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国际关系论文 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导致资产阶级政权开展了一系列失败的外交活动

嘎嘣脆

一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开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时期。此后的50天里,湖南、陕西、山西等17个省,都竖起了独立的旗帜,然而,帝国主义是不甘心革命的洪流冲破现存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由于它们的蛮横干涉,革命政府成立后即遭遇外交承认、口岸关税归属、 财政 贷款甚至定都等问题上的严重困难。这样一来,从湖北军政府成立到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五个月内,孙中山和革命党始终面临“革命能否站住脚,民国能否继续”的重大考验。而这也就意味着,外交上能否打开局面实际上成为了关系革命生死存亡的大事。那么,新生的革命政权是怎样处理这一极为重大的问题,其结果又如何?
首先,从武昌首义成功至11月中旬袁世凯“出山”,革命军政府采取了通过外交努力来稳住帝国主义列强,化解其武力干涉企图的策略;然而,大量事实证明,尽管列强没有出兵,却并不是革命军政府措置的结果。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湖北军政府成立,遂即采取了同盟会所主张的“排满不排外原则”,在对外事的处理上表现得格外谨慎。如《刑赏令》中就明确规定:“伤害外国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10月12日,军政府派外交部长胡瑛等人前往汉口,以“+++国军政府鄂军统帅”的名义郑重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明确宣布军政府的对外政策的七项原则: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各国人民财产,将一律保护;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之权利,所借之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知照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各国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为战事用之物品者,搜获一概没收。
以今天的眼光看,武昌军政府在外交上的立场和做法,是很成问题的。军政府企图以承认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来换取他们的中立,免受内外反动派的夹击之苦,不单是一种明显的示弱,而且纯属一厢情愿。表面上,军政府的此番努力似乎是有所收效的。因为从武昌首义开始,直至孙中山退让出大总统,列强都没有派兵对革命进行过武装干涉。但只要深入观察,便不难发现,列强之所以没有出兵,绝非出于对军政府外交努力的回应,而是基于自己的考虑。 英国 作为当时世界头号强国,在华利益最大,对它国的影响也最大,而且革命就发生在其势力范围长江流域,若出兵介入必给窥觑的日、俄以扩张之机,因此,它一直认为应 政治 解决。而日、俄欲趁乱打劫,但最终,俄囿于欧洲战事之迫近, 日本 因与英国有同盟关系,加之国力不足,而不敢单独出兵。至10月18日,驻汉口的英、法、俄、日、德五国领事发出一个布告:“本领事欲自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武装人员在租界内发现,及在自已租界内储匿各上式军械及炸药等事。”[1]故此,对军政府的外交努力及其作用,便不可作过高的估计。
其次,从1911年11月中旬至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湖北军政府利用南北对峙局面,接受列强和袁世凯停战议和之条件,试图以政治途径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但事实证明,这又是一次徒劳之举。
11月20日,革命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第一次会议议决,承认湖北军政府为民国中央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从12月18日至31日,军政府任命伍廷芳为议和代表与袁之代表唐绍仪在 上海 公共租界进行谈判,内容包括停战、国体和召开国民会议等问题。表面上,南北会谈看似中国内部不同政治力量的较量,并不具有涉外性质,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列强就从未置身事外。就在议和的第二天,英、美、德、法、日、俄六国就分别向双方代表递交同文照会,宣称其“有义务非正式唤起双方代表的注意,必须尽可能迅速达成足以防止目前冲突的协议”,[2]从而将本来属于中国内政的议和变成了具有涉外性质的事件。
那么,该怎样看待这场议和,尤其是革命党人的行为呢?当然,由于革命派在目的上坚持清帝退位,实行共和,决不退让,特别是1912年1月1日+++国临时政府在 南京 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革命政权的一个成果。也就是说,至少在对待满清政权的问题上向列强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和最后的底线,以致列强的态度也有了改变,如26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致电在华公使朱尔典时就说:“我们渴望看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不论处于何种政体之下,悉以中国人民的愿望为定。”[3]但必需看到,革命党人在具有涉外性质的议和上的举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列强仍要在中国扶植一媚外政权的问题,或者说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解决列强从一开始就将他们当成敌手的问题。因为当袁世凯得知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极为不满,下令中止和谈时,列强立即做出了反应,不仅表明了支持的态度,而且对临时政府发出了威胁。[4]
再次,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将外交目标最终锁定在以推让大总统之位来捍卫民国国体政体,保留辛亥革命之成果,但事实表明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结果。
+++国临时政府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是辛亥革命所取得的一个巨大成果。但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夭折的危险。所以至此,一是由于袁世凯眼见唾手可得的民国大总统之职将失之交臂,故而多次发出战争叫嚣,以武力相威胁;再者是由于列强出于对革命的恐惧和仇视,表示要援引《辛丑条约》的有关条款,阻遏甚至镇压革命运动[5]。而革命阵营内部的巨大分岐和对立最终促成了临时政府外交目标上的倒退。当时,不少人不惟对于敌人对临时政府的污蔑,如说它是“独*”、“寡头政治”、“远非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6]等等,不做任何认真的分析和必要的驳斥。相反,还不分是非地附和对方,甚至于威逼孙中山向袁世凯妥协。连黄兴给汪精卫的信中也说:“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剖腹以谢天下。”并劝告孙中山,“毋使我辈负诺。”[7]在国内外各种强大势力之压力下,孙中山即便有心坚持正确的立场,也无能为力,只能从大局着想,于1月15日,致电己方议和代表伍廷芳,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8]从而将自己在具有涉外性质的议和要求降低到一个不能再降低的程度。
二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民国临时政府的外交努力最终归于失败?答案复杂,但有一点却无论如何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近代 国际关系 体系的作用。实际上,正是因为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摆脱这一巨大深重的背景,因此,无论革命党人作何努力,其在外交方面都不可能取得所欲取得的成就。
众所周知,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只是到了近代即随着 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才真正形成。它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工业文明全球性扩张与对外殖民掠夺的产物。而这具体到19世纪中叶及其以后的中国,便是经过数次灾难性的战争,“被迫敞开国门,接受西方的商人、传教士、领事和炮舰”,“一个新中国”产生了,[9]即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封建中国变成了西方列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其二,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最基本的特征是,尽管“国家主权”观念、“ 国际法 ”原理等经常被西方列强挂在嘴上,但实际上“实力”政策才是这一体系的真正支柱。也就是说,“西方国家集团是立法者和审判官,源于西方 哲学 和价值观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是 法律 条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呼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保证法律实施的强制力。”[10]人们一旦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在这种关系体系下民国临时政府外交失败的必然。
首先,中国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毫无地位,决定了诞生于这个国度中的资产阶级政权不具有赢得外交胜利的外部条件。
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将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所面临的形势完全与清政府等同,这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革命毕竟是对现有秩序的一种改变。但有一点却是他们无法在短时期内改变的,即近代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以及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在华的利益的所施展出的手段。当清政府已无法统治下去,帝国主义马上就想到要挑选一个“合适”的人物。至于这个合适,与他是否信上帝,是否尊重自由和民主等都无关紧要,只要他组成的中国政府能“保持贸易上的门户开放”,[11]即能够保证西方列强在华的既得的巨大的侵略权益。而袁世凯妥协媚外,对国家主权“乃以爽快出之,教使馆人大感钦佩。”[12]故此袁氏得到了列强的欢心,成为了它们必欲扶植的对象。也就是说,袁氏是有着极其复杂的近代国际关系背景的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革命党没有也无法采取稍微强硬一点的措施。如此,尽管就革命党的初衷而言是建立一个完全意义上(说完全,是不能允许袁氏这样的封建地主的代表人物亦厕身其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最终还是在巨大的外来压力下,以不改变共和政体为条件与中外反动势力达成妥协。而一旦外交演进到这一地步,则革命政权的外交归于失败便是无疑义的了。
其次,中国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毫无地位,决定了诞生于这个国度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不具有赢得外交胜利的内在实力。
中国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毫无地位,同样也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使其不惟害怕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进行武力干涉,而且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从而导致了外交上的失败。
众所周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从一出世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其发展异常艰难而缓慢,势力薄弱。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带有两面性的阶级。尽管辛亥革命给了满清致命的一击,拆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主义大厦,赶跑了皇帝,一如孙中山所言“须知共和政府为国民军各将士所造成,流几许热血,费多少金钱,始购得共和两字,其价值之大,殆可想见。”[13]但是,史家不难发现,共和的国基其实是建在倾塌的大厦之上的,“新瓶旧装”,“换汤不换药”。另外,从民国临时政府的中央机构看,表面上孙中山总掌全部军政大权外,陆军总长兼参谋长黄兴权力亦很重,其他象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皆同盟会员。至于参议院43个席位中同盟会员占居33席。但同时,却又存在另一种情况,如其他六部的总长分别由立宪派和旧官僚充任,而且,各地方政权则多半控制在立宪派和旧官僚手中,他们正是依仗这一点,从各方面尤其是从财政上操控中央政府。刚回国以为“财政是我最后才考虑的问题”的孙中山,嗣后不久便“力图统一财政,但遭到地方势力的反对”,[14]结果,南京政府还是“没有固定的财政来源,也不能控制其治下各省的财政……在军事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15]
然而,更令人惊心的是革命党对帝国主义一直充满幻想。在列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上,革命党认为,只要不惜以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为代价,就能换取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对+++国的承认。甚至认为西方列强都是文明之邦,中国走的西方资产阶级走过的道路,“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清政府,则列强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16]然而,他们的这份政治天真与幻想,“不仅阻碍了他们反帝思想的健康发展,而且使整个革命的进程和结局都受到严重影响。”历史的事实是,从建立的那一天起,革命政府就一直笼罩在帝国主义干涉革命之阴影中。当然,“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确乎是事态的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对列强的一片幻想,无论如何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人不能将斗争坚持到底的重要缘故。至于人们欲追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和汉族地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根由,则只有从其所生所长之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上得到答案。
注释:
[1]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八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4页。
[2][3]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China,1912第一号,第116页,第120页。
[4][5]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519页。
[6]李斯主编:《+++国史》第一编(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8页。
[7]《胡汉民自传》《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
[8]观渡庐(伍延芳)《共和关键录》,上海著易堂书局1912年版,第71、第451~452页。
[9][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463页,第465页。
[10]陈强:《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析论-以义和团运动为线索》,近代中国网,2002年11月18日。
[11]《英国外交部档案》第10032卷,第302号。
[12]石源华、胡礼忠《中外关系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368页。
[13]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1912年1月24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4]李茂高、廖志豪文《纪念辛亥革命七十 国际关系论文参考 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3页。
[15]《佐原笃介来函》(1912年2月7日),第864页。
[16]《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