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与2008年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对华政策之比较（转）

岸上的猪

2000年与2008年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对华政策之比较

《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8年第9期 （总第42期，2008年9月）
2000年与2008年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对华政策之比较
Comparing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Positions on China in 2000 and 2008
（王雅平）
历史学家常说，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却不会简单地重复。自1969年尼克松总统上台开始逆转美国坚持了二十年的敌视中国政策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迄今已经经历了七位总统和其间的六次政权交接。为了更好地预测下一届美国政府的对华路线，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将比较2000年与2008年的美国两党候选人的对华政策，并希望能够从历史的比较中得出一些对未来的启示。
2000年：小布什与戈尔
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推翻了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战略伙伴”关系路线。 他在2000年5月17日在波音工厂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不是我们的战略伙伴，也不是我们的敌人。”小布什把克林顿的“战略伙伴”关系取而代之以“竞争者”的关系。他认为，美国对待中国“不应存恶意，也不应存幻想” 。他主张加强与亚洲民主国家的盟友关系，并以此使中国成为一个“在有着强大的民主联盟的地区中的大国”，这样中国“既不感到威胁，也不感到能够为所欲为”。
戈尔则主张继续克林顿的“战略伙伴”关系路线，并提倡“建设性的接触”政策。他指出，敌对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愿意与中国合作，鼓励中国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并促使中国加入到核不扩散、贸易、环境与人权等问题上的各种国际条约中来。
在贸易问题上，小布什与戈尔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PNTR)地位。民主党历来有着支持工会的传统，因此，戈尔作为民主党候选人能够坚持这一立场更为难能可贵。
在台湾问题上，许多分析家认为小布什的两岸政策明显向台湾倾倒。小布什在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的同时，也支持旨在扩大美台关系、遭到北京强烈反对的《加强台湾安全法案》(“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戈尔同样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反对《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在是否为台湾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上，戈尔表示愿意沿用美国历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战略性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立场。所谓“战略性模糊”，就是有意不说破——不承诺保护台湾，也不承诺不保护台湾。美国历任总统，包括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都认为“战略性模糊”有利于防止两岸任何一方的意气用事，从而防止美国被迫卷入可能的台海冲突。小布什却放弃了这一立场，表示美国应“采取一切手段”****。
在价值观问题上，小布什与戈尔都反对孤立中国，倡导通过接触策略来影响中国改善其人权与民主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也参加了竞选初选却未能获得共和党提名的麦凯恩，其在2000年的对华立场似乎比今日更多警惕。麦凯恩在其竞选网站上公布的立场声明(position paper)中写道，“中国的领导人将不惜一切手段（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的残忍或具攻击性）来谋求他们的利益。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中国都将成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我们应该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以最大化我们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影响。但接触政策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的安全而向中国妥协。”麦凯恩对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议案投了赞成票，并对如果中国出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对其施加贸易制裁的议案投了反对票。麦凯恩提倡保持与中国的贸易与外交关系，但同时保持“一旦中国威胁美国利益与价值”的警惕。
2008年：麦凯恩与奥巴马
2008年麦凯恩与奥巴马的对华立场在他们对国会有关对华议案的投票记录，不同场合的演讲、采访、辩论与书面的立场声明中都有显露一二。目前两人最详尽的对华立场的阐述出现在中国美国商会月度会刊《中国简报》（2008年10月刊）上。但除此以外，奥巴马的投票记录有限，且到目前为止中国问题始终尚未成为竞选战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9月26日晚举行的总统候选人首轮辩论中，双方交锋的热点在七千亿美元“救市”计划、伊朗问题、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与恐怖主义问题，中国甚至鲜有被提及。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部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认为，中国尚未成为竞选战的焦点是一件好事。他解释说，以往中国被竞选阵营利用作为攻击对方的工具，对中美关系几乎从来不是一件好事。今年的竞选似乎打破了这一套路。一方面这是由于“双方阵营似乎都意识到了中国在过去七年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效”；另一方面，“中国今年留给美国的印象好坏兼有——西藏问题后，四川地震博取了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奥运会让美国老百姓叹服，食品安全问题又提醒美国人中国依然存在的弱点——这种复杂的印象使得一个反华的主题很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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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华整体战略上，麦凯恩的措辞前后有微妙的变化。他在2007年11/12月刊的《外交》杂志上发表的立场声明与他后来于2008年3月在洛杉矶世界事务协会(Los Angeles World Affairs Council)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讲中都用了同样一段话：“中美并非注定是对手。我们有许多共同利益，我希望看到两国的关系朝着对双边、进而对亚太地区和全世界都有利的方向发展。但在中国实现政治自由化以前，中美关系只能是植根于阶段性的共同利益，而非共同价值的基础上。”麦凯恩于2008年10月在中国美国商会月度会刊上发表的专门阐述中国政策的立场声明中也用了这段话，只是最后一句变成了：“我们的关系必须植根于更广泛的地区和国际秩序中，这是实现两国都希望的共同繁荣和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此外，麦凯恩在此文中还多次引用了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概念。奥巴马在竞选初选中说过中国“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而是竞争对手”，与2000年小布什的表述颇为接近。他在中国美国商会月度会刊上发表的立场声明中也强调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只要美中两国认识到共同利益，便能在很多方面实现双方的目标。”
麦凯恩与奥巴马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有较大分歧。奥巴马提倡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加入环境保护与劳工权利的条款；他对美国分别与韩国、哥伦比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都持批评态度；在对华贸易上，他批评中国操纵汇率，并为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舒默法案(Schumer-Graham bill)投了赞成票。他在中国美国商会月度会刊上发表的立场声明中也写道，“我深知，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能够受益于对华贸易，但前提必须是中国同意遵守市场规则……我希望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发展，……但中国目前的发展并不均衡，……若要实现双边经济关系的均衡发展，中心问题是中国必须改变其汇率政策……作为总统，我将利用一切可行的外交途径寻求中国货币政策的改变。”麦凯恩则反对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支持与韩国、哥伦比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舒默法案也投了反对票。此外，两人都表示将在食品安全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向北京施压。
在台湾问题上，两位候选人与历任总统的立场在大体上没有什么差别。较为突出的是麦凯恩强调建立“民主联盟”涉及到台湾与亚洲安全格局；奥巴马则在中国美国商会月度会刊的立场声明中重申他“支持台湾海峡两岸建立信任的举措，同时也支持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关系的改善”。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两位候选人都表示警惕，希望增加军事交流与透明度。在能源与环境问题上，两位候选人都看到问题的严峻性与两国合作的必要与迫切性；在价值观问题上，两位都支持**的立场，都曾呼吁布什DIZHI北京奥运会，并呼吁中国停止对苏丹、缅甸、伊朗、津巴布韦等暴力政权的支持。

两点认识
以上述两个时段的四位总统候选人的立场为鉴，以在这过去的八年中布什总统的对华立场与中美关系的真实演变作为看待这些候选人立场的背景，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无论新总统计划在中美关系上投入多少精力，他最终会发现中国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他工作中的重要议题。
总统候选人的政策不仅不一定是，而且很多时候并不是未来总统的政策。无论总统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如何反对前任总统的对华政策、提倡何种的变革，他在就任以后都会逐渐回归到历任总统所坚持的对华路线上来。
温Jiabao总理在9月23日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美国友好团体午宴时发表演讲说，不管谁出任美国下届总统，中美关系都要向前发展。历史似乎在证明着，不管谁出任美国下届总统，中美关系也都只可能向前发展。

岸上的猪

增支减税政策须延缓
Stephen Green, “Tax and Spend, But Not Now,”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008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财政政策成为北京争论的热点。各路人纷纷建议采取一揽子财政激励政策。但作者认为，像增加支出和减轻赋税这样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还须放缓执行。

文章首先介绍了北京在财政政策上的争论的现状。在减税方面，北京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分别出台几项减税措施，但这些减税措施已酝酿已久，其初衷也并非为了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例如，将增值税转型改革从几个试点省份扩大到全国范围，将有助于中国与国际接轨。这些减税措施的刺激作用也将很有限。有些人则建议在今年下半年额外增加二千二百亿元的政府支出，用于支持社会保障、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科学技术研究。但这一建议是否会被通过目前还很不明朗。中央银行还在为通货膨胀担忧，而这一扩大支出政策无疑将恶化通货膨胀问题。

作者则支持缓行这一措施。他的理由有三。首先，他认为现在实行一揽子财政刺激政策还为时过早。国内需求增长虽然有所放缓，但增长依然存在。此外，对银行贷款的需求依然较强，这表明投资的增长缓慢很可能是由银行不愿放贷造成的，而并非商业界投资兴趣的降低。总而言之，如果今年经济增长为9.9%，明年为8.6％，中国经济此时还并不需要刺激政策。相反，如果过早实行刺激政策，反而可能会浪费政府手中的财政资源。这些财政资源应被用在将来更需要的时候。

其次，作者认为，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货币政策还会起到一些刺激作用。因此，货币政策应该是决策者的优先考虑。

第三，中国的财政状况良好。中国的官方借贷结构比较合理，水平也较低。这就给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发行债券以很大的空间。

因此，作者认为，一揽子的财政刺激政策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状态下还并不需要，过早实行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



中国在清理环境上可以从日本学到什么
Bill Emmott, “What China Can Learn from Japan on Cleaning up the Environment,” The McKinsey Quarterly, September, 2008

对中国的评论总是在两极之间转换——要么是对中国的伟大的建设成就表示敬畏，要么就是预测中国将面临毁灭性的灾难。最近，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了毁灭论者的“新宠”，奥运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更是把这一问题放在了聚光灯下。

然而，成就论者与毁灭论者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发展经历在相对意义上并非前所未有。从参考历史经验教训的意义上来看，中国的东方邻国——日本便承载了这一重要的角色。

如同日本、韩国、台湾等东方成功的发展经验一样，中国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迎击新的挑战的过程。80年代末，中国经历了高通胀与****以后政府改革的危机；90年代，中国又面临大批银行坏帐与效率低的国有企业的倒闭与停业；今天的污染问题也只是西方消极评论中的焦点之一罢了。虽然中国在过去成功地走出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并不能保证中国也将在未来化险为夷，但好消息就在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前所未有；中国可以从日本吸取经验教训。

中国的发展目前面临的两大问题就是通货膨胀问题与环境污染问题。如同今日的中国与80年代的韩国一样，日本在70年代初期也出现过类似的状况。当时，实行固定汇率制和资本控制的日本也拥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和高额的外汇储备。这使得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不断出现摩擦。美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尼克松访华与废除固定汇率制给日本敲响了警钟。1973年的石油危机更是使日本的物价飞涨了25％。同时，日本的环境问题增加了日本国内的摩擦。重工业所造成的严重污染与今日的中国如出一辙。

然而，两件事的出现帮助日本清理了环境。一件是国内民众的不满；有关环境污染问题的抗议越来越多。政府在这种压力下出台了环境保护法，建立了环保机构。另一件就是在石油危机、通货膨胀、日元升值的综合作用下，日本原先的低成本经济发展模式渐渐死去；投资也由重工业、污染工业逐渐转到高新技术产业；公司也纷纷发展更节能、效率更高、更清洁的技术。日本的经济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成功地完成了转型。这一过程开始时虽然痛苦，但却引向日本接下来又十五年的高速发展。

如同当初的日本一样，中国同样拥有政府财政上的优势；一个有力的决策层也将影响到工业的转型与向研发的投资。不同于当初的日本的是，中国政府可以利用目前国际社会对气候变暖问题的关注来战胜国内对清理环境的抵抗力量。此外，由于中国国家的规模与复杂性，政治与政策很难集中，这将给中国的决策者们带来额外的挑战。总之，中国发展的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



关掉伊朗的输油管道
Robert Haddick, “Closing Iran’s Oil Spigot,” The American, September/October 2009

本文作者认为，欧盟与中国加入到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工业的立场上来，将成为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方案。

自从2003年伊朗首次向世界透露其核计划以来，美国与欧盟国家已经做出诸多努力来限制伊朗的核进程，但都未能取得成功。伊朗非但拒绝停止其铀浓缩进程，反而在持续扩展这一计划。联合国安理会也先后通过了四项决议，但也都未显成效。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联合国安理会和西方国家都没有具备改变伊朗行为的有力杠杆。

作者认为，关掉伊朗的输油管道可以成为改变伊朗行为的关键因素。伊朗政府高度依赖它的石油出口收入；这一收入占到伊朗政府财政来源的85％之高。此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学者Roger Stern对伊朗的石油出口将在2014年到2015年面临枯竭的预测，也在该研究报告发表后的最近两年里得到了初步的验证。伊朗的石油净出口量在2007年比2006年下降了7.1％；其在2008年5月的原油产量也比2006年下降了3.9％。因此，伊朗很可能在下个十年中面临由石油出口枯竭而引发的严重的金融危机。

虽然在油价飞涨的今天截断伊朗的石油管道绝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决定，但与其他政策选择相比，这一途径将更有效且代价最小。其他的政策选择包括承认伊朗的拥核国地位并利用地区的力量平衡来“遏制”伊朗，以及对伊朗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但这两种方案要么风险太大，要么就缺乏政治动机。

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则面临着维护其来自于伊朗的石油供应还是维护与西方的互利关系之间的两难选择。伊朗为中国提供着其原油需求总量的4.7％的原油。石油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生命线。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依赖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以及从西方国家进口资本与技术。一旦欧盟国家做出支持美国对伊朗石油进行打击的决定，中国便面临更大的压力。如果中国选择拒绝这一方案，中西方关系将明显恶化，西方对中国的顾忌也将进一步加深，而伊朗的核危机也将持续下去。



印度应该反省现实
Sadanand Dhume, “India’s Olympic Reality Check,”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008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北京奥运会上，印度射击选手宾德拉在男子10米气步枪比赛中为印度赢得了第一枚个人项目金牌。印度举国欢庆。宾德拉也成为印度的民族英雄。然而，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的一金两铜却是印度参加奥运会以来最佳的一次表现；即便如此，在北京奥运会的奖牌榜上，印度也才名列第50，在蒙古与朝鲜之后。从这个角度再看与之甚不匹配的鼓吹印度建设成就的人们所宣扬的论点，作者发现印度人的自我感知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

一个国家在奥运奖牌榜上的表现与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之间的联系并非偶然。鉴别与培养优秀运动员的能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私人与公共制度的质量。一国体育结构的优越要么来自大量的财富，要么来自较强的国家意志以及实行这种意志的能力。在北京奥运会奖牌榜上的前十名国家中有七个国家是G8成员国，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而对于印度，长期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使印度缺乏竞争的观念与市场刺激的模式。同时，松散的民主制度又使其不能像集权国家那样形成统一的有力的国家意志并推行之。

如同奥运会所反映的这一差距一样，印度的发展建设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同样刺眼的弱势所在。一些人鼓吹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却没有看到印度民主制度中存在的巨大问题；印度政府为自己的太空项目与核设施而自豪，却不能为自己的国民提供基本生活所需的饮用水与电力；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使许多人摆脱出贫困，但从生产力与人均收入来看，印度与中国的差距实际上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与其他的贫穷国家不同，印度骄傲地拥有自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与各种文学奖获得者，但印度妇女的文盲率却高达50％，高于老挝、柬埔寨，甚至缅甸。总之，印度与自己的过去相比，确实进步了很多，但与那些发生了真正变革的东亚国家相比，公众所描画的成就与现实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虽然舆论经常拿印度与中国做比较，但现实中，印度在许多方面还需要首先赶上一些东南亚的贫穷国家。

印度的中产阶级在他们的头脑中似乎把印度的现状描画得过于乐观。在两年前由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与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合办的一场六国民意测验中，包括中国与印度的六个国家分别给自己与其他五个国家在全球影响力与科技创新上评分。印度人给自己的评分都是第二高，仅 次于美国，而其他国家给印度的评分却都是六个国家中最低。中国人则较清醒地在全球影响力上把自己评为第二，列美国之后；在科技创新上把自己评为第四，列美国、德国与日本之后。



在美国总统交接过程中应对外交与国家安全上的挑战
Kurt M. Campbell and James B. Steinberg, “Managing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in Presidential Transi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Autumn 2008

美国总统的交接过程从来都是美国宪法系统中一个充满着机遇与挑战的过程。虽然每一次交接过程都具有独特性，但如果新一届总统能够从过去的交接过程中吸取经验与教训，这将为其避免许多可以避免的问题并铺平解决许多棘手问题的道路。

美国下一届总统——第44届总统上台的时机正是美国历史中一个微妙且危险的时期——美国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一团乱局、伊朗与朝鲜的核问题、恐怖主义、如何处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以及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健康与资源竞争等问题。“临危受命”并不为下一届总统所独有——二战后期上台的杜鲁门、朝鲜战争时期上台的艾森豪威尔、冷战时期的肯尼迪，等等。然而，这些国家安全上的严峻形势确实给新旧政府交接带来了特殊的挑战——如何在安全问题继续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尽快走出权力的脆弱阶段。

从三个方面上来看，美国下一届总统将比历史上任何一届总统面临更大的挑战。首先，虽然没有冷战时直接的威胁，但美国所面临的风险规模将更大、且更紧迫。恐怖分子可以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传染性病毒，或经济干扰的方式来利用下一届美国总统刚上台时的薄弱时期。其次，与冷战时期相比较，下一届总统将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国际问题。第三，随着美国在全球利益的扩张，一些问题往往产生自世界上某个不太为美国所了解的角落。一个新上任的政府更需要抓紧时间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了解。

下一届总统也将在过渡时期的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挑战。首先，在竞选阶段，候选人通常倾向于做出一些使其区别于竞选对手和在任总统的政策承诺。这些承诺有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些却只是为拉拢选民而做出的权宜之计。后者在日后少则成为一个尴尬，多则埋下祸根且祸患无穷。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卡特在竞选中屡次抨击福特政府“溺爱”中国，他上台以后却主导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许多竞选中的承诺，尤其是有关贸易上的承诺，往往只是为迎合美国内部的一小撮人的利益，但其代价却关系着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没有发言权的美国的关键外交伙伴，例如中国。轻易做出的承诺在日后如何收回，便成为新总统的一大难题。其次，在新政府的人员组成与决策结构设置阶段，新总统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新政府的组成人员以往主要有四个来源：上届政府中的精英、竞选中的政策顾问、“全明星”人物，及国会的元老级人物。这四个来源各有利弊，因此以往政府的组成也都是四个来源的混合。但很少有新任总统考虑到整体的协调，也因此大大削弱了团队的工作效率。这是下一届总统应该吸取的教训。作者在文后还针对以上各个阶段的挑战给出了十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