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锐 :朝鲜半岛与中国大战略

清水煮音

一、引言

　　2004年第4期《战略与管理》刊载了王忠文先生的一篇题为《以新视角审视朝鲜问题与东北亚形势》的文章，读后颇有不解之处，以为文中观点亦颇有矛盾，值得商榷。文中王先生一方面极力倡导“我们应当以新的视角、新的理念重新审视东北亚形势，并相应采取最为符合我国国家根本利益的外交决策”，这是十分中肯和必须正视的客观问题；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对于我国切身利益无关的国际问题，可以尝试采取‘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态度”；“朝鲜以自己不负责任的行动，屡屡为中美关系的改善设置障碍”，这是“险恶用心”等等。对于上述论点，笔者不敢苟同，且对文中论据颇为困惑置疑。应该指明的是，王先生的观点在国内确实是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自近代以来，朝鲜半岛一直是东北亚国家相互争夺的地缘政治焦点，成为东北亚局势流变动荡的关键性诱因。对此，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有时几近亡国。朝鲜半岛的地缘价值是毋庸多言的，人们惯以“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来形容。如果回顾一百多年来由朝鲜半岛引发的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某些个别事件上，中国的政策和处理方式确实值得商榷和反思。即便时至今日，也不能确切的说中国已经有了明确的之于朝鲜半岛国家的大战略。王先生在文中也未对此展开具体的论述，或许是因为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过于广泛，不是十分具体和集中，这种利益的散溢特征导致了某种权益的模糊性，反倒使中国难以明确其国家利益的关键方面。这样的后果便是缺乏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战略性看法和维度，而只能就半岛发生的某一些特定的事件采取应急性策略，缺乏长远规划的做法掣肘了中国在此类地区问题上的建设性作用的发挥。笔者以为，中国必须厘定之于朝鲜半岛国家的大战略，有张有弛，让其他国家知晓、明晰中国在半岛的国家利益之所在，外交底线之所在，而不是采取所谓的“孤立主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抑或所谓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冷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性对抗的消逝，使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关系具有了一个基于双边利益的关系框架，但限制和支持相互关系发展的因素长期同时存在。总体来说，这种框架是相对稳定的，处于非敌非友的态势。但是，朝核危机还是折射出了中国与半岛国家尤其是与朝鲜之间存在着相当分歧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互不信任，反映出中朝关系尚存在一定问题的客观现状。潜在的重要性和问题的复杂性，历史原因被附加的过多象征意义，以及地缘政治强力和国家利益散溢，都应然地要求中国在保持与朝鲜半岛国家正常关系的前提和维度上，建构一种系统性的国家战略，即大战略；追求整体安全目标，即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

　　大战略（Grand Strategy），也称“最高层次上的战略”，一般是指在平时和战时，为生成对国家政策的最大限度支持，发展并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和军事力量的艺术与科学。国家大战略的质量高低与践行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略思维和缔造战略的具体方式，它为适应变动中的条件和环境而必须反复审视与整合，其首要精髓在于目标和手段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在序列上，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种：一是目标超出手段能力范围；二是目标低于手段能力范围；三是目标与手段能力范围平衡。在上述三种关系中，战略指导者应力争目标与手段的协调。1笔者主张合理运作多种手段，在运筹半岛流变趋向的基础上，确保统一后的半岛国家不会对中国安全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换言之，中国半岛大战略的目标，就是在消除朝鲜半岛统一进程中的各种障碍，促进北南双边自主和平统一的情境下，确保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必须是一个“无核化”和“中立化”的国家。中国是极有必要针对朝鲜半岛国家在大战略的视域和框架中有所作为，在外交上推进主动预防战略，在经济上导入共同成长战略，在安全上促成互助合作战略。

　　二、外交：主动预防战略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危机意识是一个国家甚至国际社会保有持续稳定的重要维度，它是对（国际社会）风险抑或危机的测度和预期。这构成了预防外交赖以生成的充分条件。预防外交作为旨在防止和减少冲突的一种手段，在冷战后受到广泛关注。一般认为，预防外交的概念最早是由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为防止地区冲突演化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直接对抗而提出的。1992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中，对预防外交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将其释义为“防止争端在有关各方之间出现、防止现有争端升级为冲突，以及当后者发生时限制其蔓延的行动”，这些行动包括早期预警系统、事实调查使命、建立信任措施，以及维和部队的预防性部署和设立非军区。2预防外交可作广义理解，涉及国际格局变化趋势、国际体系及其机制可能面临的障碍和战略态势变动等；也可作狭义理解，诸如应对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紧急情况，应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能做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应对可能出现的某项争端，以及应对安全方面的某种紧急状态等。预防外交的战略性功能，在于把可能造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并寻求对危机源的总体主动性、主导性和可控性。它所展示的效能，不只是地区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不只是一时性的而且是长期性的，具有综合性收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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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朝韩首脑历史性会晤的成功，使得半岛和解进程明显加快。1992年2月签署《北南基本协议书》和2000年6月签署《北南共同宣言》之后，朝韩双方经过不懈努力，已初步找到了旨在消除彼此间政治和军事上的不信任、实现和解与合作的新的进路和方案。4但是，这一呈现加速缓和的趋向并不能必然地促成朝鲜半岛局势的持续化好转，半岛依然处在时而紧张、时而舒缓的流变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赖以维系半岛局势稳定的诸多条件已然产生巨大的变迁，而新的条件尚处于建构与整合阶段。另一方面，朝鲜半岛从分治走向统合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其间内含复杂的不确定因素。故此，在充分估计和认识北南双边可能和平统一的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非和平转换的可能性，以及转换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朝鲜半岛所散溢出的不确定因素足以酿成地区性安全局势的流变和进一步的复杂化。尤其是冷战终结后，全球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认为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对其继续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威胁，因此不会放弃全球等级体系构想，而东亚国家基于传统权力逻辑的冷战思维依然根深蒂固。在此种情境下，危机意识必然地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战略性思维，预防外交应运而生。

　　朝鲜半岛是具有地缘战略支点效应的地区，这为中国实施预防外交拓展了战略空间，即中国应在半岛外交实务上做好“即时反应”，谋取“综合收益”：规避事态恶化并驾驭其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在半岛事务上争取战略上、全局上的主动权和主导权。为此，必须尽可能地因势利导，规避静态操作，形构内含动能和惯性特质的外交态势，以其带来滚动收益。

　　中国传统上一直是朝鲜半岛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对于半岛统一中国更是乐见其成。但统一必须是在自主和平的路径下实现，其前提是消除一切可能生成的地区不稳定因素，包括驻韩美军的撤离；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国家必须奉行武装“无核化”和外交“中立化”原则。传统的国际安全模式依赖于权力（power）均势，但在相互依存度愈益加强的全球化时代，这一模式的形构变得越来越困难。大国在追求力量均衡的同时，外交重点逐渐倾向于建构某种国际机制。这使得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统一，进而在统一的半岛国家奉行“中立化”政策成为可能。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的责任，并已初步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存在长期固有的传统利益，必须也完全有能力实施预防性战略。通过外交战略系统，即官方外交、民间外交、政党外交、议会外交以及军方外交，在保持与半岛双边以及其他相关国家间定期会晤和频密交流的前提下，促成朝鲜开放，为建构可能的半岛和平机制创造机会，提供平台，同时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构想和方案供国际社会选择，是中国应然的义务和责任。

　　三、经济：共同成长战略

　　共同成长战略，是邻近国家间进行的一种经济合作模式，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合作无论在内涵、形式还是作用上都存在很大区别：共同成长战略的合作内容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以及产业分工与协调等方面；组织模式也不固定，可以在国际组织协调下开展，也可以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出面组织；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增进国家间的经济互惠，舒解经济压力，对区域经济合作也将产生相当的推动和补充作用。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逐渐在各国事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支配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政策思考。这一点在朝鲜半岛体现得尤其明显。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朝鲜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开发战略日现弊端。同时苏联的解体和经合组织的消亡，使朝鲜失去了主要的外援，加之连续遭受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几近崩溃。据统计，至1998年，朝鲜经济已连续9年出现负增长，经济总体规模较之1989年缩减50%以上，许多社会保障措施也难以继续承担和发挥原有的作用与功能。朝鲜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当今的世界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加速并举的时代，长期坚持闭关锁国政策的朝鲜早已游离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经济改革不但是朝鲜摆脱长期经济危机的最好选择，也是其继续生存的最后出路。这是由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经济全球化潮流所决定的，是主观因素可能迟滞但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金正日在政权基本稳定后，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并逐步推行经济领域的变革措施和有限度的开放政策。仅1998年10月底到2001年10月底期间，金正日对朝鲜各地不同经济部门进行的视察就多达60次，并一再指示，“当前没有什么事情比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使之适应新世纪的要求更重要”，“朝鲜人民要在思想观念、思考方式、斗争风格和行为方式上进行一场根本性的革新”。1998年朝鲜第一次提出“在经济工作中追求实际利益”的思想；1999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强盛经济大国”的目标；2000年提出“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指导方针；2001年提出了“21世纪朝鲜将以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姿态巍然屹立”的战略目标，同年10月金正日下达了“进行经济管理改革”的指示；2002年4月朝鲜提出“国家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整顿现有的经济基础，就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全盘现代化改造”；从2002年7月开始，朝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改善管理、整顿经济的措施，从而拉开了新一轮经济秩序整合的序幕；同年9月朝鲜通过了“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特区内制度50年不变，此举被外界称为“朝鲜自1948年建国以来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项改革”；同年11月朝鲜设立了开城工业园区，这样一来，连同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和具有特区性质的金刚山旅游区，在地缘经济上基本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广域布局、“多边带动”战略，也预示着朝鲜的经济变革由“经济特区”的支点性带动步入了“特区经济”的规模性成长的新阶段。毋庸质疑，这些富有开创性的变革措施对于朝鲜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意义尤其重大，也在根本上有利于整个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就外部环境而言，朝鲜的生存和发展须以美国的安全承诺为前提，更以中国的支持和介入为必要。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朝鲜最为重要的盟友，其他国家对朝鲜的有限度支持则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仍将延续这一角色。近年来，“中国很重要”的意识观念在朝鲜领导层日益扩大。进入新千年后，中朝首脑会晤频仍，金正日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开始深刻意识到引入中国经验的必要性。

　　朝鲜未来可能有三种选择：一是实行改革开放；二是继续闭关锁国；三是沿着一条中间路线摸索前行，以适应它所面临的挑战。当前朝鲜所遵循并很有可能继续下去的正是第三条道路。这种发展态势需要周边国家以包容和忍耐的心态加以对待，毕竟任何希望朝鲜“一夜变色”的想法都只能是天方夜谭。对此，中国应立足长远，主动推进共同成长战略，以市场化国家的身份积极支持和介入到朝鲜经济的变革进程之中。具体来说，中国应该在巩固友谊、增进互信和平等、互利、互惠的原则指导下，尽可能地活跃双边的经济交往与流动。考虑到朝鲜经济的现实情况，为规避前期介入的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应该由中国、朝鲜和韩国三方共同协作，发挥各自优势，积极促成相互间经济的共同成长5。发展边境地区经济合作时，应该坚持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基础上，适当约束地方政府的部分权力以规避其短视行为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同时积极实施政府扶持和规划下的、国家财政与金融支持的、以国有优势企业为主体、开发适销产品为重点的经济成长政策。之所以选择国有优势企业作为与朝鲜展开经济合作的行为主体，一是国有企业相对规模较大、技术力强、资金充足，能够适应和克服与朝鲜经济合作的前期收益少甚至负收益以及风险大、稳定性差等发展状况；二是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上，国有企业更能为朝鲜方面所接受。另外，要规范非国有经济体的经营和投资活动，避免早期中俄贸易关系的畸形现象扩散到中朝经济发展中来。从长期来看，这更有利于中朝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有利于增强朝鲜稳步推进经济变革路线的信心。

　　按照新功能主义“外溢”概念的假说，国家间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相互联系通常是：一个领域的问题将会提出另一个领域的问题，或是要求另一个领域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解决方案不要求国家间的完全一致，而是要求围绕着最初共同事业目标的各种相似利益的普遍集中。也就是说，即使面对国家间的根本性分歧，仍然可以达成具有外溢含义的共同决策。作为冷战遗产的朝鲜半岛冲突结构在短期内还很难消除，其和平与稳定直至最终的统一只有通过北南双边本着“优先解决信任”原则的直接对话才能实现，而朝韩经济的共同发展是最终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路径。北南之间强化的、递进的、制度化和经常性的经贸关系，会促使经济合作逐渐“外溢”到政治领域、安全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各个方面。一旦这些实质性的障碍被消除，半岛的自主和平统一进程也即将以更加明显的加速度持续外溢，并可能反向优化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格局。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也应尽早参与到朝鲜的经济变革进程之中。

　　四、安全：互助合作战略

　　作为世界上惟一与朝鲜半岛北南双边都维持友好关系的国家，中国无疑掌握着极具价值的战略资源。但是，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来达到一种战略目标，而更像是朝鲜半岛事务中一个被动的旁观者。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现行的半岛政策是一种似乎没有更好选择下的妥协，这种政策源于对统一后朝鲜半岛国家政治走向的担忧，特别是出于对中国安全环境的考虑。然而，朝鲜半岛的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对此中国不可能一直采取被动观望的态度。更何况，中国掌握的战略资源并没有长期的增值保证，甚至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和贬值。6

　　近年来，朝鲜半岛的和解与统一进程呈现出加速化的趋向，这为塑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地区环境提供了可能，同时意味着东北亚长期以来的现状有可能被打破。这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大国不得不应势而动，重新调整半岛政策，而这些调整并不必然地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必须尽早制订出一个能为地区带来持久和平与稳定的战略合作框架，避免朝鲜半岛重新成为大国实力的竞技场。四大国特别是中国和美国应该以促成一个中立、统一的朝鲜半岛为目的和契机，建构一个长期稳定和有效的合作安全框架；而半岛北南双边则应该以建立一个中立、统一的国家为目标，说服中美两国消除疑虑，支持与促成半岛的自主和平统一。中立、统一的朝鲜半岛不仅应是半岛统一的目标，更应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7

　　在统一后朝鲜半岛的战略走向还存在着太多变数的时候，中美两国对彼此的担忧使它们都不可能完全热衷于支持半岛的统一，而更多的是满足于维持现状。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国最关心的不是半岛能否和平统一，而是如何维持在韩国的驻军，从而达到防范中国和俄罗斯，维持其战略优势的目的。相反，如果半岛的统一意味着美军的撤离，那么，美国只能是尽力拖延甚至阻止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事实上，早在数年之前，美国军方的分析家就已经指出，虽然朝鲜半岛的最终统一还是未知之数，但朝韩两国有可能在2015年前后达成某种政治上的妥协，若此，朝鲜的威胁将不复存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结构也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为此，美国有必要从长远的国家利益出发，为保持在东亚地区的长期军事存在奠定必要的基础。在美国看来，一个脱离了美国控制的朝鲜半岛是难以想象和不可接受的，因为撤军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力量真空的出现，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国家之间的不稳定性则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这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都是有害的，并将打乱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部署。中国之于半岛统一的犹豫不决，则源于对统一后美军继续留驻半岛的担忧，这可能比半岛分治的现状还要糟糕。

　　朝鲜半岛之于中美两国的战略重要性，以及两国对彼此持有的战略意图的深刻疑虑，最为重要的是两国对于半岛统一后可能带来的战略利益再分配中的各自揣度，引出了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相对得失”问题，在“零和心态”和“最坏结局心态”下对半岛统一的测度，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大大降低甚至失去合作的可能性。维持朝鲜半岛的分治现状则成了最为“合理”的选择。

　　在朝鲜半岛推行机制化的互助合作战略，有利于消除或者弱化半岛统一进程中的各种障碍，推动一个中立、统一的朝鲜半岛国家的生成，但这需要相关各方必须摒弃固化观念，接受一些新的思维方式。对于朝鲜半岛国家来说，北南双方必须始终坚持，决定半岛命运的只能是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大国。在进一步强调自主性的同时，必须将半岛统一进程纳入到北南主导的轨道，而不是陷在大国主导的泥潭之中。事实上，半岛北南双边的交往历程表明，朝韩始终决心主宰自己的命运。近年来朝鲜半岛的事态演化也说明了北南双边正在逐渐意识到“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并已认清美国才是半岛和平进程的主要障碍，决心“孤立”美国的强硬立场。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必须要放弃心理上的压力，以负责任的态度认真考虑一个可能为各方支持、接受和保证的中立、统一的朝鲜半岛为整个地区带来永久和平的可能性。如果美国继续固守以牺牲朝鲜民族的最高利益满足其全球和地区战略利益的思维，最终必然会失去韩国的支持，这在本质上不利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中国通过支持一个中立、统一的朝鲜半岛，能够有力地向美国表明自己是从更加广阔的——基于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而非重构势力范围的视野出发，努力建立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中国的战略目标不是要将美国排斥出东亚，而是希望通过互助合作战略构建一个多边安全机制，以化解这一地区具有不同利益的大国带来冲突的可能性。

　　五、结语

　　发展需求、主权需求和责任需求都应然地要求中国在朝鲜半岛必须拥有大战略维度。对于中国而言，朝鲜问题最终是美国和日本问题；对于美国和日本而言，朝鲜问题最终则是中国问题。三方之间矛盾与复杂的现实状况，成为迟滞朝鲜半岛北南和解与统一的外部因素。尽管它们在半岛的利益不尽相同，影响力也不对称，但在维持半岛局势稳定这一基本立场上是一致的。事实表明，任何外部力量都不足以把自身利益置于半岛稳定与和解之上。今后外部大国在半岛所起的作用将主要体现在继续向北方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在时机成熟时努力推动建立半岛永久性和平机制上。随着北南关系的不断改善，外部因素的作用会逐步弱化，这是不争的常态表现。以客观和现实的态度看待朝鲜半岛的统一，尽量规避狭隘的双边角度与零和游戏的机械思维，在根本上是有利于各方利益的，也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向。近年来的事态演化表明，中国已然成为半岛事务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必须端正的是，如果中国不能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在半岛统一进程中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建设性作用，不仅可能会失去在朝鲜半岛的传统权益，更会错失缔造东北亚新格局的良机。

　　【注释】

　　1 关于大战略相关内容，参见张春、时殷弘：《大战略——理论与实例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周丕启：《国家大战略：概念与原则》，《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吴春秋著：《大战略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威廉森·墨里：《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2 参见李莉：《冷战后预防性外交的发展及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0期，第39页。

　　3 参见金应忠：《预防外交与国际安全》，《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11—12期，第51—53页。

　　4 2000年9月底，朝韩举行了朝鲜战争后的首次国防部长会谈，双方一致表示，要共同努力缓和半岛的军事紧张局势，消除战争危险，实现持久和平。2004年6月，在朝核问题尚不十分明朗的情境下，朝韩双方经过多轮将军级会谈，达成协议，决定停止在军事分界线附近的敌视性宣传。

　　5 中国是当前惟一与朝韩都维持友好关系的国家，有鉴于此，由中、朝、韩三方共同参与朝鲜的经济开发，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保证朝鲜的政治稳定性。

　　6 参见唐世平著：《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104页。

　　7 参见唐世平著：《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8—99页。

作者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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