且告诉我不着急慢慢来,住多长时间都可以。其实他的居住条件相当紧张,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塞下我们两个一米八几的长汉着实不宽裕,此外他还负担着每月九百元的房租(虽然我曾提出分摊居住期间的房租,但老灯愤愤然地断然拒绝并且认为我这个提议等于骂他,没办法,兄弟嘛!但即使是兄弟,我仍然要在这里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他在那段时间对我提供的大力帮助。)
不多说我和老灯两人在那段时间里多次的挑灯夜谈和似回牙塔的快乐了,还是讲讲我到北京后的遭遇吧。我并不是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漫无目的一头扎到北京去的,在去之前我已经找到了一家保险经纪公司,对方答应我去那里开始试用期,然后给我三千五百元左右的薪水。说实话这个价码够惨的,但保险圈不是整体高薪的行业,此外对我这样一个蓦地来到北京的人,三千来块钱作为起初的过渡也不是说不过去。但一来到这家公司我就感觉不对劲,不但人手少的出奇,而且在作业方式上存在不小问题,虽然我对保险经纪没有多少了解,但这种整日琢磨着一口吃个胖子的经营理念肯定是不正确的。此外我发现负责人事的那位大姐总对和我签劳动合同的事情闪烁其辞,不知道是没有诚意还是这家公司就根本没人管这摊子事,套用宋丹丹同志的话说那管理叫做“相当混乱”,可以说是在我去的第一天就彻底没有了在这家公司干事业的念头,何况还要每天一早五点来钟翻身爬起,历经两个小时和一趟地铁、两趟公车、三趟小跑的折磨才能从月坛北街来到天坛南路。呜呼呀,再套用范伟先生的一句名言,我是“控制,控制,再控制,对不起,我没控制住”,在第四天就和这家混乱的公司说了再见。
这声“再见”意味着我在来到北京的第五天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失业人员,这多少是我始料不及的,我没想到自己的第一次跳槽失败的如此之快。那几天的心情很不好受,本来就无味的成都小吃变得愈发恶心。与此同时,为了不让父母和宝宝担心,我还得向他们隐瞒我已经没了工作的事实,直到三周后,也就是四月中旬我才告诉他们,而那时我已经在北京失业二十天了。
只有老灯亲眼见证了我那时的苦闷,那些天我就是早上起来喝袋奶,中午看新闻,下午睡大觉,醒了就去网吧发几份简历,简直过的是隐士生活。“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想来我还算个大隐,呵呵。
可惜的是这种“隐士生活”没有情趣只有郁闷,在等待了十数天杳无音信后,我不禁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怀疑自己是否具备来北京的实力。随着这种怀疑与日俱增,我不得不抓紧时间筹划下一步的行动,那就是先前设定的考研。
也就是在这时,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大概是四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外经贸罗导(我本科的室友,毕业工作三天后就辞职,发奋半年考回母校,算得我们这类人的一个楷模)的宿舍里和他闲聊,突然手机响起,一个女人告诉我第二天去六里桥一家比较著名的保险公司面试。在挂断后我才明白是我前些天发的简历收到了效果,而在此之前的半个小时,我已经在罗导陪伴下买下了考研需要的数本专业书,这个晚来的电话真让我哭笑不得。
不知道是不是稍微大点儿的公司都如此麻烦,招个普通员工都要经过层层筛选,从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我经过四次面试才进入这家公司。具体待遇四千左右、劳动合同也没有签,负责招聘的女士十分严肃地告诉我劳动合同要等到董事会讨论决定后才能签署。这着实让我受宠若惊,想自己的到来还得拿到台面上让十数个董事总裁们噼哩啪啦地探讨一下,不知是例行公事还是没事找事,其实我心里非常明白,对方的这种托词是违反劳动法的,在董事会讨论之前这段时间,对方可以尽情使用我这个没有合同在身的包身工,既考验我的实力又让我因为想签约而必须拿出百分之二百的劲头干活,但我还是同意了,毕竟对方还是个有些规模的大公司,没辙,“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谁让咱是找工作,人家是招人的呢?
父母和宝宝都为我在短时间内再次找到一家公司而感到欣喜,他们都以为这次我会呆在北京开始真正的工作和生活,可惜的是我去这家公司上班的第一天就感觉不对劲,发现自己简直像走入刚离开的家乡公司一样。沉闷的早会、伪善的热情,还有那已经桎梏我三年的西装领带、点头哈腰和近乎自欺欺人的自我激励,天啊,难道我们民族保险公司都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孩子?除了招牌不同看不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一刻我对自己当初选择的专业简直憎恶到了极点,保险公司恰恰不需要保险专业的学生,这在其他行业恐怕难以想象。这是保险的悲哀,更是教育的悲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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