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存在过贝利亚阴谋? —关于1953年事件的新文件

岸上的猪

作者：В.П.瑙莫夫 |


近年来，我国现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从1953年3月约?维?斯大林去世一直到1964年10月确定列?伊?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总)书记为止这一特有的过渡阶段，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极大关注。这是一个在苏联党和政府最高层人物中争夺独*权力的残酷交锋阶段。这种激烈的政治竞争是预先注定的，这不仅仅是由于苏联高级领导人的虚荣心，而且还由于斯大林建立的党和国家体制的性质，这种体制只能在唯一的一个领袖人物领导之下才能发挥其职能作用。关于“集体领导”的一切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是用意识形态来掩盖斯大林死后克里姆林宫里的残酷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对于苏联发生的政治事件，而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的政治事件都产生了影响。
遗憾的是，本应对1953-1964年发生的事件做出科学的分析，而历史学家们经常重复的却是苏联宣传机关的老一套内容，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直到目前为止，对于该问题研究的史料一直被人为地限制着。如果说在我们国家有的只是论述官方说法的出版物，那么“私人非法出版的读物”和以二手史料为依据的国外著作，同样也是对事件的解释， 只不过是站在对立思想的立场上解释罢了。新资料 以及对于它们进行自由分析 的可能性，使得能够对苏联上层人物夺权斗争的历史进行新的解释，进一步揭示其性质以及参加这次斗争各派别的组成，对于当时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给予客观的评价，其中包括像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内务部长、苏联元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各种勋章的获得者拉?帕?贝利亚这样有名气的人物。


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人们的意识中，贝利亚的名字一直是与三四十年代的大规模镇压、国家安全机构和内务部机构不守法纪以及恣意妄为的活动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贝利亚作为血腥的刽子手、向上爬的人、阴谋家以及道德败坏的人的形象已经根深蒂固地留在人民历史的记忆中。“贝利亚-罪犯”这种模式化的说法是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正式确定下来的，这次全会宣布贝利亚是30-50年代期间使我们国家蒙受一切灾难和不幸的主要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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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夺1953年斯大林死后权力的斗争中，战胜了贝利亚的那些苏联领导人，将处决贝利亚评价为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在苏联确立法纪、建立民主制度和集体领导的道路上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性胜利。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大部分历史学家仍然赞同这种依据1953-1956年苏共文件对事件所形成的观点。
但是，当代的一系列作者，反对苏联历史文献的陈词滥调，对于斯大林死后贝利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性评价，竭力强调贝利亚在发展国家经济、加强国家的国防力量方面的巨大贡献。作为对贝利亚的客观历史评价，把他的行动说成是苏联社会非斯大林化的第一次尝试，是放弃独断专行的领导方法，谴责斯大林时代的镇压活动以及为其牺牲者进行平反的开始，是向解冻迈出的最初几个步骤。贝利亚几乎是以伟大改革时代的宣告者、改革的先驱人物出现的。而为了证明这些，使用的却是这样的资料：贝利亚亲友对其“人道主义”的阐述；科学家-核物理学家关于他们如何在贝利亚所领导的部长会议特别管理局里工作的叙述；帮助苏联科学家掌握原*子DAN机密的侦察员的备忘录；贝利亚的战友的回忆录，或接受过全能的元帅施舍的他的下属的回忆。  
是的，贝利亚具有坚强的意志，为圆满完成斯大林提出的任务，时刻准备毫不留情地清除一切障碍，不惜任何代价。贝利亚总是令与他发生冲突的人产生一种无法遏止的恐惧感。与斯大林的接近、可不受监督地处置大批罪犯、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物资和资金的权力，使贝利亚赢得了出色地完成政府所赋予的一切任务的伟大的组织者的荣誉。
无论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对贝利亚的作用持相反见解的许多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对1953年3月至7月期间苏联社会生活变化的性质的评价是一致的。只是一些人在这些仿佛是巨大的变化中认识到了贝利亚活动的结果，而另一些人认识到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他的对手的功绩——他们坚决粉碎了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的阴谋。
在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历史中，贝利亚和他的敌人到底起了哪些作用呢？1953年年中，苏联社会生活是否真的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根据新的史料（即俄联邦总统档案馆、现代文献保管中心以及俄联邦军事总检察院的文献资料）对于1953年事件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得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贝利亚这个稀奇少有的人物是斯大林培育出来的。多年来，贝利亚一直努力扮演着令人信任的、无限忠实于主人的奴仆的角色，当时贝利亚是惩罚机构极其残酷的、厚颜无耻的领导人。
正是贝利亚充当了斯大林的最肮脏、最血腥的执行者。贝利亚的这些素质——对主人的忠实和对其他人的残酷——赢得了斯大林的高度赞赏，被斯大林用于镇压一切异己思想、镇压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对他的政权的威胁的行动中。
在数十年中，斯大林将巨大的、无限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他残酷无情地镇压任何一个企图谋取这一权力的人。随着斯大林的去世，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重新组织政权以及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在1953年3月独*者去世后第一次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实行集体领导”的决定。同时达成了一个协定：今后在党的领导层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担任凌驾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其他委员之上的职务。
在党的最高层中，斯大林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通过扩大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办法解决了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更新换代的任务。在30年的时间里，斯大林不止一次地对干部队伍进行“清洗”，但是，他的去世妨碍了他将例行的“清洗”进行到底。斯大林的同僚们等待着他的死亡，但是，在其活着的时候，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讨论关于斯大林接班人的问题，哪怕是在小范围内讨论这个问题。独*者的亲信们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斯大林知道了这一点，那他是逃脱不了死亡的折磨的。之所以没有出现过这种尝试还因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的一大批人都在希望得到斯大林政权继承人这个位子。但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之中没有一个人被自己的同僚们无条件地承认为领袖。
斯大林惯用的手段是申请退休。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斯大林经常借口身体状况不佳以及年事已高，提出退休申请。自然，斯大林退休的可能性被其亲信们坚决地否决了，而“主人”却在观察，对于他的这些申请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是如何反应的，他们是怎样论证“领袖”应当保留自己的职位的必要性的。最后一次这种假退休，斯大林是在1952年第十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提出的。全会的参加者注意到，在中央书记格?马?马林科夫的脸上出现了怎样的并非做作的吃惊。作为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应该是第一个“劝阻斯大林”、并“说服”他撤回退休申请的人。如果斯大林不喜欢马林科夫的论据呢？如果斯大林发现他的话里透着不真诚呢？马林科夫对全会如此开始没有作好准备。
在斯大林去世前夕，马林科夫已在扮演党内第二号人物的角色，他主持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各种会议，在政府中代理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作了总结报告，党和苏维埃机关掌握在他的手中。但是，马林科夫不是斯大林，他不具备那种超凡脱俗的独揽大权的能力。令人惊奇的是，在斯大林死后，马林科夫如此迅速地失去了自1953年3月初就掌握在他手中的重要阵地。
马林科夫所不具备的那些素质，在贝利亚身上却绰绰有余。贝利亚所固有的坚定性，以及做出决定的果断性，使贝利亚同马林科夫一起掌握了重新组织政权的权力，并确定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原成员在新政权中的位子，驱逐了那些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被斯大林提拔上来的人。斯大林在1953年3月所提拔的那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在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尼?谢?赫鲁晓夫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将他定为负责组织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赫鲁晓夫无论是与马林科夫，还是与贝利亚，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他们也并没有把赫鲁晓夫纳入权力斗争的竞争者之列。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努力将赫鲁晓夫拉到自己一边，对于这种行为，无论是来自马林科夫方面的，还是来自贝利亚方面的，赫鲁晓夫都做出了友好的反应。
还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马林科夫与贝利亚之间的“友谊”就出现了裂痕。他们之间暗地里的角逐导致了在他们之间必须存在一个中立的调解人。赫鲁晓夫正是这样一个人。最初，一切问题都是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三人联盟做出决定，然后提交部长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伊?米高扬回忆说，当时，他们三个人经常走到克里姆林宫的院子里，在那里长时间地窃窃私语，而他们的同事，却伫立在自己办公室的窗边，屏住呼吸等待着这三个最高人物最终达成的协议。
但是，“三人联盟”很快就解体了，其原因是：贝利亚日益活跃，他示*式地追求内务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是脱离“集体领导”由贝利亚负责的一个部门)，干涉三人联盟其他成员在内外政策方面的特权范围，以及掩饰不住的、有时甚至是公开反对马林科夫的阴谋。

清水煮音

在1953年7月的全体会议上，中央委员А.П.扎韦尼亚金通报说，贝利亚一人做出了关于进行氢弹实验、关于核武器方面科学研究的发展前景的决议。  
贝利亚一直希望获得党和国家独*领袖的位子。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贝利亚的行动纲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中央全会上米高扬讲述道：“最初我问他：您为什么需要内务人民委员部？而他回答说：应该恢复法纪，国内的这种状况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我们这里有许多罪犯，应当释放他们。应当精简内务人民委员部，将警卫人员派往科雷马，每个地方留下一两个人担任警卫。这就是他的主张。但是，当后来开始进行工作时，他的行动却相反，甚至令人迷惑不解。他在红场上斯大林同志墓旁边发表讲话，事后我对他说：你在发言中讲了要保证宪法所规定的每一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位内务部长的发言，这是您应该执行的行动纲领。他回答说：我将执行”。  
贝利亚在内务部长职位上，在最初的一个半月时间里，他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斯大林时代的大规模政治镇压运动上。
早在1953年3月，贝利亚就下令成立了4个委员会，审查“医生案件”、“米格列尔人案件”、国防部炮兵管理总局原工作人员案件、国家安全局原工作人员案件，他们被指控在国家安全局里建立了“反革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成立了这4个委员会的5天之后，就成立了第5个委员会，审查指控反对原空军领导人和苏联航空工业部领导人的案件。委员会很快就做出结论：所有这些案件都是国家**部的工作人员事先捏造的，侦察人员利用犯罪手段获取了“坦白交待的”供词。将内务部及其档案资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惩罚机构的内情和程序也了如指掌——有一些程序还是他亲自推行的，贝利亚着手推行一系列举措，其目的是使自己以一个一贯反对当局滥用职权、反对国家安全机构的犯罪行为的战士的面目出现在公众和全党的面前。在提交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1953年4月2日的报告中，贝利亚通报了杀害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С.М.米霍埃尔斯的情况，并称刺杀行动的组织者是斯大林、原国家**部长В.С.阿巴库莫夫、其助手С.И.奥戈利佐夫和原白俄罗斯国家**部长Л.Ф.察纳娃。


第二天，即1953年4月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就内务部关于“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件的报告通过了决议。决议指出：
采纳苏联内务部的下列建议：
(1)释放在押的根据所谓的“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件而被逮捕的37人及其家属，并为这些医生平反完全恢复其名誉；
(2)追究原苏联国家**部工作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在捏造这起挑唆案件以及粗暴践踏苏联法律方面极其猖獗的那些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收到了贝利亚关于在内务部采取措施以杜绝今后工作中再次发生类似歪曲事件的通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建议原中央书记、国家**部部长С.Д.伊格纳季耶夫提交关于国家**部粗暴践踏苏联法律和伪造侦讯材料的解释报告。
1953年4月5日，通过对苏共中央委员询问表决的方式做出了如下决议：“鉴于С.Д.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在领导原苏联国家**部的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免除其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这份文件与贝利亚的信以及苏联内务部特别侦察委员会的决议一起，分发给各苏共中央委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区委和州委第一书记。
贝利亚坚持将源于内务部并揭露了这个机构在过去的犯罪性质的活动的重要材料，分发给党的各级组织，使这些材料成为广大党务工作者的财富。同时，苏共中央的极其重要的材料，其中包括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记录上，只有“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字样而没有专人的签字，而会议记录所附的内务部的所有文件则均有贝利亚的亲笔署名。贝利亚极力想显示，正是他，作为内务部的一位领导人，是国家安全机关在40年代所犯严重罪行的揭露者(当时，贝利亚被斯大林解除了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职务)。
抢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审查“医生案件”的总结报告之前，贝利亚亲自给各大报纸发去了内务部关于这个案件的通报，向广大舆论界表明，他，贝利亚恢复了被破坏的公正，并完成了人道主义行为。
1953年4月4日，贝利亚签署了一份命令，指明：“苏联内务部已查明，在国家**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着粗暴践踏苏联法律的现象，逮捕无辜的苏联公民，肆无忌惮地伪造侦查材料，广泛地使用各种审查方法——残酷地毒打罪犯，昼夜使用手铐，将罪犯的双手铐在后背上，有时甚至持续几个月之久，长时间剥夺罪犯的睡眠，将罪犯扒光衣服关进寒冷的单人囚室里。根据原苏联国家**部领导人的指示，在列福尔托夫监狱和内部监狱带有专门装备的房间，对犯人进行毒打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并从犯人中专门挑选一些人充当打手，而且使用令人不能忍受的刑具。”
这份命令还指出：“这些极其残酷的审讯方法，使得许多无罪的被捕者被侦查人员折磨得体弱力衰、精神沮丧，而其中的个别人已经丧失了人的面貌。利用犯人的这种状况，侦查人员-伪造者趁机将事先就编造好的关于进行反苏维埃和间*-恐怖活动的证词塞给他们。”  
贝利亚下令坚决禁止对犯人使用暴力和体罚，关闭监狱里对犯人进行体罚的场所，销毁一切刑具。
根据贝利亚的个人命令在报刊上发表的“苏联内务部”就“医生案件”的通报，引起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其他委员的不满。第二天，即1953年4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社论，详细地阐述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调查一系列重大政治案件过程中的作用，正如查明的那样，这些案件都是国家**部工作人员捏造的。
贝利亚的行动成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讨论的话题。主席团内部举行了辩论，最后通过了一个特别决议。决议肯定了内务部及贝利亚本人所采取的措施，并对这些措施表示支持。
4月10日通过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议：“赞成拉?帕?贝利亚同志采取措施揭露过去苏联国家**部制造冤案陷害诚实的人们所犯下的罪行，以及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应注意到，这些措施的宗旨是巩固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法纪”。 通过这个决议，对贝利亚自斯大林死后在内务部部长职位上所进行的活动表示了信任和支持。
自1953年4月下旬开始，内务部机构的工作方向是查明党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各级党组织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特别是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的一些州，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共和国。这是贝利亚所发动的一次最广泛的行动。他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关于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党的各机关工作中存在的缺点的一系列报告。根据内务部的一系列书面报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将培训并向党、苏维埃和国家机关的各基层组织广泛推荐民族干部作为主要任务之一。要求各加盟共和国领导职位的候选人具备共和国本民族语言知识，拟定将党务方面的公文处理翻译成共和国的语言。建议与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南部各州民族分子的地下活动作斗争，不仅要借助于内务部机构，而且还要通过完善民族工作，以消除党的民族工作中以及国内政治形势健康化工作中存在的重大缺点。
但是，并非一切改变民族政策的文件都是由贝利亚签署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拉脱维亚工作状况的决议就是在赫鲁晓夫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赫鲁晓夫签署了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情况调查报告，并是1953年6月12日主席团会议的报告人。贝利亚在关于民族共和国状况的文件中也引用了赫鲁晓夫的报告。
在贝利亚致中央委员会的一系列报告中，有许多处是批评党的机关在乌克兰西部、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从纳粹手中解放之后的工作，强调说，这里的国家安全机关试图借助于大规模的镇压来“改善”政治状况。
例如，在关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各州状况的决议草案中指出，“自1944年到1952年期间，乌克兰西部各州遭各种形式镇压的人数达50万人，其中被逮捕的有13.4万多人，被杀害的有15.3万多人，被永久性地迁出乌克兰境内的有20.3万多人”。  
在1953年5月26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研究了立陶宛和乌克兰西部各州的情况。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发言，支持关于乌克兰西部各州的决议。6月12日，在讨论拉脱维亚的政治状况时，赫鲁晓夫阐述了中央决议的基本提纲。参加讨论的有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贝利亚和马林科夫。
在讨论苏联西部地区的政治形势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干部问题的重要措施。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Л.Г.梅利尼科夫被免职，由А.И.基里琴科取代。在白俄罗斯，中央第一书记Н.С.帕托利切夫由白俄罗斯族人М.В.齐米亚宁取代。
但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没有来得及实现1953年6月12日通过的关于白俄罗斯问题的决议。显然，在民族政策“纠偏”方面，出现了新的转折。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些文件中，中央主席团书记处将“苏联政策”的措词改为“列宁-斯大林的政策”。在莫斯科，没有及时执行中央主席团决议中关于撤换帕托利切夫的那一条。事情一直拖延到6月底贝利亚被逮捕。帕托利切夫留在了原来的职位上，而希望得到其职位的齐米亚宁被任命为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
显然，这些报告对于贝利亚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最后一份，是在6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的，而2个星期之后，即6月26日，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上，贝利亚被逮捕。在这些报告中，贝利亚不仅揭露斯大林时代的统治制度，还揭露党和国家极其粗暴地违背了正式宣布过的民族政策。
在1939-1940年期间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政治状况极端尖锐，民族分子部队所进行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在40-50年代，苏联领导人将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视作稳定局势和粉碎民族分子地下活动的主要工具。在这些州，残酷镇压的目标不仅是那些参加地下活动的人，而且还有倾向于那里的公民。只是在乌克兰西部的各州，遭到镇压的就有50万人之多。在其他一些州和加盟共和国也进行了如此残酷无情的镇压。
对同民族分子地下活动没有关系的和平公民所犯下的这种罪行，应承担责任的不仅是斯大林，还有斯大林的亲密伙伴们，这其中就有贝利亚。但是，贝利亚却利用自己的一系列报告，将自己从应对大规模镇压活动承担责任的那些人中开脱出来。这样一来，贝利亚就从一名犯罪活动的同谋者，变成了一名审判党和国家机构以及执行犯罪政策的那些人的法官。最初，在上级任命的党的官僚的小圈子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关于政治局委员对于苏联执政当局所犯的罪行、组织和参与大规模的政治镇压活动承担个人责任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观点，这些揭发行为是突然逮捕贝利亚的原因。在决定贝利亚命运的开庭审判上，当他做最后的陈叙时，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贝利亚说，斯大林去世之后，他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收集关于党的机关工作情报并就民族问题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系列报告。
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所领导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不久以前所发生的事件公诸于众，这使主席团成员们感到焦虑不安。中央的各位书记也直接参与了在这些加盟共和国所进行的大规模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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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被逮捕之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一个专门的决议，决定从“贝利亚的卷宗”记录里删除所有这些报告，这并非是偶然的。删除的还有关于拉脱维亚问题的报告，赫鲁晓夫直接参加了这份报告的准备工作。
贝利亚没有局限于只是在西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收集关于党的机关以及领导干部的情报。只是逮捕了贝利亚之后，中央才了解到，他还利用内务部在其他加盟共和国收集“损害党的工作者名誉”的事实。  
可见，贝利亚试图以民族共和国的朋友和保护者、被践踏的正义的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借此掩盖那样一个事实，即他曾经是1944年大规模驱逐高加索人民，以及1947和1949年迁移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居民的组织者。
贝利亚还过问苏联的国民经济问题。许多党务领导人和经济干部都感受到沉重的财政负担、国内经济的过度紧张、“造成了巨大损耗的工程”的重重困难：50年代初期，国防工业的某些部门仍按战时的制度工作着。因此，党的经济官员赞同贝利亚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提出的建议，重新审议1953年一系列工程项目的建设计划。贝利亚建议压缩斯大林时代已经开始的许多“共产主义建设工程”，这些工程吞食了财政预算中巨大数额的资金。腾出来的资金可以对农业进行大的投入。被停止建设的这些项目中，有运河、公路和铁路干线以及具有国防意义的企业。正是以此突出了苏联政府的和平意图。已经是1953年的3月27日，即安葬斯大林之后过了18天，贝利亚就向政府提交了该问题的详细报告。中央书记Н.Н.沙塔林承认说，当时贝利亚“在我们各州党的委员会书记中找到了一定的基础”。  
贝利亚还关注苏联的对外政策问题。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不仅与苏联国内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还是它们的独特延续。


1953年5月，在同以马?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党和国家代表团进行谈判时，出现了观点上和利益上的严重冲突。考虑到要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和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这两个职务分开，所以讨论了匈牙利新的党和国家权力机构的问题。克里姆林宫决定，拉科西留作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袖，而伊?纳吉领导政府。拉科西反对将党和政府的高级职务作如此划分，但是，苏联领导人却是不容商量的。当时，拉科西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面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怎样实现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之间的职务划分的。按赫鲁晓夫的话，“当时贝利亚轻蔑地回答说：中央算什么，让部长会议决定，让中央去管理干部和进行宣传工作吧”。 这个说法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复杂化还在于，中央主席团的某些成员向匈牙利领导岗位推荐了自己庇护的候选人。结果是拉科西成为中央书记，而由贝利亚支持并推荐的候选人纳吉被确定为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
在莫斯科还更加激烈地讨论过关于德国的问题。自1951年1月到1953年4月期间，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向西柏林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迁移的大约有50万人。在1953年最初的几个月，前往西方的人特别多。在逃跑的人员中有许多工人，几千名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成员。
这标志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在讨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业已形成的状况时，在苏共中央主席团里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到1952年中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仍然坚持加快社会主义建议的方针。其结果是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文献资料无法使我们更为充分、客观地确定在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过程中出现的各方的观点。我们只能根据胜利者的话，使用他们的论点和对事实的解释，来阐述参加辩论的人员的立场。
关于德国问题，从1953年5月14日就开始在部长会议主席团进行讨论，并在此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953年5月27日，通过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一致赞同的决定。
关于这一点，贝利亚在中央全会上的主要反对派莫洛托夫是这样叙述的：“当讨论援助民主德国的措施时，已全面提出了德国问题。在辩论中贝利亚坚定地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德国这个社会主义，那里有什么社会主义？主要是应该有一个热爱和平的德国。’贝利亚的这一声明受到了与会者的坚决反对。莫洛托夫是这样评价这次会议的意义的：‘好吧，也争论了，也谈论了，该拿主意了。我觉得，这几句话里可能有话，可能指表达得不准确，指论战的激情或指有人没考虑到在激动时说了些什么。过了几天，我收到了这个问题的决定草案。该草案后来作为1953年5月27日第27号记录定了下来。它写得是正确的。但上面写的是基本方针。我写上了贝利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在制定提案时，我们应该根据简短的建议制定出详细的德国问题的决议。在制定提案时，基本指示的出发点应该是，民主德国形势不好的基本原因是，在现今条件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执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那我们该有什么方针？他回答说，那里说的是在现今条件下。在现今条件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现今条件下，首先是资本主义方针，然后再提社会主义方针。我说，我建议修改这个句子。但是要说——在现今条件下，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贝利亚同意了，这样，如果说以前决议里建议写上，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那么现在建议写上另一个句子，承认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不正确的’。经过几次谈话之后，通过了这一修改。”  
在贝利亚案件的调查材料中，有一些说明贝利亚对待德国问题的立场的文件。贝利亚建议不要强行建立苏联集体农庄模式的农业合作社，而只局限于成立共耕社和机器-拖拉机站。由此看来，贝利亚在关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立场远不是只有一个涵义。正如从我们研究的资料中得出的结论一样，贝利亚只想满足于在东德进行类似20年代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最初阶段的那些改革。
苏联国防部长尼?亚?布尔加宁元帅在1953年7月中央全体会议上回忆说，贝利亚在与他进行谈话时，曾坚持要他对贝利亚关于德国问题的建议表态。当遇到DIZHI时，内务部长向国防部长声明说：“今后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事情继续这样进行下去，那么，我们不得不将几个部长从主席团中开除，免除几个部长的职务。”布尔加宁问道：“我们的主席团成员中部长有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贝利亚，你指的是谁？”贝利亚回答说：“应该改变目前的领导成员。”  
全面公正地分析贝利亚的行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贝利亚极力想揭露斯大林的罪恶行为，查明参与了这些罪行的其他著名党务领导人，尤其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某些成员，首先揭发这些活动家，然后再追究他们的责任。贝利亚的全部“原则性”只是局限于尖锐地评价斯大林、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某些成员以及地方许多党的机构的行为，而对于遭受苦难的、目前正处于集中营和流放中的人们的平反问题，他没有任何行动。
在1953年7月中央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在进行发言时，以异常轻率的口吻承认道，在30年代有一半的政治案件是“伪造的”。主席团里有人答话说：“有一多半是捏造的。”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们清楚地知道政治镇压中有数百万牺牲品。但是，他们没有急于给予这些无辜的人们，这些由于“伪造的”指控而在监狱、集中营和流放中遭受着痛苦的人们以自由。不仅如此，在1953年7月的中央全体会议上，对于贝利亚给医生案件进行平反的方式进行了批评。沙塔林说，这样做“有损于我们国家的利益”。这位中央委员赞同平反“最终是正确的决定”，但他又反问道：“为什么我们的报刊要关注这个问题”。 中央主席团成员拉?莫?卡冈诺维奇同意沙塔林所说的话。“你们大家都清楚，这件事曾轰动一时，并引起了某些人的抗议和反感”——卡冈诺维奇这样说。 卡冈诺维奇的话在大厅里引起了一阵喝彩声。
贝利亚对苏联部长会议成员积极施加影响。在会议上，贝利亚用极其下流和带有侮辱性的话对他们进行指责，然后，又与他们每个人进行单独的谈话，不惜使用恐吓和直接威胁的手段。
临近1953年的夏季，贝利亚几乎将有损于赫鲁晓夫、马林科夫以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名誉的事实公诸于众。内务部长提出了逮捕马林科夫的追随者、原中央书记和国家**部长谢?杰?伊格纳季耶夫的问题；此前已经逮捕了国家**部特别重大案件侦察处主任М.Д.留明，准备让他提供有关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供词。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可能失去对党内和社会形势的控制。一切旨在恢复公正、纠正被歪曲的事实以及揭露斯大林时代的罪行的行动，都会引起民众的广泛支持，他们不考虑这些行动是由谁主持的。
对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部事件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是，贝利亚建议在游*队伍中禁止抬出使用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画像。

清水煮音

1953年5月9日，根据贝利亚的倡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在国家节日期间装点游*队伍和各企业、机关和组织的大楼”的决议。 拒绝游*队伍抬出党的领导人的画像，这是关于个人崇拜危害声明的十分自然和合乎逻辑的延续，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都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这一点。如果这些声明是真诚的，那么，当时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以及作为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是不能拒绝贝利亚的建议的。
但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们明白，这个举措是针对他们的。这自然使他们惊恐万分，并引起了他们的警惕。要知道，在斯大林死后，党内的领导人，特别是那些希望获得独*权力的人，非常关心自己威信的提高。而贝利亚的思想被认为是破坏了业已形成的秩序，贬低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威信。贝利亚毫不怀疑，即使游*的人群手中没有画像，国内的人们也知道他，而对于贝利亚在主席团内的许多同僚们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居民对他们的印象是模糊的，国内的人们不了解他们。对于贝利亚来说，这是更新最高领导成员的重大步骤。毫不奇怪，在贝利亚被逮捕之后，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决议被立即取消了。
正如马林科夫在1953年7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承认的，处置贝利亚的问题是6月12日在例行会议上讨论了内务部准备的他的报告，以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根据这些报告所做出的决议之后决定的。与中央委员会个别成员的单独谈话进行了一周多的时间。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是这些谈话的组织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与克?叶?伏罗希洛夫谈话时，维?米?莫洛托夫也参加了。并非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全体成员都赞同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理由，因此，资格比较老的委员莫洛托夫的意见就非常重要。6月26日前夕，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全体成员，除贝利亚一人之外，都知道了即将召开的会议性质。实际上，这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反对自己的一个成员的阴谋。阴谋具备一切因素：严格的保密，秘密起草了指控材料，制定了方案，分配了角色，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秘密会谈，由一些将军和军官组成了武装小组，负责逮捕贝利亚。


对于这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存在着许多种没有根据的推测。但是有两个可靠的证据。其中之一是属于赫鲁晓夫的，他更多地注意到事件的外部：怎样逮捕贝利亚，贝利亚对于逮捕决议的反应。赫鲁晓夫还大体上讲述了对贝利亚提出的那些指控的内容。 另一个是莫斯科军区的一组将军和军官的证据，为逮捕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吸收他们参加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会议日程是关于莫斯科军区夏季演习的问题。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到，逮捕贝利亚是由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康?朱可夫元帅亲自进行的。在宣布了逮捕贝利亚的决议之后，朱可夫走到贝利亚面前，用力地捆住他的双手。但是，对于赫鲁晓夫的这些话，朱可夫从来都没有确认过。将这件事委托给朱可夫本人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在会议大厅里的只是军衔和职务很低的军官。朱可夫当时被邀请出席这次会议，是作为伟大卫国战争的著名军事将领、在党内和国内都享有崇高威信并代表着军队立场的人。
不久以前对于研究人员开放的一份文件，不仅对于重写1953年6月26日事件，而且对于部分地展现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筹备罢黜贝利亚的过程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份文件就是马林科夫宣布主席团会议开始的发言草稿，在这份文件的页边上，有马林科夫记录的会议过程，以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的一些最重要的建议。
这份文件保存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里，这一事实引出了许多问题：为什么把马林科夫的报告草稿放入档案馆里？是谁将这些文件转交给档案馆的？如果这是马林科夫的助手Д.Н.苏哈诺夫干的，那么是谁给他的文件？马林科夫是否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文件并没有完全准确地反应出马林科夫的立场。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有待答案。但是有一点是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份新的有价值的史料文件。
这份文件以及对贝利亚在囚禁中写的信件进行了详细分析，使我们可以重新描绘一下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生的一幕。如果根据记录草稿判断，在马林科夫的发言中，已经表达了反对贝利亚的几条主要意见。在前言中有几条总的说明：“敌人想使内务部机构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任务是让内务部机构为党和政府服务，将这些机构置于党的监督之下。敌人想利用内务部机构达到犯罪的目的。 任务是消除这类犯罪活动的一切可能性。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内务部机构是最有可能滥用职权的地方。我们的任务是不允许滥用职权(只有进行这样的改革；改变工作方法；代理机关；贯彻党性)。”  
第一，在马林科夫的报告中，已把准备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民族政策报告归罪于贝利亚。马林科夫将这些文件评定为企图“修正”党和政府，“把中央降为二等”。内务部长的职务使贝利亚有可能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按照马林科夫的看法，“如果现在不及时地进行变更，将会产生极大的危险性。”  
第二，贝利亚还由于坚持将内务部的文件分送给地方各级党组织而受到指责。贝利亚试图以此强调，正是他准备了这些问题，中央主席团所做出的决议都是以他的这些报告为基础的。
第三，关于贝利亚在匈牙利和德国事务中的立场。贝利亚的行为被评定为压制集体领导，谴责了贝利亚所表现的武断性。马林科夫还指出，贝利亚使主席团成员互相对立，使他们互不往来。
马林科夫还提出了如何改变目前状况的建议。拟定的措施之一就有免除贝利亚内务部长的职务，任命另外一个人担任这一职务 ，免除贝利亚政府副主席职务，任命他为石油工业部长，将特别委员会变为一个部，并有可能任命М.З.萨布罗夫或者是М.В.赫鲁尼切夫担任该部的部长。
马林科夫还指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对于内务部的工作应该实行日常监督，对于重大问题应该通过决议，由中央书记，也可能是部长会议主席签署。  
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以及中央委员会1957年7月全会的辩论，揭示了1953年6月中旬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状况，其中还有一些关于准备逮捕贝利亚的某些事实。从这些史料中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部，对于处决贝利亚的行动和性质的评定并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是谁特别关心消灭贝利亚呢？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同意解除贝利亚在主席团和内务部的职务，但并不是全体成员都要求将贝利亚逮捕，然后处决。其中，米高扬建议将贝利亚开除出中央，让他去从事经济工作。从最初就持积极立场的是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正是他们希望获取党内领导中的首脑地位。最终，为了不破坏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团结一致，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同意“除掉”贝利亚。显然，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并没有觉得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理由很可信，他们没有看出贝利亚策划了什么阴谋。
目前，依据对历史学家开放的少数资料的研究，很难弄清贝利亚阴谋是否是事实。只能说，存在着来自贝利亚方面潜在的威胁，贝利亚可能实施阴谋，或者是为实现阴谋逐渐地创造条件，但是没有证据确定，阴谋已经准备就绪和贝利亚准备实施阴谋。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逮捕贝利亚行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之一的布尔加宁认为，“党与个人的行为发生了冲突”。 米高扬在评价1953年夏季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部业已形成的状况时说，“阴谋家的威胁已经变得十分危险了”。  
在1953年的中央委员会7月会议上，没有列出可以证明存在着以贝利亚为首的阴谋家集团的具体事实。检察机关侦察员的工作证明了这一点。由于贝利亚案件，1953年7月26日还逮捕了内务部副部长Б.З.科布罗夫和内务部特别重大案件侦讯处主任Л.Е.弗洛德季米尔斯基。原国家安全人民委员、贝利亚的助手、晚些时候也被逮捕的В.Н.梅尔库洛夫，作为中央委员也出席了会议，在大会工作期间，他还没有被开除出中央，同样情况还发生在内务部军事反间*局局长С.А.戈格利泽和科布罗夫身上。
在1953年6月26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马林科夫在第一次讲话时没有提出逮捕贝利亚的问题，而只是谈到关于免除贝利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并任命他为石油工业部负责人。也就是米高扬在与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交谈时所建议的。
这是否是马林科夫的真正立场，或者只是一个圈套，借此联合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以便采取针对贝利亚的另一种行动？有一个事实，即为逮捕贝利亚，事前就已经召集了一些将军和军官参加会议，这一点使我们可以肯定地说，6月26日会议的方案早就被制定好了，而完全知道这个方案的只有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也可能，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也知道这个行动计划。大概，朱可夫也知道贝利亚可能被逮捕。
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对贝利亚实行了逮捕。主席团全体成员都进行了发言。根据马林科夫的报告，对于处理贝利亚的问题，全体人员表达了各种意见。马林科夫报告的边页上还记录了一些关于准备审判和利用特别委员会的话。不排除不进行调查和审判就枪毙的可能性。 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关于赋予枪毙贝利亚行动以合法性的问题，已经是贝利亚被带出大厅之后了。
被逮捕之后，贝利亚被关在克里姆林宫大厦的一个房间里，而后被转送到位于莫斯科军区司令部辖区的一个拘留所，后来是在国土防空军的一个地下防空洞里。在开庭前，审判期间和审判之后，直至实施死刑，贝利亚一直被关在这里。为了实施逮捕贝利亚的行动，还邀请了一些将军和军官来到克里姆林宫：К.С.莫斯卡连科、П.Ф.巴季茨基、В.Ю.尤费罗夫、И.Г.祖布，以及其他一些人。在会议大厅里是他们将贝利亚扣押起来的。
就这样，被搬倒的内务部长是由军队的军官逮捕的，并被关押在国防部的办公室里。没有任何逮捕的通告，也没有检察机关批准关押的证书。根据法律有权实施拘留、逮捕和关押的机关，并没有参加逮捕贝利亚的行动。并且，国家安全机构对此一无所知。后来，赫鲁晓夫解释说，这是因为担心内务部工作人员解救贝利亚。现在，很难判断这种论点在多大程度上是合乎事实的，但是，任何说明借助武力来解救贝利亚的文件都不存在。
可以理解逮捕贝利亚行动的组织者们：甚至当贝利亚处于军人警备队的严格监禁之下，他们也仍然害怕他。
被逮捕之后，贝利亚致函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正如赫鲁晓夫回忆的那样，主席团对贝利亚关于给他提供写信机会的请求进行了讨论，没有统一的意见，“某些人有怀疑看法”。但是，贝利亚原来的同志们还是决定向他提供给主席团全体成员写信的机会。
应该阅读一下这位原内务部首脑人物的最后信函，以便理解6月26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对贝利亚问题讨论的性质和基调。在这些信函中通常所看到的只是苦苦地哀求帮助和原谅过去所犯的错误。但这并不是全部：这些极其重要的文件还揭露了6月26日所发生的事件的实质。
不仅如此，在事件的参加者之一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重现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的画面。但是，赫鲁晓夫的记录并不准确，也没有转述事件的全部情况。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可以形成这样的印象：会议开始时，马林科夫的发言并不坚决，并偏离了事先达成的协议，接着是赫鲁晓夫的发言，更加明确、尖锐和彻底，按拟定的方向扭转了事件的进程。接着将贝利亚逮捕。

岸上的猪

读者已经知道马林科夫讲话的内容。但是，关于贝利亚问题的讨论并不只是局限在马林科夫的讲话和赫鲁晓夫的发言上。讨论进行了很长时间。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发了言。 贝利亚对于这次讨论可能形成的后果持乐观态度。“我确信，从主席团会议上的那个严重批评中，我将做出必要的结论，并将有益于集体领导”，贝利亚在给马林科夫的第一封信中这样写到。贝利亚对于自己的工作做出了评价，从在格鲁吉亚工作开始，他选择干部只是根据业务素质。信的结尾热切祝愿党和祖国繁荣昌盛。在专门致马林科夫的信函中，贝利亚请求“关照”他的家庭和儿子。  
第二封信是在国土防空军的地下防空洞里写的，已经丝毫没有了以前的乐观。贝利亚强调说，“对待您(指马林科夫——本文作者)，我的行为尤其严重和不可原谅，在此方面我是百分之百有罪过的”。贝利亚对于斯大林死后自己的工作进行了评价，并指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中央和政府现有的指示，或者根据马林科夫的建议，或者根据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建议进行的。贝利亚还写了自己在以下诸方面的功绩，如给医生和由于所谓的“格鲁吉亚米格列尔民族中心案件”而被逮捕的人员进行平反，遣返被错误地从格鲁吉亚迁移的人员，实行特赦，取缔公民证制度，“修正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等地民族政策和惩罚措施中被歪曲的党的路线”。贝利亚表示后悔的是，“他表现出不正确的愿望，将内务部的这些书面报告与中央的决议一起分发……当然，以此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中央委员会决议本身的意义，这样就可以形成不可容忍的状况，内务部仿佛代理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内务部的作用就不只局限于执行苏共中央和政府的指示……从我来说，坚持散发这些书面报告是愚蠢行为和政治上的考虑不周”。在答复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提出的批评时，贝利亚承认说，“我的行为经常是不可容忍的，过于苛刻和神经质，当讨论关于德国的问题时，在对待赫鲁晓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方面，这种行为达到了极其愚蠢和放肆无礼的地步”。贝利亚还请求原谅在接见匈牙利代表时他所犯的错误，称自己的行为没有分寸，无论如何也不能补救。信里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在马林科夫面前，他不善于将自己摆在应该在的位置上。在信的结尾贝利亚请求只是保全他的性命。


贝利亚在地下防空洞里又过了几天。他陷于恐慌，认为每一分钟都有可能处决他。在位于地下深处的混凝土囚室里，贝利亚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写了第三封绝望的信，要求“以贝利亚的名义立即电话转告马林科夫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并转交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信是以完全绝望的话开始，说他们想不进行审判、侦讯和共同的审问就镇压他：“亲爱的同志们!对于一名中央委员，自己的同志，在地下室度过了5昼夜之后，不经过审判和查明事实，就决定处决他，难道只有这样才是唯一的正确的方法吗？”  
共计有三封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信件——这是贝利亚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写的全部东西。但是，也许并不是这样。根据守卫贝利亚的人员：国土防空军莫斯科军区司令员莫斯卡连科及其下属М.Г.希日尼亚克少校——从逮捕的第一日起至到最后他一直与贝利亚在一起——证明，罪犯在来到地下防空洞的最初日子里写了很多东西。如果认为，贝利亚在地下防空洞里所写的只是最后这两封信，那么，莫斯卡连科和希日尼亚克在谈到这些时未必使用“很多”这个词。但是，目前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里还没有发现贝利亚在处决前的最后日子里所写的其他任何材料。对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特别是对于“贝利亚的朋友”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这些资料可能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他们与贝利亚并肩工作多年，并在斯大林生前的最后一段日子以及死后与贝利亚联系密切。有很多的东西是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想要掩盖的……
在贝利亚的信件里没有悔过。在致书自己昔日的同志们时，他诉诸党的公理，回忆了不久以前的事件，并提醒注意，他是如何拯救主席团的某些成员的，在斯大林面前替他们说情。贝利亚的回忆还谈到了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以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的最友好的关系，这些人都出席了6月26日的会议，他们未必能喜欢这些材料。这与消灭贝利亚的主题思想是不合协的，这个主题思想在党的最高层里早已形成。耐人寻味的是，甚至没有让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全体成员知道贝利亚的这些信件，更谈不上七月全会的参加者了。不仅如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还下达了命令：不许再给贝利亚一张纸、一根铅笔和一支钢笔。命令被执行了。
毫无疑问，就贝利亚所犯的罪行来说，他是无愧于最严厉的惩罚的，即使是今天，也根本谈不上给这个斯大林的鹰犬平反。但是，甚至根据当时现行的法律，也不应该认为“贝利亚的案件”在法律上是无懈可击的，是符合法律规范和诉讼程序的。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贝利亚被指控犯有“破坏社会主义法纪”、恣意妄为以及非法镇压等罪行。如果认为中央是无条件遵守法律的榜样，甚至对于像贝利亚这样一名罪犯，那么这种说法是公平的。应该等待着，在中央的监督之下，法庭要进行客观的调查并做出法律上无可指责的判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中央的这些行动都会表现出，党的最高机关真诚渴望结束斯大林时代的违犯法纪和恣意妄为现象，完全恢复法纪，严格地坚决地遵守法制。
遗憾的是，类似事情并没有发生。当权者竭力追求尽可能快地在肉体上消灭贝利亚，因为他对自己过去的同志们知道得太多了。他们希望避免对贝利亚的罪行进行详细准确的调查，以掩盖自己与他的关系。因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领导人们就不打算遵守法纪了。他们仍然像斯大林时代那样去做了。他们谴责斯大林的制度，却仍然按照老一套思考和行动。“贝利亚案件”的审判自始至终都是按照斯大林时代的方法完成的。
1953年6月29日，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组织调查贝利亚从事反党、反国家的犯罪活动案件”的决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免除了苏联总检察长Г.Н.萨福诺夫的职务。关于他被免职的理由，赫鲁晓夫是这样写的：“他不能得到我们的信任，我们怀疑他能够客观地调查贝利亚的案件”。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做出决定，任命Р.А.鲁坚科为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自1945年起到1953年6月，一直担任乌克兰检察长的职务，赫鲁晓夫非常了解他，并能够与他达成一致。鲁坚科同意只按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指明的那些事实，对贝利亚的案件进行调查。
在被指控的贝利亚的众多罪行之中，没有组织政治暗杀和参加30-40年代大规模镇压的罪行。在调查中提出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将招致审问上层人物中的证人——在这个血腥案件中贝利亚的同谋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规定，只按会议上列出的那些事实审理贝利亚的案件，这是试图将与组织大规模政治镇压运动有关的一切问题，从指控贝利亚罪行的范围里撤出。案件还包括贝利亚在某些场合下滥用职权。这里还谈到了М.С.克德罗夫、А.Г.汉德日扬以及其他一些人，贝利亚与他们的被害有着直接的关系。谈到关于贝利亚亲自参与伪造案件，他枪杀无罪的人们也是调查的内容。只是列出了个别事例，没有揭示30-40年代犯罪活动的整个画面，在这些犯罪活动中，筹备镇压贝利亚的那些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们也是有罪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定责成鲁坚科，“限期24小时挑选出合适人选组成侦察机关，将其组成人员上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并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有关指示，立即着手找出和调查贝利亚通过自己周围的人从事反党反国家的犯罪活动的事实”。  
在1953年7月2日召开的中央全体会议上，谈到了关于贝利亚所从事的反党活动。全会结束之后，又在会议速记稿上用墨水笔加上了“反国家的”一词。确定贝利亚罪行的措词，如“反党的犯罪”或者是“反党反国家的犯罪”，也写入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6月30日决议中。无法确定，这里的速记稿是否在后来进行过修改，因为这份文件的草案没有保存下来。这个修改的实质很明显：反党的犯罪活动不能按照刑法典的条款治罪。极有可能的是，鲁坚科及其同事开始熟悉贝利亚的案件之后，做了这样的修改，并将它交付诉讼程序。
马林科夫在全会上做了报告。全会共同谴责了贝利亚的行为，一致通过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议的全部文件。全会决定，将贝利亚作为党和苏联人民的敌人开除出苏联共产党，并将贝利亚交付法庭。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将对贝利亚案件进行调查以及准备诉讼程序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确定隔离贝利亚的方式，并给总检察长下达了关于调查方向、指控材料的样式、最终确定处决办法等诸方面的命令。
鲁坚科积极着手准备对贝利亚的诉讼程序。根据总检察院的命令，鲁坚科6月30日被召见并被告知按刑事案件办理。1953年7月3日，总检察长对贝利亚以及由于贝利亚案件而被指控的全部罪犯：梅尔库洛夫、杰卡诺佐夫、科布罗夫、戈格利泽、梅希科和弗洛德季米尔斯基采取了强制措施，对其进行监禁。7月9日，总检察院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贝利亚案件业务侦查计划。计划确定了侦察人员应该学习的一系列问题的范围，收集证明贝利亚以及由于贝利亚案件被指控人员罪行的资料的方法。
给侦察人员提出了如下任务：“找到揭露贝利亚利用内务部机关从事反党反苏维埃国家活动的资料和事实，以及其他的叛变活动的事实”，
查明可以证明贝利亚在内务部系统内错误安置干部的文件，以及贝利亚违背法纪，组织对党和政府领导进行电话窃听和跟踪监视，调查贝利亚与一些妇女的可疑关系，“这些妇女被揭发从事反革命活动并与外国人有关系”。 作为调查工作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规定揭发贝利亚企图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和兰科维奇建立联系。
为了用文件证明贝利亚的叛变行为，拟定从内务部收集他关于格鲁吉亚、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乌克兰西部各州、白俄罗斯的全部命令，以及其他有损内务部长及其亲信名誉的一些材料。但是，调查的最主要办法应该是审问贝利亚在内务部的亲信，以及那些与贝利亚有关系的妇女。指控贝利亚的最重要的供词，侦察机关初步打算从一些证人口中获得，而这些证人的名单在业务侦察行动计划中已经被固定下来。这份名单，以及侦讯材料的目录表明，这里指的是审讯已经被逮捕的人。自然，处于被隔离调查的证人们更多的是关心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不是贝利亚的命运。对于熟知伪造指控反国家罪行案件的原内务部工作人员，努力做到使侦察人员满意，他们所说的比自己知道的还要多。在审讯开始时，受审的每个人都被警告，他应该以自己的供词协助侦察人员，并以此来减轻自己的罪过。耐人寻味的是，当全体被告被召集在一起，准备进入会议大厅时，贝利亚的老朋友和老同事相互之间甚至连招呼都不打。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牢牢地控制着调查的过程和审判的准备工作。1953年9月17日审理了贝利亚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委托鲁坚科，“考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所做的修改，应在两周期限内……最后加工完成所要提交的贝利亚案件的起诉书草案……苏联检察院通告草案，关于苏联高等法院特别审判厅组成人员的提案，关于在无其他人员参加的秘密审判会议上审理贝利亚及其同伙案件的草案”。 无论是起诉书草案，还是苏联总检察院的有关通告的准备工作，都是由中央书记米?安?苏斯洛夫统一领导进行的。
被加速进行的贝利亚案件的调查工作于1953年12月前夕完成，总检察院对此向苏共中央做了汇报。12月10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特别决议，确定了怎样审判贝利亚及其同伙、谁将成为他们的法官，批准了指控贝利亚以及全体被告的方式，通过了起诉书草案，确定了在进行诉讼程序时谁将坐在被告席上。审判之后只剩下形式上的东西——按诉讼程序办理手续，执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无论是对于法庭，还是对于总检察院，这些决议都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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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赞同“关于成立审理贝利亚等人案件的苏联高等法院特别审判厅和该厅组成人员”的命令文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应该采纳这个文本。批准苏联元帅И.С.科涅夫担任苏联高等法院特别审判厅主席，特别审判厅的成员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Н.Н.什维尔尼克，苏联高等法院第一副院长Е.Л.赛丁，К.С.莫斯卡连科将军，苏共莫斯科州委书记Н.А.米哈伊洛夫，莫斯科高法院院长Л.А.格罗莫夫，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К.Ф.卢涅夫，格鲁吉亚共和国工会委员会主席Н.И.库恰瓦。法庭的全部组成人员中，只有两人——赛丁和格罗莫夫是律师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
在这份决议中，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还确定了贝利亚及其同伙案件的审理程序。案件要在没有其他方面参加的情况下，按照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1934年12月1日规定的程序，进行秘密开厅审理。由此看来，就连惩罚的措施实际上也被确定了：死刑，最轻的监禁不少于十年。判决书为最后结论，不得上诉。如果罪犯被法庭判处了最高惩罚措施，那么，判决将立即被执行。
决定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批准的贝利亚案件起诉书草案，分送给各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各州委员会、各地区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知悉。在中央机关分送了起诉书草案之后，应该详细说明：可以让党的各州、市、区委员会全体党员积极分子，高等院校的外聘讲师、社会经济学教研室负责人了解起诉书的内容。
在起诉书草案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中，以及苏联检察院下发的通告文本中都指明了，应该按照刑法典的什么条款判处贝利亚及其同伙。 特别审判厅1953年12月23日关于贝利亚的判决书，完全重复了苏联检察院通告中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措辞。


它是这样写的：“法庭一致认为，被告贝利亚背叛祖国，为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组织反苏维埃阴谋集团，进行恐怖活动反对忠于党和人民的政治活动家，当其在反间谋机关和阿塞拜疆穆萨瓦蒂反革命政府担任秘密间*职务时，积极参加反对1919年巴库工人革命运动的斗争，并在被揭露和被逮捕之前与外国间*机关建立了联系，以上罪行证据确凿”。  
在检察院的公告中，对于中央全会上提出的那些指控进行了补充：指控其从事间*活动，以及贝利亚曾是帝国主义国家几个间*机关的特5。在开庭时，还对贝利亚提出了指控，指控他在1942年任外高加索方面军最高指挥部大本营代表时，企图打开高加索主山脉的山口，以使希特勒军队进入格鲁吉亚。
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命令，对贝利亚及其同伙的诉讼程序于1953年12月18日开始。12月23日，全体被告都被判处了死刑。
在诉讼过程中，贝利亚部分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试图证明，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反革命的、反苏维埃的目的。贝利亚竭力摆脱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款对他提出的反对国家罪的指控，想以此保全自己的性命。
但是，对于像贝利亚这样有名的被告，即使一个指控也不提出，也已经积累了“一打儿”可以按刑法第58条各款治罪的罪名；其中任何一个指控都可能被判处极刑。对贝利亚及其同伙的指控都是根据一些可枪毙的条款提出的。贝利亚除了被指控从事“反革命的”政治活动，还由于刑事犯罪而被追究责任，其中就有强奸罪。当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9年1月4日颁发的“关于加强追究强奸罪的刑事责任”的法令还在实行。根据这个法令来判处极刑是不难的。
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时，贝利亚说：“我已经向法庭交待了我所犯的罪行。长期以来，我一直隐瞒自己曾在穆萨瓦蒂反革命间*机关供过职。但是，我声明，甚至在那里供职期间，我也没有干过任何坏事。我完全承认自己道德生活腐化。我与这里提到的那些妇女很多人都有关系，作为一名公民，一名共产党员，这些关系使我蒙受耻辱……我承认，应该对1937-1938年期间的偏激和歪曲社会主义法纪行为负责，但是，我请求法庭考虑，我当时并没有反革命反苏维埃的目的。在那个时代的状况下，我的犯罪是有原因的。我的最大的反党错误就是，我下达了收集各级党组织工作情况资料的命令，并编制了关于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书面报告。但是，在此我并没有追求任何反革命的目的。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在试图破坏高加索的防御工事方面，我不认为自己有罪。我请求你们，在做出判决时仔细分析我的行为，不要把我看作是一名反革命分子，而对我适用刑法典中应该对我适用的那些条款”。  
但是，法庭认为，“被告贝利亚背叛祖国；为夺取政权和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组织反苏维埃阴谋集团；进行恐怖活动反对忠于党和人民的政治活动家，以上罪行证据确凿”。  
同一天晚上，贝利亚在地下防空洞里被处决，自1953年6月开始他就一直被关在这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被通告说，在宣布了判决书之后，贝利亚被巴季茨基将军立即处决了。由于一系列原因使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在混凝土的地下防空洞里执行判决，只能在专门设备的房间里进行，以保证不使子弹反弹到开枪的人，以及当时在现场的人。
但是，实际上贝利亚并不是在审判结束后就立即被枪毙了，而是过了几个小时。为什么需要“判决被立即执行”这种说法呢？这是为了安慰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们，使他们确信，贝利亚已经死了，他已经来不及再做任何口头的或者是书面的声明了。斯大林的规则“人没有了，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获得了胜利。
还在对贝利亚进行调查期间，他的妻子尼娜?泰穆拉佐夫娜和儿子谢尔盖也被逮捕了。贝利亚被枪毙之后，他们又被关押了一年半的时间，此后，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命令被流放到乌拉尔，没有向他们出示任何具体的指控。他们的罪过在于，他们是贝利亚的亲属。在获释前夕，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议，贝利亚的儿子被剥夺了技术科学副博士和博士的学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称号以及上校工程师军衔。
7月25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将人民的敌人贝利亚的亲属迁出格鲁吉亚境内报告”。苏共中央同意这个行动，苏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做出决议批准了这个行动。1953年秋天，即在审判贝利亚之前，从格鲁吉亚迁移他的亲属的行动就开始了，大约有20人被送往西伯利亚，理由是“他们进行了不坚定的用心险恶的谈话”。贝利亚家庭成员中“过于健谈者”的名单是从他的姐姐安娜开始的，同时，在格鲁吉亚国家安全机关的备注里写着，她是一名聋哑人。名单里的第五位是贝利亚的姐夫安塔泽，此人患有慢性精神***症。除了贝利亚的亲属以外，这份名单里还有他妻子的母亲，80岁的Д.В.戈戈奇科里，以及他妻子方面的亲属：姐妹，她们的丈夫，外甥，连襟。
一切都是按照斯大林的方式：“斩草除根”。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从来也没有见过贝利亚。贝利亚的母亲马尔塔在给马林科夫的信中写到，在最后这17年期间，她只见过儿子三次。但是，贝利亚已经80多岁的母亲，由于“依靠儿子的赡养”、“是一名信教的妇女，经常去教堂并为自己的儿子——人民的敌人祈祷”，被从第比利斯流放到偏僻的阿布哈兹。 已经年迈的妇女不久就死去了。
如何评价斯大林死后最初的几个月里苏联所发生的事件呢？那些消灭了贝利亚的诉讼程序具有什么性质呢？怎么才能鉴定这个举动，以及它的社会政治结果呢？
贝利亚的被捕，为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进行根本的变革提供了机会，使党可能抛弃极权主义统治这份遗产，脱离斯大林管理党和社会的方法，开始民主化的进程。这对于惩罚机关的独*统治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官员们再不用害怕被逮捕，而这在斯大林时代对于每个人每分钟都有可能发生。苏维埃党的官员们感到自己自由一些了，工作起来也比较轻松了。
争夺独*统治地位的斗争以对贝利亚的胜利而结束了第一个阶段。赫鲁晓夫获得了更大的优势，他在党的领导层中的地位更加牢固了。中央委员们，各州、各区、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们极其高度地评价了他在与反对贝利亚的斗争中表现出的果断和勇敢。
赫鲁晓夫的女婿新闻记者А.И.阿朱别伊后来回忆到：“获得了对贝利亚的胜利，赫鲁晓夫立即冲向前面，并保证自己在党内官职中的优先地位。处决了贝利亚之后，赫鲁晓夫甚至在外表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变得更加自信和活跃。根据许多细节我发现了这种变化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换言之，甚至连赫鲁晓夫的警卫人员也变得更加放肆无礼了(根据佣人的言行可以判断出主人的地位和角色)。赫鲁晓夫的汽车应该第一个驶进大门，其他的主席团成员都要陪伴他进出，等等”。  
1953年我们国家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最准确、最客观的标志是：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个人崇拜、斯大林遗产、大规模的政治镇压、社会民主化等问题的态度。中央主席团成员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亲属、朋友以及同事，在斯大林死后立即从流放地、集中营和监狱中返回。与此同时，贝利亚竭力强调自己在释放这些人方面所起的作用。但是，关于为斯大林时代被大规模镇压的牺牲品进行平反的事情还没有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