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盟对国家崛起、发展的影响——以日本为例的历史分析

清水煮音

内容提要: 结盟与国家崛起之间存在着联系。它对塑造国家崛起所需要的国际、国内环境有一定作用, 但也可能给参与国带来危险, 它可能为崛起国家所用, 也可能为防范其崛起的国家所用。因此, 崛起阶段的国家在加入同盟前要慎重衡量其目的及利弊得失。结盟对日本国家的崛起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 也对其崛起、发展及地区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结盟对于日本的崛起以及崛起的东亚存在挑战。

关键词: 结盟　国家崛起　日英同盟　日美同盟

尽管结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态, 但对于它与国家崛起、发展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却一直鲜有详述。作为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手段, 结盟对日本的崛起、发展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虽然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但是, 关于结盟与国家崛起、发展的一般关系以及日本结盟对其崛起、发展的影响仍具有深入探索的空间。本文拟在前辈同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此问题再做一尝试。

一　结盟与国家崛起的一般关系

结盟与以主权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的关系十分紧密。曾有学者不无极端地指出: “没有一个国家的行为可以完全超脱。所有国家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不断变化着的联盟的一员。”[1] 结盟现象之所以与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关系密切, 其主要原因在于结盟是国家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之一, 而国家崛起阶段是国家利益攸关的时期, 因此, 无论对于处于崛起阶段的国家还是对于防范其崛起的国家而言, 结盟都具有一定的诱惑力。

首先, 结盟的功能和国家崛起的需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一般认为, 结盟是实现共同利益的工具或手段。但是, 作为处于崛起阶段的同盟参与国, 它更加关注的是其参与同盟的预期收益的如下两个方面:结盟是否能够带来国家崛起阶段所需要的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罗伯特·奥斯古德认为, 结盟具有四种功能, 即对外权力的增加、对盟国的约束、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国家内部的安全。[2]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 结盟的功能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对外功能, 即对国际环境的影响; 二是对内功能, 即对国家内部的影响。尽管事实远非如此, 但是, 结盟在这两方面的功能存在着有利于同盟参与国塑造国外、国内环境的可能。

国家崛起阶段需要有利的国际环境。有学者指出: “一国崛起的环境包括了安全、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也就是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风险、世界主要国家接受该国崛起的程度和海外经济利益的扩大速度三者。” [3] 除了这些相对具体的方面外, 这种国际环境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球环境, 一是地区环境。崛起阶段国家的理想目标是这两个层面的环境都有利于自己。营造该种环境的选项很多, 而结盟无疑是其中之一。因此, 从结盟的角度来看, 若想实现这个目标, 选择之一是与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结盟。与最强大国家的盟友关系不仅可能使处于崛起阶段的国家更便于参与并利用现存的国际秩序, 并且也可能使之在所在地区获得一定的地区优势, 从而在国际环境的两个层面上都为国家崛起创造相对有利的条件, 增强国际社会对其崛起的接受程度, 或减轻国际社会对其崛起的阻遏度。但是, 考虑到诸如地缘、国家实力、国家传统及现实的外交关系等因素, 从结盟的角度来看, 选择之二是与并非最强大的强国甚至弱国结盟。尽管这样的选择可能不会达到最佳的效果, 但是,对于崛起国家而言, 它还是试图通过这种结盟努力来实现相对有利的全球和地区环境, 为其处于积累和拓展中的国家利益提供尽可能多的空间。

对于处于崛起阶段的国家而言, 国内应具备的环境主要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创新、国民的认同与强烈的发展诉求, 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会在政局动荡、国民缺乏认同的国内环境之中崛起和发展。历史表明, 国家处于崛起的临界点时, 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将处于重新调整时期。因此, 国家需要在这一时期更加积极地谋求内部的安全与稳定, 并激励国民以更加积极的心态面向未来。这既是崛起的基础, 又是防止功亏一篑的保障。尽管笔者并不认为结盟必然为参与国带来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内部诉求, 但是, 结盟还是有可能因为向参与国提供了对付共同威胁的伙伴国而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 从而赢得国民在观念和情感上的安全感、满足感和认同感, 最终对国家崛起所需要的国内环境产生影响。威廉·赖克认为, 行为体参加同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得到感情上的满足” [4]。因此, 只要条件具备, 那么对于迫切追求崛起的国家而言, 结盟还是颇有吸引力的。


其次, 结盟可能给其参与国带来好处, 也可能给参与国带来危险;可能为崛起国家所用, 也可能为防范其崛起的国家所用。因此, 处于崛起阶段的国家在考虑结盟有利于自己的方面的同时, 也要考虑其对自己不利的一面。

面对结盟问题, 处于崛起阶段的国家首先要认真考虑的是结盟的目的。以对外扩张为目的结盟, 容易促使崛起国家虚幻地放大自身的实力, 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 容易引起地区甚至全球的紧张, 从而对崛起国家带来负面影响。任何结盟本身足以引起不安, 而不同的结盟目的对不安的程度构成影响。

崛起阶段的国家要慎重衡量结盟的利弊得失。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 任何结盟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好事, 在某些情况下, 结盟对国家力量而言是一种损害而不是一种补充, 而且, 任何未来提供援助的承诺都具有不确定性。国家有可能被盟国拖入不利于本国的冲突之中。[5] 乔治·利斯卡认为: 结盟带来的利与弊是相对应的。例如, 结盟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好处是提供了保护, 弊端则是发出了挑衅。“前者是指可以从结盟中得到的保护, 后者是指结盟会促使其他国家采取对抗行动或组建对抗同盟。”结盟国必须平衡结盟的负担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必须在可能得到的地位改善与可能丧失的独立行动能力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利斯卡进一步说,“为了评估一个具体的结盟, 必须将参加该同盟的利弊与参加其他同盟的利弊相比较, 与不结盟的利弊相比较, 至少要与加入一个不可避免的同盟的利弊相比较” [6]。在此, 时间问题也应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崛起阶段的国家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把握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的长短对一个国家能否崛起可谓关系重大, 历史上, 多少强国之梦因此而夭折。赢得时间的方法很多, 通过结盟以求赢得时间也是选项之一。但是, 结盟不应该过分刺激防范势力或刺激产生新的防范势力或用于对外侵略, 否则最终将中止自己崛起的进程。

崛起阶段的国家在对结盟问题慎之又慎的同时, 也要尽力避免针对自己的结盟的出现。尽管颇为极端, 但是罗伯特·吉尔平仍然认为预防行动是衰落国家应对崛起国“最有吸引力的反应”,“如果前景要么是衰落, 要么是与一个崛起国家对抗, 那么政治家大多会选择打仗”。[7] 随着时代的发展, 可选择的对抗手段会更多。因此, 崛起国家都有一种被包围的感觉。例如, 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默克在总结19 世纪美国的安全政策时慨言: “首要的防御问题是英国, 其野心看来是想包围美国。英国人是最危险的侵略者, 阻止他们的最好办法是获得边缘地带。” [8]或者, 崛起阶段的国家会感到来自邻国的遏制或含有敌意的包围。这种“包围”可能源于同盟, 而对抗这种“包围”的办法可能也是同盟。马丁·怀特认为: “如果你的邻国是你的‘天然敌人’, 那么与你邻国相邻的其他国家则是你的天然盟友。天然盟友眼中的防御联盟在地处它们之间的国家看来可能就是‘包围’。” [9] 因此, 崛起阶段的国家应尽力避免以下两种针对自己的同盟的出现:

1.崛起阶段的国家应防范非本地区大国与本地区国家构建同盟。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一直努力阻止非本地区的欧洲大国与本地区即美洲的某些国家构建同盟。“美国在19 世纪面临的真正威胁是欧洲列强与西半球某个独立国家签订反美协定的可能, 甚至在20 世纪这种威胁仍然存在。这样一种同盟会最终强大到挑战美国在美洲的霸权, 反过来影响到美国的安全。……美国在1865 —1900 年间变得更为强大, 使得任何欧洲大国与某一西半球的独立国家建立反美联盟变得日益困难。” [10]

2. 崛起阶段的国家应防范周边国家之间构建同盟。德国防范的是周边国家间的结盟, 即“他国结盟的噩梦”。[11]俾斯麦长期致力于破坏俄法同盟的建立, 并致力于编织以自己为核心的同盟网, 为德国的崛起赢得时间及空间。当1890 年俄法开始谈判构建俄法同盟时, 德国的崛起大势已成。而德国在随后的发展中, 仍努力阻止或破坏针对自己的同盟。

二　结盟与日本的崛起

结盟与国家崛起之间存在着联系, 而日本的对外结盟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个案, 这首先集中表现在日英同盟、日美同盟在日本崛起中的作用上。

日英同盟、日美同盟对日本的先后两次崛起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近现代以来的日本, 其核心的国家意志就是追求日本的崛起。关于如何崛起, 日本采取了利用现有国际环境、稳定国内秩序的策略。明治维新重要人物之一伊藤博文的话颇具代表性: “我们国家的目的”, “从一开始就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文明国家的地位并成为占据文明国家地位的欧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加入这个国际大家庭意味着我们必须成为它们中的一员”。“现在摆在日本帝国面前的道路是清清楚楚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应该同心协力、竭尽全力, 维护和平与安宁”。[12]

因此, 为了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进而促进国内的稳定, 日本在多数情况下选择了与国际体系中的强者结盟或协调的外交路线。1895 年后, 日本国内变革成效显著, 又因击败传统东亚大国中国而在国际上地位渐升。但是, 日本通过军事来扩张其影响, 逐渐引起了列强的反应,最明显的就是德国、俄国、FaGuo三国联合行动, 迫使日本放弃了侵占中国辽东半岛的图谋。而在国内, 民众对战争胜利却被迫吐出到嘴的肥肉而情绪不稳, 甚至爆发了由东京波及全国的骚动, 随后内阁****。如何应对因为日本逐渐崛起而引发的国际反应, 化解国内民众对崛起预期过大与日本既有实力不足之间的矛盾? 日本并不是单纯等待国力的进一步增强, 而是选择了结盟这一可望迅速增加自身实力和确保国内安全的手段。

鉴于英国的实力、英俄及日俄的矛盾, 日本逐渐把结盟对象锁定为英国: 因为日本与英国结盟的收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日英同盟最终于1902 年构建起来。日英同盟条约的签订, 对日本崛起所起到的助推作用是明显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 日本依靠结盟摆脱了自明治维新以来因其实力逐渐增强、不断武力侵略而陷入的孤立, 加强了相对于近邻的强势和侵略。“1902 年英日同盟的签订, 确认了日本迅速攀升的大国地位。” [13]1902 年10 月2 日, 日本内阁决定: “日英同盟之缔结……帝国之声望更加卓著。乘此时机, 扩大经营我在清、韩两国之事业, 以收取与我帝国现有地位相称之利益, 以此作为当务之急, 决不可延缓一日。” [14] 1905年, 日本又与英国缔结了第二次日英同盟。在日英同盟的巩固以及日本对俄战争胜利的影响下, 日本的国际环境大为改观。同年, 日本与美国签订了《塔夫脱—桂太郎协定》。1907 年6 月, 原来对日本持敌视态度的FaGuo同日本缔结日法协定。亦于同年, 日本与俄国签订了协约。可见, 日本以日英同盟为核心, 通过一系列双边条约为自己的崛起与发展营造了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从国内环境来看, 日英同盟“这件条约的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日本一举而被最大的世界帝国承认享有平等条件” [15], 日本举国欢庆[16],“包括广泛的学生游*, 日本出现了疯狂的公众热情” [17], “如此骚动,恰如穷人和富人联姻, 欣喜之余, 敲钟击鼓周村巡游” [18], “使日本国民感到欢欣鼓舞” [19]。1903 年2 月13 日, 一份报纸这样评论日英同盟签订后的日本: 日本恰似“突然从青春的雄心与激昂的渴望之梦中醒来, 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成长为身居高位、拥有巨大荣誉以及肩负随之而来的繁重责任的人” [20]。可见, 日英同盟的缔结刺激了国民情绪。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日英同盟成为日本外交的精髓, 日本的崛起加速进行。日本学者寺岛实郎写道: “日英同盟的20 年”, 使“原先毫无现代工业基础的位居远东尽头的岛国日本, 逐渐跻身于世界五大强国的行列, 成了三大海军强国之一, 在国际上迅速崛起。对于日本而言, 这是‘创造奇迹的20 年’”。“确实在日英同盟的20 年间, 远东的岛国能够成为列强的一翼, 经历了‘民族的奋进时期’”。[21] 1907 年, 积极支持日英同盟的大隈重信针对崛起中的日本慨言: “比较一下50 年前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 可以看到其领土和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内, 她的总体发展如此突然和迅猛, 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景象。这一飞跃是国家与欧美文明接触所受到的刺激的结果, 从广义上讲, 可以认为是得益于对外交往”。[22] 可见, 作为日本外交支柱的日英同盟与日本的第一次崛起之间存在着联系。

二战结束后, 日本战败投降, 经济跌入低谷, 海外殖民地丧失殆尽, 日本受到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一次重创, 整个国家等待着艰难的复苏。重新崛起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工程, 此刻, 结盟外交再一次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

诚然, 日本战后被美国单独占领, 它在对外政策的选择上极为被动。但是, 在关乎日本重新崛起的重大国家利益面前, 日本还是表现出利用日美同盟的主动性。如前文所述, 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需要的国际环境之一便是被国际体系接受的程度。早在一战前, 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就洞察到了英、美国力的此消彼长, 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日本进一步发展需要与国际体系的新贵——美国保持合作的意义, 后来组阁的原敬便是其中之一。1908 年至1909 年, 他视察欧美后根据见闻在日记中写道:“将来可畏者当系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他对山县有朋说:“将来日英同盟不足恃。一旦与美国有事, 欧洲毫不可恃, 因此, 应采取多少付出一些代价、务使美国对我之感情有所缓和之方针”, 强调把对美协调作为日本外交的核心。[23] 然而, 日本的外交没有能够化解和摆脱日美之间日益尖锐的地缘政治、经济冲突, 日美逐渐集合起各自的同盟, 在道义与实力迥异的层面上迎头相撞。

战败的日本, 开始重新考虑结盟对日本崛起、发展的意义。曾目睹了日英同盟瓦解的吉田茂认为: 日英同盟的解体搞乱了日本的外交,“英日同盟的稳定影响消失以后, 我军便进军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至于我们后来的境地如何, 人人皆知”。[24] 于是吉田茂强调对美结盟,“日本以此得到了所期望的本国领土安全的同时, 得以利用本来应该用于军备的财力物力, 发展经济和提高国民生活” [25]。后来吉田长期执政, 奠定了战后日本外交的日美基轴路线。对于日本对美结盟外交的主动性, 美国学者卡赞斯坦写道: “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 日本的战后外交有意拉近了与美国的关系。……和美日安全联系有关的交往出现在各个层面——官僚机构上的、部级的和私人的。” [26] 可见, 尽管日本存在被动接受美国对日美同盟安排的一面, 但是, 日本也存在主动选择的一面。另外, 在战后甚至冷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日本对日美同盟如此持久的接受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借助日美同盟, 日本重新崛起。“1945 年战败”, “依靠这个同盟在‘战后复兴、经济大国化’中经历了‘民族的奋进时期’”。[27]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日本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同盟之中:美国是冷战中的世界霸权国家之一、冷战后的唯一霸权国家, 而美国又与英国、德国、FaGuo等欧洲强国存在同盟关系, 因此, 日本的第二次崛起获得了比第一次崛起更加有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从国内环境来看,日本依靠美国实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二次社会变革。由于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 日本国民把精力集中在经济上, 实现了经济上的惊人崛起。从国际环境来看, 日本通过日美同盟, 获得了国家重新崛起所需要的资金、市场、技术以及必要的国家安全, 这种资金、技术及市场不仅来自美国, 而且来自欧洲, 以及美欧影响所及之处。

三　结盟对日本的崛起、发展及地区安全的负面影响

亦如前文所述, 结盟既存在有利于国家崛起的一面, 也存在不利于国家崛起的一面, 结盟并不必然带来优势与收益。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认为: 两国或更多国家结成同盟将加剧其他国家的反对, 使战争的危险增长。[28] 从历史上看, 加入同盟的国家更有可能卷入战争。[29] 作为个案, 日本的结盟外交及地区安全产生了如下负面影响。

首先, 对外结盟一度导致了针对日本的同盟的构建以及日本的衰落。日英同盟除了引起俄国的严重敌意并导致日俄间的战争外, 还引起了德国的警觉和中国更为严重的不安。鉴于日本缔结的日英同盟以及一系列双边条约, 德国在日俄战争后力主建立与之对抗的德、美、中三国同盟。1907 年, 德国驻美大使斯特恩博多次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该问题进行接触。罗斯福表示: “关于三国共同行动成立一个谅解可以磋商。”而清政府也电告驻华盛顿、柏林的大使“试探中国与美德同盟事。” [30]日本知道建立一个针对自己的同盟意味着什么, 于是对这个潜在同盟的关键——美国展开外交攻势, 于1908 年与美国缔结了暂时缓解日美矛盾的《罗脱—高平协定》, 化解了针对自己的同盟的建立。尽管该同盟胎死腹中, 但它明白无误地表明: 一个同盟的诞生往往将伴随着与之对抗的同盟的构建, 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对所有当事国构成威胁。

20 世纪30 年代的日本在崛起的道路上已然接近或达到了自己的目标。1935 年, 一本名为《日本制造》的书籍开始在欧美引起关注。该书的作者写道: “日本制成品势如滔滔洪水, 正在世界市场上泛滥”,“传统出口国的既得利益正在遭受其竞争者的威胁, 其产品价格之低几近荒唐”。该书作者进一步指出, 与德国相似, 日本在世界市场上的突然崛起恰好与其政治上的觉醒不谋而合: 两国都是政治上的后来者, 都试图赢得超出其疆域的影响和势力。[31]当时的日本认为, 日本的发展已经引起其他列强的反应。《海军50 年史》的作者佐藤市郎在30 年代写道: “关于裁军会议的功过, 已经有许多人作了评论。我只想说一句:不论是华盛顿会议也好, 伦敦会议也好, 都是美英两国策划而成的, 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美英称霸世界的野心, 而当前目标则是扼杀新兴的日本。” [32]

事实上, 日本与德国由于崛起的方式——以武力扩张——而深陷孤立之中。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北, 随后退出国联。德国进军莱茵河区,加之它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 也饱尝外交上的孤立。因此, 日本与德国开始接近。1936 年, 日德签订了《**产国际协定》和一份秘密协定, 日德向同盟迈进。从两国协定的名称来看, 两国都在试图降低国际环境对其崛起、扩张和结盟的反应。它们充分考虑了苏联和美英法之间以及日德与苏美英法之间的矛盾。“在报纸上发表的声明书中,日本外务省否认这个协定附有秘密条款。并且宣称, 这个协定乃表示两国在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中进行特殊的合作, 日本政府并不打算形成一个国际集团”, “这个协定不以苏联或任何特定国家为目标”。[33] 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在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报中指出: “德方提出了披上斗篷的新提案。”时任日本驻英国大使的吉田茂后来也承认: “军部说这一协定不过是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这是表面的话, 骨子里是和德意联合起来与英法及美国对抗的。” [34] 希特勒曾直言: “缔结同盟的目的如果不包括战争, 这种同盟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 我们缔结同盟只是为了进行战争。” [35] 这一次, 日本加入的同盟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战争, 并最终促使与之对抗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 该同盟是日本自走上崛起道路以来遇到的最强大的同盟。战争终结了同盟, 也中止了日本的崛起之梦。

其次, 结盟对日本所在地区的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20 世纪中期以前的东亚历史表明, 日本对外结盟时期正是日本对外战争频率、时间及烈度的高峰期, 日本不断利用同盟关系, 以武力向其周边拓展, 给所在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割裂了东亚的历史。它因日英同盟的支撑发动了日俄战争, 随后把中国东北南部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占领库页岛南部, 最终吞并朝鲜。同样, 它援引日英同盟的条款对德宣战, 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侵占中国山东, 提出图谋全面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 在一战即将结束时出兵西伯利亚, 久拖不撤。20 年代初, 中国代表在华盛顿强调, 日英同盟是“英国和日本为了保护自身的远东利益而设计的一个好战的方案”。美国人也最终认识到日英同盟是挑战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掩护, 导致美国与日本、美国与英国的军备竞赛, 威胁美英关系, 并最终使同盟直接对抗美国。[36] 即便是日本的盟友, 英国在1921年也坦言, “同盟已经服务于控制和保护被吞并的朝鲜、占领满洲、冲进蒙古、掠夺符拉迪沃斯托克、攫取山东”。[37]日德意同盟的建立, 推动日本继续侵华战争, 挑起太平洋战争, 全面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使东亚地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可见, 20 世纪前半期日本的对外战争主要集中在日本对外结盟时期。结盟铺就战争路。每一次结盟都导致了东亚地区一次次惨烈的战争, 一次次领土的分割与侵占,一次次人员与资源的消耗, 一次次相互认同的伤害与淡漠, 最终带来的是东亚历史与认同的割裂。

20 世纪后半期的东亚历史表明, 日本对外结盟在使东亚历史裂痕难以愈合的同时, 对区域安全产生严重威胁。罗伯特·奥斯古德指出,同盟是“一个潜在的战争共同体” [38]。J . D. 辛格与M. 斯莫尔对1815 —1939 年间成立的118 个同盟进行研究后也认为, 同盟的缔结与随后爆发的战争显然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而且同盟维系的时间越长, 战争爆发的几率越大。[39] 早在日美同盟酝酿的关键时期, 苏联就在1951 年5 月把《苏联政府关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意见书》转交美国, 指出“日本不得参加任何反对任一曾以军队参加对军国主义日本作战的国家的联盟”。[40] 日美同盟刚刚建立, 周恩来便代表中国政府在1951 年9 月18 日发表声明: “旧金山对日和约及美日双边安全条约, 业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以及其他许多亚洲国家的安全, 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41] 日美同盟在引起亚洲普遍不安的同时, 也引起了日美其他伙伴国的忧虑。英国驻日本代表格兰顿对《日美安保条约》做了如下评价: “安保条约只不过是给对手以攻击口实的没有必要的文件而已, 将来会给美国的朋友带来前所未有的麻烦”。英国驻新加坡高级事务专员麦克唐纳认为:缔结这种性质的条约将会给东南亚的舆论带来消极的影响, 亚洲人不喜欢《日美安保条约》的措辞,“有损于我们在亚洲的立场”。[42] 日本再次与地区外国家结盟, 错过了日本与本地区实现全面和解的时机。冷战结束后, 日本仍固守并强化对美结盟, 在处理和解决冲突问题时, 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使用军事手段。1992 年和1993 年, 日本支持了所有关于联合国维和行动军事化的决议。1996 年, 日美同盟的军事合作进一步紧密, 日美同盟成为东亚地区最为锋芒毕露的同盟。1998 年, 日本是唯一支持美英轰炸伊拉克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到了21 世纪初, 日本第一次向海外作战地区派出自卫队。这一切都加深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从长期来看, 日本结盟外交处于明显的东亚变局之中: 此前, 日英、日德同盟出现在日本崛起而其邻国及所在地区极度虚弱时期; 而今, 随着冷战的结束, 日美同盟开始重新调整并向更紧密的军事同盟迈进, 此时的日本结盟外交及其调整则出现在日本重新崛起而其邻国及所在地区也逐渐崛起的时期。结盟对于日本的崛起以及崛起的东亚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1]马丁·怀特:《权力政治》,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 第106 页。

[2]Robert Osgood , 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Baltimore :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8 , pp. 21 - 2.

[3]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评估》, 载刘山、薛君度主编: 《中国外交新论》,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 第190、191 页。

[4]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年, 第574 页。

[5]Arnold Wolfers , “Alliances ,”in David L. Sills ( ed. ) ,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 Macmillan , 1968 , p. 269.

[6]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574 页。

[7]Robert Gilpin ,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p. 191.

[8]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第355 页。

[9]马丁·怀特:《权力政治》, 第107 页。

[10]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 第353 页。

[11]罗伯特·帕斯特编: 《世纪之旅: 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269 页。

[12]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 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372 页。

[13]Glenn D. Hook , Julie Gilson , Christoher W. Hughes , Hughes , Hugo Dobson : Jap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Politics , Economics and Security , T. J . International Ltd , Padstow , Cornwall , 2001 , p. 27.

[14]外务省ã日本外交年表　主要文书ä 上、原书房、1986 年、206 页。

[15]约·马里欧特:《现代英国》中册, 商务印书馆, 1973 年, 第359 页。

[16]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 第21 页。

[17]Ian Nish , Origins of the Anglo - Japanese Alliance : in the Shadow of the Dreibund. Edited by Phillips Payson O’Brien the Anglo - Japanese Alliance , 1902 - 1922. Taylor & Francis Group , 2004 ,p. 22.

[18]寺岛实郎: 《呼吸历史——对亚太区域的人文思考》,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181 页。

[19]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第354 页。

[20]Alfred L. P. Dennis , The Anglo - Japanese Alliance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1923 , p. 8.

[21]同注④, 第88、181 页。

[22]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 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 第374 页。

[23]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第444、445 页。

[24]罗伯特·帕斯特编:《世纪之旅: 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 第281 页。

[25]吉田茂ã世界と日本ä、番町书房、1963 年、161 页。

[26]彼得·J1 卡赞斯坦: 《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 新华出版社, 2002 年, 第165 页。

[27]寺岛实郎:《呼吸历史——对亚太区域的人文思考》, 第181 页。

[28]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181 页。

[29]威廉·奥尔森、戴维·麦克莱伦、弗雷德·桑德曼编: 《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第303 页。

[30]《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 卷) , 商务印书馆, 1960 年, 第32、26 页。

[31]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 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 第394、395 页。

[32]转引自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 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第90、91 页。

[3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群众出版社, 1986 年, 第377 页。

[34]俞辛淳:《近代日本研究论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第179、180 页。

[35]维纳·洛赫:《德国史》, 三联书店, 1959 年, 第528 页。

[36]G. Zay Wood , China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nglo - Japanese Alliance ,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 1921 , pp. 136 - 82.

[37]Alfred. L. P. Dennis , The Anglo - Japanese Alliance , pp. 94 - 5.

[38]Robert E. Osgood , Allianc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p. 19.

[39]参见星野昭吉编著: 《变动中的世界政治——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沉思录》, 新华出版社, 1999 年, 第22、23 页。

[40]人民出版社编:《对日和约问题史料》, 人民出版社, 1951 年, 第78 页。

[41]世界知识出版社编:《日本问题文件汇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5 年, 第88 页。

[42]崔丕: 《美国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体系的形成与英国(1950 —1954) 》, 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 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10 页。

令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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