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周刊文

生而为赢 · 发表于 2006-12-26 15:14:29

《冰点》周刊文

生而为赢 · 发表于 2006-12-26 15:15:42

【冰点】 谁坐在中间？ 2005年01月05日 00:32:29 本报记者徐百柯 　企业家们坐在一起会谈些什么？怎么更多、更快地赚钱吧？非也。在去年下半年的一次著名企业家们的聚会上，“云南红”董事长武克钢的长篇演讲振聋发聩，他谈古论今，阐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这篇演讲引发了思索，不胫而走…… 　他原本有大好仕途：20多年前，他第36个到深圳蛇口开发区区政府报到；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袁庚最得力的助手；32岁时，成为蛇口工业区常务副区长；他曾是中央党校高级班（市长班）最年轻的学员，完全可能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 　他也许会是一个学者：他家学渊源，外祖父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元老孙冶方；他拥有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目前仍是该校的社会经济学客座教授；他半路出家研究农业科学，写出的论文居然在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被评为优秀论文…… 　但他最终选择当一个企业家。他的香港通恒集团在内地有广泛的投资，其中最具知名度的是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几乎占据了西南地区红酒市场的全部江山。他本人是云南省政协委员，并且刚刚被评为“2004云南最具影响力企业家”之一。 　武克钢，经商，更研究商道，他在知天命之年，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并且传达出一种使命感———工商文明的崛起，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我要经常性地、正常性地处理这些荒唐事” 　昆明冬日的阳光中，记者见到了武克钢。寒暄几句，反而是他抛出了第一个问题。 　 “中青报是不是刚报了湖南哪个地方的党政考察团在桂林冲关的事情啊？影响挺大的，我也看了。” 　 “是的，湖南邵东。” 　 “还警车开道呢，多牛啊！可见现在这帮官员的心态……” 　在前往红河州弥勒县云南红酒庄的路上，武克钢发表了他对中国官僚体系的一番见解。他认定，目前中国没有形成富有生命力的“中产阶级”，倒是已然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中间官僚”。“两头，一头是老百姓，另一头是中央国家机关，中间这些官员，一些人简直是把腐败当成了一项事业来做。” 　他说就在上个星期，三天之中遇上了三件事。 　第一天，公安局找上门，说云南红公司不得擅自成立保安队；要成立，必须向公安局汇报，制服得向公安局买，人员得由公安局训练，训练还得交费。背后都是利益，武克钢认定了此点。他开始“顶牛”：好，我纳了税，而且是纳税大户，我该买的单已经买了，那么公共治安是应该你们管的，我的工厂出了事是不是也应该找你们？现在我自己来管。你说要登记、管理，我都愿意，我就一条不愿意，你凭什么收我的钱？一个保安问我要两千块钱！ 　第二天，环保局找上门，说要收排污费。怎么收呢，根据用水量收取。武克钢又急了，排污费，明明该排多少污水，收多少嘛，怎么会这样？后来，他总算想起，当初工厂建排污系统时，当地环保局也来了，但工程没有给他们，而是请省环保局设计建造的，由此种下“祸根”。 　第三天，“事儿就更可乐了，你的肚子都受不了，实在是荒唐透顶！”武克钢说。云南红公司被评为红河州的优秀纳税企业，这本是件好事。但税务部门说今年国家下了个文，优秀企业不知道是否弄虚作假，所以要进行审计，请独立的中介机构。 　 “滑稽的是，这笔费用得我来出！我们企业真的是唐僧肉啊？我又没要你这个先进，是你们自己要表扬我的。你要来审计，也不是不可以，但你不能收我钱呐！你说这哪儿说理去？” 　武克钢很清楚，这种事情，企业面临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现在是要经常性地、正常性地处理这些荒唐事。已经变成常态了，这就是今天企业面临的实际状况。” 　仅2003年，“云南红”就给国家上缴税金达2018万元。这些税金干什么了？ 　他活灵活现地模仿双方的对话：“公安局来收保安的钱，要收两千。这边就说，1千2行不行啊？不行，得1千5。哥们儿，咱们关系不错，我请你喝顿酒，1千3就完了。来收排污费，开的条子是5万8。这边就说，你胡扯，哪里有这么多，3万行不行？不行，起码得4万。哎呀，3万5吧……” 　他笑称，官员遇上自己都觉得纳闷，“怎么一点儿不讲‘江湖规矩’。”规矩本来是，我漫天要个价，你就地还个钱，不就完了吗。武克钢苦笑：“这已经成了现在的‘潜规则’了。” 　不过，因为武克钢对这套把戏很熟悉，有时候他出个招，官员们还真没法子。“拿着个文件来找我，说根据什么什么文件，要怎么怎么。我就装傻，说我是外资企业，我不懂什么叫文件，请你给我解释一下，文件是什么含义。根据中外合资法，我们只遵守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政令，请你把法律、法规和政令送来，本公司一定无条件执行。至于何为文件，请你先给我解释清楚……” 　 “支持政府搞廉政，官员到此莫伸手” 　武克钢后悔了，非常后悔，还非常气愤。 　 “你说，我造的为什么就是酒呢？我为什么不是造老鼠药的啊！” 　在1998年年初，他迅速地从“云南红”面世的欣喜中清醒过来，开始集中精力对付纷至沓来的无数只手———这只手，要两瓶酒；那只手，要两箱酒…… 　他愤怒。在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的接待室里，赫然挂上了醒目的大幅标语———“支持政府搞廉政，官员到此莫伸手”。 　 6年过去，伸手要酒的官员倒是没几个了，但武克钢依旧苦恼。 　秘书走进来，“董事长，某办某处的处长说下午想来拜访一下您。”武克钢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这可不行，你就说我在国外。”然后他又想了想，说：“你这样说吧，董事长他们一家人早就定好了到国外去度圣诞，已经出发了。” 　秘书再次走进来，递给武克钢一封信。他取出一看，乐了，“又来了，这个某某协会，举着大旗要收钱的。” 　武克钢抱出一大摞文件，指着说：“都是变相要钱的！哎呀，头都大了！这才几个月，又积了这么多了。我都留着，什么时候打包带到政协会上去，让大家见识见识……” 　随便抽出几份文件，抬头赫然都是“中国”、“中华”、“国家”、“国际”这样的字样。其中一份，顶着“国际经理人协会、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工业报社、中外企业文化杂志社、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等整整大半页纸的头衔，内容是评选若干项“十大人物”，正文中称，“该项活动不收评选费，会务费6800元……” 　记者一边翻看，一边嘟囔了一句：“这些地方都是干吗的啊？”武克钢一下激动起来，提高了嗓门说：“干吗的？什么都不干，就是要钱的！” 　让他觉得最可恶的，是因为，“都是打着国家的什么协会的旗号啊、变相的机构啊，这帮人都是拿国家工资的，都吃皇粮。精简机构，或者退下来没事了，这些官员、前官员们，就开始想着法捞钱。问题的关键是在这儿！” 　武克钢的秘书一天到晚要接到很多“莫名其妙”的电话，有的口气还很大。 　 “啊，我是哪哪哪，找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怎么不接电话？你们知道后果吗？” 　秘书早学聪明了，态度很好地说：“对不起啊，我们董事长不在。” 　 “他怎么会不在？把你们董事长电话给我！” 　 “对不起，他不在国内，他在海外。”“他怎么会在海外？怎么这么久不回来？” 　 “他就是在海外……” 　 “哦，你们董事长是外商啊。哦，那情况不一样。感谢他！” 　 “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不再惹你了。”学着学着，武克钢觉得滑稽得不得了，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很快武克钢就平静下来。“说实在的，这还是咱们敢顶的。也有真得罪不起的，人家领导打个电话，你不还得办吗？” 　 “中国商人最伟大的感悟、最深刻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成为支流，这多么遗憾呐！” 　武克钢曾经模仿鲁迅说过，我读中国历史这本书读了一辈子，读出了三个字———“官本位”。 　让他痛心的是，“官本位”的观念到了今天也还并没有远离我们，许多人骨子里还都是这套东西。一伙朋友去吃饭，如果有一个位置较高的官员，他一般就习惯性地坐在中间或上座，商人做得再大，也往往是坐在一边陪着，最后买单。 　武克钢最近参加一个政府代表团到德国考察，到了汉堡，市长和商会会长两个人来迎接。按照中国的习惯，代表团的领导和成员都是先跟市长握手、寒暄，但等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才惊讶地发现，商会会长是坐在中间主座的，市长却坐在旁边。 　后来，汉堡人又介绍了，中世纪时，汉堡市商会和市政府之间有一条地下通道，地道中间有扇门，钥匙在商会会长手里，他可以随时过去视察，看纳税人的钱被用来在干些什么。而市长要到商会这边来，得先敲钟，经过商会会长同意后才能过来。 　在武克钢看来，这中间的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双方都明白，市长是由商会成员上交的税收供养的，只是公务员而已，只能为纳税人服务，不得横生枝节。 　伦敦也曾经给武克钢留下过相当深刻的印象。大伦敦之内，有一个小伦敦，从法理上讲并不归属于大伦敦，是独立的。当年，英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进行激烈对抗，他们首先在伦敦一个已经废弃的贫民窟地区建立起商会，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力量和权力管理结构。后来，他们采取了与FaGuo大革命不同的赎买策略，以60万英镑的价格向贵族朝廷购买了这个区域的永久自治权，贵族官僚不得再来征税和骚扰。直至今天，英国女王如要进小伦敦，仍需要用女王权杖在街口地上敲三下，小伦敦市长出来询问，再向市议会汇报，得到批准后，女王才能进入。 　他由此大为感叹工商文明的优越性：“我们设想一下，这样的变革如果出现在中国，当年有人把我们的咸阳城、阿房宫同样地买下来，不就有可能保留到今天了吗？” 　很可惜，阿房宫最终还是被烧掉了。秦朝皇帝施暴政，暴政催生暴民，几千年因果循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让武克钢折服的工商文明。 　那种力量的萌芽不是没有。范蠡和吕不韦，就是武克钢十分推崇的中国商人的老祖宗。 　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了吴国，威名赫赫，但他弃官不做，悄悄带上美女西施跑了，要去做商人。齐国听说他的大名，请他当宰相，他干了几个月，感到无趣，又辞职下海。经过商海拼搏，他终于成为了当时的中国首富。然而人们往往记住的是他的政治功业和与西施的浪漫故事，记不住他的工商业绩，这让武克钢感到极其遗憾。在他看来，范蠡是中国历史记载的第一位放弃仕途走商道的大人物，他以商人为句号了却一生，其选择是对“官本位”的超越，是在追求“商本位”。 　武克钢自己演义了一个吕不韦的民间野史版本：吕不韦经商，依法纳税，富甲一方，可他觉得受气。有个县令，天天来占他便宜，折腾他。此人带着税官，一来就拍桌子，老子来收税，你违法偷税。你以为你多大，你牛什么？别看老子…… 　说到这里，武克钢“感同身受”：“‘别看老子一个处长，你还就过不了我这一关，你这样的公司我折腾垮的不是一个两个了。’嘿！类似的情况，我就没少遇到，我相信吕不韦也没少遇到，真的！” 　吕不韦组织门客编撰《吕氏春秋》，里面许多章节强调，要放任自由，要清静守法，经济才能发展。武克钢认为，不是工商业者，很难明白这个道理，而吕不韦是明白的。但是，他改变不了“官本位”文化。 　武克钢认为，与范蠡、吕不韦等中国先哲的感悟比起来，亚当·斯密只能算是几代“重孙”了。但是，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他们的想法难以成为主流，他们的思想只是“官文化”这个主流旁边的支流。“中国商人最伟大的感悟、最深刻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成为支流，这多么遗憾呐！” 　 “不要惯坏了公务员！” 　武克钢写过一封信。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一定想到过和他同病相怜的倒霉的吕不韦。 　云南省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处×××处长： 　我公司对“云南柔红”企业标准向贵处续标，是我企业的正当权益，由于你的长时间故意刁难，使我公司的正常生产、销售和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我公司奉董事会决议向你就“云南柔红”续标问题发表正式意见如下： 　 …… 　四，鉴于在我公司首创之后全国其他十几个公司的“柔红”都获得省级企业标准，证明你的刁难毫无道理； 　 …… 　六，鉴于红河州技术监督局已根据国家规定，批准我公司“云南柔红”企业标准，说明你的同事里大多数是正直的人； 　 …… 　八，鉴于你连“商品名称”和“产品标准”都分不清的低业务水平； 　九，鉴于你事情前后的暗示不符合我公司支持政府搞廉政的一贯原则； 　我公司认为，你本人违反了作为人民公仆公务员应该遵守的基本职业承诺，不符合党的十六大精神，恶化了云南省的投资环境，损害了政府官员的对外形象，影响了云南省一个富民产业的健康发展。本公司作为纳税法人和公民主体，对于人民公仆你的刁难行为表示谴责和批评。考虑到西部公务员的整体水平，考虑到你为吏十几年的不易和仕途的野心，本函作为私人函告仅对你进行教育和帮助，希望你能迅速改正你的错误做法，我公司保留向你上级机关和新闻媒体投诉或公布此函的权利。我公司作为云南省政协委员单位，将保留在即将召开的云南省“两会”上将此事作为云南省政府职能部门个别公务员借故刁难企业的典型案例提交大会的权利。

生而为赢 · 发表于 2006-12-26 15:16:49

?望你三思。 　武克钢把这一招称为“玩邪的”。而此前一年中，他一直走的是“正道”，多次提交申请，但却一直没有被受理。这位他无意中得罪过的处长，已经放出了狠话：“整的就是你，你不是牛吗？让我们整死的企业也不是一家两家了。”红河州技术监督局办理了“云南柔红”的企业标准备案，这位处长却打电话过去，直接命令说，你们给我取消了！ 　后来，这位处长被处理。直到现在，武克钢说起此事来还忿忿不平：“太不像话了，完全是一个人就能把一个产业搞死。”这个处长下台后，很多企业拍手叫好。参加会议，有企业家对武克钢说：“哎呀，克钢，你把他顶翻，可算给我们出大气了，太棒了！”而武克钢也感叹：“我尚且如此艰难，真不知道别的企业家是怎么活的！” 　常有年轻企业家向武克钢这样的“老江湖”请教怎么和官员相处，这已经成了一门让他们头疼不已、无所适从的“学问”。武克钢总是给他们讲两点：第一，你企业自己要坐得正，要照章纳税，不能授人以柄；第二，你要有腰杆，有底气，你就要敢跟他“顶”。 　在既当过官又干过商的武克钢的观念里，从来就没有觉得“官”比“商”大。让他觉得很可笑的是，他接触过的许多官员都非常固执地认定：政府再小也还是政府，企业再大也只是企业。哪怕是一个科长、处长，到了企业就是一副君临天下的架式———老子是来视察的。 　武克钢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不要惯坏了公务员！” 　他甚至“胆敢”不惯着副省级干部。一次，一位云南省的副省级干部没有事先通知就到酒厂视察，门卫不让进。领导的司机上前来命令道，这是省领导，还不赶快开门。门卫说：“你嚷什么，你是个开车的，我是个看门的，你让那坐车的给我那坐办公室的打个电话，行不行？我要是随便开门，就没工作了，你给我发钱啊？” 　武克钢知道这件事后，乐了，“嘿！就凭他这句话，我奖门卫1万块钱。真是好样的！” 　他的另一句口头禅是：“贪官是我们喂出来的，受贿是我们行出来的。”他在企业家论坛上发言：“我们每个人都骂腐败，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腐败是怎么来的。搞出这么多腐败，我们企业界是有责任的。” 　他表示，法律上讲行贿和受贿同罪，自己举双手赞成。“有些企业家对我抱怨，说官员要伸手，我们给了，不行贿行吗？贪官被抓起来，又说是我们不对，又要抓我们，冤不冤啊。我说，当然该抓你们，不抓你们抓谁！” 　武克钢痛恨行贿受贿，但却经常强调，要记住官员也是人，也有他们的难处。 　武克钢说他梦想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合理的文官制度。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养廉”。他认定，要解决中国官员的问题，像现在这样是不行的。他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廉政干部退休基金”，而且要高额，省部级起码500万，副部级起码300万。 　 “钱哪儿来？”“国家建立基金啊，很简单，你与其让他们贪污……”在武克钢看来，现在是干部上台风风光光，下台凄凄惨惨，其实完全应该倒过来，上台严肃清廉，下台才应该风风光光。所谓59岁现象，也应该是倒过来，让官员都这么去想问题：“唉，我还有一年了，可得小心翼翼的，别把500万弄丢了。有了500万，今后我干什么不行啊。” 　 “砸啊，我和你们一块儿砸” 　除了对官员“装傻”，武克钢也对不理性的农民异常强硬，一个人冲到愤怒的人群中，厉声制止———对企业的威胁，还来自另一方面。 　那是在2000年，弥勒县东风农场、也是云南红主要的葡萄种植基地的农民和酒厂职工，由于葡萄收购定级的问题，起了严重的冲突。酒厂职工关闭了酒厂大门，停止收购葡萄。而门外聚集了上千农民，准备冲进去讨个说法。 　武克钢闻讯从昆明市内赶来。下车头一句话就是：“把门打开！”门开了，他叉着腰冲到农民们面前。 　 “你们想干什么？冲进来干什么？砸工厂？砸啊，砸了你们也踏实了，我也踏实了。你们还真把老子当香港资本家了？告诉你们，老子也是知青一代过来的，老子种地的时候，你们还在娘胎里呢！我要求你们种葡萄的质量，是为我好啊？我告诉你们，我武克钢早就不愁吃不愁穿了。是为你们自己今后好！今年卖了葡萄，你们明年不卖了？后年去喝西北风啊？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大家都死光了，不过了？” 　武克钢说得慷慨激昂，可把身后的职工吓坏了，怕他被愤怒的农民揍一顿，于是上前来想要保护他。他却说：“都走开！别害怕，怕什么！”然后接着“发诨”。 　 “扯什么淡！葡萄定级就得按规矩来，要按你们，都算一级了是不是？” 　 “我没来的时候，你们的葡萄才能卖多少钱？刚过两天好日子，就要开始闹了？砸，一块儿砸，有本事给烧了，我帮你们一块儿烧！” 　这副架式，真把想闹事的人给震住了。从1997年开始，云南红公司7年时间向农户支付的葡萄款，累计就已达9034．2万元。“云南红”葡萄酒投产以来，葡萄酒酿造产业和葡萄种植业，成为当地果农致富的新途径，农户增收明显。在弥勒地区，农民种植其它作物每亩平均收入为1000元左右，种植烟草收入为2000元左右，而种植葡萄收入可以达到3700元以上。 　这种切身利益，农民是清楚的，但眼前利益的驱使，也会非理性闹事。面对这样强硬说理的董事长，农民最后答应按规矩交葡萄。武克钢的“神勇”，也在朋友圈中开始流传，成了一个著名的段子。 　从这件事情中，武克钢体会到了理论上所谓“落后的农村和现代工商要求之间的矛盾”、“小农经济和大工厂生产之间的矛盾”。不过，事情的迅速解决又使他坚信，企业和农民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这也就是我这几年呼吁工商文明的原因，一个和谐的社会，看似很尖锐的矛盾，一旦你把它摆到工商利益面前，它是可以协作的。如果共同面对市场，那么我们和农民的利益就一致了。” 　一位著名的农业问题专家，也是武克钢的好朋友，历来反对农业产业化，致力于恢复和维护小农经济的理想模式。2002年，他到东风农场调研，农民告诉他，以前农场在征收土地费时，拿不出凭据，一家交10块钱也就完事了。现在由于酒厂联合农场收购葡萄，农场就可以摸清楚各家的土地使用情况和实际收入，于是少交就不行了，每家得交100块。这位专家据此断定，当地的葡萄产业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武克钢闻之大怒。“我告诉你，以前农民挣100块，交10块；现在他们不说自己兜里装了800、900块，只告诉你，搞这个之前，我一分钱不用交，现在农场要收葡萄，要登记，得交土地费，我交100多块钱了，交不起了！你就信这个吗？” 　人们是否更富了？武克钢陪别人到云南红酒庄参观时，总是会指着东风农场的场部砖楼说：“我来这儿投资之前，镇上最漂亮的楼就是这个了。”现在，这幢砖楼立在镇上，毫不起眼，甚至显得有些破败。 　 “工商文明不是不要官了，而是让官来适应工商文明的基本原则” 　武克钢有时会怀念当年自己曾参与建设的那个蛇口区政府。“从建立蛇口区政府到我离开蛇口区政府，我敢说，我们那个区政府，比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行政机构都要廉洁和进步。当然，后来蛇口也已经回到了官僚体系的大潮里，连蛇口区都给并入南山区了。” 　当年在蛇口，36枚区政府的公章，全部放在一个秘书的抽屉里，谁来办事，一次就能盖完。武克钢和他的同事们亲手建立起一个他们自己期望的理想中的政府机构。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这种时下“热门”的命题，当年在蛇口的时候，就已经被无数次地讨论过了。 　 1985年，武克钢进入中央党校高级班（市长班）学习。作为课程安排之一，他给同班同学开过一次讲座，讲的就是“小政府，大社会”，认为政府不应该管微观经济，而只应该管公共秩序、管社会。因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市级干部们的旧有观念大相径庭，那场讲座在中央党校一度引起了轩然大波。 　武克钢一直认为，自己当年的从政轨迹和绝大多数官员不一样，并没有进入被认为是“正统”的官僚体系。“坦率地讲，当蛇口开始要被主体的官僚文化所吞并的时候，1987年，我就去美国留学了。都说美国进步，可人家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想去亲眼看看。” 　在美国，武克钢学得最好的功课是政府学。他研究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杰弗逊等55位被尊为美国“立国者”之人的思想，这些人制定的《美国宪法》规定了“宁愿三个魔鬼打架，不要一个圣人执政”的制衡机制，以此一方面防止封建暴君专制，另一方面防止暴民乱政，从而保证了工商文明的秩序。 　通过自己的种种经历，现在武克钢认定，制约中国工商文明发展的瓶颈，在于政企关系、官商关系。这种关系的理想状态是：我依法经营，你依法管理，大家都不要过界，你不要来整我求贿赂，我也不来拉你下浑水。这从长远看对双方都好，对中国工商文明规则的建立是有利的。 　海外归来的武克钢一点儿也不西化，但他很看重耶稣说过的一句话：“你的财富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在他看来，工商文明就是这样一步步渗透社会、改造社会的，它不是凭借暴力，而是温和的，是人们自觉自愿的选择。“‘官本位’让位于‘企业本位’、‘工商本位’，这就是我理解的现代化进程。” 　武克钢告诉他的同志们：“工商文明不是不要官了，而是让官来适应工商文明的基本原则———契约、平等、法治、自由、主权在民……我们这些企业家，必须去跟官僚阶层形成某种起码的、底线的共识，保护生产力，保护发展生产力的所有人，大家一起来发展最具生产力的工商文明。”

生而为赢 · 发表于 2006-12-26 15:35:18

冰点特稿第528期 汉学家谈汉学 2005年01月12日 02:44:23 夏芊若 　欧洲汉学大会落幕了。什么是汉学？汉学研究什么？汉学研究对东西方交流在产生什么影响？汉学家们对中国都有一些什么观感？抱着这些问题，一位中国留学生近日访问了一些知名的德国汉学家。他们的看法和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另一种对中国文化的视角。本刊特刊发这次访谈以飨读者。 　 ———编者 　每两年一次的欧洲汉学学会第15次学术年会2004年8月25日～29日在德国海德堡大学隆重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主要是欧洲各国的汉学家，还有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地区）的有关专家、学者，共300多人。本次年会按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考古、典籍稽考注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哲学、风物习俗、城乡建设与环境文物保护等不同类别的议题，进行了富有学术性的广泛探讨。 　欧洲汉学大会首次会议于1976年在FaGuo巴黎举行，之后又先后在瑞士苏黎世、英国剑桥、西班牙巴塞罗那以及俄罗斯莫斯科等地举行，欧洲汉学协会会员由1988年的375人增长到2000年的700多人。被采访的汉学家们： 　凡埃斯博士教授（Prof．Dr．Hans von Ess）：汉堡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重点为中国诗词以及中国汉朝和宋朝的宗教和思想家，以儒家为主。长年从事中国著作《史记》的翻译工作。 　根茨博士教授（Prof．Dr．Joachim Gentz）：现任哥廷根大学宗教学教授兼汉学家，曾在德国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以及中国南京大学学习汉学，宗教学以及哲学。获得了德国海德堡大学青年研究工作荣誉奖。 　康蓬博士（Dr．Thomas Kampen）：现在海德堡大学做研究工作，曾在德国柏林大学以及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研究重点为中国***史、中国政治以及外国著作的中文翻译情况等。 　密特勒博士教授（Prof．Dr．Barbara Mittler）：现任海德堡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在台湾及英国牛津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汉学和日本学。研究重点为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近代妇女文学等。 　弥勒·萨伊尼博士教授（Prof．Dr．Gotelind Mueller－Saini）：现任海德堡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在德国弗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以及波恩大学学习汉学，日本学，以及藏学。在香港、台湾、日本以及北京清华大学做过研究工作。 　什么是汉学？ 　凡埃斯教授：汉学是一门关于中国所有一切的学科。真的是关于所有的一切。像英文系，或是意大利语系，这些学科的内容都非常窄，主要是以文学为主，这些国家的历史是在别的系里学的。而学习汉学可以同时学到中国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经济等等，是一个整体，不能被分开来。 　根茨教授：汉学对于我来说包括了所有关于中国的研究，这门学科是从地理上的边界来定义的。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海外华人都是被研究的对象。 　康蓬博士：大约在100年前，汉学只是指读一些中国的古文，主要以哲学为主，孔子、孟子、老子，还有一些诗词和文学，像李白、杜甫。一切现代的都不算在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种只读中国古文的研究方法慢慢转变成为汉学，也可以叫作中国学，包括了一切和中国有关系的事物。 　密特勒教授：汉学是一门研究整个中国范围的学科，每个汉学家都研究点什么和中国有关的东西，这个搞中国音乐，那个搞中国医学，另外一个搞中国经济，也有人什么都研究，不过大家多少都搞点中国的历史。然后还分古代汉学和现代汉学，古代汉学时段根据情况有时划分到1850年，有时划分到1911年为止，研究这以后的现代中国就是现代汉学了。总的来说汉学就是对中国各个方面的了解和认识。 　弥勒·萨伊尼教授：从历史上来讲汉学是一门以语言和文学为主的学科，大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汉学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了，主要是1968年以后，上世纪70年代起德国和中国开始有了很多社会学方面的联系。 　汉学家做一些什么工作？ 　凡埃斯教授：汉学家选择一个他感兴趣的领域搞一些专业的研究工作。我认为一个汉学家最主要的任务是能够在他的研究领域里讲出一些有分量的关于中国的观点，并且传授给他的学生，使他的学生们去了中国以后比那些没有学过汉学的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自己毕业后在一个经济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感觉到了一个汉学家和一个政治学家做同样工作的区别。一个学习政治的人有能力处理关于中国的信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通过汉学的学习我们有能力从中国人的视角去看中国，并且能够把这种对于中国的理解在德国、在欧洲进行传播。 　根茨教授：一个汉学家选择一块自己的研究领域，一般还有另外一门专业学科。他的工作就是把这门专业学科和中国联系起来做一些研究。学习好汉语是很重要的。 　康蓬博士：汉学应该像大学所有别的科目一样，是一门科学。但是在大学里我们需要花很大精力进行语言教学，大学课程的前半部分几乎都是语言课。在海德堡有很多学生同时学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有些还要学习日语和其他的语言，所以总的来说我们教很多语言课。大学课程的后半部分主要就是科学了，有很多课题和研究。 　密特勒教授：以前的汉学家们每天主要是读一些中国的书，中国的文字。新一代的汉学家们除了读文章以外，也看中国的电影，听中国的音乐，此外，他也关心中国经济上的数据等等。 　弥勒·萨伊尼教授：我们现在可以去中国，不像以前那么麻烦，也可以做一些人物的采访和一些实地的调查。汉学研究整个中国的文化，不仅仅是中国国土内的文化，也包括中国在海外的文化，要看那些代表中国文化的人们在哪里，像国外的一些“China Town”（中国城）。不过只有少数汉学家真正研究海外中国文化以及海外华人。 　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您认为汉学对这种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吗？ 　凡埃斯教授：我个人认为汉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只不过有时候被忽视了。对欧洲的一些学科来说比如像FaGuo的人类学，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格莱内（1884～1940，FaGuo社会学家以及汉学家）一类的中国专家推进的。他们之所以能促进别的学科的发展，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欧洲很长一段时间被看作是个陌生的国家。欧洲和中东伊斯兰的一些国家有着长期的比较近的关系，哪怕是常常处于战争的状态。欧洲和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所以格莱内的工作那么吸引欧洲人，因为人们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可以用来和自己的文化作比较，通过认识别的文化也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文化。 　我觉得汉学家们肯定对全球化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可能这些影响比较隐蔽，但是可以感觉到。德国的汉学不是起源于一些埋头躲在资料室里工作的科学家们，大学里刚刚建立了汉学学科位置的时候，当时在汉堡和柏林有一些和中国有往来的商人，他们说，我们实在不了解中国这个国家，我们需要在德国的大学里设一些教学位置给一些研究中国的专家。第一批坐在这些位置上的教授们像弗兰克（Otto Franke），或者威尔汉姆（Richard Wilhelm），他们都在中国呆过很长的时间，而且和中国人一起研究过中国的文章，我想他们也把很多西方的思想带到了中国，他们促进了中国100年前起对外界的逐渐开放。 　 1949年以后中国的这种开放脚步放慢了很多。我觉得15年以来中国科学家们和西方科学家们的交流加速得很快，这种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西方研究的汉学这些年渐渐引起了中国的兴趣，中国的科学家们想知道，欧洲有哪些汉学家，他们在搞些什么研究，当然还有美国的那些汉学家们。中国科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西方汉学家们作为文化使者的重要性。 　这里讲讲我个人的经历：我大学毕业后在一个部门工作，负责德国企业和中国企业之间的联系工作。有一次我和一个德国人在一个展览会上，那个德国人从1970年起专门联系展览会，因此已经跑了七八十趟中国，可他一句中文也不会，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中国老手了。可是我们的午餐开始还没两分钟，他的生意合作者们都开始和我聊。他很惊讶地跟我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人和人的关系在语言障碍排除后可以提升到这样一个境界。 　我当时也在别的一些和中国有联系的政治家以及商人身上发现，有语言障碍的人是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中国的。这些人在北京从一个门前坐出租车到另一个门前，他们看不到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他们看不到那些胡同，北京人真正生活的地方，这会对了解产生巨大的影响。汉学这10年15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来填补中西文化交流上的一些缺陷。 　根茨教授：我觉得对于全球化的发展，很多别的方面起了更重要的作用。比如经济上的往来、文化上的往来、旅游业、媒体的传播、信息业。市场和信息是全球化发展的两根主脉。学术上的一些工作我认为不是很关键。 　康蓬博士：我觉得这要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汉学是一门科学，科学都有自己的边界。另一方面汉学家们的工作就是在西方传播他们所有对中国的认识。对于全球化，我想两方面的人起了作用，一方面是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另一方面是了解西方的中国人。再加上有很多两头跑的留学生们，他们懂两国的语言和文化，也能够进行一些传播。 　在德国的社会里当然有很多人对经济、文化、文学或政治感兴趣，如果大学里提供汉学这门课，就需要满足各种不同人的兴趣和要求，经济上需要翻译，搞进出口的专业人士，懂国际贸易和国际法的人，像WTO（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合约，人们期待大学里能够培养出满足各方面需求的人。也需要有人翻译文学著作，像巴金、鲁迅，还有一些现代的文学作品。影响很大的还有一些中国的影片，如张艺谋、陈凯歌导演的片子，这些片子需要翻译成德文，还必须给影片的观众提供一些幕后的信息，比如影片是根据哪部小说改编的等等。 　密特勒教授：几乎每个汉学家都试着去一些地方做些关于中国的报告，汉学家们也经常搞一些中国的展览，德国大城市几乎都搞过这些展览，展览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方面的、政治上的讨论、妇女问题，感兴趣的主要是学术界的人士，到底在大众间传播的怎么样，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弥勒·萨伊尼教授：我觉得问题就是，哪些人真正接受了，真正读了我们研究和出版的东西，一本纯科学的书几乎没有人看。不过美国的情况和这里不是很一样，主要是那里有大批的外来移民，那里学校的历史课如果光提到欧洲和北美的历史、人种以及国籍混合的学生们是不会满意的。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汉学家们直接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以及贸易往来吗？ 　凡埃斯教授：我记得大约15年前有一个仅仅对中国经济感兴趣的大学做过一次社会调查，问一些大的德国企业，是否会聘用汉学家到公司工作。这些企业都回答说，我们对汉学家不怎么感兴趣，我们需要的是懂经济的专业人士，他们应该具有在世界各地都能“上场的”能力。这种观点当时让我们这些学汉学的感到很伤心，我们都想德国的企业怎么能够这样撇开汉学跑到中国去做生意。 　但实际情况是，我当时刚刚大学毕业，和我同时毕业的那一届同学们很多都在德国大企业里找到了工作，我发现一些大企业里的人事部主管们在和中国交往的过程中都怀有一些疑问，他们担心是否有一些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地方，但他们往往不想承认自己有这种担心。总的来说德国的大型企业中还是有很多汉学系毕业的学生，我想这对德中经济上的合作关系起了很正面的影响。 　康蓬博士：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行了改革，开始和国际上有贸易往来，在中国出现了合资企业，德国大众汽车、西门子和别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也在那时候到了中国。那时候德国人中很少有人会中文，所以很多学汉学的就去了那些公司当翻译。一些人当了两三年翻译后就留在了公司里，成为长期职员。他们对中德的贸易往来必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就是公司间签约，合同书之类的、法律方面的文件也需要被翻译。外交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外交政策是由外交部定的，因为德中建交已经很久了，所以外交部自己培养需要的工作人员，不需要专门的汉学家。不过也有一些汉学家毕业后去了外交部。很有名的一位搞政治的汉学家是施瓦茨·先令（Schwarz－Schilling），他50年代学了汉学，70年代的时候考了博士，80年代他成为德国邮政和电讯部的部长。他是我们最有名的汉学家了。 　密特勒教授：在德国有专门的亚洲研究所，那里的工作人员负责收集和观察中国和别的一些亚洲国家最新的信息以及发展情况。他们把信息压缩后”包装好”，让政治家们以及经济家们可以方便“享用”。大学里的汉学家们工作的进度慢一些，因为他们从更广更深的角度去研究问题。 　您在和中国的交往过程中或是研究中碰到过什么问题和限制吗？ 　凡埃斯教授：我尽量每年去一趟中国。我一直觉得那里的气氛很热情，基本上没遇到过因一些规定引起的障碍。像中国的那种热情在德国是很少见的。不过我知道20年前中国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还记得我的老师们说过，在中国一切都那么麻烦，进不了中国的图书馆，得不到他们所要的书。 　我上世纪80年代中去了上海，那时我刚写完我的硕士论文，经常去上海图书馆，得到了所有我需要的书。中国的汉学太以中国自己为中心了，人们的外语水平不高，不过这种情况也慢慢在改变。西方汉学家们不认为汉学只是需要我们到中国去学习的一门学科，这种学习应该是双向性的，我们从外面可以看到很多从里面看不到的东西。这对我们德国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我相信长期生活在德国的人会看不到很多东西，他们因为每天经历这些同样的事物所以会变“瞎”，这时候一些外面的人跑进来说的一些看法，说你们国家是这样的，会让人惊奇的感到那是些非常正确的观点。 　康蓬博士：问题是有很多的，不过一部分问题在中国，一部分在这儿。我刚去中国的时候，没有人愿意谈论政治。比如那时我在大学，想了解中国大学生对于政治的看法，所有人都说，“啊，我不懂政治！”他们其实是不想说，特别是当老师在场的时候。我问大学生他们对政治感不感兴趣，所有人都回答：“不感兴趣！”但是如果问他们点别的，或是和他们谈一些别的事的时候，很容易就能感觉到他们对政治是非常感兴趣的。 　搞政治的人很多资料都很难得到，搞19世纪的近代史比搞20世纪的现代史容易多了，碰到要找20世纪政治资料，所有部门都说什么“啊呀，不好找”，“问题复杂”，“矛盾很多”等等。但搞历史研究是和政治分不开的。中国的一些杂志，写19世纪的都比较自由，而写20世纪的杂志，写日本人时，写国民党时就小心多了。很多书20世纪80年代都是内部印的，90年代就公开了。今天我们和中国学术界人士的谈话也更生动，更开放了。我记得以前去某个社科院拜访一位教授的时候，他们从来都是把教授办公室的门大开着，总是有很多的不信任。不过现在不这样了。 　我刚到北大留学的时候，大学只允许我们留学生选五门课，现在一共有二三十门课供留学生们选择。那时经常是这个系对外开放，那个系不对外开放。我想学习政治，但是当时国际政治系是不对外开放的。历史系对外开放，但是一般都是古代史和近代史，很少讲现代史。当时有一门现代史的课，是从1919年到1949年，我们的老师说，我们这次也讲讲上世纪50年代，结果学期结束的时候，还是只讲到1949年，讲50年代没有被准许。我那时去北京的时候，只有北大和北京语言学院是对外国留学生开放的，我一直想去人民大学，但是不对外开放。80年代末起，一切都开放多了。 　这些年有哪些研究的热点和中国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凡埃斯教授：我只能说今天的汉学发展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古代汉学越来越远了。世界大战后国家间交流很困难，所以搞古代汉学比较容易，因为不需要了解中国的现状。而今天就算是像我这样喜欢研究古代文章的人也会去找古代汉学和现代汉学之间的联系，看看今天的中国是怎么看这些古代文章的，它们对今天的意义何在。 　根茨教授：很强的一个潮流就是汉学在从古代汉学往现代汉学发展。更多的人专注于经济和法律这些更具有实际性的领域，比如像中国的法制、中国的通货膨胀、国家企业转换私营企业的过程，以及相应的一些法律。 　康蓬博士：上世纪70年代的汉学研究以政治为主，毛**、周恩来以及文化大革命。80年代在中国改革以后，经济很快变成了热门，还有就是对文学的兴趣。90年代法制占一定的分量，人权问题的讨论，也有很多经济方面的法律，包括WTO之类的。中国方面越来越多的人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少数民族等，这些学科以前在中国没有，也没什么人感兴趣。 　密特勒教授：当有名的社会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提出了“公共领域”的问题后，大家也积极在找中国的“公共领域”以及观察它的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是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 　弥勒·萨伊尼教授：关于上海二三十年代的一些研究当前也是热点，很多研究表明，上海现在的发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走过一遍了，只是一个轮回。 　瓦格纳教授访谈 　您怎么会选择学习汉学？ 　我那时候很迷恋佛教和禅，看了非常多的这方面的书，决定出家去庙里当和尚，我妈妈不同意，她说庙里面只能吃到米饭，冬天又没有暖气，怎么能生活。后来我说那我学汉学，她说可以，只要不去庙里。其实我学汉学就是拿不去庙里当和尚换来的。我们家有一个代代相传的小型家庭企业，做一些钢铁机械。我爸爸很早就去世了，妈妈一直给我很多的自由，她基本上都支持我的追求，除了去庙里生活那件事她坚决不同意。我从事汉学工作那么多年以来，她从来没有怀疑地问过我：“你学这些将来有什么打算？”一类的话，一直以来我都很感谢她的支持。 　您第一次去中国是什么时候？ 　很晚了，上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了中国，和一个德国旅行团一起去的。不过只有我一个人是学汉学的。说我是学汉学的，其实我几乎一句中文也不会说，，汉字发音基本上都念第四声，所以也没人听得懂我在说什么。那时我称自己的中文是无声中文（哈哈大笑）。其实到今天我的很多中文发音还是以第四声为主，都是那时候留下的。 　我给你讲个有趣的事，第一次被邀请到中国的一批西方汉学家们到了中国以后，受到了热烈欢迎，中方一个代表上台发表欢迎词时，却看到西方汉学家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目光直愣愣的。中方问怎么回事，他们用很结巴的中文说：“我们一点也听不懂！”（大笑）二次大战以后和中国的接触很少，研究中国也都是书本上的工作，和中国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汉语也就没什么提高。不过今天的汉学家们都会努力说好中文，也会花很多时间去中国学习。 　您第一次去中国对那儿的印象怎么样？ 　我因为看过一些上海文学之类的杂志，所以对中国的城市生活并不感到很陌生，相对来说，对中国农村了解得就很少。我那时对中国文化破坏的程度感到很震惊，所有的房子和大部分建筑都是新的，偶尔能在远处的山上看到几座寺庙。我去一个大学教授家里拜访，他家的摆设以及房子周围的环境差到我都没法儿用语言来形容，会客桌上是一个很破的烟灰缸，家里惟一的摆设品好像只有一个列宁像。 　您第一次去中国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我在上海先一头扎进了一家小书店里，在里面找到了一套小册子，里面讲的是干部下乡应该怎么给农民讲解沼气在农业上的用处。我很好奇，就买了这套10本装的小册子，才花了1块多钱。回到德国后我翻译了小册子里面的内容，寄给了德国农业部。我当时想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方法如果好的话，发达国家也不是不能用。德国农业部对沼气很感兴趣，就组织了一个小小的考察团，我算是翻译。我学的是无声中文，由此可以想像我的翻译水平会多么蹩脚。 　这样我又来到了中国。我们去了很多个农村。您想像一下那种画面，两辆面包车停在一个很落后的村子里，从车里下来的第一位是个流着很长胡子的印度人；第二个下车的是个很肥的德国人，他一下车就拿着测量仪器，开始测量土质；第三个人就是我，拿着一本厚厚的德汉科技词典。 　为期三个月的农村实地考察让我们发现，中国农村存在很严重的虚报产量的问题。一次和地方领导一起吃晚饭，我把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以及一些数据向他反映，没想到他却说这些虚报产量的问题他们都很清楚。我当时差点儿背过气去，要知道我们做了很多调查才得到这些数据的。 　您家里人支持您做汉学工作吗？ 　我太太的父亲是海外华人，母亲是美国人。我太太在北京长大，在那里上了小学和中学，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她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农村，那个村子里只有两户人家，就是只有两家姓氏，所以他们两家人一直为谁来管账这件事争个不休。结果村里来了一个学生，他们刚好就把管账这件事交给了我太太，从此也就不争了。 　 “**”结束后，周恩来允许我太太去美国，她从香港离的境。到美国后我太太上了哈佛大学，她“**”期间看了很多的中外名著，虽然都是翻译成中文的，但是对她以后的发展还是很有帮助。我和我的太太可以说是志同道合，我们经常会在早饭桌上提起一些学术问题，为某个问题谈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 　有哪些中国人的做事方式是您不喜欢的？ 　我对中国的一些媒体有一些看法，比如说《××周末》，它虽然揭发一些事实，但永远都是揭发别的地方的事，报道的对象离自己的地盘越远越好。再说说中国的学者们，他们如果不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会对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带来很大的限制。就算是在北京的西方学者们也很难搞学术工作，因为得不到很多外国的学术著作，来自日本、美国的书太少了。所以中国的学者们一般都是你看我写的，我看你写的，范围很有限。 　在一家中国的书店里，如果一排书架上出售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写的研究同样问题的书，那么大部分中国人一定会选择那位外国作家的书，因为他们对许多来自自己国家的信息缺乏信任，特别是像一些经济上的数据等等。 　我有一位学生研究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发展情况，我对他说你去做一件事，随便找五份中国大一点的报纸，找出他们最近两个星期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文章，看看文章的结构，有哪些中心词语，他们在文章中出现的顺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利和弊。他过了几天来找我，说：“这太不可思议了，文章的模式完全一样，就是一篇文章！”后来他又对比了一些杂志上的相关报道，发现也是一样的。 　我认为，不论是媒体也好，学术界人士也好，他们的工作都是应该帮助这个社会来更好地了解自己，让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它的发展趋势有一幅真实的、清楚的画面，这是应有的社会责任。因为隐瞒事实以及创造假事实，长期来说都是对社会非常有害的，一些危机会越积越深。 　事实上，一些德国的在华企业，也开始隐瞒企业的一些亏损数据了，他们以为亏损几年后，一座金山的大门就向他们打开了，这种事我从来没碰到过。 　中国的学者们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们的肩上背着整个国家的担子，他们要负起整个国家的责任，在西方，我们可以选一个党派，也可以同时同意反对党的某项政策，我们对政治也好，对别的也好，会保持距离去看待，不会把我自己和国家画一个等号，而中国人恰恰是这样做的。 　说起言论自由，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都说真话。记得有一次我被邀请去中国参加一个郭沫若纪念会，我对郭沫若有些研究，因此在会上说了一些批评他的话，说完以后，心想这下完了，肯定会有个年轻人出现，对我说，我陪您去整理箱子，然后我们一起去机场，您以后也不必再费心办中国签证了，因为我们不会再发签证给您。 　然而什么事也没发生。当天晚上一位地位较高的人来宾馆拜访我，是郭沫若的一位学生，我们谈了起来，谈话中他说，您会上的说法有一定的基础。 　中国确实在发生重要的变化。

生而为赢 · 发表于 2006-12-26 15:55:10

<table class="tableborder" style="BORDER-TOP: medium none; MARGIN-TOP: -1px; BORDER-BOTTOM: medium none" cellspacing="1" cellpadding="4" width="99%" align="center"><tbody><tr class="altbg2" height="100%"><td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valign="top" width="21%"> </td><td valign="top" width="79%"><table style="TABLE-LAYOUT: fixed; WORD-WRAP: break-word"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body><tr><td valign="top"> 城市的智

生而为赢 · 发表于 2006-12-26 16: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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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为赢 · 发表于 2006-12-26 16:25:29

<table class="tableborder" style="BORDER-TOP: medium none; MARGIN-TOP: -1px; BORDER-BOTTOM: medium none" cellspacing="1" cellpadding="4" width="99%" align="center"><tbody><tr class="altbg2" height="100%"><td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valign="top" width="21%"> </td><td valign="top" width="79%"><table style="TABLE-LAYOUT: fixed; WORD-WRAP: break-word"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body><tr><td valign="top">[url=http://bbs.tecn.cn/misc.php?action=viewratings&tid=167920&pid=1169993][/url]【冰点】 可以反对的反对 2005年02月02日 00:07:23 本报记者江菲 　 “美国人做的，中国的农民不用学习和观摩，也全都做到了” 　魏荣汉在山西省河津市张吴乡政府的办公室里，内心充满了烦躁和焦虑。 　他刚刚接到乡干部从北王村火急火燎打来的电话：“完了！全完了！票箱被砸了！选票都被撕了！” 　几个月来，张吴乡村委会民主换届选举的事，已在全河津乃至山西传得沸沸扬扬。他知道，某些人正期待着来一次乱子证明：在农村进行民主选举，时机尚未成熟。 　魏荣汉本来要亲自去北王村投票大会现场的。但被干部们劝住了：魏书记，你不去，出了事儿，我们还有人可以汇报；你要是去了，出了事儿，就得直接向市里汇报了，那就闹大了！ 　那天中午，整个乡政府死气沉沉，“大家连午饭都吃不下”。在随后召开的乡党委会议上，不少人劝他：书记，咱别搞了。反正已经选了几个村了，就是不搞，咱已经是先进了！ 　 “不行！”魏荣汉想都没想，一拍桌子，“无论如何，北王村的民主换届选举一定要推进到底。”他马上布置：立刻去通知，投票下午继续进行；重印选票，换颜色，加盖乡政府公章；通知派出所，跟我一起到北王村投票大会现场，我看谁还敢砸票箱！ 　回想起1995年的这个选举情景，魏荣汉仍有些紧张和激动。 　现在，他已官至山西省运城市民政局副局长，仍主要分管基层民主事务。有人笑称他“专升本”。 　他最不能容忍砸票箱、撕选票，“他们撕的不是选票，而是他们获得的民主权利啊！” 　他说，如果当时听到这种论调：“中国国情复杂，民众也尚不具备民主选举的素质，一放开，就会乱”，也会觉得有道理。但现在，他完全抛弃了甚至鄙夷这种说法。 　 3个月前，他现场观摩了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角逐。 　回来后，他说：“比起美国总统大选，我们山西农村村委会的换届选举毫不逊色。美国人做的，中国的农民不用学习和观摩，也全都做到了。” 　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从中国农民选村官看美国公民选总统》，一经发表，便在互联网上迅速流传。 　 2003年，他的另一篇有关中国农村民主选举的论文《我们仍然在路上》，获得了全国《村级选举与自治机制》有奖征文一等奖，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在北京亲自为他颁了奖。 　 “我就是想让人知道：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民主选举，完全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 　 “我有权任命村里的领导；但我也有权把这个权力下放给村民” 　今年47岁的魏荣汉，出生在农民家庭，“**”后从农村走进大学，然后当了近20年的乡镇干部。2002年任山西省运城市民政局副局长前，他“大半辈子都在和农民直接打交道”。 　他还记得，在人民公社模式统治农村的时候，生产队长常常任意呵斥甚至打骂村民。但每个人都敢怒不敢言。 　 “一个人怎么可以那样？”看到村民对队长卑躬屈膝，魏荣汉既不解又气愤。 　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农村青年，他很早就有了这种想法：“是不是能让村民来决定谁来领导自己，不再受人欺负？” 　 1982年，从山西大学农学系毕业后，魏荣汉开始担任乡镇干部，他似乎找到了答案：民主选举———只有让村民自己掌握了决定领导人的权力，领导人才可能处处为农民着想。 　从那时起，他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待实践这个他从青年时代便日思夜想的方案。 　 “为什么要等？因为没有法律。因为我一直是副职，说了不算。”他笑。 　这条路终于在1995年开始了。魏荣汉调任山西省河津市张吴乡党委书记，开始用一把手的“强权”，在全乡大力推行依法民主换届选举。 　 “虽然是试行的，但我们有法律，为什么不依法办事？”面对乡党委班子里的犹豫和质疑，魏荣汉回应，“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我是党委书记，一切责任我全担！” 　魏荣汉完全理解这些犹豫和质疑。那时，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的第7个年头，但在全国，依法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例子尚不多见。 　他感到荒唐，“有法，但不依。依法，有人说你出风头；不依，倒没什么追究责任的程序。” 　 1995年秋天，张吴乡的村民第一次依法享有了民主权利。民主换届的标语在全乡大张旗鼓地贴了出去，乡干部都被派到村里，帮助农民学习法律，制定选举程序和办法。 　有农民跑到魏荣汉的办公室里问：“你说搞民主选举，是真的还是糊弄人的？” 　 “当然是真的。” 　 “那党支部提的候选人，我们哪儿敢不选？” 　 “你们也可以提呀。你们今晚就回去商量，明天提个你们相中的候选人。” 　 “我们提的候选人，和党支部提的能一样？” 　 “当然一样。从地位到程序都是平等的。” 　 “当真？” 　 “当真。”魏荣汉拍胸脯：“谁敢搞不平等，你们来告诉我，我处理他。” 　北王村的撕票事件，是他没有料想到的。他从中感受到，一套公正、透明、合理的选举办法是不可或缺的，但此前被忽视了。 　这个宝贵的教训很快就用在了张吴村的选举中。 　这是一个群派分明的村子，两派力量长年旗鼓相当。“只要一派的人上台，另一派肯定不断地到乡政府去告。这次是这一派上台，下一届肯定就要换另一派，否则工作就没法开展下去。” 　怎么能让选举过程既公平又顺利？“你不能不佩服劳动人民的智慧。”魏荣汉感慨。 　村民们想出了秘密划票的办法。没有那么多房间，在空地上拉几根绳子，用床单作隔；对于不能到投票现场的老人，流动票箱必须由两派的人一起掌管，票箱放置好后，持票箱的人一起后退3丈地。 　魏荣汉“扑哧”乐了：投票那天的张吴村可好看了，红的绿的床单挂了一院子，一大队人浩浩荡荡端着流动票箱走在村里……市领导和人大代表都到现场去观摩，说：这种场面从没见过。 　由于其他闻风而动的乡里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件，张吴乡的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不得不在上级命令中草草收场：十来个村里，只有七八个成功进行了民主换届。 　魏荣汉不免有些遗憾。但是，整个运作强化了他的信心：不是农村不能进行民主选举，关键在于乡政府的决心，以及如何引导。 　不过，魏荣汉在下这个决心之前，也有过犹豫。 　 “为什么不愿意推行民主选举？不就是怕乡里喜欢的、相中的人选不上嘛！我也怕。”他说，“选不上，乡政府布置的工作可能就难执行；遇到事情，村干部不和乡里保持一致，就会出麻烦。” 　他说，在其他地方，也存在乡政府领导与村干部之间的“钱权”交易：乡干部收了村干部的“好处”，就不得不“保证”他上任。 　魏荣汉作出了选择。 　 “什么是权力？”他回忆说，“我告诉乡政府的人：我有权任命村里的领导；但我也有权把这个权力下放给村民。这二者都是权力。我选择后者，并不是放弃了权力，放弃了党的领导。” 　现在，魏荣汉承认这个说法并不全对，可这当时使在场的其他人理解了他。 　 “看到以前神气活现的村干部，现在对俺点头赔笑，俺才觉得，这个选民当得真有面子啊！” 　 3年后，魏荣汉调任河津市城关镇党委书记。与此同时，那部寄托了他理想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历了10年的“试行”后，终于正式成为法律。 　 “如果这时再不搞民主换届，可就真的违法了。”魏荣汉想。 　城关镇是河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搞民主选举，必须慎而又慎。 　魏荣汉镇党委书记的“权力”又一次帮助他说服了其他人。 　张吴乡的民选经验使魏荣汉更有信心，“首先，要有一套严谨、详细、公开、公平的选举办法”。 　村选举委员会如何成立？候选人如何产生、如何排列？怎么选举唱票、监票、计票人？如何保证秘密划票？如何保证选票不被夹带修改？如果候选人的票数都没达到法定票数，如何再次组织投票？ 　 1999年春节过后，面对这些问题，在镇政府的讨论会上，自发地形成了两股力量，一股扮演找茬儿的角色，另一股寻找对付找茬儿的办法，吵翻了天。 　几天后，一份有16条内容和14条注意事项的选举办法出炉了。魏荣汉很得意，打趣说：“送克林顿先生审议，看美国有无这么详尽的选举办法。” 　这份文件规定：村选举委员会必须由村民推选产生；候选人必须由海选或其他直接提名方式产生；候选人不得加入选举委员会；公布候选人后，必须经过20天方可投票；必须秘密划票；必须公开投票；必须在有村民代表监督的场所公开唱票；必须在投票当日唱票计票完毕；一律不得使用流动票箱；每位选民不能接受超过三人以上的委托投票，而且只限户内；所有与换届选举有关的决定，必须用广播、海报几种方式，通知全体选民…… 　魏荣汉说，所有的规定都有其不可缺少的意义： 　为什么取消流动票箱？因为流动票箱最容易作假，最容易失去监督； 　为什么不能接受三个以上的委托投票？为了保证每个选民的权利最大限度得以实现，同时防止村霸威胁选民； 　为什么必须有20天的竞选期？就是要让候选人和村民充分加深了解； 　为什么必须用几种方式同时进行公告？就是为了防止有人从中捣鬼，蒙蔽选民。 　而在规定的选举办法程序之外，镇政府也好，村党支部书记也好，都不得在选举过程中发号施令，“将一切权力交还给村民”。 　这份选举办法被复制了上万份，发送到城关镇13个村子的每一户选民家中征求意见。那一年的秋天，换届选举正式开始后，深思熟虑设计的选举办法，见到了成效。 　在只有900多名选民的西关村，几乎每天都有内容各异的竞选材料上墙。今天出现一张“誓为村民立壮志，敢叫西关换新颜”的保证书，第二天就有人回敬一张《评“誓为村民立壮志，敢叫西关换新颜”》的质问信；选民们上午刚接到一份竞选材料，下午就有针锋相对的驳斥材料接踵而至。 　高家湾村人口众多，开大会很困难，村选委会独出心裁，搞起了直播的“电视辩论”。从未登过如此大堂的农民竞选者，有的慷慨陈词，发表自己的施政纲领；有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急得满头大汗。 　米家关村则召开了热闹的演讲会。一位候选人情绪饱满地上台演讲，承诺自己竞选成功后，将进行民主管理，带领大家致富。选民立刻质疑：你说每年给俺们分红，俺想问问，钱从哪儿来呀？ 　魏荣汉说，那些天里，各个村子里像过节一样，各自为了自己拥护的候选人吵个不亦乐乎，有的人家竟因“政见”不同，闹起了纠纷。每天早晨，村里的地上铺了一层参选者分发的竞选材料；入夜，还不断有人敲门拉选票，搞得村民都烦了，嚷道：“睡了，从门缝塞进来，俺明早看吧。” 　 “美国的总统选举，哪儿有我们这儿热闹啊！”老魏点了一根烟，得意地说，“农村是熟人社会，都知根知底的，谁也糊弄不了谁；选票就那么多，一张都不能放弃。” 　投票前夜最为惊心动魄。 　候选人和各自的竞选班子分头到每一位选民家里作最后的争取。小一点儿的村子，被脚步声、敲门声和招呼声充斥；大一点儿的村子，竞选队伍骑着摩托，包了出租车，连夜奔忙。 　 “那些日子，村子里的狗可累坏了。”老魏嘿嘿乐着，“都是整宿整宿地叫哇！” 　由于取消了流动票箱，投票当日，有摇着轮椅来的老大爷，有举着输液瓶来的老太太，还有特地从外地赶回来的打工仔。在规定投票时间结束前的一个小时，一个村的竞选者甚至拿出了未到会选民的花名册，派出租车逐一将他们请到选举现场。 　镇干部纳闷：“那么多人，你咋知道谁没来？” 　竞选者一脸惊讶：“全村的选民俺能倒背几个来回，谁没来，咋能不知道？没这点能耐，还竞选啥村官？” 　有人说：乱了，城关全乱了。 　魏荣汉却不这么看：“这不是乱，这是觉醒。” 　至今，他还记得一位外号“土秀才”的选民兴奋地对他说：“看到以前神气活现的村干部，现在对俺点头赔笑，又递烟，又套近乎，俺才觉得，这个选民当得真有面子啊！” 　城关镇13个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在2000年春天田地开耕前全部结束。 　魏荣汉列出了一系列让他骄傲的数字：全镇98％的选民投票率；在选票上出现的名字达1800多个；当选者得票率多在50％～60％之间；有6个村第一轮投票没有选出，又进行了第二轮投票……“如果有人问我，是不是真的民主选举，这些数字就是证明。”他说，“如果不是民主选举，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被提名吧？不可能有选不出来的吧？不可能得票率刚刚过半吧？百分之百通过的人，百分之百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 　 “坚持党的领导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农民依法当家作主，而不是替农民当家作主” 　竞选并非一帆风顺。在绝大部分村里，都出现了一些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但是，2002年，魏荣汉调任运城市民政局副局长后，通过观察全运城的村委会换届，他从另一角度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些事件并不是真正的“突发”，而是在修这条民主制度的康庄大路时，必须攻克的“堡垒”。 　 2003年4月，三位自称是芮城县风陵渡镇东柏台村的人，怒气冲冲地跑到他的办公室，进门劈头就问：你是管农村选举的，你说选委会的权力是什么？群众说我们是骡子毬，不顶用，还不如当叫驴好！ 　魏荣汉急忙安抚，才渐渐听明白，原来，这个村的党支部为了获得组织选举的权力，进行了一次偷梁换柱的“魔术”： 　选举工作启动后，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党支部同意选委会由村民推选组成，但定下了一个规矩：选委会主任必须由支部成员担任，每张推选票上必须有一名支部成员，否则是废票。村民们同意了。经过推选，党支部副书记被选进了选委会，并由其他委员推选为选委会主任。按照法律规定，剩下的工作应由选委会组织领导。 　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党支部突然成立了一个“村委会换届选举领导组”。没被选进选委会的党支部书记，按法律不能参与选举组织工作的下一届村委主任候选人，摇身一变，都进了选举领导组，分任组长、副组长。他们要求每次选委会会议都要参加，并美其名曰“联席会议”。但是，会议必须由领导组的组长、副组长主持，而选委会的成员都成了摆设。 　村民们提出，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党支部书记却说：“中央要求加强党对选举工作的领导，谁反对就是反对中央。怎么，不要党的领导不是？” 　就这样，选委会和党支部彻底闹崩了。选举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来人说：“以前我们吃亏上当多了，每次选举都是他们以党的领导为招牌，打着民主的旗号来愚弄我们，选委会成员全由支部指定，整个选举由几个人操纵。这次我们要求严格按法律来，结果却是这样！”他们问魏荣汉：“你说，我们选委会的权力到底是什么？如果党支部是这样领导选举，那法律规定我们选委会干啥？” 　魏荣汉答不出来。 　事实上，这样的问题，他已经知道了不少。某村因选委会主任中途退场而无法确认选举结果，群众将镇政府工作人员围攻了一个晚上；某村因选委会的问题而使选举反复了几次，最终还是镇政府派人主持了选举。结果呢？还是有人上访告状，对镇政府抛开选委会直接组织选举提出质疑；而在另一些村，不论当地党组织怎样强调和引导，村党支部成员在选委会中还是剃了个光头，无一支部成员被村民选入选委会。 　 “坚持党的领导，无疑是正确的。”魏荣汉说，“但坚持党的领导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农民依法当家作主，而不是替农民当家作主。” 　但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目前还无法很好地解决”。因为，尽管村委会的换届选举已经立法，但村党支部的成员绝大多数没有经过选举，在“党外民主没有带动党内民主”的情况下，即使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村委会，也不能保证普通村民的权力真正得以实现。 　 “有反对者就不一样了，它可以避免当权者的腐败和决策失误，而且社会成本极低，社会效益极佳” 　行进在这条路上的另一些沟沟坎坎，虽不像东柏台村那样棘手，却也让人费尽心思。 　万荣县里望村是个有2000多口人的大村。老村委主任老刘五十开外，一生务农，作风正派，乐于助人，在村民中享有较高威望。在2003年的换届选举中，他连任的希望很大。 　但是，意外发生了。“海选”候选人时，不吭不哈的老刘只得了个“第三”，被淘汰出局。而活动积极、旗帜鲜明的两位后生小张、小李以高票当选为合法的村委会主任候选人。 　小李担任过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有经历，有实力，有相当一部分铁杆选民，被称为“实权派”。小张虽无官无职，但思维活跃，此次竞选公开向选民承诺：如当选，自己出资15万元，作为村里引资上项目的启动资金，为村民谋福利，被称为“少壮派”。 　面对“海选”结果，老主任憨憨一笑，说，猫老了，不逼鼠。还是让年轻人干干，对我对村民都有好处。 　但是，事态的发展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支持张、李的村民天然地形成了两个派别，摆开了决斗的阵势。这引起了村里一些老党员、老干部的“警觉”。他们认为，若他们二人中一人当选，必然会引起另一方无休止的反对与告状，村将永无宁日。老党员、老干部仍然希望新的村委班子是个没有反对派的新班子。他们开始做工作，实质是“责令”李、张二人退出竞选，力保老主任再次当选。 　慑于村情及迫于压力，李、张二人答应了这个要求，分别以书面方式向选委会递交了不参加竞选的保证书。本不想再“逼鼠”的老村委会主任，竟然成了惟一的候选人。 　里望村看似风平浪静了。投票按期进行。 　然而再次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老主任的得票率未过半，而选票上“另选他人”栏中，又活生生地蹦出了仅次于老刘的小张、小李。 　依照选举的有关规定，需再次进行投票，候选人应为得票最多的老刘和小张。 　小张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立即写出书面申请：恢复他村委主任候选人的资格。 　这下，小李不干了，他拍起了桌子：“按原来向选委会递交的保证，除老村长外，谁也不参加竞选，谁也不能作为候选人。如果小张想当候选人，那谁也别想选成。” 　在老党员和老干部的责令下，小张再次宣布退出候选人名单。 　半个月后，里望村进行了只有一名候选人的等额选举，选票上仍保留“另选他人”一栏。 　投票结果公布，小张在“另选他人”一栏中又以第一名的得票率蹦出来，且超过三分之一。小李和老刘追随其后。“少壮派”竞选成功。当选委会征求小张的意见时，他毫不推辞，表示愿意干。选委会据此确认小张当选有效。 　听到这件事时，魏荣汉有些抑制不住的兴奋。“选举选举，没有竞争，就谈不上竞选。” 　 “当然，选举是有风险的。”他笑，“选上个歪人咋办？那还有罢免程序嘛！三年之后，还有下一次换届嘛。大家觉得上次选错了，长了智慧，下次就会格外小心。民主制度本身就是纠错制度。” 　在里望村换届选举结束3个月后，魏荣汉到万荣县去调查。提到里望村时，乡党委、人大主席、民政助理员都说，“少壮派”的承诺已开始兑现，新的村委会工作也很得力，没有出现老同志们担心的“大乱”。 　 “他哪敢出岔岔啊？‘实权派’的人一直在盯着呢，几百张反对票搁在那儿，他敢胡来吗？”乡里的人对老魏说，“别说下届选举结果怎样，届内的罢免还等着呢！” 　这件事让任了十多年乡镇干部的老魏感到羞愧。 　 “我们的县、乡一级领导干部选举，哪一个不是举手如林、全票通过？但是结果呢？”他顿了顿，“一旦选上了，就没选民的事儿了。” 　 “但有个反对派就不一样了，它可以避免当权者的腐败和决策失误，而且社会成本极低，社会效益极佳。它的作用是纪律检查机关无论怎样也代替不了的。” 　在《我们仍然在路上》中，魏荣汉将里望村的选举事例写了进去，他说：“反对票是一笔财富，它的价值在于当选者能认识到自己的差距。萨达姆当政时，举臂如林，一致同意，无一反对，这才是全世界谁都不相信的荒唐闹剧！这种貌似稳定的统治，会将国家引向灾难……宁可有可以反对的反对，不能有必须拥护的拥护，这才是理性的……一个具有民主文化，富有竞争，与时俱进的社会，必将激励人们的勇气和信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走到民主这条路上。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潮流” 　 20多年的农村工作经历，他越来越感到这份工作的沉重：“民主是一个系统。民主选举只是第一步。如果仅有民主选举，没有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真正的民主还是无法实现。” 　在几届换届选举的尝试中，魏荣汉发现，凡是竞争激烈的，都是那些集体经济发达的村落。但另一方面，这些村子里矛盾最大、上访最集中的问题，也是集体经济中的问题。这些与村民生计密切相关的村务，既是村民积极参与竞选的动力，也是阻碍他们享受真正民主权利的心理羁绊。 　 2003年，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发生了全国皆知的“天价村官”事件。几位候选人为了能够竞选成功，竟公开向选民送了共计230余万元人民币。 　魏荣汉清楚，如果背后没有巨大的利益，没有人会花如此大的成本竞选村官。但是，老百姓为什么不珍惜手里的民主权利，向钱投票？为了调查清楚，魏荣汉先后去了十几次，力争和每一位村民进行深入的交谈。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他的结论是：这不是一个突发的个案，而是多年农村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矛盾的集中反映。 　老窑头村地处有名的“煤乡”，主要经济来源全靠3口煤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村里人用煤、用电、孩子上学，都不用交钱，还盖起了漂亮的村委办公楼和大舞台。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煤矿的经营管理、承包、转让，渐渐都变得“朦胧”了。十多年来，煤矿包给谁，上缴利润多少，都由村委和党支部说了算，村民从没有说话的资格。一口年产值几百万元的煤矿，村里每年收的承包费只有8万元，村民分文捞不着。 　但是，村里先富起来人都是历届村委、党支部干部。他们在城里购置了价格不菲的豪宅，开着豪华小汽车，拥有巨额财产。当了几年村官后，全家便一举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 　村民们反映：“谁当了村干部，煤矿就是谁的”。而对于承包合同内容、村民如何监管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多是：不知道。 　当了村委、党委干部，还意味着将成为“理所当然”的人大代表。村民们大多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何时选的，能代表他们什么。他们只知道，党委、村委干部总是能当选。而村民们十余年来上访要求解决的问题，却一样也没有着落。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村民对村干部、对民主、对法律，都已不抱希望。“谁当都一个样！”“啥承诺，都不算数。”他们更愿意在自己手里的选票还有点用处时，拿来换钱。 　 “有人说，农民素质低，不配享有这种民主权利。”从老窑头村回来后，魏荣汉十分苦闷，“其实谁也不憨，老百姓心里比谁都明白。他们也在权衡：拿到钱，总比选完了啥也捞不着强。”老窑头村的问题，是民主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发生了老窑头“天价村官”事件，魏荣汉依然坚定地站在推进民主选举一方。 　 “有，就比没有强！竞选人能花这么多钱去买选民手里的票，正说明他们也看到了决定谁当村官的权力转移了。他想给上面送钱来指定，也不管用了啊！”他顿了顿，“民主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习惯。指望一天两天就能养成这种习惯，可不成。” 　从1995年到2003年，魏荣汉从三届村委会民主换届选举中，越来越明晰地感觉到了希望。 　他刚在城关镇走马上任时，从每天一大早直至深夜，不断地有村民来上访。但民主换届选举后，上访量明显减少了，也没有出现一些老同志担心的“大乱”。 　 “村子里的人都盯着呢，看你竞选时做的承诺能不能兑现；你的‘反对派’也盯着呢，看你上台是不是就能比我干得好；竞选成功的人心里也不踏实啊，几百张反对票是真实存在的，他心里也得寻思寻思：干不好被撵下台，多丢人啊！” 　在魏荣汉回访过的村子里，大多数村民愿意接受民主投票的结果，一些没有竞选成功的人，不仅担负着强大的“监督”职能，还摩拳擦掌，准备三年过后，再次参加竞选。 　 “历史是个不动声色的看客，它总是步履匆匆，从不为某个人驻足留恋。人类政治文明的步伐，一刻也没有休停，谁也不等，也在不断地往前走……” 　这是魏荣汉最喜欢的一句话。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走到民主这条路上。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潮流。” </td></tr></tbody></table></td></tr></tbody></table>

生而为赢 · 发表于 2006-12-26 16:59:13

<table style="TABLE-LAYOUT: fixed; WORD-WRAP: break-word"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body><tr><td valign="top">[url=http://bbs.tecn.cn/misc.php?action=viewratings&tid=167920&pid=1169995][/url]【冰点】 追梦北京 2005年02月16日 00:38:33 本报记者董月玲 　在北京，这座上千万人口的大都市里，有这样一个青年群体，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知识，不少人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带着自己的梦想，在北京艰难地漂泊。 　我们默默地、没有名分地漂泊在这个名叫北京、叫上海、叫广州的地方！我们或孤独或快乐地漂在这个叫“外地”的地方！ 　也许，你也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城市漂着，正寻找那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就好像落叶般轻飘飘地无根滑落…… 　我们漂着，我们辛酸着，我们快乐着！ 　为了梦想漂泊在外地的漂一族，就是那一群在痛苦和快乐的夹缝中生存的年轻的生命！ 　如果你也在漂着，无论你是漂在哪里，请记住这里，“北漂在线”永远愿意做你忠实的朋友！ 　 ———谨以此站，献给那些为了梦想正在漂着、即将漂着和曾经漂着的人；献给那些艰苦的、快乐的、幸福的漂一族！ 　漂来漂去，漂者的艰难是什么？漂者的快乐是什么？漂者的梦想是什么？ 　漂泊的归宿是安定，可是他们，最终会在北京或其他哪个繁华都市找到立足之地吗？ 　范明星和他的“北漂在线”网站，像一扇窗户，让人瞥见了无数“北漂”青年的影子。 　 “人家一看是专科的，就放一边了，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 　和北京街头匆忙的上班族没什么两样，范明星衣着整洁入时，讲标准的普通话，倾听时眼神专注。他的老家是江西余江的一个小乡镇。说起自己的北漂生活，他讲最初就是一时冲动。 　 1997年，高中毕业的范明星考上了当地师范，就地读书，毕业后在家乡某所中学或小学当教师，过安稳日子。可范明星说早就厌倦了家乡的平淡，渴望到大城市寻找更精彩的生活。“很多小城镇的青年，都是我这个想法：一定要跳出来，一心想走到外边去。不满足一辈子被禁锢在那么一个小地方，但出来后干什么并不清楚。我从小生长在农村，高中才去县里读。但县城也是个很保守、封闭、传统的小地方，接触不到社会，不了解外边竞争有多激烈。” 　揣着父母给的6000元钱，拎着一只箱子，范明星独自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头次出远门，在北京没任何熟人，两眼一抹黑，脑子里只有梦想。后来他才知道，许多北漂人的北漂生活，都是这样开始的。 　正值夏季，不少民办大学都在北京火车站设摊招生。一出车站，范明星就看到了这些学校的招牌，他挑了一所有点儿眼熟的学校报了名，专业也是在车站现选的国际贸易。校车直接把人拉到北京郊外的一溜儿小平房。当晚，范明星就交了学费和住宿费。 　 “多悬啊，万一被骗了怎么办？”有人问他。 　范明星说：“真被骗了，当时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但幸运的是，这所学校挺正规，通过参加全国自考，可以拿到大专文凭，是国家承认的。” 　民办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很松散，课后基本没人管。学生身份很杂，有些人已进入社会，年龄跨度也大。学生宿舍是一大片平房，位于城乡接合部，是外来人口杂居区，社会闲散人员也多。他们看学生老实好欺负，就跑进宿舍区打架、偷东西。在学生内部，家里有钱者居多，但也有特别贫困的人，能感受到明显的贫富差别。学生中还分有帮派，比如东北帮等，说严重点儿，就是黑白两道。 　 “通过这里的生活，我了解、适应了社会。它就像是学校和社会的一个缓冲区、过渡带，让我看到了社会的复杂性。单纯从生存上讲，人适应得很快。假如我一下火车就跑到社会上，没有任何生存技能和意识，肯定适应不了。但在这个学校，我完成了这种过渡，也学到了东西。” 　一开始找工作是通过报纸、网络、招聘会。“纯粹是瞎找。”范明星说，“我没有正规大学的毕业证，简历也写不好，还是手写的。在招聘会上，人家一看是专科的，就放一边了，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能做什么。”最后，一家IT小公司接受了他，每月800元工资。 　 “都说第一份工作很重要，我是歪打正着。这家公司是搞软件开发，正在建北京房地产数据库，我负责收集资料，这让我有机会摸清了北京地产市场。” 　两年后，网络兴起，一些地产网站出现，凭着自己掌握的资源，范明星跳槽到了一个中型网站，从一个小业务员变为网络编辑，月薪涨为3000元。 　 “这时是我初入社会不久，面临着工作、租房等各方面的生存压力，我深刻感受到了北漂人的酸甜苦辣。于是就想建一个北漂人的网站。我自己花钱租服务器，一点一点地制作网页。” 　 2002年12月，范明星建起了“北漂在线”网站。 　他先后又漂过沈阳、上海，最后漂回北京。现在在北京一家报纸做房地产广告，算得上是个小白领，同事中90％也都是北漂族。 　 “我的梦想把我带到北京，我义无反顾地来了，它却不见了” 　不管漂在哪里，范明星的业余时间多花在“北漂在线”上。经过多次风格迥异的改版，“北漂在线”有了今天的模样。 　 “我选文章的标准是要能打动人，只要能打动人的故事就是好故事。因为在其中能看到我自己，以及无数北漂人的影子。能反映北漂人真实的生活，就足够了！”范明星这样说。 　《我的梦无法“转正”》，称得上是“北漂故事”里的代表作。读后，让人心中苦涩。 　我去一家杂志社领稿费，230元。帮我把这1000多字‘兑现’的编辑送我出门时，我说这两百多块钱我要花两个多星期。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说：不会吧，我知道你半年前还有两层的小楼，七八万的年薪。是的，那是半年前，但现在已换了人间。 　半年前，我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上班。小城真小，坐车半个小时可以绕城市作圆周运动。我的单位是一家全国知名的企业，我是这家企业报纸的主编，领导着一个月出两期的报纸。小城的生活成本很低，5毛钱可以买一大堆青菜，我在单位享受中层干部待遇，年薪7万多。但是，我终于厌倦了这种生活。一年到头没有一次出差的机会，单位也没有假期让我去花自己攒下的钱。每天朝八晚五，一成不变，生活里没有任何惊喜和期待。 　我老公是政府公务员，交际广泛。每天下班回家，我都见不到他，我能做的就是一遍遍地给他打电话问：老公，今晚回家吃饭吗？老公，你几点回来？问到最后，我索然无味，镜子里那个寂寞空虚的女人是我吗？那个日渐憔悴的女人是我吗？那个发表了一部小说和若干散文、手里捏着两个本科文凭的才女，就要这样日复一日地将自己淹没在死水一样的生活里吗？一个埋藏在心中很久的梦在无数次的诘问中突然苏醒：我要去北京，我的梦在北京！ 　 2002年的春天，我毫不犹豫地辞掉了许多人羡慕不已的工作北上。我要在北京奋斗，写漂亮的文章，买漂亮的房子，然后把老公也“吸引”过来。 　站在北京宽阔的大街上，我的心里一片敞亮。我应聘到一家刚创立不久的娱乐杂志，接触到的全是时下最红的明星。当那些平时只能在电视里见到的名人坐在我面前与我侃侃而谈时，我几乎不能相信这就是我的生活。 　但我高兴得太早了。一个月后领工资，月薪只有2000元，自己采写的稿件千字只有30元。面试的时候老板并不是这样说的啊。找老板要说法，老板的解释只有一条：投资方资金不到位，大家先努力干，等杂志干起来了，不欠大家1分钱。一同应聘过来的七八个同事都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但是有2000块钱总比工作无着落要强，这么想着，大家都定下心来。 　我在单位附近租了一室一厅，相对于家里的两层楼的房子，我这已经很“将就”了，但后来我发现这在北京已很“讲究”。一个外来的打工者，谁会轻易把1400元钱每月按时塞到房东手上，对无数闯北京准备打持久战的人来说，那也许是后来的活命钱。 　我很快入不敷出。无休止的加班和丝毫不见涨的工资开始让我喘不过气来。让我掉入痛苦深渊的是我的丈夫，在我走后短短的几个月，就向我提出了离婚。我心如止水，他可能从来就没好好爱过我，所以他不会想到我正处在最艰难、最需要帮助和安慰的时候。令我吃惊的是我居然很爽快地同意了。5万块钱，就买断了我几年的婚姻生活。我没了退路，我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 　我只有用拼命的工作来化解我的痛苦。3个月后，我找到老板要求转正和加薪，老板有言在先，试用3个月，合格的转正，不合格的延长试用期或走人。老板说：在编辑部里，你很敬业，文章来得也快，你一期上20个版面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你还是不够合格，有些很细小的地方你很不注意，比如，每次接电话时，应该很礼貌地说“您好，这里是某某杂志社”，才显出我们的层次和形象，可你每次都说“喂”，给人印象很不好。再有，几个特约撰稿人的电脑在办公室里，你不能随便用。这就是拒绝给我转正加薪的理由？接电话不能说“喂”，非得等到现在才说它重要无比？办公室的电脑你不是说过只要有空的随便用吗？我几乎气得摔门而出。 　几个同事同情地凑过来，说，编辑部里你看有谁转正呀？还是趁早留心其他地方吧。 　我的心阵阵地痛。我多么喜欢这份全新的工作啊，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不归。每采访一个人物，我不仅是完成任务写好稿子，也是真心和他们交朋友，所以我也从不把电话费和的士费拿去找老板报销。可老板并不想给我长久干下去的机会。每天都有人揣着过硬的文凭来应聘，他胸有成竹地让所有人都“试用”，不满意的，走人！ 　为了不至于成为北京街上的无业游民，为了维护最后一点生存的自尊，我忍气吞声地决定再干一个月，同时开始寻找新的工作。 　一次，从一个朋友家出来，好心的朋友说，你要坚持住。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头顶，我抬头想看清那太阳的形状，但是它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的眼里满是泪。 　坚持的意思就是挣扎，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吧？想起这如梦的一年。这一年，我抛弃了我厌倦的国有企业的工作，顺便失去了我的婚姻；这一年，我“暂住”在北京，无房无车无户口无编制无档案无爱情；这一年，工作让我没有了生活，我的身体也滑至亚健康状态；这一年，我几乎是在用离婚的钱填补生活的漏洞，我还得省着点儿花，因为我不知道这种入不敷出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 　我走出朋友家的门洞，看见门前矮矮的四季青下，还躺着去年冬天的雪。还没完全融化的雪，被街道边扬起的尘埃覆盖着，变成了黑色和褐色。当它扑向大地的时候，曾经是怎样的圣洁轻盈、洁白如梦！ 　生活真会开玩笑，我的梦想把我带到北京，我义无反顾地来了，它却不见了。 　 “我气急了，奋力挣脱他们，从衣服里掏出暂住证，朝他们喊：我有，我有证件！” 　范明星至今还记得，从家乡日夜兼程赶往北京时的心情。 　 “那些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让我激动得彻夜难眠。所谓的背井离乡这样一些伤感的词语，在我当时看来无非是弱者的无病呻吟。但是，这种热情和一厢情愿甚至连一个冬天都没有挨过，很快就在这个北方城市的严寒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一天，范明星和同乡从紫竹院公园门口经过，突然被两个警察拦住：“喂，站住！暂住证，有吗？”范明星说自己清楚地感受到了居高临下的口吻和毫不掩饰的轻蔑。 　 “愤怒和屈辱使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气急了，奋力挣脱他们，从衣服里掏出暂住证，朝他们喊：我有，我有证件！” 　走在华灯初上的大街，范明星看着自己的西服和领带，回想着刚才怎样尽量用标准的普通话向警察申诉和辩解。 　 “忽然之间，我明白了，那不顶用，无论是西服还是普通话，都不顶用。它们改变不了什么，因为我没有北京户口，我只是无数北漂人中一粒小小的沙子。” 　经历了8年北漂生活后，范明星这样总结北漂人的“酸甜苦辣”： 　酸：离开家，独自奔波于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穿梭于陌生的人群中，是寂寞之酸；寒暑佳节，对窗单饮是思乡之酸；寄人篱下，对房东忍气吞声是无奈之酸；因为是外地人而受到歧视，是即将爆发的气愤之酸；找工作，看到限北京户口字样时，是侮辱之酸；没有户口，漂泊不定，是无根之酸；漂在不属于自己的城市，感情也在漂移不定，是悲痛欲绝的酸；北漂了很久，因为漂着，注定有一天要离开这个城市，这种感觉最酸。 　甜：一个人，在陌生的北京，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打拼着，是自豪之甜；一个人，赤条条漂在北京毫无牵挂，没有约束，是自由之甜；日夜努力，工作结出硕果是成就之甜；同是北漂人，对酒当歌，是酒逢知己之甜；陌生的城市，相拥爱人花前月下，是浪漫之甜；在辛酸中寻找快乐是苦中带甜；家中传来的一句问候、一句关怀是北漂人心中的最甜。 　苦：囊中羞涩，是难言之苦；为省钱使用冒牌月票被抓时是尴尬之苦；坐上300路公共汽车，每天把自己挤成照片是压迫之苦；为了房子一个月搬家6次，和不喜欢的几个人合居一室是强忍之苦；没有暂住证被警察逮住作盲流处理时是无助之苦；受尽外人冷落是欲哭无泪之苦；寒冬酷暑，为工作没日没夜奔波是黎明冲破黑暗前的分娩之苦；北漂人的心思外人不能理解最痛苦。 　辣：吃苦耐劳，是北漂人美德之辣；加班三天三夜不知疲倦、一丝不苟是敬业之辣；工作充满干劲是活力之辣；北漂人尝尽生活百味是又麻又辣；北漂人的爱情因漂而更甜蜜是调味之辣；北漂人永不服输的这种性格最辣。 　难得的是，有过种种漂泊的艰难后，他仍保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为自个儿的明天打拼。“北漂在线”也成了北漂人互相激励的地方。范明星选了不少漂友乐观调侃的帖子。比如下边这段： 　我自嘲是一只进城的老鼠，对城市的新奇和好感超过了对周边环境的挑剔，所以对上帝把我归属到这个住满了来京打工的年轻人的村子，基本没什么意见。 　这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当然不是什么高级时尚住宅区，也不是CBD，而是东五环内一个想与闹市接轨暂时还没有接上的村子。燕莎商场、光明饭店离我的住处只有十几分钟车程，富丽与豪华离我这么近，但是车到酒仙桥商场往南一拐，繁华陡然不见，只见一条被碾压得伤痕累累的公路，路两边堆满了小山一样的垃圾，一条污水沟里漂着菜叶和白色泡沫。车声渐渐稀了，行人渐渐少了，周围是一片乡间的萧条寂静。 　平房里没有暖气，房东给了我一个炉子，可以烧水做饭。炉子边上装了一个排气管，圆圆的管子很粗很长。炉子生火后那根圆管就跟暖气片一样辐射着可爱的暖气。既廉价取暖又不担心煤气中毒。住进来的第一天，我想如果我混不下去了，就专门把这种有供暖装备的炉子贩到南方去卖。 　屋里的东西都是二手的，电视机，饭桌，书桌。只有我的心，没有转过手，还清清白白是我自己的。 　那年我19岁，坐在南方一所“高四”班的教室里。老师站在讲台上又开始发模拟试卷了，高三一年，题海战术已把我淹得奄奄一息，若今年只是去年量的重复和加强，我考大学的幸运指数几乎为零。窗外的蓝天上，一群大雁飞过，那是北方飞来的大雁吧？ 　春节刚过，邻村的一个年轻人在我们村里招工到北京。那节几乎能把人挤成照片的车厢里，多了一个从高三补习班上撤回来的我。北京，那时在我心里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名词。 　我进了朝阳区一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生产的是高科技产品，90％以上的产品出口，但我的位置却只能在车间的生产线上。 　 “吃得第一等的苦，才能成为第一等的人”，不记得这是谁的名言，我把它当做了座右铭。摸爬滚打半年后，我从车间调入办公室做统计。随后，我报考了北京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 　一个人的起点虽然不能决定他的前途，但绝对影响着他的发展速度。脱下工装的第一天，我就决定走“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不犹豫也不回头。我每周的上课时间是两个半天加一个整天，那几年，生活的全部内容只有两件事，上班和上课。于是所有的白天都在外面，赶车、挤车，吃方便面。人像机器一样快速地转着，也差不多像机器一样没有七情六欲，只有恶心的感觉，来自方便面和汽油味。5年，拿到一个会计大专毕业文凭时，我几乎落泪，为了挤进这个城市，我还要付出多少？ 　各用人单位喜欢高人才消费，我也马不停蹄与时俱进，一拿到会计专科文凭就参加了会计师资格考试。这时，我已换到了一家汽车配件公司做会计。会计师考试并不容易，很多人参加了学校的辅导学习班，一门课程300元，据说通过的概率能提高50％。我舍不得交那笔备战备荒的钱，只有开动几倍于别人的脑筋来理解知识要点，用上几倍于别人的时间来体会只影孤灯。 　人一咬紧牙关，连上帝都不忍再考验了，我的会计师考试最后一科终于通过，比那些参加辅导班的同学还早了一两年。我以为我会激动得大喊大叫，把那些住在附近服装厂和修理厂的一下班就喝酒打牌的老乡们喊过来大吃一顿。可那一天，我居然平静得像家门前那条在初春还不解冻的小河。我一直都太清醒，因为清醒，我无法堕落；也因为清醒，我无法解脱。我就在自己通往城市文明的路上努力着，奔跑着。 　我的目标是考注册会计师。 　 “最头疼的不是工作，而是找房、租房，无休止地搬家” 　有个河北大学生，写信告诉范明星，觉得现在学习没意思，待的地方也没意思，想休学上北京，问他好不好？ 　 “我告诉他，你先要想好了，你来北京干什么？是学习还是找工作？在北京，一个月光是生活成本至少一千多块。找工作，你能干什么？再说过一年就毕业了，休学值不值得？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当初就是稀里糊涂来北京的，我不希望他也冒冒失失地撞进北京。” 　我问范明星，北漂人最大的生活难题是什么？ 　他毫不迟疑地答：“房子！” 　 QQ聊天时，漂友们感叹最多，最头疼的不是工作，而是找房、租房，无休止地搬家。 　范明星给我算了一笔账：一个北漂人，按每月收入三四千算，合租房要七八百，条件稍好的房要上千。吃饭要六七百，另外还有交通、电讯、正常交际费等等，杂七杂八一个月得3000块，其中房租占大头儿。剩余的一两千块还要给家里，许多北漂人都是从小地方、农村出来的，要给父母寄钱。 　 “不吃不喝也得攒3年，才够交房子首付的。像北京这么高的房价，对大多数北漂人来说，只能望楼兴叹啊！” 　租房子住，会碰上各种麻烦事。比如房东不好，合租的人处不来，遇上黑中介，随时准备挪窝儿。几乎每个北漂人都有自己搬来搬去的故事，“北漂在线”的来稿中，讲搬家、租房的事儿也特别多。 　故事一： 　来北京短短两年，大大小小我先后搬过7次家，依次动用过自行车、脚蹬三轮、机动三轮、面的、中巴等搬家工具，从这里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出，我的“家产”是越来越多。可惜我只是北京城一家小公司里的一个小职员，我的财产除了书和衣服外，就是总共价值不过几百元的旧家具、旧彩电。 　如果稍长一点时间没联系的朋友在不通知我的情况下对我“突然袭击”，他就完全可能会扑空，我早“转战”其他地方去了。有两三次家搬得不远，顶多算挪挪窝儿而已。有一天，一个朋友去原来的家里找我未果，在巷口失望地徘徊一阵子，正准备挥泪而去的时候，蓦地看见我拎着瓶啤酒晃晃荡荡地走来。其他几次则可以用“乾坤大挪移”来形容，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搞得个别哥们儿逮着我就痛骂：“你是属耗子的？整天价搬来搬去累不累啊！” 　累！怎么能不累呢！腰酸背痛、汗流浃背不说，为了年底不被扣掉的那点儿奖金，无论春夏秋冬搬家我都选在晚上。听人说“天黑不宜搬家，容易丢三落四”，所以每次搬家我都得瞪大了眼珠子，生怕落下一块煤球一根火剪什么的，“家穷值万金”啊。 　去年3月一个漆黑的夜晚，下了班后到桥底下叫了辆中巴帮我搬家，拾掇完上路已经是晚上10点了，车行至南三环中路，终于遭到了整天搬家的报应，车在路中间抛锚了。和司机撅着屁股好不容易才把车推到辅路上，累得满头大汗，还要把车里的东西一点点拎出来，等待救援。铝壶、铁锅、行李卷、锅碗瓢盆、臭皮鞋……在马路边上一字排开，活像个摆杂货铺的，心里暗自发誓：以后打死我也不再搬家了。 　呵呵！不好意思，没在新搬的家住满4个月，我，又搬了。 　故事二： 　表哥到北京出差，顺便来看我。我那天要加班，只有在电话里一遍遍地教他怎么走：坐701到酒仙桥商场下车，再花4块钱坐“摩的”到将台洼居委会，然后沿着居委会的墙角一直往巷子里走，走至第二个十字路口往右拐，旁边的参照物是左边有一个小卖部，右边有一个旱厕所———当我在脑子里画着自己家的地图时，我心里忍不住抱歉，这一片都是五六十年代北方的老式平房，低矮破旧的建筑加上厕所里飘出的异味，足以打碎一个旅游者的北京梦。 　表哥坐在我的简易沙发上，说，真不愿意相信，你一个会计师，住着平房，一个月收入还不到2000块，还是回去吧？ 　回得去吗？我问自己。 　刚来北京时，我住在酒仙桥附近，一间平房，月租200块。过了一年多，房子拆迁，周边的地价迅速攀升，房租也水涨船高，我只得搬到了更远的铁路边上，房租仍控制在200元以内。整整3年，我听着列车的轰鸣声睡去和醒来，想像着一拨儿年轻人激情万丈地加入北京，又一拨儿年轻人失魂落魄地离开。 　有一天，铁路旁边的房价也涨了，我就又往后退了，搬到了现在住的地方。一间15平方米的平房，出房门是一个露天走廊，有公用的自来水，露天走廊再往外是过道，靠墙码着半人高的蜂窝煤。可是这样逼仄的地方我顶多只能住两年，这周围一大片土地都被后面一个污水处理厂买断了。我们的房东，靠多年的房租和土地征迁的补偿费在城里供楼供车，而无根的我们，只有再退。可是，再往后退，就退到五环外了。而我的心，不是想一步步攻入北京的心脏、进入一间间漂亮的写字楼吗？ 　城里的房租多贵呀，动不动要价1000多块，我能勉强搁下自己的身体，到哪里搁柴米油盐的日子？ 　回老家的镇上或县里，以这些年的闯荡经验，或许能谋得一份还体面的工作。即使在家种地，也至少可以呼吸田野新鲜的空气，住父母已盖起来的两层楼房。可是，我已经适应了这里的一切，紧张有序地上下班，有暖气的办公室，反倒是回到老家，晚上不敢钻进冰凉的被窝。最重要的是，我抽身而退，是承认自己失败，还是承认自己无能？ 　对于未来，范明星认为大部分北漂人感到茫然。回老家？留北京？漂的结果可能让人尴尬：北京留不下，老家不想回。 　 “回老家？不甘心！可能别人一个月拿800块，我能拿到900块，仅此而已。比如我从事网络、房地产，我们老家也没有，没法儿施展，而且生活上也有许多适应不了了。” 　可也不能总漂着，漂到了30岁就必须选择，否则，人的危机感会越来越强，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更年轻的人又一批批地闯进北京…… 　 “大多数北漂的理想归宿是，能在北京郊区，比如通州买上房。有了自己的家，才算结束漂泊不定的生活。”范明星现在没买下房，也没北京市户口，还没在北京真正安定下来，为了理想的归宿他得继续打拼下去。 　采访中，范明星跟我讲的更多的是“北漂在线”往后的设想： 　 “网站仅仅是交流诉说，慰藉心理还不够，希望能为北漂人提供实在的服务，我一直想开一个信息专栏。北漂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谁的公司要招人，可以在第一时间发到网上，漂友中可能正有人急于找工作，应聘时也有个熟人在里边；比如房源，每个北漂一年至少搬一次家，腾出的房子，可以给别的漂友住，这比到黑中介那儿找房源可靠；再比如二手电脑、电视、冰箱等，大部分漂友都喜欢买旧货，你不需要或更新掉的东西，可能正是别人特别需要的。假如‘北漂在线’能有一万人的有效访问量，这些就可能实现。” 　可是眼下，“北漂在线”还是范明星一个人撑着，一直面临人手、技术等困难，但他说会坚持下去。 　 “我一直坚信北漂人，是不轻易放弃的追梦人，‘北漂在线’也一样！” </td></tr></tbody></table>

生而为赢 · 发表于 2006-12-26 17:58:12

<table class="tableborder" style="BORDER-TOP: medium none; MARGIN-TOP: -1px; BORDER-BOTTOM: medium none" cellspacing="1" cellpadding="4" width="99%" align="center"><tbody><tr class="altbg2" height="100%"><td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valign="top" width="21%"> </td><td valign="top" width="79%"><table style="TABLE-LAYOUT: fixed; WORD-WRAP: break-word"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body><tr><td valign="top">[url=http://bbs.tecn.cn/misc.php?action=viewratings&tid=167920&pid=1170008][/url]【冰点】 纪念相对论发表100周年专稿 不允许自己沉默 2005年04月13日 00:07:18 本报记者江菲 　不可能有第二个人能够获得这种殊荣了，人们总是在寻找各种可能的时机纪念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以至于他自己对此也曾感到困惑：“为什么谁都不了解我，又人人都喜欢我？” 　这真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也许，20多年前胡耀邦说过的一句话能够从一个侧面回答这个问题。 　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许良英老先生回忆，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准备多年的《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终于在中国出版了两卷。1979年，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钟沛璋见到许良英，告诉他，耀邦同志看完了其中的一卷，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便要求中组部的同志们都去阅读《爱因斯坦文集》。“究竟爱因斯坦为什么能够发现相对论？”作为中国研究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权威，从1962年起，许良英就不断地在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并不赞同许多人简单地将其归因于“爱因斯坦是个天才”。 　 40多年后，许良英更愿意将相对论发现的原因，归结为“作为一个人的爱因斯坦”，而非“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爱因斯坦”——“他是一个虔诚的世界主义者，一个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一个热忱的民主主义者和一个诚挚的社会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怀疑一切权威的人，是一个始终独立思考的人。他一生的追求，就是：真、善、美。” 　在相对论发表100周年、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之后，“他的这种人格魅力才更值得纪念”。 　 “依我看，学校若是主要以恫吓、威胁和人为的权威教学，那是最坏的” 　爱因斯坦并不是个早慧的孩子。1879年3月，他出生于德国小镇乌尔姆一个普通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经营一家小型电器修理制造厂。对于这第一个孩子，父母没有很高的期许。但当阿尔伯特到四岁还不太会说话时，他们还是不免有些着急。那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阿尔伯特的妹妹，已经喋喋不休。 　阿尔伯特也不喜欢和其他男孩子在一起跑跳打闹，尤其厌恶小伙伴们酷爱的军事游戏。大部分时间，他都一个人躲在一边安静地玩积木，耐心地搭出钟楼啦、教堂啦、市政厅啦，还常常自己创造出许多玩法。比如，他喜欢用卡片搭房子，能一直搭到十四层楼高。他看着自己的“建筑”时，便感到创造的快乐。 　上小学后，和其他孩子一样，阿尔伯特接触了宗教。他被《圣经》里的故事所吸引，为教堂里的气氛所感染。他甚至自己写了一些歌颂上帝的短诗，配上音乐，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轻轻哼唱。 　但作为一个犹太孩子，在19世纪末的德国，他受到了同学的排挤。沉默的、孤独的阿尔伯特并不太明白事情的缘由。他专心地听讲，耐心地应付学校的课程。10岁时，他进入了古典氛围很浓的路德中学。 　对爱因斯坦的人生起关键作用的几年，便是这之后的几年。 　爱因斯坦的叔叔是一个对科学有强烈兴趣的人，与他父亲一同经营小电器厂。在电力工业刚刚兴起时，他们便开始生产发电机、弧光灯、白炽灯和电话。在叔叔的影响下，爱因斯坦从小对动手的技术和抽象的数学都非常感兴趣。10岁以后，当地的一位医科大学学生塔尔穆德每周末到爱因斯坦家做客，常常给小阿尔伯特带些科学和哲学的书籍。 　 12岁时，爱因斯坦便读完了《欧几里德几何》，并自己证明了毕达哥拉斯定理；13岁时，他读了康德的哲学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不时与塔尔穆德讨论其中的问题；在塔尔穆德的劝告下，他读完了长达12卷的《自然科学通俗读本》，其中汇集了有关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自然现象有其固有规律。这些书籍中止了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 　 67岁时，他写道：“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我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其结果就是一种真正狂热的自由思想，并且交织着这样一种印象：国家是故意用谎言来欺骗年轻人的……这种经验引起我对所有权威的怀疑，对任何社会环境里都会存在的信念完全抱一种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我很清楚，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就这样失去了，这是使我自己从‘仅仅作为个人’的桎梏中，从那种被愿望、希望和原始感情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 　第二个尝试在他16岁时到来。他所就读的学校渗透了浓厚的军国主义精神，这使他感到窒息和痛苦。 　他在回忆这段时间时说：“对我来说，小学老师好像是士官，中学老师好像是尉官。” 　少年阿尔伯特选择了一种独特的反抗方式。晚年时，爱因斯坦有时会笑嘻嘻地告诉别人他在中学时的这个故事。一天，一名教师对他说，假如这个孩子不在他的班上，当老师的会更快活一些。爱因斯坦回答说他没做错任何事。老师说：“是的。但是你坐在后排并且那样微笑着，这侵犯了班级对教师所必有的尊敬。” 　他没忍受更久。1895年，在他父母因生意失败移居米兰后不久，16岁的爱因斯坦自作主张，离开学校去了意大利。1936年，他写道：“依我看，学校若是主要以恫吓、威胁和人为的权威教学，那是最坏的。这种教学方法摧残了学生们的健康感情、诚恳正直和自信心，培养出来的是唯唯诺诺的庸碌之辈。” 　这种厌恶如此强烈，以至他根本不想再与他的出生地有任何联系。他求父亲为他申请放弃德国国籍。1896年，申请获准。 　 “你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曾以孩子般的喜悦，赞赏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东西” 　因为投考苏黎世理工大学失败，爱因斯坦勉强同意到瑞士的阿劳中学完成未学完的高中课程。但他对教育的成见很快就消失了。阿劳中学提倡教师有选择教学方法的自由，因此课上得十分有趣，学生们可以在实验室独立工作，高年级学生对各种社会问题也极为关心。 　正是在这里，爱因斯坦产生了那个对他的学术成长颇为重要的想法：如果一个人以光速跟着光波跑，会出现什么情况？ 　后来，爱因斯坦称阿劳中学为“高等教育中最令人喜爱的样板”。“人不是机器，要是周围环境不允许他襟怀坦白、畅所欲言，人就不会生气勃勃！” 　这种对教育和学校的希望，在他上大学后很快又消失了。他很快便决定，不再傻傻地坐在课堂上听课，而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实验室里，并开始阅读著名物理学家的著作。苏黎世理工大学的本科四年，只有两次考试，依靠借阅同学的笔记，他通过了，但这依然使他感到厌恶，为了应付考试，他不得不记了一堆垃圾，使得“每考完一次试，就会难受半年”。 　爱因斯坦的求学经历，使得他对教育有格外深切的感受。成名以后，他多次应邀对教育问题进行演讲或写文章，在他的认识里，学校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而不应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的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 　除去在阿劳中学的1年，爱因斯坦没有更多的机会享受这种理想的教育。但他还是通过某种方式自我实现了。 　 1901年，爱因斯坦大学毕业，但学校不喜欢他的独立，不同意留任他为教师。同时，由于家里人反对他和大学同学玛丽琦结婚，他与家庭的关系也非常紧张。他开始了艰难的谋生。先是在一家技术学校任代课教师，后来又找到一份为期3个月的家庭教师工作。 　 1902年2月，伯尔尼的报纸上，以这样一种方式，第一次出现了爱因斯坦的名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愿为大学生或中学生完全私人地补习数学和物理学……” 　在这之前，爱因斯坦已经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但显然，他还是个无名之辈。注意到这条广告的，只有两个大学生。但爱因斯坦没能靠这种方法赚到钱，因为他们三个人聊得过于投机，而使授课变成了长时间的讨论和共同学习，三个人开玩笑地将这个小团体称为“奥林匹亚科学院”，爱因斯坦被任命为“院长”。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视野中充斥了马赫、休谟、安培、黎曼、狄更斯、塞万提斯等人的哲学、科学和文学作品。他们被思想的交流迷住了，经常为某一页、某一句话争论，争论持续到深夜，甚至一连几天。 　从某种程度讲，奥林匹亚科学院就是爱因斯坦心中理想的学校。他终生都对这个“幸福时代”充满感念。逝世前两年，他给当年的另一位“院士”写了一封信，开头即是：“致不朽的奥林匹亚科学院：你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曾以孩子般的喜悦，赞赏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东西。我们创立了你，为的是要同你的那些傲慢的老大姐们开玩笑……” 　 “别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会极其痛苦，爱因斯坦却不然” 　在创立奥林匹亚科学院的那一年，经人介绍，爱因斯坦终于获得了伯尔尼专利局三级技术审查员的工作———一份正式的全职工作，终于不用再为生存而发愁了。他热爱那份工作，并一直工作到1909年。 　宣告物理学革命的论文便是这个26岁的专利局小职员在100年前提出的。那一年，爱因斯坦一共写了6篇论文，发表了5篇。其中一篇题为《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便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狭义相对论”，它彻底抛弃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从而使经典力学只成为相对时空中的一个特例。发表这篇文章三个月后，爱因斯坦又写了一篇作为推论的短论文，提出了著名的E＝mc2，它的发现，使当时困惑所有物理学家的问题迎刃而解，如：放射性元素为何能不断释放出大量能量，太阳为何能长久地发出如此强烈的光和热等，也为核能的释放和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当然，并没有太多的人愿意和爱因斯坦一样抛弃固有的思维习惯。据说，当时全世界能够理解相对论的人，只有12个。 　由于名字频繁地出现在物理学杂志上，爱因斯坦渐渐有了些名气。他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得以在几所大学任教，先是在苏黎世，然后是布拉格，后来又去了柏林。但他并没因此而恢复自己的德国国籍。 　遗憾的是，他到达后4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也正是从这时起，爱因斯坦开始了他作为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人权主义者的生涯。 　 1914年，德国一批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发表了一篇为德国侵占比利时的行为辩护的《文明宣言》，德国几乎所有的文化名流都签了字，包括哈伯、伦琴、普朗克、菲舍尔等93个人。这份宣言后来被称为是“真正知识分子的无耻宣言”。 　签名者里，没有爱因斯坦。 　几天后，爱因斯坦在另一份反对《文明宣言》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份文件题为《告欧洲人民书》，提出：“欧洲必须联合起来保护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要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欧洲统一运动”，“努力去组织欧洲人联盟”。 　这份宣言在柏林大学的教职员工中传阅了，但只有4个人敢签名。与93人的庞大对手相比，它根本没有发表的可能。但爱因斯坦没有气馁，参加了反战组织“新祖国同盟”。1915年3月，他写信给罗曼·罗兰说：“在我们欧洲，300年紧张的文化工作，只引导到以民族主义的狂热来代替宗教的狂热，后辈人能感谢我们欧洲吗？许多国家的学者作出的举动，似乎他们的大脑已被切除……如果你认为我微薄的力量有所裨益，请随便使用吧！” 　半年后，罗曼·罗兰特地与爱因斯坦会面。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爱因斯坦对于他所出生的那个国家的判断令人难以置信地超然、公正，没有一个德国人具有如此的超然、公正。”但会见结束后，罗兰有些困惑：“在这个梦幻般的岁月里，别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会极其痛苦，爱因斯坦却不然，他刚才还笑呢。” 　爱因斯坦并没因战争而停止自己的研究。狭义相对论发表10年后，广义相对论问世了。 　 1919年11月，广义相对论在一次对日全食的观测中得以证实，爱因斯坦终于成为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此前，从未刊登过任何关于爱因斯坦的报道的《纽约时报》也破天荒发表了一篇有多行标题的文章：“天上的光线全部是弯曲的／科学界人士或多或少激动地盼望日食观测结果／爱因斯坦理论获胜／星体并不在它似乎存在或被算定存在的地方，但谁也用不着担心／一本给12个智者读的书／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理解它，大胆的出版商接受此书时爱因斯坦如是说”。 　爱因斯坦一下子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他不断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发表演讲。慕名而来的人似乎一下子从世界各地涌到他家门口，还有一些人来寻求经济上的帮助。但实际上，他只有极少几次在公开场合露了面，目的是为慈善机构募捐。有时，他会开玩笑地对妻子说：“这次你把我卖了多少钱？” 　这时，在爱因斯坦的思想里，这些社会活动与他向往的宁静生活发生了巨大的矛盾。他不希望以往的生活被打破，但同时又永无休止地感受到科学家对人类的责任。“对人类及其命运的关心肯定始终是一切技术努力的主要兴趣，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 　他的确有很多事想要关心。 　 1920年后，德国民族主义抬头，排犹势力甚嚣尘上。有人在柏林报纸上两度宣称要谋害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在德国也受到批判。但爱因斯坦并不担心这个。他关心的是能否永远地消灭战争，并为此到处奔走呼号。 　 1921年，爱因斯坦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科学正在受到战争的可怕后果的伤害，但是应该首要考虑的是人类……直到文化、商业和工业中的国际主义得到重建时，才能有和平。战争的创伤才能治好……” 　 1922年，他应邀参加了国际联盟的“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并在两年后正式出席了一次会议。1926年，爱因斯坦甚至给一份报纸写了一篇介绍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的文章，目的是让公众了解他们的努力。直至1930年，他坚持每年都出席委员会的会议，直至后来对它彻底失望，认为“它是我所参与过的最没有效率的事业”。 　之后，爱因斯坦便到处宣传他的反战观点。他的和平主义已从局限于文化领域迈向了更激进的原则。1930年，他发表文章《我的世界观》，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人生的丰富多采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 　 1931年，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首先承认我的政治信念：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这对科学也适用。“国家应是我们的仆人；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当国家强迫我们去服兵役时，它就违反了这一原则，特别是由于这种服役的后果就是去屠杀别国的人民或妨害他们的自由。确实，只有在有助于人的自由发展时，我们才应该为国家作出这种牺牲……“有人主张精神裁军应当走在物质裁军的前面。他们还进一步很明确地说，国际秩序最大的障碍是那个被可怕地夸大了的国家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取了一个好听的但却是被滥用了的名词：爱国主义。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中，这个虚假的偶像到处产生了很坏的和极其有害的影响。“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 　这一年夏天，爱因斯坦授权建立了“爱因斯坦反战者基金”。第二年，他又在一份致德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呼吁书上签名，促使他们联合起来，以阻止德国“变成法西斯的可怕危险”。这个警告太晚了。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两个月后，54岁的爱因斯坦再一次作出了“离开德国”的决定。他在纽约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谴责了法西斯纳粹的暴政，称其为“命令主义的强权政治”。他的德国挚友冯·劳厄写信劝他在政治问题上要明哲保身。爱因斯坦回信说：“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德国的情况表明，这种克制会招致：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盲目和不负责任的人。这种克制岂不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试问，要是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我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这种公开的顶撞使纳粹恼羞成怒，他们抄了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家，同时将他的另一处别墅收归国有。爱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爱尔莎怕极了，写信给朋友：“我的丈夫不允许自己沉默，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他发表自己的想法。他仍然忠于自己，而我的孩子在那边，这种忧虑几乎要使我神经错乱了。” 　爱因斯坦花了大量的时间帮助那些逃难的犹太人。他在音乐会上表演，并十分骄傲地为犹太难民募集了6000美元；当他相信能够增加一位流亡的德国画家的声望时，就主动要求这位画家给他画像；他为许多贫困的陌生人担保；他的推荐信已失去了影响力，因为他写得太多了，警察甚至在一个江湖郎中的家里发现了一封…… 　他本是个绝对和平主义者，但面对战争的危险，他说：“为了保卫公理和人民的尊严而不得不战斗的时候，我们决不逃避战争。” 　正是在这种转变下，1939年8月，因忧虑纳粹德国率先研制成原子弹，爱因斯坦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上签了名，指出：“……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能轻易地把整个港口连同附近地区一起炸毁，我的义务是提请您注意下列事实和建议……” 　这封信开始了美国著名的“曼哈顿工程”。6年后，日本广岛和长崎受到原子弹轰炸，死伤20万平民。当爱因斯坦从广播中听到这条消息时，惊呆了。他只说了一句：“我真痛心。” 　余下的生命中，他不时地会回想起这一时期，并深深地悔恨。有一次，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里，说起这件事时，爱因斯坦迅速地转过脸去，将目光投向远处的山谷和树林，然后，似乎在对他所注视的树梢说话，他低声地、若有所思地、一字一顿地说：“是的，我按的按钮……” 　但事实上，在德国投降之后，爱因斯坦便立即给罗斯福去了第二封信，建议：鉴于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理由已不存在，应停止制造和使用这种武器。不幸的是，罗斯福收到这封信时已经病危，还没来得及看，便去世了。 　 “宪法的力量完全在于每个公民捍卫它的决心” 　爱因斯坦余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纠正他所犯的这个“最痛心的错误”。 　 1947年，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说道：“今后若干年内，自然科学家的态度将决定人类文明的命运。人类终于懂得，当前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寻求谅解，为的是实现各国人民间、不同信仰的各民族间的彻底谅解。” 　第二年，他发表了一份《致知识分子的信》：“由于我们科学家可以决定悲剧重演，加剧屠杀手段的恐怖局面，我们肩负着神圣义务，必须全力制止为残酷目的而发明武器去用于残杀。什么是我们更加重要的任务？我们心中所热望的社会目标又是什么？” 　无论如何，现实的社会目标丝毫不是爱因斯坦所热望的那一个。冷战开始，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大批知识分子被怀疑对美国不忠而受到****。1953年，纽约一位教师写信给爱因斯坦，说自己受到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传讯，请教他该怎样应对。 　爱因斯坦回信写道：“我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反动政客在公众面前虚晃着一种外来的危险，借此来引起他们怀疑一切理智的努力。到目前为止，这伙人得逞了，现在开始来禁止教学自由，对一切不肯证明自己顺从的人，就剥夺他们的职位，也就是说要饿死他们。“为了反对这种罪恶，只居少数的知识分子应当怎么办？老实说，我看只有照甘地所主张的那种不合作的革命办法去办。每一个受到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下决心采取这种严肃的步骤，他们就会得到胜利。否则，我国知识分子所应得到的，决不会比那个为他们准备着的奴役要好多少。” 　在信末，爱因斯坦特地注明：“此信没有必要被认为是‘机密’的。” 　这封信最终在报纸上发表，并导致公众意见的爆发。麦卡锡称任何接受爱因斯坦建议的人都是“美国的敌人”；报纸社论评价他此举是不负责任的，“把自己放进了极端主义者的范畴”；同意和反对的信件大量出现在各种报纸上。但是，确实有两个中学教师在被传讯时拒绝答复，并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信。 　大半年之后，爱因斯坦才给出一段比较完整的陈述：“在原理上，每个人都同样地卷入到宪法权利的保卫之中。然后，最广意义的知识分子却处于一个特殊地位上，因为，感谢他们所受的特殊训练，他们对公众意见的形成有其特别强烈的影响。这就是那些将会把我们引到独*政府的人们特别关心对这一群人的恐吓和钳制的原因。因此，在这种局面下，对知识分子来说特别重要的就是尽他们的责任。我认为这种责任就是拒绝与任何违反个人宪法权益的行动合作。“宪法的力量完全在于每个公民捍卫它的决心。” 　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已不是很好，但他仍然继续坚持“统一场论”的研究，以及参与一些精力允许的社会活动。 　 1953年冬，芝加哥律师“十诫会”决定授予爱因斯坦人权奖。他不能前来，写了一封信供宣读：“在长期生活中，我把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追求对物理实在的结构稍微深入一点的了解。我从来没有做过系统的努力去改善人类的命运，去同不义和暴政斗争，或者去改进人类关系的传统形式。我所做的仅仅是：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保持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1955年4月18日凌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就在去世前几天，他还签署了由罗素起草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寻求和平办法解决一切争端”。 　这位终生反对权威、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科学家生前曾说：“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 　因此，他留下的遗嘱是：不举行任何葬礼，不修坟墓，不立碑或任何纪念性标志，骨灰由亲友秘密撒向天空……“这才是真正的、完整的爱因斯坦。”许良英先生说，“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被超越的。” 　在1922年，爱因斯坦作为哪个国家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成为关系国家荣誉的问题。爱因斯坦声明自己是瑞士公民。 　然而在2005年，德国政府纪念他的方式是，决定将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 　 “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td></tr></tbody></table></td></tr></tbody></table>

richardhaigang · 发表于 2007-1-2 15:13:33

谢谢分享,好长呀,呵呵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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