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华 :自由的必然规律，论尼泊尔危机

清水煮音

　　最近，雪山之国尼泊尔暴发了一场宪政危机，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宣布解散政府和议会，由他亲自领导国家。这场“政变”一发生，就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批评，他们指责贾南德拉国王的行为是“民主”的到退，惊呼尼泊尔又回到了“专制”的时代，一些国家甚至打算要“取消援助”。尼泊尔是一个久病不治的病人，贾南德拉不过是想给这个病人换一种药，这就引起了一些看客的不满，在这些看客看来，民主是万能钥匙，或者说是百病灵丹，不管病人病情如何，只要坚持用这个“百病灵丹”，那怕这个“百病灵丹”徒有其名，那怕它仅仅是个装点门面的幌孑，那怕在这个“民主”之下，老百姓自己都对此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但还是要坚持用的，要一直用到她死为止。为了挽救病人而换用其它一种药，这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自由”的倒退。

　　看客们的观点，和他们对待任何第三世界的国家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信奉民主的“终极价值”，文明的模式只此一种，所以中国是一个“不文明”的国家，而尼泊尔的事件是“自由”的倒退。这种不折不扣一元化主义与极权有什幺区别？与自由主义还有什么共同之处？自由只有“民主”这种单一的模式吗？是民主决定自由，还是自由决定民主？

　　尼泊尔危机由来已久。虽然佛教创始人诞生于尼泊尔，但今天尼泊尔是一个印度教国家，而且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以印度教为国教的国家。这个国家有近二千六百万人口，绝大部分都生活在远离首都的农村中，在那里，和从前的旧中国一样，过的是上千年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是贫困、愚味、绝望的渊渎，那里的土地制度完全是中世纪的，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又把社会分成几个阶层，高种姓的人占有最好的土地，以及各种特权，失去土地的雇农已沦落为农奴，由于生产力低下，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农民们起早贪黑所获得的收入，除去交租后，剩余根本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以至于在尼泊尔乡间，卖肾、或卖女儿成了活命的希望，而统治乡村的地主与旧中国的横行乡间的劣绅没什幺两样，这些大地主，或长老，一般是高种姓者，拥有自已的私人武装，称霸一方，为所欲为，鱼肉乡民。尼泊尔这个国家是***的，忠于国王的、忠于政府的力量大都集中在首都等大城市、而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带，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权力微乎其微，毫无影响，成了“统治薄弱”的地区，在尼泊尔，不同种姓之间是不通婚的。有位印度分析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尼泊尔仍是一个封建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一如所有中世纪的、不发达的国家一样，妇女的命运特别悲惨，少女甚至在十三岁就出嫁，婚姻完全是包办的，而且必须从一而终，女性无教育权亦无财产继承权，婴儿的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十倍，寡妇不充许再嫁，而男人却可以有几个妻子，尼泊尔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妇女平均寿命低于男性的国家之一。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尼泊尔这个国家，她的社会结构、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以及她的人民，就象从前的中国一样，仍处在中世纪的、不理性的状态，尼泊尔人民迫切需要的是“物质自由”，需要的是“生存权”，需要的是根子上废除封建制度、进行宗教革命并且树立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不是什么“选举”，就象华老栓迫切需要给他的儿子找到治病的良药，而不是“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一样，尼泊尔的农民渴望的是希望不卖肾、不卖女儿也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不是听政客们的选举宣传，尼泊尔的妇女渴望的是能改变她们悲惨的命运，被歧视的种姓阶层希望能生活在平等的社会里。尼泊尔经济的穷困状态，尼泊尔政府的软弱无力，使得尼泊尔成了一个长期依靠外援的国家，尼泊尔每年要接受近五亿美元的外援，而这些外援，大部分都落到了加德满都的“精英”的手中，下层人民所得寥寥无几，尼泊尔独立的时间比新中国的历史更长，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国家似乎仍然在原地踏步，没有扫除文盲、没有电气化、没有公路网、没有遍布全国的医疗卫生机构，在风景如画的雪山下到处是贫穷、腐败，停滞和苦难，整个国家看不到一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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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泊尔在上个世纪曾经历了两次“君主立宪”的时代，沙阿王朝自1769年统一尼泊尔后开始就一直在统治这个国家，尼泊尔没有象印度一样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拉纳家族在英国人的支持下，自1846年至1950年长期把持尼泊尔大权，使国王成为傀儡。1950年后，由于尼泊尔大会党的斗争，从而结束了拉纳家族的长达百年的摄政统治，开始了尼泊尔历史上的第一次“君主立宪”的时代，但仅过了九年，前国王马亨德拉就于1960年取缔了一切政党，国王独揽军政大权，开始以“实君制”统治尼泊尔，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受波及全世界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尼泊尔国内发生政治动乱，尼泊尔颁布了第三部宪法，恢复了议会选举和各政党合法化，开始了第二次“君主立宪”的时代，尼泊尔终于赶上了这一波的“民主”潮流，成为了一个“民主”国家。可惜美好的前景并没有光顾尼泊尔人民，十几年的“民主”，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希望，对广大的农村地区没有任何影响，种姓制度没有废除，土地制度无法改革，妇女地位没有任何改善，人民依然贫穷，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而选举却正好成了政客们分肥渔利、贪污腐败的工具，尼泊尔共产党（马列）也曾于九十年代参加过联合政府，可在这个联合政府里他们没有完成任何事情，因为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靠议会和选举是解决不了的，尼泊尔宪法明确规定了印度教的国教地位和王室的权利，而王室的坚定的支持者正是那些地主和高种姓阶层，这些阶层是决不会同意进行土改、废除种姓制度、与下层人民“平等”的，决不肯放弃自已的特权，而且这些阶层在议会里也有很大的力量。由于尼泊尔政府在乡间统治力量的薄弱，所谓的民主选举只能在城市进行，而城市是保皇主义者的聚居地，这就更增长了政府保守主义的倾向，出于选举的策略考虑政府的政策和福利也就更偏向城市而忽视农村，这样就造成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贫富悬殊更加惊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连尼共（马列）执政也改变不了现状，十几年的议会民主关于农村土地的改革只有一顶：废除农奴制度，这还是在尼共（毛派）在农村进行火热朝天的土改后才通过的，只不过聊胜于无，尼泊尔1990年所谓的“民主革命”不过是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的翻版，就象中国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场“民主革命”解决不了尼泊尔面临的紧迫问题，她无法促进甚至仍然阻碍尼泊尔人民的“自由进程”，因为民主政体的一个最大弱点就是不会改造一个封建的、传统的、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所以，象中国的辛亥革命一样，尼泊尔的这个民主革命注定是失败的，而且这还不是她的第一次失败，贾南德拉国王只不过痛苦地明白了这一点。

　　1996年2月，原尼共（马列）中的一些党员，由于对尼共（马列）在执政中妥协政策和右倾政策不满，对“民主”未能解决农村问题及其它一些社会问题极度失望，更对“民主”加剧的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们离开城市，走向农村，用毛**的革命斗争理论来指导自己，拉开了尼泊尔版本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序幕。这些“星星之火”，一遇到尼泊尔农村的“干柴”，立刻就形成了燎原之势，势如破竹，到今天尼共（毛派）已控制了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农村，有了自已的革命根据地和中央政权，与加德满都分庭抗礼，尼泊尔人民解放军甚至对首都形成包围的态势，虽然尼泊尔雇佣军以英勇善战而闻名，而尼泊尔的皇家军队面对这灾难的局面却束手无策。软弱无力，当西方媒体含沙射影地把尼泊尔（毛派）在农村的游击军事行动说成是“恐怖袭击”时，尼泊尔政府和国王却宣布要与尼共（毛派）进行和平谈判，因为虚弱的经济使政府再也无力进行一场内战，议会里的左翼对农村也持同情态度，况且政府的军事力量始终无法深入到农村地区，尼泊尔政府拼命寻求外援，但这不过是杯水车薪。而美国就象在从前的旧中国一样，再一次站在巧取豪夺的腐败阶层的一边。

　　尼共（毛派）在农村的革命，是尼泊尔人民真正自由的革命， 而一场自由的革命要想取得成功，首先要看她的纲领是否抓住了时代的需求，是否反映了下层人民痛切的呼声，是否能有正确的革命策略和优秀的人才。

　　尼共（毛派）一走向农村，就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高种姓的、王室的土地被没收，分给无地的雇农，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集体生产的新事物，因为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力十分低下。议会民主十几年无法做到的事，尼共（毛派）在一夜之间就做到了。在农村，地主被赶走，基层政权也建立起来了，参加者都是深 受压迫的贫苦农民，他们是新政权的热烈拥护者。尼共（毛派）在农村的革命决不仅仅局限于土地革命，她还有解除宗教桎梏，粉碎种姓制度，解放妇女，革除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移风移俗等 多种内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向把宗教视为人民的鸦片，这对于第三世界还处在宗教统治下人民来说是一个摆脱宗教迷误的强有力的武器。印度教做为尼泊尔人民的国教，已统治了尼泊尔人民上千年，印度教的教义己侵透到尼泊尔人民的灵魂深处，印度教的教义与藏传佛教有相似之处，那就是重来世，轻现世，富人、高种姓的人之所以富是因为前世行善，而穷人和低种姓的人则是因为前世做恶的报应，所以，穷人应该安份守已，多行善事，安贫乐道，以图来世，印度教的众多的神和节日成了穷人暂时忘却苦难，以求得麻痹自已的神经，苦中作乐的机会，多少年来，尼泊尔就是被这种消极的宗教捆住了手脚，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印度教及其种姓制度恰恰是这个封建政权的支柱。尼共（毛派）在农村的革命，在精神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举动就是解除宗教的迷信，废除种姓制度，彻底解放低种姓的人民，对人民进行初步的启蒙。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必然是人人平等的社会，不仅是种姓的平等，而且还是男女平等的社会，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前进，首先就要解放妇女，而不是禁锢妇女，不是把妇女视为某种工具或附属品，不管是出于传统习俗、宗教还是什么道德理由，一个禁锢妇女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真正自由的文明的社会，而是一个野蛮的社会。在尼共（布）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妇女的命运有了根本的改变，广大贫苦妇女真正得到了翻身解放，第一次有了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女性的尊严，因而她们也成了革命的最积极的的参与者，在尼泊尔革命区，翻身妇女成了游击战士，政权的参与人，是新思新风俗的新生活的带头人，总之，成了革命的骨干力量，而这在旧政权下是不可想象的，难怪旧势力要哀叹：“女人被惯上了房顶”。尼共（毛派）在创建农村基层政权方面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正确解决少数民族问题，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尼泊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全国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和部族，他们大都生活在西部封闭而偏远山区，尼泊尔政府既无力管理和控制那里，也对那里的经济发展漠不关心，少数民族是受岐视和压适的，民族关系也是不平等的。尼共（毛派）象中国一样，建立了民族自治政权，实现了民族平等，并且大量的少数民族也参加到了尼泊尔解放军中。尼共（毛派）在农村带来的变革是深刻而广泛的，死水一潭的农村开始变得有生气起来，那里的贫苦农民每一天都感受到新的词汇、新的思想、新的生活方式乃至新的希望，在这些新事物的影响，人民的精神再也不是萎靡不振，而是精神焕发并且富有朝气，这是真正的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是尼泊尔人民走向“理性”时代的序幕，而这是尼泊尔的“议会”政体根本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尼共（毛派）在农村的革命是真正自由的革命，她使尼泊尔下层人民获得了自由，解放了下层人民，尽管这仅仅是开始，前途仍然艰难，但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她仍在尼泊尔历史中享有她崇高的地位。

　　尼共（毛派）在农村的革命行动，存在着先天的优势，首先，尼共（毛派）的指导思想毛**的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的理论，而尼泊尔国情与中国非常相似；其次，中国革命史的许多成功的经验和教训为他们所吸取，如根据地的建设，农村包围城市，军队既是一只战斗的队伍，也是一只宣传的队伍，以及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等，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来的建设经验和沉痛的教训也将成为他们未来进行经济建设的参考，如中国的“**”和改革开放等等。尼共（毛派）应当明白，任何思想和主义都只是工具而不是目地，把主义当做终极目地就必然要犯大错，当革命的使命完成后，当国家的经济恢复正常后，引进市场经济，开始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建设就成为尼泊尔人民“自由进程”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尼泊尔危机是尼泊尔自由进程的必然次序，贾南德拉国王从高层，尼共（毛派）从低层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都表明了对“议会民主”的极度失望，“议会民主”对当前尼泊尔的自由是无能为力的，尼泊尔这个传统的国家需要的是彻底的改造和人民的动员，需要的是新文化、新思想和新风气，需要的是彻底结束上千年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和宗教桎梏。所以，所谓的尼泊尔危机，包括她的宪政危机，不是自由的倒退，而是自由的必然规律。
私有制未必能带来民主，公有制却一定会导致专制，而且，其专制程度要超过仍保留私有制的任何专制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