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飞燕代表:制卖假药处罚过轻 监管可借鉴缉毒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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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韦飞燕表示，现行法律对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处罚过轻，药品监管可借鉴缉毒做法，从药品的销售环节加以控制。

    近两年来，药品安全事件屡屡出现，给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带来极大损害。韦飞燕认为，这一方面与生产假药利润巨大、利益驱动的原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现行法律的不完善有关。“对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的法律责任问题，现行法律总体上看处罚过轻，从局部看还存在不完善和不合理的漏洞，这才导致市场上假药屡禁不止。”

    她介绍，《刑法》第140条是以数量来量刑，而大量的假药都是化整为零直接分散在药品销售的终端环节(如医院、诊所、药店)完成的，每个终端环节销售的量均不大，够不上刑事责任，而罚款力度也太轻，“‘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几乎没有威慑力。”

    《刑法》第141条以对人体危害的严重性来量刑，虽有一定威慑力，但也存在漏洞。韦飞燕说，假药对人类的危害分为两种，一种是药品含有害成分，直接致伤、致死，另一种是间接危害，虽然不含有害成分，但也不含有效成分，从而延误疾病治疗时机，造成病情加重、恶化甚至死亡。


    “前者的危害显而易见，容易受到法律的制裁，后者则具有隐蔽性和难界定性，现行法律难于制裁。然而，这种危害又是最广泛最普遍的，对人类生命和健康存在极大的潜在威胁。”

    韦飞燕表示，正因为如此，很多药品销售者存在侥幸心理，一些专门制造仿冒假药的不法分子钻法律漏洞，“他们已经很清楚，假药只要不直接致人死亡，法律是很难对他们制裁。”韦飞燕说。

    对于假药的监管，韦飞燕表示，现行《药品管理法》中对生产、销售假药的法律责任，主要是针对已注册的企业为主，而对未注册的地下工厂触及不深，这是因为已注册企业在明处便于管理，而未注册的地下工厂在暗处无法管理，才使得较多的假药流进市场。

    “这也并非不能防范，我们可以借鉴缉毒做法，通过药品销售环节来控制，只要销售环节不主观销售假药，假药就无处藏身。”韦飞燕说，任何一个药品销售终端都建立在明处，“这比查处未注册的地下工厂简单多了。”

    她表示，95%以上消费者都是在已注册的医院、诊所、药店购买药品，假药基本上是通过正规的销售终端来完成的，因此，药品销售的流通渠道及终端是控制假药泛滥的重要环节，应从立法上严加管理。 （责任编辑：刘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