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用勤：档案材料揭示联共（布）２０年代党内斗争开始阶段真相

岸上的猪

.


施用勤：档案材料揭示联共（布）２０年代党内斗争开始阶段真相



当年那场斗争已经过去了７０多年，斯大林这尊用暴力和牺牲者的鲜血和生命树立起来的偶像被打碎也将近半个世纪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后，除了托洛茨基外，当年各反对派的所有领导人都已平反，尘封了几十年的档案材料也已经公开，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也有１０多年了，所有这些都足以使这段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可是由于特殊原因，导致除斯大林之外列宁身边所有战友都死于非命的那场斗争的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我国现行高中历史课本仍重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观点，说什么斯大林与反对派的斗争是为了捍卫列宁主义；俄国左派报纸《苏维埃俄罗斯报》于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５日刊登了题为《并不神秘的斯大林——哲学博士科索拉波夫访谈录》，８月１３日刊登了该访谈录的续篇，具称是由于第一篇反响强烈。在这篇访谈录中，斯大林不仅恢复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而且平添了几分悲剧色彩：他反对官僚的斗争以失败而告终，致使苏联偏离革命方向，最后解体等等。该访谈录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于１９９９年第４、５两期连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斯大林长期被尊为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对２０年代党内斗争的看法和他对反对派的诅咒被视为历史定论。这点在我国表现得更为突出，当年进行的反修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捍卫斯大林，正确评价斯大林。**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而他与反对派的斗争自然被列在成绩之内；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之一是要“挖出藏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有斯大林的影子；二是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性的布哈林热以及他的某些观点与我国的农村政策相吻合，于是又把布哈林视为正统，并肯定他在粉碎季托联合反对派的斗争中的功绩；殊不知布哈林在２０年代的党内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光彩，破坏党内民主，向党隐瞒列宁《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信》也有他一份。可悲的是，他在先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等人整垮了托洛茨基，又与斯大林一起搞垮了季托联合反对派后，本人也成了斯大林独*祭坛上的牺牲；三是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中最具悲剧性人物，在革命大行其道时，他被当成反革命而妖魔化，在告别革命的年代，他又被当成革命家而妖魔化，他的历史功绩一直被抹杀，他在党内斗争中的作用被曲解；四是有关联共（布）党内斗争的档案材料虽已公布，其中部分也已翻译成中文，刊载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的内部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上（该刊物于１９９３年创刊，最初为两个刊物，一是《列宁研究》，一是《斯大林研究》，后来二刊合一，更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可惜的是，这份内部刊物每期只印１００册，传播范围非常有限。

笔者有幸能够看到这份刊物，愿将看到的有关材料与读者共享。

在介绍这些档案材料之前，有必要先概述一下联共（布）党内斗争的历史和演变，以使读者对２０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背景以及它与以前党内斗争不同的原因有所了解。

在列宁领导时期，党内不同观点之间的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本来是很正常的事。远的不说，自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之后到１９２３年初列宁彻底失去理政能力之间，党内斗争曾发生过多次。如二月革命后，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与坚持“工农民主专政”的以斯大林、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党的上层领导发生争论；[1]十月革命前夕，在列宁与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右派在是否进行武装起义的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期间，党内主和派与主战的左派共产党人的严重分歧；内战期间，中央军事路线与军事反对派的斗争；在恢复经济建设时期爆发的工会辩论；列宁晚年在外贸垄断权和民族问题上与三驾马车（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的激烈斗争。[2]

然而那时的斗争，是同志之间不同观点和意见之间的斗争，斗争的手段是公开辩论，赢得多数者获胜，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除了最后两场斗争——即有关外贸垄断权和民族问题的斗争——之外，没有一次斗争曾导致人事变动，就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夕泄露起义日期，也不例外。

然而，列宁生病和不能理政之后，布尔什维克这一党内斗争的良好传统被破坏了。党内斗争主要不再是因为对方针政策的观点分歧，而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目的的变化使斗争的形式、手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时的目的就是要把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备受诅咒的托洛茨基排挤出权力核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

１９０２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该党***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开始时，托洛茨基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后来，他脱离孟什维克，为党的统一而斗争，因此与布尔什维克冲突不断，他与列宁多次论战，彼此攻击。他于１９１７年５月加入布尔什维克。由于他杰出的组织和宣传鼓动才能，他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在内战开始后，他出任军事人民委员、最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缔造了红军，并率领这支队伍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内战结束后，饱经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和内战破坏的俄罗斯满目疮痍、一片凋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工业的动脉——铁路运输——已濒临瘫痪。又是托洛茨基兼任起铁路人民委员之职，在短期内修复了大量机车，使铁路恢复正常运转。因此，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享有崇高的威望，其地位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也因此被列宁誉为最能干的两位中央委员之一。这在布尔什维克的上层领导中引起了不满，尤其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这两个野心勃勃的人。

十月革命本来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在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胜利后始终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他们不断向群众发表演说，他们用革命的理想和目标鼓舞人民，让人民了解当前的任务和困难，在教育鼓舞人民的同时，他们也能亲身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拥护与否。他们不仅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还深入到工厂兵营演讲。列宁就是在工厂演讲时遇刺的。演讲更是托洛茨基的主要斗争武器，正是他那雄辩、充满激情的演讲使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倾向革命，保证了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仓促组织起来的工农红军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英雄队伍。而后来多数派之所以能战胜他，靠的是限制他的观点的传播，使这个革命的泰坦神脱离了赋予他不竭的力量源泉的大地——人民群众。

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严酷的内战时期，党只能高度集权，最后几乎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政治局。那时，布尔什维克党主要为生存而斗争，无暇进行体制建设，当时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应急性的，如权力高度集中、普遍的任命制等等。这些特殊的情况造成党内产生了一批官僚，他们产生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大多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十月革命和内战——没有作为，因为他们不具备作为这场自下而上的革命的领袖人物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但在革命后，他们身居要职，掌握了不小的权力，他们对长远的革命目标失去兴趣，对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变得越来越冷漠。他们热衷于权术，更喜欢自上而下的传统的统治，更愿意享受革命已经给他们带来的结果——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权。他们为了权力无原则地勾结起来，这种作法本身证明了他们的堕落。斯大林就是这些新生官僚的代表。１９２３年爆发的党内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传统的官僚统治与自下而上的革命之间的冲突。

这场争夺权力的斗争在列宁第一次患病期间就已经开始了，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的目的就是要在政治局中掌握多数，以便将托洛茨基排挤出权力中心。托洛茨基十分清楚针对他的阴谋活动，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当然，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他对列宁的康复抱有很大的希望；其次是担心采取行动会被人误解为他在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三驾马车在这方面已经散布了许多流言；三是托洛茨基知道他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处于劣势。此外，托洛茨基还有更深远的考虑：他认为，革命队伍，主要是它的领导机关的官僚退化的深层原因是无产阶级在革命、内战和由此造成的工业崩溃中伤了元气，他无法率领这支精疲力竭、士气涣散的队伍战胜已经掌握了党政大权的官僚。要想使无产阶级真正能够振作起来，像在革命和内战中那样发挥首创精神，必须先振兴工业。所以，托洛茨基主动选择了领导工业建设的艰巨任务。斯大林在面临被撤销总书记职务的威胁下，建议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他拒绝了，只同意作工业问题报告。他是以退为进，你们不是要把我排挤出权力中心吗？我不跟你们纠缠，我主动要求主管工业。你们在政治局开会前开小会，把正式的政治局会议变成虚设，那我就在政治局会议上看小说。当列宁正式向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集团宣战，要罢免他的总书记职务时，托洛茨基对加米涅夫说：“我根本无意为改组在代表大会上掀起斗争，我主张维持现状。如果列宁在代表大会前能够起床，可惜，可能性很小，我将和他一起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反对清除斯大林……其实我是同意列宁的意见的，我希望根本改革民族政策，停止对格鲁吉亚反斯大林的反对派的****，停止对党的行政压迫，我要在工业化上推行更坚定的方针政策……”[3]即使得到病中的列宁的支持，托洛茨基由于意识到力量对比的悬殊，宁愿搞妥协。列宁中风复发后，“三驾马车”的活动更加猖狂，他们扩大队伍，利用斯大林手中的组织权力，通过任免，大力提拔反托洛茨基的人，将支持他的人免职。这一过程甚至波及基层，不反对托洛茨基的人不能担任厂长、车间党支部书记、会计和缮写员等职务。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许多省的代表会议的代表是在没有差额的情况下根据省委书记的推荐选出的。从１９２２年夏天起，省委书记名义上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推荐选出的，实际上是由书记处任命的。[4]据新近公布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力量对比是如何悬殊。上面已经说过，早在１９２２年秋，在列宁第一次发病期间，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为排挤托洛茨基结成“三驾马车”，很快又由“三驾马车”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 的基础上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5]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6]更可怕的是“七人小组”代表的是一批有实权的中央委员。１９２４年召开的八月全会期间，季诺维也夫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伏罗西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等人，“七人小组”就是这次会议选出的执行机构，其候补人员有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伏龙芝。会议对新建的领导集体的活动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其中一条是严守纪律，即“七人小组”在内部调解本身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对付托洛茨基。“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难怪季诺维也夫后来证明，“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拥有专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7]一旦形成了控制政治局的多数后，他们便自称是党的领导核心，但这个核心不是在革命中形成的，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既不是共同的革命目标，也不是共同的立场和观点，而是夺权的野心。党在这样的核心的控制下，逐渐从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退化成为少数野心家服务的驯服工具，这个所谓的核心在几年之后就发生了***，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驾马车”为了达到排挤托洛茨基的目的不择手段，在开始时他们不敢直接与托洛茨基对抗，就借助神化列宁，再翻出１０多年前列宁与托洛茨基论战时的彼此攻击来败坏后者的名声，并把自己装扮成列宁的学生，并歪曲、诬陷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一直推行一条反列宁的孟什维主义路线；而他们这些在外贸垄断权和民族问题等事关国家和革命的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上公然与列宁对抗，为私利而背叛列宁遗愿的人，却无耻地把自己说成是列宁路线的忠实捍卫者。在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工业报告以及他后来发表的标题为《新方针》的系列文章中，不带偏见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在反驳那些人对他的诬蔑，澄清事实。多数派借着人多势众，反而指责托洛茨基挑起争端，利用党所面临的困难处境企图***党。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以组织行动为依托，以歪曲、诽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武器，于是，革命家被说成是反革命，被动自卫者反被说成是挑起斗争者。

斯大林是在列宁准备从政治上搞垮他的情况下，同意了托洛茨基主管工业的要求。一旦列宁失去理政能力，无法实现他的主张时，“三驾马车”立刻翻脸，撕毁了达成的协议，不让托洛茨基推行他的工业计划。他们的理由是“不能让他冒险”，实际上是害怕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的领袖、组织者、红军的缔造者的光环之上再加上振兴工业的辉煌业绩，正如他们拒绝他辞去联共（布）党内的一切职务，应德共的请求去德国指导革命的要求一样。

党的上层领导——“五人小组”——控制着政治局，他们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又没有能力解决苏联社会面临的问题，导致了严重的党内危机和社会、经济危机。这是促使托洛茨基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８日写信的主要原因。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创立者，他为当时苏联的经济状况和党内状况十分担忧，由于在政治局被孤立，他决定致函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让他们看到当前危机的严重性，呼吁他们共同努力，克服危机。“五人小组”大权在握，却利用这个机会，把暗中进行的活动公开，他们贼喊捉贼，把托洛茨基的信上纲为组织派别活动的纲领。斗争开始了。


下面将要评析的一组档案材料是《苏共中央通报》１９９０年第５、６、７、１０、１２期和１９９１年第３期陆续刊发的。这组材料都是关于双方围绕着托洛茨基１９２３年１０月8日、２３日致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两封信以及新方针展开争论的第一手材料。中译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辑和１９９９年第１辑上。所加编者按说：“当时争论的问题非常广泛，批评也相当尖锐，但整个气氛是自由的。”[8]这段话容易造成误导。三驾马车和“五人小组”之所以要结盟，就是因为有争论自由他们就无法获胜。从上面的介绍来看，争论的双方无平等而言。党内争论的“自由气氛”需要党内民主来保障，党内民主已经被无原则的勾结所破坏，搞派别活动者仗着人多势众，以组织行动为依托，把履行党内民主权利的人打成派别活动分子，用歪曲事实和造谣诬陷等手段进行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什么争论的自由气氛呢？如果勉强说有自由的话，只不过是他们尚未能剥夺托洛茨基的发言权，他还有说话的自由而已。不过，下面读者将会看到，这一自由已经受到很大的限制，他的信被政治局的多数封杀，他们限制这封信的传播范围，而他们的答复和各大党组织对此信的指责却广为流传。

托洛茨基在其１０月８日的信中，对党内危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发出警告。他指出，党内危机的根源在于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变本加厉地推行筹备第１２次代表大会所采用的办法，使党内状况急剧恶化，而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党内制度不正常、不健全；第二个原因是经济政策中明显的根本性错误所造成的经济状况引起工人和农民的不满。他指责组织局在党员任免调动上以他们是否拥护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非正式但实际执行的党内制度为准，上至省委书记下至基层支部书记都由中央书记处任命的作法，这些作法瓦解了组织，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会形成凌驾于地方党组织之上的书记阶层，导致党的机关官僚化，机关党务工作者认为书记处是形成党的意见、制定党的决议的机构，所以拒不接受本党党员的意见，这一在党的第１２次代表大会前形成的制度在代表大会后得到巩固并且定型，它距工人民主制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制度更遥远。最后，他告诫说，当前日益扩大的党内危机不可能靠镇压而平息；党将进入其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其领导机关的严重错误将会严重束缚党的积极性，使它无法承担它的历史责任。他呼吁，废止书记官僚主义，恢复党内民主，让党的基层群众说出自己的不满。[9]公布这些档案材料的《苏共中央通报》对该组文献所作的注释和近年来公布的有关材料证明托洛茨基指出的危机确实存在，历史也已证明书记处凌驾于党之上，机关官僚化、压制党内民主，确实是斯大林日后独*、苏联共产党僵化、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多数派经过长期准备，马上借此机会把斗争公开化。

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及俄共莫斯科委员会秉承“五人小组”的旨意，纷纷谴责托洛茨基的信。莫斯科党委会常务委员会１０月１４日的会议记录上是这样写的：“１、在莫斯科组织党员中散发的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实质上是行动纲领，有些人正在此基础上全力从事建立派别组织的活动……”[10]下面五条讲的都是托洛茨基的信和派别活动对党和国家、世界革命如何不利。有趣的是，在这份记录中上引第一条的注２：“对此条提出的修改方案：将‘实质上是行动纲领，有些人在此基础上……’改为‘其中一些人试图将其作为行动纲领，以此为基础……’。４票赞成修改，４票反对，１票弃权。”[11]修改方案实际上否定了第一条给托洛茨基信的定性，证明当时莫斯科党组织常务委员会的改组还不够彻底，其中还有一些有良知的人，或是当时的压力还不够大，还有人能拐弯抹角说一些公平话。

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１０月１５日的决议不仅更为严厉，而且对托洛茨基进行攻击：“……看了托洛茨基同志今年１０月８日致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信后确认，这封信使党面对一个中央委员发表了一个与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的我党现行政策相对抗的明确的行动纲领的事实和在此基础上建立派别组织的企图”，指责“托洛茨基列举的分歧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和臆造的，而且托洛茨基同志极不严肃地使任何一个集体工作中都会有的分歧尖锐化”，声称“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种行为有破坏统一的危险，而且会给革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12]

在托洛茨基１０月８日的信发出之后，１０月１５日，４６名资深党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即所谓的《４６人声明》。他们在信中同样对国内经济形势和多数派为集团利益破坏党内民主所造成的不正常的党内状况表示担忧。这份声明表明，对当时苏联国家经济状况和党内状况感到担忧的并非托洛茨基一人，那些没有卷入“五人小组”宗派斗争的有良知的党员也有同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上签名者中还有些人在签字的地方写上了自己的意见，如亚·别洛博罗多夫的意见是：“我不同意这封信中对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进行解释的某些观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附言是：“我基本上同意这个声明……”。安·布勃诺夫写道：“我不同意声明第一部分中的一些看法；不同意对党内状况的一些评述……”。这是列宁执政时期党内不同意见争论时的遗风，它与多数派当权时的表面完全一致的反差是多么强烈啊。

这份声明的措辞比托洛茨基的信激烈得多，反映了当时有良知的党员对当权者的义愤：“目前形势极为严峻，我们不得不公开告诉你们，继续执行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将给全党带来严重的危害。……中央在经济方面无能为力，它的各项决定临时应付、草率从事、毫无系统，从而使得我们在工业、农业、财政和运输方面取得无疑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暂时不会再取得新成就和出现严重普遍经济危机的前景，而国家经济自然地取得的这些成就不能归功于令人失望的领导……但是我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在官方团结一致的表面形式之下，实际上在确定人选和行动方针时，只是片面地去适应小圈子的观点和意愿，由于党的领导被这样一些狭隘的考虑所歪曲，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独立发挥作用的集体……现在正相反，我们眼看着党日益迅速地毫不掩饰地***为书记特权阶层和‘普通人’，……党内的自由辩论已经名存实亡，党的舆论也缄默无言。现在省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由党，也不是由党员提名选举的。相反，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书记特权阶层和党的官员选定的，而这些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变成这一特权阶层发号施令的会议。”[13]声明对党内国内危机的原因分析的如此深刻，对当权的多数派的无能、偏狭如此直言不讳，使他们恼羞成怒颂。难怪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会议上给斯大林等人的便条上气急败坏地写道：“他们纯粹是在行派别之能事，如果我们不能成立自己真正团结一致的派别，那么一切就完了。……拖延等于自杀。”[14]其实，他们的派别早就成立了，只不过不是“真正团结一致的派别”而已，无原则的勾结又怎么可能真正团结一致呢？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对托洛茨基的信的谴责虽然严厉，但与《１９２２３年１０月１９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托洛茨基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８日的信的答复》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答复”的架势就不同一般，签署此“答复”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并且在括弧中写着：“缺席：列宁同志、鲁祖塔克同志”，也就是说，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和病中的列宁以及鲁祖塔克之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签了名。“答复”一开头就给托洛茨基１０月８日的信定了高调：“托洛茨基同志在这封信中首次向党中央发起进攻，充当了反对中央的主谋，充当了在艰难的国际形势下向中央提出进攻口号的急先锋”，信中犯的“这些错误在党内酿成真正的危险，造成党与工人阶级的***。”[15]之后，多数派分别就经济问题、国内政治形势、对外政策、党内状况和４６名托洛茨基支持者的声明等８个方面答复托洛茨基。总的调子是粉饰现实，否认托洛茨基指出的问题，并通过歪曲事实，丑化攻击托洛茨基。在经济方面，说托洛茨基的警告“要么是惊慌失措的表现……要么就是出于派别动机故意夸大事实”。接下来说经济方面形势不错，“这一切说明情况是在好转而不是在闹‘危机’”，最后把一切归咎于托洛茨基的野心：托洛茨基同志实际上是让“党允许他在经济和军事领域搞独*”，否则“他实际上完全推掉在经济领域中的工作，最后也就剩下他在中央委员会艰难的日常工作中不断破坏中央的权利了。我们声明，政治局……无法……负责满足他在经济领导工作中搞独*的奢望”。[16]

最后，答复列举了他们与托洛茨基的所谓真正的分歧，实则是托洛茨基的七大罪状：“１、在经济问题上，托洛茨基不懂得这方面的发展速度问题，尽给党找麻烦。他要求实行体现在托洛茨基同志－柯列加耶夫同志的经济独*中的，导致党脱离工人阶级核心的那种简单的‘强行集中’。２、在对外政策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把‘意志冲动’政策强加给我们，这样的政策会使国家卷入军事冒险，这种冒险必然导致在农民当中完全丧失政治威望。３、在党内政策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成了我们党主要干部的所有反对者的中心。４、托洛茨基不了解党及党内生活，看来，他也不可能搞清楚这一点。由此便产生了他的诸如‘省委奥勃洛莫夫习气’的‘简要’鉴定，产生了他对地方党组织的不信任，产生了他在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上的危险的错误，这些错误完全有利于我们党的政敌。５、在农民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不止一次地犯根本性的错误。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基本可以归结为对农民的作用估计不足。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这一点有可能导致最危险的麻烦。６、在军事工作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排斥那些优秀的军内中央委员，削弱军事革命委员会并使其脱离党。７、最重要的是，托洛茨基同志在共和国和世界革命的关键时刻动摇了党的统一。”[17]归纳这七条的用意十分明显，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胜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职呢？

《苏共中央通报》的注释证实托洛茨基１０月８日的信“是在下述情况下写的，即国内经济危机加剧，有破坏工农‘结合’的危险，党的机关官僚化日益严重”。[18]这篇“答复”的注释中有的证实了托洛茨基第一封信中提出的问题是存在的，有的则揭穿了”答复”对托洛茨基的不实指控。如”答复”称“工人阶级的情绪基本是稳定的”。[19]注释则是：“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报告，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发生了２１７起罢工，有１６．５万工人参加，……在国家政治保卫局９－１０月的综合报告中可以发现‘工人的政治情绪不能令人满意’（见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１７全宗，第８４目录，第４６８卷宗，第１６页；第８７目录，第１７８卷宗，第２０页）。”[20]再如”答复”说：“一种有时是极不正常和不良性质的‘上层’和‘下层’的议论也几乎终止。”注释证实：“当时关于‘上层’和‘下层’的问题极其尖锐。比方说，捷尔任斯基在１９２３年９月末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发言指出：‘工人的不满情绪找到了一定的表现方式。而且就表现为与苏维埃政府的对立，我们看到，造成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脱离基层组织，基层组织脱离群众’（见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７６全宗，第３目录，第２９６卷宗，第４１页。）”[21]“答复”指责托洛茨基犯了两大政治错误，一是他极端错误地低估农民作用的立场，二是他在党在领导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问题上采取了与奥新斯基同志相接近的立场。[22]注释则说：“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间，奥新斯基参加了‘民主集中派’。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和会议期间，托洛茨基同志对党的领导作用的观点与恩·奥新斯基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间的观点不同，托洛茨基同志所撰写的工业提纲以及他在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都证明了这点。”[23]“答复”说：“至于报告（指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工业报告——本文作者注）中所有凭空杜撰的内容全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各派经济权威驳倒了。请注意波格丹诺夫同志、丘巴尔同志、斯米尔诺夫等同志针对托洛茨基同志报告的发言”。[24]对这句话的注释是：“波·阿·波格丹诺夫、伊·捷·斯米尔加和弗·雅·丘巴尔同志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没有原则性的反对意见，只是在个别问题上同他有分歧。”[25]“答复”指责托洛茨基１０月８日的信和《４６人声明》是“有计划的、协调一致的”行动的例证，“很清楚，这两份文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26]文件的注则说：“并未发现说明托洛茨基参与撰写这份文件或说明在该文件上签名的人曾看过托洛茨基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８日的那封信的证据。”[27]从上述几条注释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指出的问题都是存在的，而多数派对他的指责是多么粗暴，是根本经不起事实检验的。至于他们采取这种手段的原因，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一语道破了天机：“我们认为必须同您斗，可又不能宣布您为敌人，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采用这种办法的原因。”[28]

整篇文风都是这样，日后更加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作法，在这里已露端倪。难怪大名列在其中，当时在彼得堡未参预“答复”写作的布哈林都看不下去了，他于１０月２０日给斯大林和托姆斯基往书记处发了一封电报：“我强烈要求对内容作如下改动：第一、必须加进党内民主并加以阐释；第二、不可对经济危机加以粉饰；第三、必须使用党的统一这种调子；第四、去掉一切报纸小品文的味道。文件的形式应高度严谨，无懈可击。布哈林。”[29]这封电报除了证实当时的经济危机、党内民主遭到压制并非托洛茨基杜撰之外，也表明布哈林刚刚加盟“五人小组”，还有点拘谨，还不那么无耻，至少他还承认某些事实，还想使文件至少是在形式上高度严谨，无懈可击。后来在与季托联盟斗争时，尤其是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他放开手脚毫无顾忌，他的犬儒主义的表演甚至赢得了斯大林的喝彩：“干得好啊，干得好！你不是在批他们，是在宰他们！”[30]大概布哈林搞明白了，颠倒黑白、造谣诬蔑怎么可能有严谨的形式，怎么可能无懈可击，怎么可能不带小品文的味道呢？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31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一封存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表达了她本人对公开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的看法。“整个这件令人气愤的事情（指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５－２７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本文作者注）上要指责的不只托洛茨基一个人。所发生的一切也要怪我们的集体：您、斯大林、加米涅夫。你们当然能够阻止这一令人气愤的事情发生，但你们不想这样做。……我们的人自己就采取了错误的、不能容许的做法。……来自工厂的工人不仅会对托洛茨基，也会对我们进行严厉的指责。工人的正常的阶级本能会促使他们激烈地反对双方，但更激烈地反对的是我们的集体，因为它对整个风气负有责任。正因如此，大家很担心这起纷争会原原本本地传到群众中去。整个事件应该瞒着工人。而领袖们肯定对工人有所隐瞒（我说的不是十分秘密的事情，那是另一回事），他们不敢把一切都告诉工人。全会上出现的以伊里奇的名字来压人的做法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彼得罗夫斯基说伊里奇的病是托洛茨基引起的这番话时我刚好不在场，不然我会大声地说：这是捏造，最令弗·伊·担忧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民族问题（指格鲁吉亚事件——本文作者）和我们的上层形成和那种风气。……弗·伊·认为***的危险不仅在于托洛茨式的个人特点，而且也在于斯大林和其他人的特点。这一点您是知道的，所以拿伊里奇的话来做文章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别有用心的。……这样做很虚伪。这种做法给我本人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我想，既然伊里奇的最亲密的同志们都这样对待他，这样不尊重他的意见，歪曲他的话，他又何必再恢复健康呢？”[31]从个人关系来说，克鲁普斯卡娅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更亲近，她与托洛茨基有隔阂，主要原因是革命前托洛茨基与列宁的长期论战和彼此攻击。这点从她的用词也可以看出来：“这也要怪我们的集体”，“我们的人”。但她出于党的利益和正义感，对多数派加以指责，因此，她的话更有份量，她所说的事实也更可信。她甚至以列宁康复的名义请求多数派尊重他的意见，不要歪曲他的话，语气中流露出无限的悲伤和绝望。但列宁的“最亲密的同志们”对她的话和呼吁置若罔闻。１９２６年，她曾一度加入过联合反对派，后来退出，并开始批评联合反对派，似乎完全支持斯大林派。她的所作所为与以往判若两人。其实，她这样做是迫不得以。在一次会议上，斯大林的爪牙卡冈诺维奇对她说，你若继续支持联合反对派，我们就给列宁另找一位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为了列宁的声望考虑，被迫说一些违心的话。而这时斯大林、布哈林领导的党在背离列宁的党的传统的道路上已经越来越远，他们在党内斗争中使用的手段也更加粗暴、更加无耻，可是克鲁普斯卡娅不仅不能对此进行批评，而且还被迫随声附和，她的内心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看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答复后，托洛茨基于１０月２３日再次致函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这封信中，他分别从党内制度、把列宁同志的名字拉入当前的分歧的企图、“低估”农民的作用、党和国家、关于有计划的领导等几个方面，对多数派的不实之词和诬蔑加以驳斥。他首先指出多数派对所谓制定行动纲领、派别活动等方面的指责是转移视线，旨在掩饰党内危机，并以捷尔任斯基、布哈林等人的言论证明党内危机的存在。前者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莫斯科委员会，说莫斯科组织的普通党员不能在党组织范围内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能背着党组织说。莫斯科省委书记捷连斯基反唇相讥，说在讨论德国事件的党的会议上不是大家也不做声吗？布哈林反对要求政治局做一项决定来要求党员必须报告党内任何派别集团情况的建议，他认为这只会被理解为更加严厉的警察制度，必须迅速转向党内民主。莫洛托夫承认这是起码的常识。现在却宣布这些都不复存在。对昨天的结论重新评价的无原则性在这里暴露无遗，蕴藏着极大的危险。[32]针对答复中两次提到列宁反对他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他引用了列宁《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的文章以及列宁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和民族问题两场斗争中致他的两封请他维护他们的共同立场的信来加以驳斥。他指出列宁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我们如何改组工农检查院》的矛头所向是斯大林，还揭露了斯大林、古比雪夫、李可夫、布哈林等人反对列宁改组工农检查院的计划，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恶劣行径；更有甚者，古比雪夫甚至建议把列宁的文章印一份《真理报》专页，以搪塞列宁，蒙骗党。[33]“答复”说，１９２１年底，在列宁主持下政治局通过了派托洛茨基去乌克兰任粮食人民委员部特派员，是因为托洛茨基不断向中央大多数发难所致。托洛茨基叙述了事情的真相：列宁“建议我去（不是代表粮食人民委员部，而是代表中央委员会）施加适当的‘压力’ ”，而他认为乌克兰同志自己会把事情办好，这次出差没有必要。列宁的建议被通过后，他建议临时（４－６周）任命他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第二天，当列宁获悉令人放心的消息后，主动建议取消这个决定。[34]

托洛茨基以四个方面的事实驳斥强加给他的“低估”农民的说法。１、是他建议在农民中有威望的加里宁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２、他曾在报告中写道：“即使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取得胜利，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要从中农出发，把他们吸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来”；３、他在１９２０年２月给中央的信中首先指出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危险，建议“用有名的提成百分比的办法（一种实物累进所得税代替粮食收集制）”（也就是说，托洛茨基在列宁制定、中央委员会通过新经济政策一年前，就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托洛茨基极左，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布哈林制定和推行的政策，这是多大的误解啊——本文作者）；４、他论证威胁工农“结合”的是剪刀差，结合的关键不是宣传性说法，而是降低国家工业的生产成本。[35]

对政治局多数派对他主张计划经济的攻击，他在信中列举了大量事实加以驳斥。这里无须为此多费笔墨，因为后来斯大林也大力推行计划经济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优越性之一，已经用实践驳倒了自己当初对托洛茨基的诬陷。有人会说，现在计划经济已经名声狼籍，托洛茨基作为计划经济的始作俑者，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确实，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是不成功的，但很难说斯大林搞的计划经济与托洛茨基的计划经济是一回事。因为无论怎么好的方针政策，到斯大林手中都会经过官僚主义的变形。

他以斯大林、李可夫等人的言论驳斥“答复”说他要“在经济领域中搞独*”的说法。１９２３年１月６日，斯大林在给全体中央委员的信中提出：“任命托洛茨基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宁同志的建议），并让他专门照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36]１月１７日，斯大林在另一封信中表示：“我不反对托洛茨基同志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或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职务。”[37]当托洛茨基以负担过重为由拒绝承担时，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指责他不愿意做更多的工作。另一位在“答复”上签字的李可夫于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５日给政治局的信中写道：“斯大林同志分送给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中，有一处让托洛茨基同志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一建议。因为托洛茨基同志近年来曾数次回过头来研究工业和经济，他很了解目前经济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也很了解工业管理的状况。”[38]

对多数派给他扣的“对党不信任”的帽子，他说，他的声明只是提醒中央加快形势要求的转变方针的速度，他对党及其创造力的信任已经得到重大考验——革命和内战——的证实，而那些指责他的人远非都经受住了这些考验。[39]

最后，托洛茨基再次重申：“只有中央领导集团认真而坚决地取消党内设置的人为障碍，更加注意改变党的方针的迫切要求，并以此来帮助党恢复其主动精神、积极和团结一致，才能找到痛苦最少、最为便捷的出路。”[40]

1９２２３年１０月２５－２７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上，以１０票弃权、１０２票对２票通过了对托洛茨基１０月８日的信和《４６人声明》的谴责。参加联席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之外，还有彼得格勒、莫斯科、伊万诺夫－沃兹涅先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叶卡捷琳堡、罗斯托夫、巴库、图拉共十个党组织的代表。他们“完全赞成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认为政治局多数委员的回信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他们认为“托洛茨基同志在世界革命和全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关头进行发动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尤其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对政治局的攻击在客观上具有派别发动的性质，使党的统一有遭受打击的危险并造成党的危机”。[41]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和病中的列宁之外，所有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还有十大地方组织的代表一致谴责托洛茨基，大有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之势，托洛茨基和签署声明的４６人确实是“一小撮”。但从作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他们有多大的代表性是很成问题的。如果说下面所列举的军人支持托洛茨基，反对多数派对他的攻击不足为凭的话（因为他当时是军队统帅），本文还可以另举一例。１９２７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王凡西被**派往苏联，入东大学习。那时苏联共产党、斯大林被他视为神圣。在十月革命十周年那天晚上，他在学校俱乐部观看了有关十月革命的影片《彼得堡的末日》，他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个经历：“这虽然是由当局认可的影片，但毕竟因为斗争尚在进行，史实又都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扬抑之间不能全无分寸，所以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对派诸领袖仍有出场的。这是一次很有趣味的测验。每当影片上出现斯大林或托洛茨基时，群众必然有拥护与反对的两种表示。赞成者大鼓其掌，反对者则顿足或狂吹口哨。因为场子是黑的，人们无异是在进行一次安全的无记名投票。从敌对的两个声音的决斗中，我觉得……即使不是托派压倒了斯派，至少也是势均力敌。记得有一连串特写镜头，让托洛茨基继列宁出现在银幕上。此时引出了热烈与持续的鼓掌和欢呼，斯派想用顿足、口哨乃至叫骂声来抵消欢呼，可是不成功。黑暗中的音响战越来越激烈，终于主持人不得不开亮大厅里的灯，才使群众静默下去。”[42]后来，王凡西在类似事件的影响下，在对中国革命失败的反思中，他认清了斯大林的真实面目，走上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道路，尽管他历尽艰辛，始终无怨无悔。

考虑到这件事发生在１９２７年底，即在托洛茨基将被开除出党、被流放之前不久，距本文所述党内斗争开始阶段已有４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铺天盖地的诽谤、诬陷、攻击之后，尚且如此，当初那些多数派有多大代表性就可想而知了。

政治局多数派为排挤托洛茨基而采取的压制党内民主、机关凌驾于党之上的作法引起了广大党员群众的不满。多数派对托洛茨基的信和《４６人声明》进行批评，其本意是在败坏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的名声，却没有料到他们对多数派压制民主的批评引起了如此之大的反响。他们被迫在《真理报》开辟讨论党内民主的专栏，来稿踊跃，《真理报》的订数也因此翻了一番，达到２０多万份。迫于舆论压力，多数派不得不做姿态，通过了旨在保障党内民主的《新方针》决议。托洛茨基在对这份决议做了加强其约束力的修改之后，也在上面签了字。但他一直担心这一能改善党内风气，使党摆脱官僚主义羁绊和机关专政的决议被多数派束之高阁，他于１９２３年１１月在《真理报》上发表标题为《新方针》的系列文章，并于１２月９日致俄共（布）中央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担忧：“政治局委员在集团和组织派别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纯粹形式主义的立场……使近来在党内亮相的派别和集团有所加强，其原因不是对工人民主制使用不当，相反，是由于纯粹官僚主义制度的影响。为了消灭派别活动，必须打击官僚主义。其实党现在还完全处在对那些无可指摘的党员的‘派别活动’进行谴责的影响之下，这些党员警告中央说党的方针是错误的。要是把这些手段转用于‘新方针’，就会把这一方针彻底毁掉。……任何利用一致通过的决议并借助机械的方法保证党内意见一致的企图，都会导致与我们一直追求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43]

苏共中央档案馆存有一份文件，反映了当时托洛茨基与加米涅夫、斯大林之间的主要意见分歧：“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必须更加果断而坚决地提出新的初步措施以消除党内对中央能否真正把已宣布的原则变成现实而产生的担心。……他担心今后连那些最守纪律的工作人员给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声明也会被当做派别活动，就像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上对待４６人声明的态度那样，……托洛茨基同志表示担心，党的机关的保守主义，用官僚主义的方法管理党的陋习将成为实现新方针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从而有可能引起组织震荡和派别活动。”[44]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却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政治局和紧随其后的中央委员会都认为必须依靠全党并采取强硬手段实施既定措施，确实保证在党内生活中实行自下而上的党内民主原则。”[45]事实证明，托洛茨基的担心并非多余。但对多数派来说，他的担心当然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扼杀党内民主是多数派夺取权力的需要，他们根本不会把新方针变成现实，制定新方针不过是缓解压力的招数而已。一旦允许党内民主，他们就不能专权弄柄、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没有这些武器，他们就没戏了。因此，他们不仅不会恢复党内民主，还要进一步扼杀它。他们不仅要把《４６人声明》打成派别活动，还要把托洛茨基本人打成派别活动的总头目呢。

１２月１４日，８名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针对托洛茨基的文章发表了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们再次强调一致的重要性，强调除了托洛茨基之外，签署这份声明的人都力争达成一致意见。他们的一致受到全党的欢迎。而托洛茨基在讨论决议时提出的修改意见无疑会给过渡带来痛苦。指责托洛茨基“力图用自己的修改意见使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不仅谴责中央委员会的，而且谴责党的整个机关过去所有行为的性质。同时托洛茨基同志坚决不同意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对党内‘派别’进行旗帜鲜明的而坚决的谴责。”[46]这里所说的文件就是强调党内民主的《有关新方针问题的决议》。正是因为旧的方针有毛病，才需要制定“新方针”，不谴责旧方针，不谴责整个机关对党的官僚压制，就无法贯彻新方针，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多数派否定新旧方针之间有区别，否定多数派扼杀党内民主的事实，表明他们根本不想实施新方针。他们所谓的“派别”，无非是对当权的多数派的方针进行了批评，提出了国内和党内存在的问题罢了。这些活动正是党内民主的体现。他们指责托洛茨基拒绝谴责派别活动，再次证明了他们的口是心非。接下来，他们又指责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新方针》破坏了那个由托洛茨基放弃了他的修正意见后才一致通过的决议，说“文章的实质是：１、挑唆党内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２、挑唆党内青年反对党的基本核心；３、破坏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威信”。[47]“新方针”被你破坏了，不贯彻“新方针”不能怪我们了。你“挑唆”青年反对我们，妄想！团中央支持你，我们把它解散，换上我们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声明上的一段表明多数派团结一致的话：“我们这些签署本声明的人……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都力争达到意见一致。”[48]这个如此团结一致的“党的领导核心”仅两年后就发生了第一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成了反对派，四年后再次***，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又成了右派反对派，１０多年后，上述５人中有４人被枪毙，１人（托姆斯基）自杀（否则肯定也被枪毙）。这对“团结一致的党的领导核心”的说法真是莫大的讽刺。回避否定对手所提的问题，一味乱扣帽子、打棍子，这是多数派论战的典型手法，随着权力的稳固，他们变得越来越蛮横。

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６日，当时担任俄共（布）乌克兰基辅省委书记的约·米·雷瓦基斯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主要介绍基辅各区党支部会议的情况，在斯大林的书记集团中说话用不着遮遮掩掩，信中出现了“托洛茨基主义黑窝”这样的词句。[49]可斯大林在其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７日致谢·米·基洛夫[50]的信中，仍在说什么开除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是“恶毒传闻”，并列举彼得格勒组织在《真理报》上的声明中的一名话：“托洛茨基同志在党的领导机关中积极工作是绝对必要的”，供后者在写阿塞拜疆共产党（布）组织声明时参考。[51]斯大林这种欲擒故纵的做法倒也不完全是出于他的狡诈，也不像后来他在整布哈林时那样（明明已经决定要逮捕后者时，在一次庆典上还把站在普通观礼台上的布哈林请到列宁陵墓上），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虐待狂，在心理上折磨对手。他何尝不想罢免托洛茨基，只不过是他对托洛茨基还有顾虑，而且并非仅仅因为他的谨慎。托洛茨基在全党全国、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虽然他们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后拉帮结派，自封党的领导核心，利用书记处和组织局对各级干部恩威并用，但乃有不少有良知的干部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不满，《４６人声明》就是例子。军队的反应更加激烈。苏联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７日致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局的信反映了军队的情绪。信中说，目前中央的争论使许多同志、尤其是军队的同志感到不安。从中央到地方，中央正式代表总是在军人党员会议上诬蔑托洛茨基是孟什维克，***党，破坏党的统一，是政治上的破产者，这些说法使军人党员气愤地高喊：“托洛茨基万岁！报告人滚下去！”的口号。军人党员中有人提议，大家必须万众一心支持托洛茨基同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指出，斯大林的文章（指斯大林刊登在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５日《真理报》上的《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同志、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同志的论文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的信》——本文作者）是给整个运动定调子，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盲目地支持政治局多数派的路线，调动一切老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把托洛茨基孤立于老布尔什维克之外。党的全体机关工作人员都卷入了这场运动，诬蔑托洛茨基是党内“非列宁主义”的旗帜，并且滥用列宁同志的崇高威望，压制对中央多数派路线的批评。他认为，对广大群众公认的领袖的肆无忌惮的攻击，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党内外群众对中央内部分歧的实质一无所知。当权者不是认真地搞清那些主要问题，而是用个人攻击和诽谤来欺骗党和国家，并将使这种方法制度化。其结果是党、军队和工人的人心涣散，破坏党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他直言不讳地说，党的领导人把党领上歧途，“是因为他们政治眼界狭窄，被派别活动迷住了心窍”。他正告多数派，他的警告表达了那些“忘我地献身于全党的利益和共产主义革命利益的人的义愤……他们总有一天会让那些因极端派性而闭目塞听的肆意妄为的‘领袖们’听到这种疾呼，从而让他们守规矩”。[52]

虽然斯大林等多数派为此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撤职，但面对军队如此激烈的反应，他们不得不收敛些。

１２月３１日，９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对托洛茨基１０月２３日的信作了答复。“答复”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的模样：他们一心想结束争论，托洛茨基及其集团却在千方百计地深化这场争论。[53]根据是什么呢？“托洛茨基同志要求把他１０月２３日的信重新分送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54]在对此所做的注中引用了托洛茨基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７日给俄共中央书记处的便函：“……与此同时，书记处还向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和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分送了一份新声明，并把政治局以前的答复（指对１０月８日的信的答复——本文作者注）和联席会议的决议作为第１号和第２号附件也分送给了他们。因此我请求下令，立即将我１０月２３日对政治局委员的信的答复分送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55]原来如此：只能让他们看我们对你的诬陷，不能让他们知道你的答辩，否则，把戏就戳穿了。我们怎么诬陷你，都是“一心想结束这场争论”，你想辩驳，那就是“千方百计地深化这场争论”。

托洛茨基在１０月２３日的信中指责“多数派制造了关于我几乎是反列宁路线的恶意传闻”。对此，多数派公然声明：“事实上的确是一方面多数派在继续奉行列宁同志的政策，而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则在进行反对这一路线的斗争。……托洛茨基同志及其集团的那些特有财产是同列宁主义势不两立的。这对谁也不是秘密。”[56]从现在起，托洛茨基的罪名不仅是挑起党内争论，组织派别活动，而是一贯反对列宁主义了。而他们这些人则是一贯追随列宁，如今仍在“继续奉行列宁同志的政策”。[57]看看多数派到底怎样对待列宁，也是颇有教益的。１９２３年７月初政治局和中央主席团成员对是否公布列宁“遗嘱”的意见如下：“托洛茨基：我认为应该公布，如果没有什么正式理由妨碍的话。……加米涅夫：不能发表：这是未讲的政治局讲话。仅此而已。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个人鉴定。季诺维也夫：娜·康·（指克鲁普斯卡娅——本文作者）也持这种看法，即把它交给中央委员会。我没有问有关发表的问题，因为我那时认为（现在也这么想），不存在这个问题。……斯大林：我认为没有公布的必要，况且也没有得到列宁公布此文的批准。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只是让中央委员了解此事。不予公布，因为任何人都不能从大范围的公布中搞清任何事。布哈林同志、鲁祖塔克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赞成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58]在这份文件中，我们看到的是与“答复”说法截然不同的事实，他们对列宁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紧接着，答复引用了《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DADAO派别活动》，文中列数了党在十月革命后经历的三大危机中“托洛茨基的错误”，并要搞清楚他的错误根源。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追求革命的词句，不顾现实，因为他没有看到不愿意打仗的农民。在工会问题上，托洛茨基犯了同样的错误，原因是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考虑农民的心理状态。目前的分歧是托洛茨基过分强调计划工作的重要性，而中央认为“我们还不得不骑在农民这匹干瘦的小马上走上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主要还是因为对农民估计不足。对农民估计不足，也就是偏离了列宁主义。偏离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因又在于他的历史和他对革命过程的特殊看法。[59]最后一名话暗示托洛茨基曾是孟什维克和他的不断革命论。掐头去尾，不谈革命前的危机，也不谈列宁晚年党内发生的严重危机，因为这些危机都与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有关。这种作法本身就不够光明磊落。且不管托洛茨基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是否对农民估计不足，《真理报》编辑部文章也就是“答复”把无论是战争还是工业建设问题上的列宁主义都归结为充分估计农民，这无疑是站不住脚的。考虑到这篇编辑部文章的作者是布哈林，当年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分歧仅仅在于何时签订和约：列宁主张德方一旦发出最后通牒就签约。托洛茨基为了教育欧洲工人阶级，揭露克伦斯基散布的有关布尔什维克投靠德国的谎言，主张等德国人开始进攻后再签约。他和坚决主战甚至一度考虑逮捕主和的列宁的左派共产党人的领袖布哈林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工会问题 上，布哈林同样受到了列宁的批评。这篇文章由布哈林写，岂止是有小品文味道，恐怕是荒诞了。是否同样也可以追一下他的错误的根源呢？“答复”的无原则和荒谬性在这里昭然若揭。

托洛茨基要求恢复被多数派的派别活动所破坏的党内民主，也被编辑部文章指责为在党内政策上背离列宁主义的组织传统，是搞派别活动。文章还指责托洛茨基对效忠于斯大林个人的党的机关的批评是把“党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就意味着在这方面背离列宁主义”。[60]时隔两个月，布哈林本人的文章就已经充满了他所批评过的“小品文的味道”，形式也没有他所要求的“高度的严谨、无懈可击”。在此文发表的６年之后，当斯大林也用同样的手法整他，他失魂落魄地去找以前的对手加米涅夫的时候，不知他是否曾为他当年与斯大林一起破坏党内民主、栽赃陷害对手等恶劣作法忏悔过。从他那封《致党的未来领导人的信》来看，他没有忏悔，因为他仍觉得他是“纯洁的”党员。

更可笑的是，连列宁开始不同意托洛茨基对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批评，后来改变看法，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也被他们拿来当做攻击他的武器，说列宁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不同意托洛茨基当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凡是列宁与托洛茨基有不同意见的地方，都被夸大成原则性的。而对列宁与他们的冲突则轻描淡写，这是这份答复的一大特点。“答复”说，如在民族问题上，老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核心中“似乎发生了分歧”，其实只是些误会，而之所以产生误会，是因为列宁重病在身，到后来连通信都不可能，否则他们之间会百分之百地达成协议。攻击托洛茨基在民族问题上坚持列宁的主张是利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挑动少数民族党员反对列宁派的主要核心。[61]事实如何呢？斯大林曾对列宁对联盟草案的修改意见逐条批驳，他与加米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便条：“加米涅夫：伊里奇准备为捍卫独立而战……。斯大林：我看，必须坚决反对伊里奇，如果两个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就能影响格鲁吉亚共产党员，而后者又影响伊里奇，那么请问，还有什么独立可言？”[62]

针对托洛茨基在其第二封信中对列宁曾打算任命他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一事的解释，多数派在“答复”中变得更加蛮横。他们硬说，托洛茨基应为政治局在精神极度紧张的环境下工作承担罪责，他无端挑起他与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列宁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即签署这份“答复”的人）之间的激烈争论。列宁任命他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是“一劳永逸地改善政治局工作气氛的一种尝试”。还说托洛茨基把此事说成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是枉费心机，这是列宁要彻底摆脱托洛茨基干扰的大事。[63]这让人想起秦朝的赵高指鹿为马的作法。政治局多数想以这种方式表示他们不顾一切的决心，并以此建立起他们的威摄统治。

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上，多数派肆意歪曲列宁的看法是很典型的。列宁的意思在《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文中说得明明白白，“答复”却列举了１９２２年５月列宁不同意托洛茨基有关国家计划委员会建议的文章，并把列宁表明他改变以前看法，同意托洛茨基意见的文章，归结为他不同意托洛茨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甚至还把他们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让托洛茨基推行他的工业计划的责任推到列宁身上：“列宁生病期间，一些同志为了改善中央内部关系，有意设法推举托洛茨基担任经济工作，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后认识到，我们当中赞同这种作法的人是不对的，而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同志是完全正确的。”[64]

“答复”的第６章专门谈列宁有关改组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文章，即《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说托洛茨基在１０月２日的信中说是在他的努力下列宁的这两篇文章才得以发表，是“杜撰了一个当代传奇”，“是欲盖弥彰”。”答复”解释说，列宁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因误寄给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使政治局委员感到困惑，才耽搁了发表。一旦弄清了列宁是寄给党中央并确实想发表时，他们马上决定发表。古比雪夫也在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驳斥了对他要封杀列宁文章的指责，说托洛茨基此举纯属“恶意造谣”。“答复”还以攻代守，说托洛茨基之所以攻击改组后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是因为发现这两个机构不维护他的派别活动。[65]

由于第一份”答复”否认存在党内民主危机，托洛茨基在１０月２３日的信中引用了捷尔任斯基、布哈林的话证明党内状况的危机，而在”答复”中则说，托洛茨基在其１０月２３日的信中引用的上述人的话是证明政治局早在今年９月就认为必须转向工人民主，而且戳穿了在托洛茨基和４６人声明的压力下政治局才决定转向工人民主的杜撰。[66]

颠倒黑白到了这种程度，争论也无法进行下去了。紧接着，在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６－１８日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又对托洛茨基和４６人进行谴责，并通过了五人小组指责他们的决议。病中的列宁对这次代表会议十分关注，１９－２０日，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会议决议，她后来写道：“星期六（１月１９日）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读决议中度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得非常仔细。”而在此之前，给列宁看病的医生表示他有希望康复，可以重新进行政治和国务活动。但在听完决议后，列宁感到不舒服，２１日下午５点半，他的病情急剧恶化，６点５０分逝世。[67]看来，这份决议与列宁的逝世有直接关系。联系列宁在其晚年的斗争中对托洛茨基的信任和倚重，以及他对斯大林的失望和从政治上搞垮他的决定，列宁对这份决议的态度不难揣测。
全球资讯榜http://www.newslist.com.cn

托洛茨基未等决议公布，便去南方疗养，这场争论暂告一个段落。但多数派继续抨击、诋毁托洛茨基，抓紧组织安排，使双方力量对比的天平进一步向多数派倾斜。直到１９２４年秋天，托洛茨基为其文集第３卷写了长篇序言《十月的教训》，公开辩论（实际上是围剿）再度开始。

--------------------------------------------------------------------------------

[1] 参见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０、２１页。

[2]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２版第４３卷有关文章和注释；莫西·莱文《列宁的最后斗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拙文《神话与事实——列宁晚年与斯大林的关系》，载《俄罗斯文艺》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７３－７８页。

[3] 《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３０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辑第１３７页

[5] 同上，１９９７年第３辑第３６页。

[6] 参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辑第１－１６页。

[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４辑第２２１－２２３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辑第１２３页。

[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辑第１２３－１３５页。

[10] 同上，１９９８年第３辑第１４０页。

[11] 同上，第１４０页。

[12] 同上，第１４４－１４５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辑第１４６－１４８页。

[14] 同上，第２２１页。

[15] 同上，第１６２页。

[16] 同上，第１６７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辑第１８１－１８２页。

[18] 同上，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19] 同上，第１６８页。

[20] 同上，第１８５页。

[21] 同上，第１７６页。

[22] 同上，参见第１６２页。

[23] 同上，第１８３页。

[24] 同上，第１６３页。

[25] 同上，第１８３－１８４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辑第１７９页。

[27] 同上，第１８６页。

[28] 同上，第133页。

[29] 同上，第１８６页。

[30] 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１９２１－１９２９》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３３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辑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８年第三辑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33] 参见同上，１９２－１９７页。

[34] 同上，第１９８页。

[35] 同上，１９９－２００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辑第２０７页。

[37] 同上。

[38] 同上，第２０８页。

[39] 同上，２１１页。

[40] 同上，第２１１－２１２页。

[41] 同上，第２１５页。。

[42]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士林图书服务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７７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辑第２２４－２２５页。

[44] 同上，第２２６页。

[45] 同上。

[46]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辑第２３３页。

[47] 同上，第２３３页。

[48] 同上，第２３２页。

[49] 同上，第１９１页。

[50] 当时基洛夫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书记。

[5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辑第１９３页。

[5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辑第１９９－２００页。

[53] 同上，第２０１页。

[54] 同上。

[55] 同上，１９９８年第３辑第１９８页。

[56] 同上，１９９９年第１辑第２０３页。

[57] 同上。

[58] 《苏联共产党反对派——１９２３－１９２７》（尤·费利施京斯基编）查利泽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版，第１卷第七６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辑第２０３－２０５页。

[60] 参见同上，１９９－２００页。

[61] 同上，第２０７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辑１９９７年第３辑第２７页。

[63] 同上，１９９９年第１辑第２０９页。

[64] 同上，第２１１页。

[65] 参见同上，第２１４－２１５页。

[66] 参见同上，第２１７页。

[67] 参见郑异凡《天鹅之歌》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５４－１５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