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柠:构筑超越援助与被援助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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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潜事件风波稍息，11月28日，日本首相小泉的一句“对华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再次使中日关系问题成为舆论的焦点。
长达25年的日本对华ODA，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等长，为何只是在最近才频频释放出削减、“毕业”乃至叫停的信号，一再引发“话题效应”呢？在日本政府高官踊跃表态，竞相对国际社会传达一种意思再明确不过的暗示的背后，到底有哪些平衡考量、利益穿梭及“难言之隐”？就中方而言，在某些具体问题的应对环节上，究竟有没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日本对华ODA，肇始于1979年的大平正芳内阁，到今天已然走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路程，历经日本20任内阁（包括连任）。沧桑风雨，延续至今，可以说全方位地见证了中日关系从一味高唱“友好”的“蜜月期”到各自进行战略调整的“过渡期”的整个过程。一个基本的评价是，以日元贷款为龙头、以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为配套手段、总额高达3.3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649亿元）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可谓“功莫大焉”：建成了一大批规模大、周期长、技术含量高、施工难度大、占用资金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能源开发、交通运输、通讯设施、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农业水利和居民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和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在80年代初期，在以美国和“巴统”（COCOM，巴黎统筹委员会）集团为首的西方发达工业国对“共产圈”国家的贸易禁运政策尚未解冻的情况下，日本ODA起到了“强心剂”的作用。对此，我们应当、而且必须给予足够的评价。
而回过头来看，对日本而言，当初在决定对华ODA时所秉持的理念和设定的目标也已经基本达成、实现。
首先，对华关系从两国复交之初基于世界冷战格局的权宜考量、战略意图十分露骨的、单纯的政治“友好”，平稳过渡到双方人员往来频仍、民间交流繁盛，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方位友好合作。
其次，借助政府间长期日元信贷所附加的、向日本厂商倾斜的“捆绑”或“半捆绑”性质的优惠条件，日本工业产品得以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并凭借“日本造”的卓越品质，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养成了相当数量的中国消费者对日本产品的依赖，从“新时代的东芝”，到“有路就有丰田车”，一直到现代化的能源、钢铁、化工成套设备，不一而足。
第三，毋庸讳言，对华ODA带有对中国政府放弃战争索赔的“酬谢”和象征日本主动处理战后问题姿态的“替代补偿”的性质。这一点，不但是两国开拓友好的老一辈政治家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且是双方有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传媒、知识界的共识。连日本外务省官员都承认，对华ODA的顺利提供，及其在利率、还贷期上的优惠程度之高，均包含有对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款的宽宏大量给予回报的性质和意味。
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最大的援助国，其ODA总额占OECD（世界经济合作开发组织）成员国的四分之一以上。尤其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呈现出“援助疲劳”症状，国际援助大幅锐减的情况下，只有日本ODA“一峰突起”，依然维持着较高的水平。然而，任何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都不是慈善事业，日本ODA遥遥领先于其它发达国家也并非是由于其“乐善好施”。正如日裔美国学者、日本问题专家Dennis T. Yasutomo所指出的那样，“日本是惟一一个将援助作为外交手段而加以高度重视的国家。”由于其特殊的国情，战后难以像其他国家那样在国际上发挥政治、军事作用，而ODA恰恰是其发挥国际作用、扩大国际影响的有效方式。这令人想到日本在“入常”（即当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打出的几乎是惟一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牌”，就是强调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
而随着对包括对华关系在内的国家战略的调整，日本，这个曾经拖着浓重的“战后”阴影的昔日“战败国”，正大步迈向“普通国家”。特别是在9·11之后短短3年的时间里，日美关系空前强化，日本自卫队的军舰已经驶进印度洋，其维和官兵的足迹已经远至伊拉克和戈兰高地的时候，ODA早已不再是其平衡国际关系的惟一砝码。
在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和2003年，日本政府先后通过了两个“ODA大纲”。两相比较，颇能看出日本政府从最初的“人道立场”，到提出需考察受援国的军备、武器出口、人权与民主及市场经济状况，直到强调“重视国家利益”的变化轨迹。至此，ODA开始频频与政治挂钩，日益走向意识形态化、国家利益化。
于是，作为对中国核试验的“惩罚”性措施，三次以ODA为手段实行“制裁”。从2001年开始，对华ODA被大幅“调整”，信贷方式从之前的“多年（5年）一揽子贷与”，改为逐年按贷款项目审批的年度放贷方式；其额度，3年内砍了多一半，从2000年的2144亿日元削减到目前967亿日元的水平。去年，中国已经从最大的受援国降为位列印度和印尼之后的第三大受援国。这一方面有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与印度和东盟一些国家相比，似乎更加接近ODA“毕业”水平的骄人成绩，但在其背后，也多少透露出日本积极向印度洋渗透的战略转移信息，及其誓与中国一争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主导权的雄心和韬略。
作为日本调整对外关系的“开关和杠杆”的重要一环，对华ODA自然难逃成为其战略调整的“牺牲”的命运。但尽管如此，客观地说，最近的三件事肯定对ODA的决策构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那就是，去年的“神五”上天、今年的“亚洲杯”足球赛和刚刚发生的中国核潜“误入”日本领海事件。
那种认为“日本纳税人的血汗钱”到头来只换得中国社会日益高涨的民间“反日”运动、大规模军事扩张以及对有潜在军事性意图的宇宙开发事业的巨额投入的声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日本的“民意”和“舆论”另当别论，但它相当煽情，通过大众传媒广为传布，不但在民间社会成功地遮蔽了ODA的“准赔偿”背景（曾几何时，它几乎变成了日本对华的单纯经援），而且使日本政府在决策上的回旋余地变得越来越小则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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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幸的是，中国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扮演了“帮闲”的角色。他们对两国间的一些偶发性事件，有的大曝特曝，有的则完全不报，其尺度相当怪异、可疑。去年，“对日新思维”论者曾经在文章中论及对日本经援报道不足的问题。有中国学者把1980-94年共14年的《人民日报》对日本对华ODA的报道次数做过统计，其中，对ODA最重要部分日元贷款的报道，只有35次；加上对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的报道，才不到90次。这不能不说与那个时代，日元贷款项目在国家建设中所承担的角色有相当的反差。还有日本的媒体曾委托在华日资调查机构作过调查，结果表明：有60%以上的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以笔者生活的城市、“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为例，不知日本经援为何物的市民确实不少。即使碰上个把个“明白人”，也顶多是勉强知道“中日友好医院”、“中日友好青年交流中心”，对于首都机场扩建项目、北京地铁、新北图、十三陵抽水发电站、中日环保中心、北京供水设施扩建项目、高碑店污水处理厂等使用日本经援的重点建设工程，能有多少了解便完全无法期待了。
无独有偶。今年9月，因工作关系，笔者参加了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日元贷款山西省某水电站抽水蓄能发电机组设备国际招标采购的签约晚宴。来自信贷方“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和日本大使馆的代表不但无缘坐到主桌，甚至没有被安排上台致辞。而作为代表中国政府把日本的资金转贷给用款单位的财政部、国家进出口银行的官员们则作为“主宾”，被安排在主桌的显眼位置上，与一群由地方高官和作为制造商的日本大公司的总裁组成的“VIP”们觥筹交错。据说，这种安排绝非特例，而是“惯例”。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从中日两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角色的变化和两国关系的现状出发，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对华ODA被打上休止符似乎已不遥远。照日方的说法，当初日本和韩国也是在举办奥运会之后不久，就从美欧和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中“毕业”的。无论是中国领导人的冷静发言，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似乎也都表明即使日本停止对华经援，也不会对两国经贸和中国经济产生全局性影响。尽管我们的人均GDP才只有1100美元，距被认为是日元贷款“适用标准”的人均3000美元还有相当的差距。
去年，为帮助中国抗击“非典”，日本政府紧急援助了一笔赠款，在当时外国捐赠的抗非援助中是最多的；今年10月，日本新泻发生强烈地震，中国总理在第一时间就发去了慰问电，并通过王毅大使向受灾地区的人民转交了10万美元的赈灾救济款。诸如此类的往还，借用日本主流报纸《朝日新闻》社论中的话来说，是一种“不复援助与被援助的新型关系”。在中国即将“毕业”，对华ODA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历史”的时候，正适合我们回顾、反思并客观评价这段历史。笔者以为，中日关系能否在21世纪抛开意气之争，成为真正成熟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或许可以从超越援助与被援助做起。
私有制未必能带来民主，公有制却一定会导致专制，而且，其专制程度要超过仍保留私有制的任何专制政体。

laruence

看来日本普通民众也和中国普通民众一样被宣传导引。

清水煮音

日本自己也从中间那到很多好处，这种事情是两方面.........
她暧昧的眼神如同昏暗光线下那一杯红酒令人沉迷令人清醒、并眩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