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海峡两岸从经济互赖到政治统一的扩溢

果农 · 发表于 2006-12-24 21:55:32

《国际问题论坛》2002.4 两岸关系 试论海峡两岸从经济互赖到政治统一的扩溢 潘忠岐陈东晓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新功能主义的“扩溢”理论，论证海峡两岸由经济互赖向政治统一的扩展是可能的。但是，由于两岸间尚缺乏有效的联系战略，加上经济互赖程度的偏低和不对称性，扩溢现象一直没有在两岸间发生。为促进海峡两岸经济互赖向政治统一的成功扩溢，祖国大陆应制定适当的战略，提高两岸经济互赖程度，借助经贸合作的扩溢功能，不断提高两岸对统一问题的民族认同。 【关键词】经济互赖、政治统一、扩溢、民族认同 【作者简介】潘忠岐，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室副研究员。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学术室副主任。 两岸经贸交流的扩展与深化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带来两岸政治关系的改善。于是，人们便对所谓两岸经贸互赖必然推动或导致政治统一的观点产生了质疑。究竟两岸之间的经济互赖能否“扩溢”（spill-over）到政治统一？若能，为什么这种扩溢现象在两岸间没有发生？如何才能促使它发生？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作出理论和实践的回答。本文试图借助新功能主义的概念和理论分析两岸经贸交流的现状，对上述三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答案，以期对促进两岸走出当前政治困境、维护中华民族主权与领土完整有所裨益。 两岸扩溢能否必然发生？ “扩溢”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概念。新功能主义对经济或技术等功能性领域和政治领域作了相对的区分，认为两者既具有适度的分离，又有内在的联系，从而奠定了从功能性领域向政治领域扩溢的基础。（1）在新功能主义看来，经济和技术等功能性领域的互赖能够扩溢到政治领域，因为功能合作具有扩张性，某一部门的功能合作有助于其他部分的功能合作，而功能部门的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形成一种功能性的互赖网，并逐步侵蚀和归并到政治部门。 新功能主义认为，功能扩溢是一个经济互赖逐渐政治化的过程。哈斯认为，“部门融合（integration）的扩张逻辑”（the expansive logic of sector integration）（2）是部门功能合作产生的结果。在他看来，开始时各行为者会在若干技术性或非争议性领域内进行合作，但是日后他们逐渐发现，唯有将较多的权威让度给集体决策机构，或向其他相关功能领域扩大合作范围，才能达到他们设定的目标。当合作范围日益扩大时，原始的合作会逐渐向有争议的部门进行，使得原来只是经济部门的融合，提升到政治方面的融合。因此，融合的关键在于使行为者原先技术性或非争议性目标“逐渐政治化”。（3） 但是，新功能主义强调，扩溢不是一个自动过程，而是一个自觉过程。它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基本变量与条件的成熟，否则，合作只会在原有的功能性领域内循环往复（“环溢”[spill-around]），甚至由于合作停滞不前而导致双方对合作兴趣的下降，使功能性领域合作出现倒退（“溢回”[spill-back]）。施米特认为，扩溢是因为尝试融合的成员国家对原有融合目标不够满意而不断扩大合作范围与领域的过程。（4）因此，扩溢的实现主要取决于：第一，各种功能性事务本身的互赖性；第二，精英通过学习可以主动赋予融合新任务，推动扩溢效果持续出现。 尽管新功能主义大多以欧共体以及后来的欧盟作为主要研究蓝本，当然不可能对海峡两岸的扩溢问题给出直接的解答。但新功能主义的“功能扩溢”概念及其对实现扩溢所需条件的分析，对认识当前两岸政经关系的背离现象，求解两岸统一战略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依据新功能主义，两岸实现由经济互赖向政治统一的扩溢虽然不是必然的，但却是可能的。 首先，海峡两岸现已初步形成经济互赖局面，这为扩溢现象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在贸易方面，据台湾当局统计，2000年的两岸贸易额高达320亿美元，与1979年相比，21年内增长了300多倍。从1987年到2000年的13年时间里，两岸间接贸易额累计已接近2200亿美元。（5）从1993年起，祖国大陆已经成为台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与日本）和第二大出口市场（仅次于美国）。据中国外经贸部统计，截至1999年底，两岸贸易总额累计已达到1604亿美元。其中，大陆对台出口260亿美元，自台进口1344亿美元。从1990年起，台湾成为祖国大陆第四大贸易伙伴，从1993年起成为祖国大陆第二大进口市场。（6） 在投资方面，根据台湾的统计，从1992年起，祖国大陆已经成为台湾每年对外投资最多的地区。到2000年底，台湾累计对祖国大陆投资总计171亿美元，相当于台湾对外总投资额441亿美元的39%。据中国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底，大陆共批准台资企业43945家，合同台资金额446.7亿美元，实际使用台资金额240亿美元，是1995年台湾累计投资（115亿美元）的2倍多。台商投资占祖国大陆吸收境外投资总量的7.8%，列第四位（香港、美国、日本之后）。（7） 两岸经济在自然禀赋、产业结构、发展阶段和国际分工上的差异，使得双方的经济具有相当的互补和共生功能。台湾依托大陆廉价高效的劳动力和优惠的政策倾斜，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大陆作为世界制造业工场，随着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市场活力已经由虚拟转为现实，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大型台资企业投资创业。20年来，两岸经贸交流规模的日益扩大不但为两岸各自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做出了愈来愈大的贡献，而且还使两岸经济关系初步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局面。（8）因此有人说，中国在经济领域正在实现重新统一，或者一个“大中国”正在成型。（9）两岸经济互赖是自1995—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两岸关系没有倒退到全面隔绝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当前在政治僵局难以打破的情况下两岸关系的最大亮点。这在客观上为实施扩溢战略提供了最有利的前提条件。 其次，通过经济互赖促进政治亲和一直是祖国大陆对台经济政策的题中之意， “以商促政”、“以商促官”原则为扩溢现象的发生准备了重要的政策保障。 祖国大陆早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便立即向台湾方面建议两岸进行“三通”（通商、通邮、通航）。1995年，江**发表关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进一步重申两岸实现“三通”的政策主张。（10）最近，钱其琛又就两岸关系发表重要讲话，在阐明关于“一个中国”新定义的同时，强调“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势在必行”，并提出“可由两岸民间行业组织就通航问题进行商谈，达成协议，尽快通起来”。（11）这些都是祖国大陆为推动两岸经济互赖而做的政策准备。尽管台湾当局以“不通关、不入境”和“戒急用忍”政策来对抗祖国大陆的“三通”倡议，但是，为了加强两岸的经济交流和商业往来以提高两岸民族认同，祖国大陆对台湾商界不断提出各种优惠与扩大开放政策，积极推动两岸经济关系的健康和快速发展，并成功地使两岸经贸关系出现了上述的互赖局面。 祖国大陆不惜承担巨额贸易逆差，持续扩展同台湾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争取台湾民心和促进两岸政治亲和方面已经初见成效。最明显的表征在于，迫于台商的巨大压力，台湾当局不仅放弃了“不通关、不入境”的禁令，而且在2001年“经发会”上解除了台商到大陆投资上限不能超过5千万美元的规定，并提出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政策取代“戒急用忍”。在“三通”方面，台湾当局也在岛内外的民意压力之下先是同意“试点直航”，接着又推动实现“小三通”。 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和良好的开端，意味着祖国大陆“以商促政”、“以商促官”的原则正在发挥积极作用，扩溢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因此，祖国大陆的两岸经济政策是扩溢现象发生的重要政策保证。随着经贸交流的不断发展，两岸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建立互信，扩大认同，而互信和认同是任何长期和平解决方案最重要的元素。（12） 两岸扩溢为何没有发生？ 两岸之间由经济互赖向政治统一转化和扩溢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必然性。扩溢现象因为两岸经济互赖程度较低和不平衡，以及经济交流与政治发展之间缺乏应有的联系机制，而未能象人们预期的那样在两岸间发生。 首先，虽然两岸经贸关系出现了相互依赖的局面，但是当前互赖的程度尚不足以确保其成功扩溢到政治统一。 根据台湾学者童振源的研究，台湾与大陆的“两岸经济依赖度”（两岸经贸往来所产生的经济贡献 / 台湾或大陆的GDP）还都非常低。1995年，台湾的两岸经济依赖度为1.2%至3.1%，大陆的两岸经济依赖度为1.7%至2.4%。1999年，台湾的两岸经济依赖度维持不变，大陆为2.2%至2.8%。（13）而且，如果以“贸易依赖度”（台湾或大陆的双边贸易占各自总贸易的比例）和“贸易经济依赖度”（双边贸易总量占台湾与大陆各自GDP的比例）为指标来审视两岸经济的互赖，我们又会发现，依赖的不平衡性乃是两岸经济互赖的一个重要特点。以1999年为例，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赖度为11.1%，大陆对台湾的贸易依赖度为7.2%。台湾对大陆的贸易经济依赖度由1987年的1.5%上升到1993年的6.8%和1999年的8.7%。大陆对台湾的贸易依赖度则由1987年的0.5%发展到1993年的2.5%和1999年的2.6%。相对而言，90年代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度一直维持在大陆对台湾经济依赖度的三倍左右。（14） 两岸经济互赖的不平衡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贸易差额巨大。在两岸经贸交流中，台湾一直享有巨额的贸易顺差。根据台湾“陆委会”的统计，1981年，台湾对祖国大陆的贸易顺差为3亿美元；1989年为27亿美元；2000年为188亿美元。（15）台湾20年在两岸贸易中实现顺差1730亿美元，而同期台湾对外贸易的顺差总额为2093亿美元，台湾在两岸贸易中获得的累计顺差为其对外贸易累计顺差总额的83％。（16）大陆一直是台湾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其二是投资单向度。根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统计，经台湾当局核准赴大陆的投资总额由1991年的1.74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27.84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16倍，而同期台湾对外投资的整体增幅仅增3.9倍。（17）虽然台资大量涌入祖国大陆，但是由于台湾当局对祖国大陆资金的戒严，两岸资金的流向仍然是单向的，大陆到台湾的投资一时尚难以实现零的突破。比较而言，在贸易方面，台湾对大陆的依赖要大于大陆对台湾的依赖；在投资方面则正好相反，大陆对台湾的依赖大于台湾对大陆的依赖。 简言之，两岸经济互赖程度的偏低和互赖平衡性的不足，是扩溢现象没有在两岸间发生的主要原因。新功能主义者拉塞特认为，重要的不是简单的依赖，而是互赖的程度。只有当贸易对双方产生大致相同影响的情况下，才能认为贸易有助于相互联系。（18） 其次，长期以来，台湾当局非但没能主动将发展经贸交流与促进政治融合有效联系起来，甚至刻意地在政策和制度上割裂两者的联系与互动。 尽管祖国大陆试图“以商促政”、“以商促官”，非常希望能够将两岸经济领域的互赖优势转化为政治领域的融合动力，但是由于台湾当局一再故意阻挠和破坏，祖国大陆的良苦用心一时难以收到最佳扩溢效果。例如，祖国大陆早就提出了“三通”倡议，但是，台湾当局出于政治考虑一直没有答应实现直接“三通”。为了阻碍台商到大陆投资，台湾当局宣布实施“戒急用忍”政策，规定台商投资大陆的上限不能超过5千万美元。台湾当局还一度推行所谓的“南进”战略，试图以优惠政策鼓励台商投资东南亚各国而不是中国大陆。结果，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只能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这在客观上大大制约了两岸经济往来的正常发展。最近，虽然台湾当局提出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 政策代替“戒急用忍”，但是其强调的重点却是“有效管理”，而不是“积极开放”。有些民进党“立委”甚至宣称，“三通将使台湾面临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危机”问题，因而不要“一味帮助**以商围政”。（19）台湾“陆委会”也强调，“推动大三通必须在确保国家安全及产业安全的前提下进行”。（20） 两岸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发展一直脱节和背离，还与两岸民族认同感的淡化直接相关。台湾当局不仅在政策上阻碍海峡两岸经济互赖向政治领域的扩溢，而且还利用岛内民主化的进程不断淡化和破坏台湾人民对中国的认同。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尽管具有共同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但是台湾当局一再鼓吹“台湾意识”和“台湾认同”，使两岸在认同方面出现了一定的偏差。（21）以李登耀为首的台独分子自90年代初上台以来，大肆渲染“台湾的悲情”，鼓吹“台湾必须是台湾人的”，突显“台湾主体意识”，不断推动台湾政治的“本土化”运动。如今的台湾已“不再视抽象或文化的中国认同为当然的唯一认同对象，而以具体或政治的台湾本土为集体认同对象”。（22）台湾当局刻意在岛内政治和两岸关系中制造“统”“独”对立情绪，极大地制约了岛内推动两岸经贸互动向政治融合扩溢的力量。这种趋势不仅对原有的两岸华人共同分享的中华民族认同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为中国的最终完全统一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此外，经贸往来，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社会、文化和人员交流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上也加剧了两岸民族认同的落差，并反过来进一步削弱了扩溢的动力。 对于经济和技术等功能性领域的互赖为何不能顺利扩溢到政治领域，新功能主义的解释很能说明问题。新功能主义认为，尽管融合的过程不应是“自上而下”而应是“自下而上”，即由低级政治逐渐到高级政治，但扩溢逻辑的非自动性要求成员各方必须考虑政治意愿中的各种因素，因为即使各方存在实现融合的强烈意愿，某一方面仍然可能有足够的能力阻挠扩溢的发展。总之，扩溢的发生取决于经济联系的政治化进程，它有赖于政治精英的努力、刻意的“联系战略”（link strategy），（23）以及共同认同感的建构。 两岸扩溢如何才能发生？ 依据新功能主义的“扩溢”理论和海峡两岸经济互赖的格局，两岸间经济领域的广泛合作与相互依存通过功能扩溢可以逐渐扩展到政治领域，从而有利于推动国家的统一进程。经济互赖作为改善两岸关系的催化剂和提高两岸民族认同的促进剂，能在很大程度上逐渐缓和海峡两岸的政治立场与态度。（24）但是由于扩溢过程本身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两岸真正要让经济互赖顺利向政治统一扩溢，应以经济为先导，大幅度提高两岸的互赖程度，解决两岸互赖的不平衡问题，通过经贸合作的扩溢功能，加强经济互赖向政治亲和的扩展与转化，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两岸对统一问题的民族认同，进而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 首先，祖国大陆应借两岸“入世”之机，继续推动 “三通”的早日实现，加强两岸间的经贸互赖，为实施“以商促政”、“以商促官”准备条件。 两岸同为WTO成员客观上为推动“三通”的实现提供了便利的对话机制，祖国大陆应借此良机继续推动“三通”的全面实现。“三通”的实现无疑将为两岸经济互赖的进一步发展增添新的巨大动力。一方面，WTO和“三通”会使两岸经济互赖程度得到加强。（25）WTO成员资格将使台湾当局无法借口保护自己的经济以避免形成对大陆的单方面依赖。（26）另一方面，WTO和“三通”会使两岸贸易互赖和投资互赖的不平衡状况逐渐得到改观。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研究报告认为，入世后五年内，台湾将减少两岸贸易顺差48亿到50亿美元。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认为，WTO将为两岸讨论相互间的经济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独特的制度化渠道。双方可以暂时搁置一些敏感的政治分歧，从扩大经济交往互动中寻求共同利益，缓和政治紧张，建立互信机制。应该说，台湾当局变“戒急用忍”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本身既是大陆多年来一贯倡导的“三通”方针的产物，也是台湾当局为入世后确保台湾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必然步骤。 其次，祖国大陆应从扩溢角度制定适当的“联系战略”，以便更有效地推动两岸经济交流、互赖向政治和解、统一的转化。 新功能主义认为，政府的主动角色是成功扩溢乃至政治整合的关键。在奈看来，功能联系（functionalist linkage）是扩溢的中心。恰当的“刻意联系”（deliberate linkage）有助于加强彼此间的“功能联系”。“刻意联系”将不同类型和领域的问题联系起来，使一个问题的解决或改善经常仰仗另一个问题的处理。（27）这种“刻意联系”往往并非出于技术考虑，而是具有政治或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考量和寓意，（28）是由政治人物、官僚机构和利益集团所推动的。因此，扩溢战略要求在发展两岸经贸交流、提高经济互赖程度的同时，注意引导经济互赖向政治亲和的转化与扩溢。鉴于两岸经济往来与政治发展两个领域之间的落差，祖国大陆应该积极利用入世所创造的机遇，继续扩大与台湾在包括经贸在内的功能性领域的交往，并施以适当的政治推进力，有意识地建立实现扩溢的进程机制，制定有效的联系战略，逐渐实现海峡两岸从经贸等功能性领域的互赖向政治领域的合作扩溢。 良好的经济关系并不必然会顺利地转化为良好的政治关系。经贸关系的发展虽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政治关系破裂，但其本身却并不会自动转化成政治关系的改善，遑论政治上的融合和统一。因此，扩溢现象的发生除了与互赖程度和联系战略有关之外，还有赖于两岸政治精英的积极推动。新功能主义者普遍认为，成功的融合取决于人们“内化”（internalize）融合过程的能力，即成员精英为融合进程指明方向的能力。（29）哈斯指出，“只有当各行为体在切身利益所激发的认识基础上，希望将某一事务中学到的融合经验应用到另一种新情况时”，扩溢现象才会发生。（30）因此，主要精英和政治领袖具有一致的政治使命和承诺，是融合顺利发展所必需的。 再次，祖国大陆应注意在发展两岸经济互赖的同时，提高两岸的政治和民族认同，为促进扩溢的发生和国家统一奠定坚实的基础。 民族认同是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前提。新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国民忠诚感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国民忠诚感可以是多元的，人们可以同时忠诚于不同的机构。尽管最终政治忠诚转移的条件是十分严格的，如共同的****政治制度、紧密的经济联系等（31），但当人们觉得从功能性机构中可以得到他们从民族国家中不能得到的需要时，他们即会将原来对国家的忠诚转移到对功能性组织的忠诚。（32）由此，新功能主义认为，从共同利益出发，建立共同认知后，各方才可能完成融合，认同感的建构乃是实现扩溢的重要条件之一。 因此，为了实现统一，两岸必须通过经济领域的互赖在两岸人民和政府间重塑、建构并不断强化民族认同。两岸间历史、语言、文化上的共性，即构成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乃是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和互赖的重要因素。反过来，经贸交流和经济互赖的发展也有利于形成两岸共生共荣的向心力，提高两岸间政治、文化和民族认同感。因而，祖国大陆应尽力促使两岸间的经济互赖与民族认同实现良性互动，使经济关系成为两岸民族认同和两岸最终统一的坚实基础。

果农 · 发表于 2006-12-24 22:02:31

德国被分解成314个邦联都可以统一起来 　　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这块被称为欧洲走廊的土地，一直就是整个欧洲的战场。德意志人经常成为环伺在周围的欧洲列强的雇佣军，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残杀。 　　1648年，在进行了争夺霸权的“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各国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德意志的***局面，这一年，这片土地***为314个大大小小的邦国，虽然它们还共同拥有“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这样一个名称，但邦国各自为政，中央权力几乎不存在。 　　当拿破仑的军队在1806年悍然入侵时，这个所谓的帝国根本无力抵挡，帝国中两个最大的邦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遭遇惨败，普鲁士还被迫割让了一半的国土，支付1.5亿法郎战争赔款。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轰然解体。 　　德意志的诗人们用诗句探寻民族的未来；德意志的音乐家们用音符抒发抗争的激情；德意志的哲学家们，用理念激发至高无上的国家崇拜。 　　罗伊特林根是德国南部一座美丽安静的小城，两百多年来，小城一直享受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带来的荣耀。在德国实现统一的过程中，李斯特被认为是最活跃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采访：德国罗伊特林根大学教授奥伊根·文德勒 　　李斯特认为德国只有实现政治上的统一才能够与英国和FaGuo相抗衡。这种统一不能靠革命来实现，而应该通过和平的方法来实现，而且李斯特非常清楚，这种统一不是一蹴而就的，应该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他认为应该先实现德国经济上的联盟。 　　在人们还习惯于用战争来解决国家问题的19世纪，李斯特的想法显然有些超前。从经济统一走向政治统一，这既是一个经济学家的独到眼光，更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提出这个设想的现实原因是：德意志的经济发展受阻于***。 和平解决失败后 不可避免的将通过一场严重的斗争 一场只有通过铁和血才能解决问题的斗争来达到目的。－－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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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uringhuang. · 发表于 2007-2-2 17:53:28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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