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落“叶”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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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派”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女儿家中与世长辞，享年87岁。在北京，88岁的女诗人郑敏一声长叹，“我们‘九叶’很惨啊，又一片叶子凋落了，就剩下我这最后一叶。”

30年后“拉帮结派”

“九叶派”诗人是袁先生的重要身份。然而，“九叶”虽在1940年代就被视为群体，当年却并不相熟，“拉帮结派”是在30年后。

袁可嘉1921年出生于浙江慈溪，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0年代他和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等先后在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新诗。他们大多是校园诗人出身，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在白话诗创作相对幼稚的年代，这批诗人的表达方式和诗学观念领一时风气之先。但解放后环境的变化，使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归于沉默。

郑敏女士回忆，“1979年之后国内整个空气缓和了，大家都很活跃，我才又重新开始写诗。有一天我接到唐祈的来信，约我和杜运燮、袁可嘉、上海的王辛笛、唐湜、陈敬容，到曹辛之（杭约赫）家见面。”

唐祈、唐湜、曹辛之、陈敬容四人在上海办过杂志，相互间比较熟，穆旦当时已经去世了。“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们。袁可嘉虽然是我校友，但此前并没有什么来往。其他的人我也都只是知道名字。曹辛之是一个非常聪明、有智慧的人，他觉得我们该把40年代的诗歌结成集，给孩子们看看。让他们知道，在40年代也有人写过和主流诗歌完全不同风格的作品。”

商议书名时郑敏说，“我们在《大公报》发表诗歌，不老被人说南北才子围绕着沈从文这个大粪坑转嘛，咱们做不了社会主义红花，不如就当片绿叶好了。咱们九个人就是九片叶子，干脆就叫《九叶集》。”

袁可嘉执笔按这个意思为诗集作序。诗集出版之后备受好评，“九叶派”由此得名。不过，据说袁可嘉所写的序言因为“思想消极”，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评。

《九叶集》出版后，大家又各忙各的，再没有大规模聚会过。郑敏说，“九叶派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往来密切，独立地思考和创作才是九叶的真正精神。”回想同袁可嘉的交往，她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应袁可嘉之邀去他们家吃饭，沈从文也在，“他们俩是很要好的”。饭吃到一半沈从文忽然问袁可嘉，“原来有个写诗的郑敏，她现在去哪里了呀？”袁可嘉哈哈大笑，“去哪里了？她就坐在你旁边呢！”

大规模引进现代派

《沉钟》是袁可嘉得意的诗作之一。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

这首豁达中见苍凉的诗作，袁可嘉在“**”中受到冲击时，曾无数次吟诵。因为在西南联大时曾经给美国飞虎队做过翻译，他被打成特5。原本就不爱说话的他因为这些风波更加谨慎。“**”过后，他依然谨言慎行。然而在治学时，日常隐匿的个性和独立精神似乎全都显现出来了。1980年代，袁可嘉和董衡巽、郑克鲁两位先生共同主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大规模译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当时做现代派文学研究的人非常少，有人开玩笑说，为人低调谨慎的袁可嘉做的是最大胆、最前卫的研究。起初有些人对他热心介绍外国现代派不理解，甚至冷嘲热讽。但他抱定了青山，笔耕不辍，最终被认为是在中国新诗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交融借鉴过程中，介绍最早、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傅浩是袁可嘉带出的第一位博士生。当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他跟许多同学一样，“将袁先生编的书奉为经典，正是那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打开了我们的视界，原来文学还有这么丰富多彩的样式！”

他怀着仰慕之心投考到袁先生门下，在先生的指导下研究英文诗歌。但即便是跟自己的学生在一起，先生的话也是非常少的，“我们每次见面都要隔上几个星期，坐在一起并没有太多话说，常常是说不了两三句话，两个人就静默地坐在那里了。但话少似乎也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沟通，彼此好像始终有一种默契。”

“在学术上他非常果敢，他要拿出来的东西，绝对不会让步退却。”傅浩说，先生自己勤于钻研，对于学生，则给予极大的自由。“任我们自己去发展，极少干涉，我写的东西，他很少修改。”

尽管袁先生建国后转向翻译和理论研究，基本没有新的诗作，“但先生内心认为自己首先是个诗人。他非常在意这一点，认为创作是高于研究工作的。”

老同事高莽赞叹，“袁先生这人做学问成就很大，其实为人也是很潇洒的，凡事都看得很开，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豁达幽默的人。”

“我这个人喜欢画几笔漫画。有一次开会，恰好我跟袁先生邻座，无聊时就信笔画了一幅漫画头像。袁先生头发比较少，我画的时候又夸张了一下，就画了一个大大的光头，笑得也很夸张。照说一般人比较忌讳，有一些秃顶的人特别开不了这样的玩笑，但是袁可嘉一看，哈哈乐了，还拿起笔题了一行字：‘好一个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