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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再出发——寻找大国崛起的坐标
文/孙宇晨
【引言】
    包括《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内，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全球文明史的重要分水岭，由充满探险精神的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地理大发现，波澜壮阔地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乃至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相互竞争的崭新时代也从此向人类走来。而作为其中主题的大国崛起，其历史进程也打破了地域的限制，拥有了全球的坐标。
    斗转星移五百年，风云激荡五大洲。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葡西荷英法德日以及俄罗斯、美国等九个世界性大国。可以说，在一部庞杂浩瀚的世界近现代史中，王朝的更替流转，大国的兴衰成败，使得历史不再是昙花一现的故事，也不是虚无飘渺的传说，它们环环相扣，有始无终，给我们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启迪着今天，也将影响着未来。
    穿梭历史，跨越时空，人们发会现，在今天这个不稳定的“一超多强”格局中，上述九国大半以上依然占有一席之地。但与此同时，所有人也都会注意到，在世界的东方，一个曾经创造了“汉唐盛世”、文明之光辐射四邻的国家，一个曾经饱受西方欺凌、惨遭列强侵略的国家，同样也是一个充满韧性、五千年文明唯一没有被中断的国家，已经加入了这一行列，并且正在大踏步地走向自己的复兴之路。它的文明进程成了世界舆论的中心，它的发展模式成了国际瞩目的焦点，随着“北京共识”的推出，人们不由惊呼：第十个成功迈向崛起之路的大国会不会是中国？
    的确，经过了近170年的上下求索、旧邦新造，近60年的独立自主、艰苦创业，尤其是30年来的改革开放、励精图治，长途跋涉之后，中国又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千万架摄像机的聚焦之下，人们都在思索：国际霸权体系的变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同时具备头号外汇储备国和“世界工厂”身份的中国将何去何从？一个摩天大厦平地起的大国在精神层面上遗忘了什么？一个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大国能否跳出侵略扩张盛极而衰的宿命，不再重演“大国政治的悲剧”？
    古语云：三十而立。一个真正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中国已经到了而立之年，应该对自己的路线方针有所回顾和反思了。我想，回顾成就是必要的，而且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三十年所发生的“中国奇迹”。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发展矛盾和崛起难度同样是空前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在反思中汲取经验教训、确立目标，以更加从容的步伐迈向下一个三十年，无疑是我们更加重要的工作。一个大国，只有在各个战略层次找到适合自己的坐标，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崛起。作为本年度《东财大学生》最长的一篇时政评论，笔者在参照各个大国崛起历史的同时，谨将自己近两年来关于中国崛起的若干思考分作四大篇目呈献给诸位读者。既表示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也表达对未来中国发展壮大的祝福：

背景篇：帝国兴衰几更替，美元体系立潮头
——史上的霸权势力与中国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尽管它发端于500年前，但这个进程至今仍在继续，而且一直与中国有关。特别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后，中国的曲折前进多了西方世界以及国际霸权体系的背景。本文要探讨“中国崛起”这个兼具多维度与大跨度的历史性课题，自然要围绕历史上霸权的存在方式及其演变，对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作出解读。
    历史上的霸权形式，首当其冲就是陆上霸权。它主要依托于以农耕和游牧为生产方式的“物产经济”，其霸权通常依靠扩张地盘来实现，因为只有占领土地才能获得物产。但受到生产力和地理因素的限制，这种扩张往往只是区域性的，最具代表性的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也都只能控制欧亚大陆的某个局部，算不上是全球性的帝国。而随着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海洋霸权开始取代陆地霸权登上历史舞台。它使得物产经济开始向“物流经济”转变，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最终推动产生了帝国主义。这种霸权主要依托商业和贸易，其基础和获利方式都是商品和资本的不断流动。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一直到大英帝国，以及美国的早期，都属于海洋霸权。它的暴力特性在于控制物流通道，尤其是马汉《海权论》出现之后，以控制航道要点来控制海洋，进而控制物流的“节点模式”正式确立起来。在这数百年间，西葡两国最先抢到“第一桶金”，却因封建国家转型不力，由盛而衰。其后的大英帝国则以《航海条例》向荷兰启衅，三战过后大败“海上马车夫”，奠定了“日不落帝国”的宏基大业。而在19世纪最后的10年，羽翼渐丰的美国以“海权思想”为指导，一举拿下夏威夷、关岛、波多黎各等地，与俄日等亚洲国家、英法等欧洲国家成鼎足之势。
    这一时期，广大亚非拉美地区作为物产经济向物流经济过渡不充分的产物，演变为海洋霸权的附庸，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亦属此列。晚清70年，没有完整的主权，缺乏真正强大的海上力量，加上由自然经济根深蒂固、思想文化保守陈旧带来的裹足不前，本来能够创造世界上最多财富的大国竟险些被“瓜分”殆尽，存在时间最长的中华帝国衰落了。在我们一次次地错过了与西方深入交流的机会后，历史老人不得不把时间和运气赋予了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充满活力却又贪婪狂傲的年轻民族。
    20世纪上半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的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元气大伤，而一枝独秀的美利坚民族不仅仗着美洲大陆的独特地缘优势筋骨未动，还借贩卖军火之际大发横财。作为潜在的“世界老大”，美国对自己所得并不满意，它时刻在警惕着北极熊苏联的东山再起，于是意识形态成为它联合西方诸国孤立、遏制北极熊的最佳理由，冷战由此而发动。在此背景下，先有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使得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得到了名义上的确立。而3年之后的“马歇尔计划”则加大了西欧国家对美元贷款的依赖性，使得“美元霸权”在“反苏**”的旗帜下终于名至实归，正式形成。至此，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则开始由物流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化，而作为其中主导的美国也完全走上了“货币霸权”与“军事霸权”合二为一的扩张道路。并且这一道路在经历六场经典战争的烽火洗礼后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这一道路的第一站。美国通过不断印制钞票，向欧洲日本订购武器装备，以美元霸权向他国进行战争融资，让盟友为自己的战争买单。但战争本身的结果并不好，因为它的对手是出乎意料的中国。想当年八国联军区区三千人兵演Tiananmen，慈禧举朝西迁，惶惶不可终日，然我共和国成立刚刚一年，尽管十六国联军五十一万铺天盖地席卷朝鲜半岛，但最终仍然被牢牢地钉在了“三八线”以南。这种血染三千里江山的壮烈震撼与后来的“两弹一星”一道，真正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大国地位，使得此后的任何西方国家不敢再小看中国人！而当朝鲜战场上如同噩梦般的记忆被历史带到东南半岛的时候，中国再一次成为化解美国国运的“黑洞”。第二站越南战争中美国重施故技，狂印钞票，但由于国力透支，负债庞大，不仅战争未能告捷，过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无法维持，于70年代中期正式解体。在此期间，美国不得不把救命稻草放在了中东产油国身上。它有计划地迫使欧佩克组织同意用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结算货币，并将获得的美元以投资的形式再次流回美国。经过一系列折腾，美元在与黄金脱钩之后，又与石油挂上了，“石油美元”成了“美元霸权”的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显然侵害了美元在中东的利益，于是轰轰烈烈的“沙漠风暴”作为美国控制中东石油流向的武力行动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第三站的海湾战争不仅让世人看到了美军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巨大威力，更使得“石油美元”在导弹后盾的保护下挺直了腰杆。直至今天，国际贸易中的70%都要以美元结算，中东的石油与美国的货币牢牢绑定，“美元霸权”的旗杆依然矗立在世界经济的中心上。而任何胆敢动摇这一关系的举动都是“世界警察”所不允许的，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这三场战争就是典范！它们表面上是美国在“挽救”当地人民、与“邪恶国家”斗争到底，但实际上却是美欧争夺货币霸权的必然表现。科索沃战争不紧不慢地打了78天，最大的作用就是长时间的轰炸瓦解了投资者对欧元区的信心，也就炸没了新生的欧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铸币权。而为了压制中东反美情绪，迫使欧佩克维持美元对石油的结算，美国又仗着“9.11”这个史上最“正当”的理由兵推阿富汗，随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向萨达姆政权兴师问罪。六战下来，美国这种以“地缘战争”为表、“币缘战争”为里的斗争策略经过曲折打磨后彻底形成。当前金融危机之下，谁知道美军战机上的导弹又盯上了什么地方！
    无论如何，美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世界最深的国家。了解美国的过去和现在当然有助于预测中国的未来。放眼世界，今天的美国是货币霸权国，中国是最大的美元储备持有国。中美关系既有客观的结构性矛盾，又有不得已的结构性共生。通过上文美国的霸权史我们已经发现，是导弹在给美元保驾护航，不可撼动的军事霸权维持了美元霸权的持续存在，而托起整个美元体系的则是以中国为首的国家对美国的持续出口。这种出口并非平等，它更大程度上带有强制性，甚至可以说是对美国的“输血”“进贡”。为了购买如石油等以美元标价的必需品，各出口国必须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贸易的盈余无法用于其他用途，只能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维持其价值，这就极大限制了作为出口国用来发展民族经济的资金投入。与此同时，出口国却以贬低劳动力价值、耗尽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拉动GDP增长。甚至可以说，各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很大程度上已经绑在了美元霸权的战车上。尽管中国即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一不具备全球市场话语权，二不具备石油等关键商品定价权，甚至连焦炭等占有绝对优势的资源也无定价权。而作为制造飞机导弹复合材料必需品的稀土，其出口价竟“不如猪肉”。在上述情况下，外贸依存度达到70%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近来欧盟因“西藏问题”向中国螺钉产品征收的反倾销税就会导致中国80万人下岗！外贸主动权不在我手，政治主动权备受高压，这就是目前处于全球化中的中国！
    按照各类教材的表述，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发达资本在世界的新一轮扩张，此乃一针见血之论。在西方“货币与导弹”的双重霸权之下，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冲击，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依附性不断增大。通过本篇的叙述我们看到，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经济运行方式，它甚至充满了霸道与血腥，那种把欧美当作“富裕天堂”的想法是无视其实质的片面判断。全球化大潮，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要想发展壮大，就得在突破西方经济霸权和军事封锁上苦下功夫。尽管实力和舆论上“西强我弱”，也一直有在人鼓吹“市场万能论”“中国私有化不彻底”，甚至一度出现西方经济学统摄中国学术，但作为一个大国，尤其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面对西方的技术垄断、政经高压不能被动迎战，更不能无所作为！

生存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心”向最高层
——冲破“全球化”的迷雾

    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通过上一篇目的阐述，我们发现，经济全球化这一过程对多数国家来说并不好受，它伴随着军事上的压迫与资本上的强制。美元独霸带来的经济捆绑，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但鉴于上文所讲中美经济结构的共生性，两万亿美元外储是中国人辛勤劳动十余年带来的财富，美元体系不稳，我们外汇储备就得以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的规模蒸发掉，所以目前形势下不能把精力放在所谓抛售美元、炒作虚拟经济上。争取时间和力量来调整、升级产业结构，改变过分依赖外贸的发展模式才是当务之急。如今，陷入经济危机和伊拉克战争泥潭的美国，其外交和军事重心不得不停在海湾。这就降低了其干预亚洲事务的能力，为我们赢得了内部经济转型、发展国防、整合东亚经济圈的宝贵时间。这一点，当我们对比国内外后，相信每个人都会对这种机遇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自古以来，“内忧重于外患”一直是我国历史变化发展的重大特征，而它在今天也同样适用。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中国“以高消耗促高增长”的发展模式成功推进了“与西方效能相似而时间只相当于其1/10”的现代化进程，但却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困境。有鉴于此，中央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而作为其两大分支的“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前者着眼于国家经济转型期间妥善处理社会各种矛盾，后者着眼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抢占尖端科技制高点，两者抓住了本世纪头20年中国发展的要害之处。对我们来说，“和谐社会”并不陌生。面对经济危机，中央4万亿投资，覆盖了文教生态、住房医疗、农村基建，这些都体现了“和谐社会”中“五大统筹”的战略思想。但从长期来看，“建设创新型国家”无疑更加具备国际战略意义。就全球产业体系而言，它是我们把握经济主动权的根本所在，也是今后中国能否根治“外贸依赖症”的关键，其意义之重大，直接涉及到我国未来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和国家战略安全。尤其在欧美将低端产业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把关键领域、重要行业、高端产业紧紧握在手里、毫不放松之后更为如此。我们通过比较中国与欧美的制造业就足以窥其一斑：   
    在廉价制造业诸如芭比娃娃、mp3一类产品的制造链条上，中国劳动大军所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被跨国公司拿走，往往是中国人得到5%的加工费，外国人就得到95%的专利费。在这里，郎咸平的产业链“6+1”理论道出这样一个事实：除了加工制造之外，鲜有国内企业能完全掌握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这六大主要获利环节，大部分企业还处于“舍本逐末”的“打工”阶段。他能认识到产品竞争的最终实质是产业链的竞争，也就看到了中国经济中的真正危险所在。在他看来，我们正是产业链“6+1”中的“1”。形象地说，我们是一线工人，连个印度那样的“办公室主任”都不是，更诳论与美欧争总经理的位置了。如此下去，国内的劳动大军只能充当外国人的低价雇佣，还随时要承担着上万人失业解雇的风险，因为欧美一旦与我国产生政治经济摩擦，往往会祭起“反倾销”的大旗，导致我国外贸受损。而且，由这种低端制造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乃至其参与“创造”的社会分化、贫富悬殊，将会导致一系列恶性循环，更严重地说会葬送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成果。改变这种趋势的根本方法只能是以调整产业结构来优化社会结构，而其中的基础就是自主创新。通过创新来创造民族品牌、升级产业结构，才能转变经济过分依赖外贸的局面。“世界工厂”这一称号，过去看或许还算荣誉，现在却成了鸡肋。
    而在高端战略产业，二者的对比性更强。制造业有句行话，叫做“标准为王”。即“一流公司卖标准，二流公司卖技术，三流公司卖产品”，只要有了通用标准，任何与国际市场相关的技术和生产都得围它转。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崛起时就知道标准化零件大生产，而这一意识演变到今天就是波音空客拿着标准数据单向世界各地摊派任务，不是让巴西造个轮胎，就是让印度造个拉杆，能让中国生产机翼机尾已经高看我们一眼了。今年11月份珠海航展透露出“中国下一代战斗机将采用自己的航空标准”这一消息，表面不打眼，实则有玄机。中国战斗机中，歼六歼七清一色苏式风格，后来的歼十是美军标准，我们下一代战斗机有了自己的制造标准才算是矫然自立于世界航空工业之林。要知道，航空航天工业体现着一个大国的真正工业实力，现在全球范围内能独立制造飞机、导弹、发动机的只有四家，我们算是其中之一。尤其在号称“机械工业王冠上的明珠”的航空发动机领域，西方经过数十年积累方始收放自如、得心应手，而我国能在技术薄弱、储备不足的情况下用18年时间造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太行”发动机已经十分不易了。时至今日，尽管我们的“大飞机”项目酝酿已久，但其发动机的研制依然跟不上进度，能否得到适航证还得看中国客机是否符合欧美制定的“国际航空器适航标准”，得不到就不能出口，就得拿“八亿条裤子”的钱去买人家的飞机。在中国，除了航天、电子、船舶等寥寥工业之外，几乎所有高端产业都存在类似航空工业的尴尬情况：基础扎实，观念陈旧；规模庞大，技术落后。在今天的全球产业格局之下，凭着“标准第一、技术先行”这八个字，老牌大国就能“卡”住中国。中国的高端产业要想发展壮大，铸就辉煌，就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杀出条血路来。不明就里的总说中国这不行那不好，但战略产业的发展壮大就这么难！
    过去常说，贸易全球化，花钱买技术。但绝对不是什么技术都能买来的。布什想把铁路的加速度测试仪卖给中国还得经过国会批准，因为军方认为它可以提高中国在铁道上发射导弹的能力。技术制约的后果最显而易见，往大了说，欧盟至今还没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往小了说，微软一“黑屏”，我们就没办法。最近中国之所以要斥资千亿扩建“3G”手机通信网，就是因为“3G”是中国的标准体系，不再受美国国防部卫星制约，也不必向外国公司支付高达十几亿美元的巨额版税。由此可见，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高端产业、战略装备上，如果再寄望于合作、引进，过分计较所谓的短期利益、集团利益、市场利益，就有可能处处被动、失去战略制高点，进而耽误大国崛起的进程，这才是最大的短视！关键时刻，国家利益才是最大的经济。回想“一穷二白”条件下的“两弹一星”和“运十”，在毛**、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能从无到有，震撼世界，今天的我们要想堂堂正正地生存发展下去，相信“全球化”的鬼话是不行的，必须要珍惜、完善老一辈历尽艰辛节约下的战略工业体系，拿出当年科学家的钻研精神，造出真东西，推出新品牌，再次把中国的市场主动权抢回来！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环境，这就是我们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坐标。欧美国家的富裕是“剪刀差”差出来的，其强大是垄断出来的，但全球化没把这些东西赋予我们。局势逼人之下，没有创新，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标准体系，就等于没有主动权，就会导致被动受制、问题丛生，大国崛起的难度就会翻倍！历史上，第一、二次科技革命时中国失去了机遇，出现了近现代史落后挨打的一幕幕，而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由底子薄弱、内外交困带来的发展滞后也让我们力不从心。如今，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起步不晚，成果丰硕，历史已经为我们打开了借助信息技术革命追赶先进国家的窗口。国家资金的大力注入、法律法规的有力保障、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三者合力，正逢其时。抓住这次机遇，中国就有能力继宋元时期之后再次重现作为知识生产大国的强盛。如果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高端汽车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我们的“龙芯”“北斗”能赢来庞大的国外客户、我们的发动机和控制系统能装配到欧美的大飞机上，我们才算抓住了产业链中的“6”，“中国制造”才算扬眉吐气，才算走上了快车道，中国才有了冲破西方经济霸权的资本！
                                                         
发展篇：大国崛起需要大国特色，民族复兴呼唤民族品格
——重塑人文精神的中国气派

    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个有知识的国民。而所谓对其本国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所发现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待其国民具备上列条件者渐多，其国家乃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并无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钱穆《国史大纲》序言
    宾四先生这段鞭辟入里的文字让笔者想起了06年《环球时报》高级顾问丁刚先生曾说过的一句非常直白的话：“中国崛起，不缺资金和人才，只缺文化和信仰。”在上一篇目对全球化的论述中，笔者得出了大国崛起务必以发展先进生产力为前提的结论，但它只能使中国具备成为强国的硬件资格，而真正的强国是需要输出其精神文明的。但现在我们能在物质层面理清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坐标，却无法理清中国人心灵的文化坐标，因为它是混沌的。当我们把视野放得深远一些就会发现，在乱象与浮华的背后，是精神的空虚，人文的匮乏。对这一物欲横流的年代，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有着精辟而不无讽刺的概括：“歌星、影星、主持人，三‘星’高照；读书人、思想家、真学者，何处人文。”技不如人可以奋起直追，但信仰缺失却非短时间内所能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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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近十余年来中国的发展轨迹，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单向面崛起，它非但没有相应促成文化上的光大，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原汁原味的民间文化遗产和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正在加速度地流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我国政治经济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少了文化内涵，就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就容易出现所谓的权钱交易、以“GDP”为纲，进而引发群体矛盾、阶层矛盾，甚至造成社会结构“拉美化”和台湾所谓的“族群对立”。当前，在我国文化的三条支流中，被丑化的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明显受到排斥，而被片面解读成以重商重利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则大行其道。美国的货币霸权和强势话语，不仅在经济上影响了中国的自主性，在文化上的“和平演变”也达到了相当层次的效果。在“师夷长技”的进取精神被扭曲的市场观念所淹没的时候，人们的精神状态迅速“无根化”，不少人变得一切向钱看、向西方看，言必称欧美、口必说韩日的风气开始铺天盖地，势不可挡。而怀疑本国历史、贬低前辈先贤的声音也大肆泛起：伪命题“‘国学’是否应该进入课堂”成了辩论赛的“终极辩题”、清华大学开《四书五经》必修课成了媒体连连质问的热点事件、老子像与全裸雕塑相对而立成了名校的特色景观、“抗美援朝”成了某学者口中“阻碍中美友好”的错误举动、大学矗立毛主席雕像成了某大报笔下“为'wenge'招魂”的可怕表现，甚至敬爱的周总理也在“东方神起”粉丝团中某学生的“毒舌”下难逃厄运……这些，难道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悲哀么？回头看本篇目所引的《国史大纲》头一段，我们不禁发现，当今这些现象竟几乎被钱穆先生七十年前的一篇序言所全部言中！
    上述种种，表面上是市场经济时代各种文化在中国的“多元碰撞”，实际上却关乎到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价值体系。每个人的思想空间是有限的，一种文化退出，另外一种文化就要占领；没有“正说”，“戏说”就会被当成事实。文化形态有多元，但多元之中必须要有主元。历史学家亨廷顿在他那本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中提到，在日趋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中，必须要有像总统徽章上标记的“合众为一”的基本准则，多元化绝不能踩在这个准则的红线上，这个“一”就是美国社会赖以生存和美国确保世界最强国地位的基础。作为一个开放的民族，美利坚有容纳不同文化的广泛空间，但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基督教文明的强势地位，这就好比大唐盛世时，长安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市，但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力使得外来文化在这个城市里共存共荣、共生共长。我们往往说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博大能容，但到现在它只变成中国人的开放态度，而不具备相应的文化意义，因为其原有的文化精神和基本价值体系已经“退居二线”了。亨廷顿曾说，亚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他害怕中国强大之后会复原过去的“儒家文化圈”和“朝贡体制”，进而与美国领导的国际现行体制分庭抗礼。但如果他现在到中国后会发现，自己也许高估了这个对手，因为中国最缺乏的恰恰是对自己文化脉络的梳理、损益和继承，它的“三国教育”（国史、国文、国学）太欠火候。从纵向来看，在批判传统文化最剧烈的民国时期，“中国通史”是大一学生必修课，吕思勉、钱穆等大家更是空前绝后，而今天的中国除了综合类和师范类大学之外，开设通史课程的高等院校寥寥无几；从横向来看，相比港台地区从小学阶段就系统开设的“国学教育”，内地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各大书店，考试书籍托福雅思专八四六级“一条龙服务”，但却没有几家把《中国文学史》放在架上。可世人皆知的是，几千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独一无二、没有明显断裂地延续至今，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汉语的纽带作用。一般人只要具备基本识字量便能阅读两千多年前的《论语》，这不是哪一个地区文明都能做到的。试想，一个旨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大国，如果连自己的历史、人物、文字都扎不下根来、文明都做不到有效传承的话，谈何崛起，谈何复兴？
    历史无数次地证明，大国的崛起呼唤着大国的精神，民族的复兴追求着民族的品格，一个能给世界带来独特贡献的文明才能永葆活力。进入新世纪，社会需要传统文化恢复它的一席之地，也召唤毛**时代平等思想的再次回归。于是我们发现，于丹的《论语心得》在大众的心目中是那么受欢迎，尽管从学理的角度讲她的解读未必符合要求，但在伦理道德失范、传统文化失语、多数民众对经典抱以漠然态度的尴尬背景下，她至少唤起了人民大众对圣贤经典的温情与敬意。这种意义比任何批判都重要，因为她在探索性地开启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这一重大命题。我们也发现，随着社会贫富悬殊的加剧、公平正义的缺失，一股“毛**热”在民间形成了强大力量，尽管某些“精英”仍在批判他，尽管“wenge”使人们与共产主义理想渐行渐远，但当“zangdu”闹事、火炬受阻、汶川地震的时候，人们又想到了毛zedong，一句“为人民服务”是那样的朴实亲切，一句“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是那样的气壮山河。反观现在，我们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知道斯密《国富论》的比比皆是，听说《道德情操论》的却寥寥无几。当资本主义吸收社会主义的公平均富思想而不断焕发活力的时候，我们却为“利益最大化”疯狂前进。英国《卫报》曾言，19世纪,英国教会世界如何生产。20世纪,美国教会世界如何消费。如果中国要引领21世纪,它必须教会世界如何可持续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在于对财富的疯狂追求，而在于循环永续、公平平等、万物和合。面对今天的种种局面，我们发现，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多么可贵，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多么可贵，在历史文化积淀中汲取养分的现实实践是多么可贵！
    中国发展需要中国气派。没有对本国历史文化的敬意，没有对本国优良传统的信心，我们的发展就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我们的复兴计划将因没有民族信仰而夭折。国人应永远明确一点：一个民族最大的危险并非来自外敌，而是来自内部。没有强大的人文精神作支撑，这个民族面对重大危难时就难以自存。今后，如果我们仍惊叹于美国大片的惊险刺激却对祖国悠久的灿烂文明不屑一顾的话，如果我们依然被阿迪耐克、香水洋酒忽悠得熏熏然而不去关心广大工人农民疾苦安危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也就只能依附于他人的羽翼之下了。面向下一个三十年，我们仍要记住：中国是一个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有着上千年光辉历史的古国，更是一个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再创辉煌的大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崛起篇：兴衰成败有镜鉴，协和环球礼万邦
——有战略才能有希望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清]陈澹然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
大国力量增殖于区域性守成，消释于全球性扩张。——国际问题专家 张文木

    大国崛起，要有大国意识、大国风范，笔者在前两篇目中已经阐述了一系列大国自身生存和发展所应有的观念、追求。但我们要知道，大国崛起是在国际体系内的崛起，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需要我们在对自己有明确认知和清晰定位的基础上对国际形势高瞻远瞩、有所谋划。而在这庞大的战略规划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海权。
    海权，用政治术语来表述就是海洋霸权。由于其历史表现已在本文的背景篇中有所提及，故不再赘述，但国人海权意识的长期淡漠却是值得反思的。我国既是陆权大国又是海权大国，然农耕文明“重陆轻海”“重北轻南”的思想使沿岸海防成了我国一以贯之的海上战略选择，也就决定了我国海上力量的薄弱和保守，最终导致海防体系的崩溃。鸦片战争中大清水师不堪一击、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抗战之初蒋介石的民国舰队未能出手就遭到惨败，无不历历在目。毛**建立新中国后思古睹今，慨然挥毫：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优先发展经济，加上西方国家长期的技术封锁，使我海军发展至今仍明显滞后。如今多事之秋，有识之士，忧国之人，无不萦怀于中国海军，期盼我国能够早日建立一支真正强大的海军舰队。这里面，不仅有奋发图强的感性表达，也有着深刻辩证的理性思考。
    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今天的我们不要看到中国GDP即将超越德国而位居第三位就沾沾自喜，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是一个永远不能得出确切答案的动态变量。据国外统计，1820年大清帝国的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是日本的5.28倍，鸦片战争前清朝的经济地位和今天的美国完全相同，然而1840年以后我们丢了香港澳门，1895年以后我们丢了台湾，还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历数世界殖民史，在欧洲侵略之前，亚非拉美地区都要富于欧洲，但最后却纷纷受到奴役和殖民的下场。即便同为落后国家，发展理念的不同也会导致命运的迥异。慈禧拿水师银子修颐和园，日本天皇号召全国节衣缩食造军舰，后果就是《马关条约》被送到北京城。由此可见，没有忧患图强信念的民族即使怀抱巨富，也无法坐守江山。今天，高楼大厦、时尚衣着固然是文明的进步，但没有军事实力的保障，一切都是空谈。想想美国F22战斗机已经摆在家门口了，如今的我们依然活在深沉的忧患中。
    历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大国崛起的实质就是冲击甚至重组现有国际秩序。中国的崛起进程不可能不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阻挠与迟滞破坏。不必说德法力挺“zangdu”、强硬无理，也不必说“东突”分子随时可能幽灵浮现、卷土重来，单说地缘上我国就东临日本钓鱼岛之争，西有印度马六甲海峡之阻，北对韩国苏岩礁之食，南怀菲越印尼诸国南沙群岛之窃，更有台湾海军旁卧在侧，美国第七舰队虎视眈眈。列强环伺，不仅使我国维护海权的难度骤然加大，我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亦将受到极大威胁。而“没有正式统一”这一尴尬国情，更在无形之间增大了我们强军的压力。两岸局势一日不稳，中国就一日不能出全力应对外界挑战。对此我们看到，马英九上台之后，许多大陆网友自己就弱化原则底线，提出“双方互不否认”“叫一声马总统又何妨”；国内又有专家学者分析，台湾是否“独立”，“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还有“三种可能性”。可是当台湾凭借优惠政策从大陆得到价值以上百亿计的贸易顺差时，“台独”和“独台”势力却日益坐大，以所谓台湾感情、岛内民意逼迫大陆承认所谓“马总统”。大陆尊重台湾同胞，可以允许台湾以适当名义加入一般性组织甚至“世卫”，但对于那些旨在凸显所谓台湾“主权”的举动，我们的底线应该是明确而坚决的。时间已经不容我们回避挑战，在重大历史关头，没有旗帜鲜明的态度和整军备战、反对干涉的决心，就会影响国运，就会影响人民的统一意志，甚至断送大国崛起的前程！
    可见，随着国家的发展，海权问题和台湾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崛起的瓶颈，其紧迫性与日俱增。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长远战略而只顾眼前，中国就无法在大国格局上真正获得一席之地。然而，作为崛起中大国，如何既能保持发展态势、解决问题，又不至于四面树敌，真正得到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尊重和支持，这才是最需要智慧的。
    自从04年国际学术界把中国的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模式”后，无论国内学界民间，还是一些国际学者，无不把它与概括美国“自由主义”“私有化”发展特征的“华盛顿共识”加以对比，并号召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以“北京模式”对抗“华盛顿共识”。由于许多国家痛恨美国的经济剥削、政治高压和“颜色革命”，于是就把国际“反全球化”力量向中国集结，赋予中国以“反西方”“反全球秩序”中心的地位。当前，很多媒体片面跟进西方，导致很多人一见国外评论就如坐针毡、敏感过度，一提“威胁论”就“上纲上线”，一提“中国拯救西方”就头脑发热，这本身就是心态不稳的表现，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动向。本篇引言中笔者曾提到“大国增殖于守成，消释于扩张”，就是说我们依然要韬光养晦，永不当头，在“不当头”的前提下有所作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斡旋、说话。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以“第三世界丐帮帮主”自居，不免会成为西方众矢之的，维护自身利益的难度也会增大许多。在11月份的G20、APEC峰会中我们看到，中国既以头号美元储备国的身份承当了美欧争夺“货币霸权”的平衡者，又为发展中国家能拥有国际金融发言权而奔走呼号，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作为经济危机中的特殊角色所应有的灵活务实与独立自主。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积极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还是加强同中东、非洲、拉美的合作，都是在争取时间、壮大实力。为的就是逐步积蓄调控周边局势、全面维护自身利益的能量，进而树立我国的全球威信，获得改变地缘政治局势的筹码，为摆脱西方“货币与导弹”双重霸权的绑架奠定基础。过去，地跨亚欧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和横扫欧亚大陆的帖木儿帝国都因为过度的地理扩张，进而分崩离析，几乎二世而衰。现在，美国在各地推行“西化”“分化”，搞文化扩张，还动辄以武力威胁，引来骂声阵阵。所以我们还是要高举“和谐世界”的旗帜，在全世界文明、制度多元共存的前提下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在一片“捧杀”声和所谓“中国威胁论”中迷失自我。“天朝”或许只属于过去，但“协和万邦”的精神却是我们所必须传承的，“软实力”不仅体现在一国的文化上，它同样也包括冷静、宽容、责任、公信力。中央一再强调本世纪头二十年“战略机遇期”、永远“不称霸”，自然有其国际考量和战略依据。
    得人心者得天下，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欢迎的中国才能借助这个社会实现崛起，才能打消若干国家的疑虑，减少与他国的正面冲突。这虽然显得不够硬气、霸气，但它是保护自己逐步拓展、实现崛起的王道。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有耐心，有干劲，有战略，未来中国冲破美日印澳的区域封锁就完全有可能，它由“软”到“硬”的一天也终将来临！
    回望大国兴衰的历程，回望中国近代以来所经历的艰辛坎坷，今天的我们完全有理由判定：当今中国尽管有经济上的片面被动、文化上的种种乱象、国际势力的责难阻挠，但只要它对内能真正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保护包括工农在内的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承接好、转换好、延续好中华文化的根本血脉，对外能以自信从容的态度与各国文明进行不断地切磋砥砺、用战略眼光处理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在完成经济模式转型、社会结构转型、文化格局转型之后，必将迎来再次崛起的伟大曙光！

【结语】穿越历史的三峡
——改革开放，风物长宜放眼量

    历史如同出色的编剧，它总会设计出各种奇妙的对比。公元1793年9月14日，当83岁的乾隆以“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的“天朝”姿态对待英使马戛尔尼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预料到，47年后这个桀骜不驯的海中小国会列船架炮，直指大清的国门，从而开启中国百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序幕。而在奥运火炬第一次传遍全球五大洲的一个多世纪之后，历史又把时间定格在公元2008年8月8日，这一天中国国家主席胡Jintao在人民大会堂盛宴招待86国元首，五洲政要共襄奥运盛举。这115年的跨度，前者强制性不平等的背后预示着传统帝国的衰落，后者以奥运的名义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复兴之路打上了绚丽辉煌的印记。百余年来，中华文明历经沧桑巨变、磨难坎坷，到了今天终于可以昂首阔步地迈向世界舞台了。抚今追昔，时光流转，我们正行走在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预言的“历史三峡”上。完成这一跨度，将是继中国历史进入中央集权王朝之后的“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他预言，这一心路历程从1840年开始，需要历时二百年，也就是到2040年方可结束，这也与中央“三步走”的战略方针大致吻合。
    笔者把这次转型分为三个阶段：其一，帝国转型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8年中国第一个有现代意义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完成了从封建王朝到军阀割据再到现代政权体系的转变。其二，民族国家建设阶段，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到1991年冷战结束，中国一直在世界大国的冲突中度过，也因此前后选择了效仿他国的不同道路。第三，以独立身份与世界接轨阶段，从1992年冷战结束、中国选择市场经济发端，一直延续到中国建立稳定、民主、文明的社会体制为止。在这里我们发现，由毛**时代奠基、邓小平时代开创的改革开放，贯穿了二三阶段，是连接这两大阶段的重大转折点。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既是中国经济腾飞奋进、面向现代化的三十年，也是民族文化切磋砥砺、面向世界的三十年，更是中华文明转型再造、面向未来的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或有曲折，或有成败，却是中国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笔者并不忽视成就，但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知耻近乎勇”的人才能不断进步，这样的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改革开放也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通向大国崛起的道路并不平坦，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只是一个开始、一个时期的序幕，它没有止境，也没有终点。笔者行文万字，从“大国霸权之变”到“‘大国制造’之艰”，再到“大国文化之思”最后到“大国崛起之略”，力求确定中国在一些基本领域的现实坐标，进而以忧患意识引发读者对我国制度建设的思考。其寓意就是要向读者说明，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而三十年只是一条线段、一个时期，把它延伸到未来的则是一个“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历史进程，面对现实的种种问题和历史赋予的复兴伟业，我们需要“三十年后再出发”！
    隔岸风声狂带雨，青松傲骨定如山。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的今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要求中国人民必须懂得：坚持改革开放、遂行艰苦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迈向大国崛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不能动摇。回首过去，汉武长策仍在，盛唐弦歌犹存。中华民族在忧患中前进，在奋斗中发展。放眼未来，运来天地皆同力，云开日月见光华。其命维新的中国既然能在数十年间从“东亚病夫”发展到“世界一极”，那么经过我们的努力付出、艰辛求索，它的复兴之路也必然会越走越宽阔。我们坚信，一个拥有五千年浩瀚历史的文明古国，在经历从前的凤凰涅槃、如今的脱胎换骨、未来的转型再造之后，必将在21世纪的全球文明中绽放华彩，坚如磐石地屹立于世界东方！


[后记]：敲完这篇文章的最后一个符号之后，笔者的思绪也由澎湃转化为宁静。的确，大国崛起作为一个宏大的历史主题，它离我们每个人的切身生活很远，甚至不应该由学生来撰写。但是，当我们身处茫茫大自然，看到树高千尺终将叶落归根、百川争流还要汇入江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离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历史真的很近很近。强国之路，不仅需要执政者去尽力谋划，也需要我们提供自己的思索。在这里，笔者以去年温总理勉励同济学子的《仰望星空》，作为文章的余音，与读者共勉：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上文是我为学校编辑部写的一篇文章，发在这里，希望各位学长和国关爱好者指教！本人是大二学生，专业是新闻类，意欲考研，但目前在国际关系（中国对外战略）和历史学（中外现代化进程比较）中摇摆不定，请各位一并指点！（由于文章是为编辑部写的，要面向读者大众，学术性不免有所不足，还望见谅海涵！）

望各位多提意见！

水中跳跳

顶了

西北大学学子

个人认为确实是文学性过强了，不过从行文来看，我觉得笔者还是有很大潜力，赤城的爱国心渴求国家进步，民族富强的，所以个人更倾向于作者从事历史和政治学（发展政治学）之类的研究，国际政治说到底来说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主义的研究还是不多，但是相反，政治学中类似比较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学，发展政治学，历史学中的很多领域到也有不少很有作为的领域。这三门中，历史学的确是最好学但是持续最长的学科，政治学适中，但是要捏着鼻子学下去，国际政治嘛，的确不好怎么说，不过实事求是的讲，要求也是最高的一科。
文章还是可以大刀阔斧的改一下的，从那个方面突出的话，要看作者自己的侧重点，比如想重点谈中国崛起就应该侧重历史和政治的观点，重点谈中国国内的制约因素，毫无疑问就是政治学的范畴了，国外的制约和有利因素时，应该重点用国际政治学的一些知识，实际上文字的优美和学术性并不分离，比如人大版的国际关系史，时殷宏教授的那笔中西结合，可以用汉语写出从句，倒装句的本事就很值得钦佩

gk611

感谢指点。阁下是西北大学本科还是研究生？本人东财新闻系大二学生，此文原是上级要求供稿于学生刊物的，所以只得牺牲点学理色彩了，不过您的建议真的很好，谢谢。

在下功力不足，诸位见谅。 4# 西北大学学子

ruixuelizi

我发表论文的时候，有可能参考哦！

gk611

多谢指教 7# jinlong404

liushuiqing

张小妮

在下觉得略微有些文学了，内容很好，如果再纵深一些就更好了，加油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