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法兰西公平梦

清水煮音

法兰西公平梦
——1970年以来FaGuo阶层变迁与不平等发展的沉思浮想
　　
　　熊培云
　　
　　“收入、家产以及教育之不平等，使FaGuo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经济增长放缓让老百姓追赶富人生活的梦想成为泡影。”
　　这是FaGuo权威政经杂志《经济抉择》（Alternatives Economiques）不久前发出的哀叹。
　　
　　2002年，FaGuo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公开一项调查，以翔实的数据对FaGuo近三十年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回顾，揭示发生在FaGuo各阶层之间的渗透与流动仍粘附着某种“世袭制”的特点,多孔性社会完善有待时日，贫富分化仍是这个国家挥之不去的梦魇。
　　
　　农民降至2%与“全民皆薪”　　

　　“FaGuo几乎全民皆薪”，《经济抉择》如是说。INSEE的调查显示，FaGuo2000年的非工薪阶层的比例从1970年20%的就业人口比例降低到2000年的10%。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农业人口的持续下降。此外，随着流通领域的发展和小商业的消失，老板的比例由1970年的10%下降到5%。尽管如此，老板们在FaGuo经济舞台上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拥有十个雇员以上的老板（其所占比例不足就业人口的千分之五）雇佣的人口超过了1100万，它们控制了国家相当可观的财富。
　　
　　工薪阶层的扩大使FaGuo社会同质性进一步加强，但是社会的不平等并未因此消除。过去三十年间，失业一直是个困扰社会的问题，现在甚至有不少人公开反对工薪阶层的增长，因为它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人站到失业者的队伍里。和欧洲其他经济低增长的国家一样，在FaGuo，就业不足使许多人在失业线摇摆,比如临时工、短期合同工、拿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这些“半工”所占的比例从1970年的10%增加到了15%，他们底层民众，数量巨大同时受失业威胁也最严重。和中国情形一样，尽管公共领域的全职职员妒忌与其职位相当的私企雇员的高收入，但在实际生活中，后者并没有体现出更大的优势，因为他们随时有被老板解雇失去工作的危险。
　　
　　INSEE的数据表明，三十年间，FaGuo工人阶层队伍缩小了一成（1970年为40%）。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和机械化、工业自动化的发展，许多原有部门开始消失，而第三产业的工人明显增加。
　　
　　对于FaGuo来说，在过去三十年间，最重要的变迁是三百万雇员的增加。雇员的比例由23%上升到30%，其中四分之三是妇女。这主要得益于服务业以及流通领域的快速发展。售货员与收银员如今已有35万人，其中仅在九十年代增加了14万人。
　　
　　如上所述，农业人口降低是FaGuo“全民受薪”的关键。1970年FaGuo农民所占比例为10%， 2000年，降到不足2%。值得注意的是，“全民受薪”不仅是一个数字，还包括一个社会深藏其中与远播荒野的精神气质。
　　
　　笔者去年曾在FaGuo西部乡村进行过短暂采访。沿途村庄文明整洁，一家家农舍别墅般散落在绿草树阴间，不时有教堂、乡村邮局、小图书馆、家用轿车以及候车亭、公用电话亭点缀其间……全然没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迹象，更找不到凡高画笔底下食土豆者的阴暗与忧郁。在这里，你闻到了乡村泥土的味道，看到的却是城市背影下的悠闲的生活。
　　
　　相信这幅图景会给许多骂戴高乐机场不如浦东繁华的中国人当头一棒。显然，评价中国是否崛起，并不在于城市里竖起了多少幢高楼大厦，它更取决于中国农民能否扔掉“二等公民”的头巾，并实现春联上的愿望：万象更新。在此之前，春联是一道全民祈福的热烈风景，更是农业中国贴了几千年的贫穷标签。
　　
　　阶层鸿沟与怀旧浪潮
　　
　　1959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发表文章，宣告阶层即将寿终正寝。尼斯比特相信，随着政治一体化的形成和经济第三产业化，阶层会逐渐消失。尽管FaGuo政府在缩小贫富差距上不遗余力，但经济学家们发现，三十年间，这种差距在不同的阶层间反而进一步扩大了。
　　
　　2000年，FaGuo工人与雇员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超过60%。工人与雇员收入基本相同：前者每月的平均收入为1240欧元，后者为1250欧元。不同的是前者为全职，后者有时间做兼职；相较之下，雇员有获得更高报酬的机会。据调查，在1996年，40%的雇员与工人组织了家庭。共同的工作环境、薪水、养老金使他们 “同进一家门”，他们代表着FaGuo大多数的普通家庭——他们比富人多一个节日，那是商场里的季节性打折。
　　
　　但是这种门当户对的婚姻并不能掩盖存在于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别，甚至在同一阶层内部，也会有所不同。比如熟练的建筑工人比工厂里日复一日做着同样事情的流水工要有优越感，就像上世纪初，能读会写的排字工比起纺织女工更“出人头地”。同样，银行、保险公司等部门雇员的薪水与生活质量要比普通商场的雇员要好得多。
　　
　　在FaGuo，无论是失业者、丧失工作竞争能力者、普通工人还是有钱人，都宁愿将自己归类到中产阶级的队伍里。这种“公共归宿”在心理上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感。严格地说，在FaGuo，目前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是35%。它们集中了随着第三产业发展起来的新兴的工薪阶层，以及管理者、工程师、医务人员等等。在过去三十年间，FaGuo的管理人员所占比例从原来的5%上升到了12%。这在所有职业中增长最快。统计数字上他们的月收入通常在3280欧元左右，但事实上，要比这个数字高。
　　
　　《经济抉择》的专家们将FaGuo社会分为四个阶层：50%的普通阶层， 35%的中产阶级，5%的高等阶层以及10%的非工薪阶层，后者既可能包括以前的跨国公司老板也可能是现在身处乡下的农民。
　　
　　到过FaGuo的人，不仅会惊诧于巴黎的声色，更能嗅到飘浮在每一粒空气分子中的怀旧气息。眼下，这种怀旧有其现实意义。“三十年的辉煌”让FaGuo人念念不忘。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萧条使强调市场万能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受到质疑，主张国家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国家实行福利的概念从此渐入人心。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二战后，FaGuo也建立起了相应的福利体系，向底层民众让渡部分利益，实行普遍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因此有了1945--1975年的“辉煌”。1975年以前，FaGuo工人购买力年均增长3.5%，相当于九十年代的七倍。
　　
　　是追求公平，还是信奉效率？就在人们为平等与增长争执不休时，细心的经济学家发现，经济增长与平等有种妙不可言的关系——当经济放缓时，社会不平等会明显增加（据1995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资料），至少过去三十年FaGuo经济是遵循这一规律的。从1968年开始，FaGuo工人阶级与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分化已经逐渐缩小。1968年，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是普通工人的四倍，而到了1984年，则降到了2.7倍。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FaGuo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差距明显拉大了。
　　
　　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加剧，FaGuo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阿尔贝尔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里有另一番解释：
　　最富有FaGuo人与最贫困的FaGuo人之间的差距在1970年降到了最低水平（3.13%）……这种缩小是显而易见的。……但在1984后，这种趋势发生了逆转……因为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由于不动产和股Shi的火暴，他们的资本收入增加速度远远快于劳动的收入。
　　阿尔贝尔认为是“美国模式”使FaGuo相对贫困人口大幅增加。
　　
　　FaGuo近年经济不景气，也有不少学者将之归罪于全球化。据INSEE的统计，在过去的二十年间，FaGuo因为全球化至少失去了30万个工作。媒体分析威胁主要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冲击（包括纺织、家电与玩具等产品）。此言不虚。去年底，笔者去诺曼底，竟然在凭海临风的圣·米歇尔山修道院里发现不少贴着“Euro” （欧元）与“Fabriqué en Chine”标签的玩具小炮。难怪FaGuo媒体不断敲响“怀旧的警钟”，向政府抱怨法中贸易FaGuo人吃了不少亏——中国商炮的孩子们都已在诺曼底登陆了。

　　“颠倒PIB”

　　在法语中，“PIB”即英文的“GDP”。2002年4月，著名的《经济抉择》杂志组织了一次“FaGuo社会不平等”的大讨论，首次提出了一个“颠倒PIB”的概念——BIP40——不平等与贫穷晴雨表（Le baromètre des inégalités et de la pauvreté）。BIP40指数是一种显示社会不平等与贫穷状况的新指数，实现了40种大股票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巧妙结合。它的倡导者是“不平等警告网”（RAI），目的是“拨开GDP和CAC40指数迷雾,看发展真相”。据此RAI观察到，从1983年开始，FaGuo不平等现象明显增加:1982年该指数为3.7，从1983年开始持续攀升，而到了1998-1999年，该指数已经上升到了6.0。
　　PIB40指数主要由六部门的官方数据绘制而成，包括“劳动与就业、健康、收入、教育、司法和住房” 。
　　劳动与就业：失业率开始下降，但就业不足现象加剧。例如短期合同工、代工、半工、实习等在2000年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较1981年增加近三至四倍。
　　健康：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平均寿命的差距从1980年的4.8岁增加到1996年的6.5岁。工人和职员在30岁到64岁之间的死亡危险比管理人员高九成。
　　收入：如果说最低工资限制了贫富分化，那么半工加剧了这种分化，他们的收入低于全薪者的三分之二。八十年代初，贫困工薪者的数量占全部受薪者的11%，1995年为18.4%，到2001年则到了16.6%。男女收入差距有所下降。
　　教育：高层次教育方面，虽然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子女只占人口的7%，但在名校预科班的数量却超过了一半。
　　司法：犯罪率从1980年的千分之0.87上升到1996年的千分之1.16，2001年略有好转，回到了1990年的千分之一。
　　住房：住房在家庭消费中的比例不断提高。1996年以来，FaGuo平均房价不断提高。1984年，47%的贫困家庭可以入住低租金住房，而到了1996年，只有9%的贫困家庭可以入住。
　　
　　多孔性与粘性
　　
　　流水不腐。
　　瓦尔特·本雅明，被称为“欧洲真正的知识分子”，流亡思想者。在1925年的那不勒斯旅行中，本雅明由城市多孔性（la porosité）的结构看到了社会生活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的渗透，指出“多孔性是这个城市永不衰竭的生活法则，是无处不在的”。当然也包括此后他对巴黎的描述，在大街上，“仿佛那些房子盖起来不是为了住，而是要为漫步者提供一个石砌的舞台。”多孔性是本雅明思想中的重要篇章，但今天的巴黎仍不如他想像中的舞台那样可以尽情漫步。
　　
　　开放的社会是多孔性的流动社会。有学者在总结FaGuo十九世纪社会的流动性时作了这样的评价：流动的机制给现代政治民主进程以深远的影响，因为在等级社会里，社会上层既要求下层服从，又给下层以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上下层之间存在某种“权利”与“义务”的纽带……这种家长式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存在，致使下层对上层存在一种心理和观念上的，这也是庇护性政治即专制政治存在的社会基础。当社会流动出现后，新经济链条把人与人连接起来，原来上下层之间那种“权利义务”的关系解除，人人成为自由的人，万能的行政权力和专制的庇护性的政治制度从此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这种流动性使等级金字塔倒塌，在国家权力与人民大众之间形成一个中间阶级，它的特性同样是多孔性，可以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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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研究FaGuo三十年来的阶层变迁。一是结构性社会流动，它主要起源于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调整 ；另一个是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与渗透。当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转换十分微弱时，说明这个社会不具多孔性，阶层壁垒森严。探寻一个社会的发展脉络，代际流动调查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解读社会不平等。当我们仔细审读INSEE公布的数据时，不难发现，在FaGuo，尽管政府声称“机会均等”，但从代际流动的结果看，它依旧或多或少地粘附着某种“世袭制”烙印。
　　
　　INSEE分别对生于1920-1925和1950-1955年的父亲与其儿子职业变化进行了对比研究。
　　
　　父亲生于1920-1925年，儿子职业变化：
　　
　　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孩子有53.5%的机会成为中高级管理人员，6.6%的机会变成工人，而他们身为工人子弟的同学却只有5.6%的机会成为中高级管理人员，却有53%的机会成为工人。前者获得好职位的机会较工人子弟多76倍。
　　
　　父亲生于1950-1955年，儿子职业变化：
　　
　　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孩子仍有比工人子弟高出51倍的机会获得好的社会地位。前者有51.4%的机会继续成为中高级管理人员，而成为工人的比例仅为7.1%。而后者却只有7.9%的机会成为中高级管理人员，51.9%的孩子依旧是工人。
　　
　　透过这三十年间父子职业变迁，可以看出，尽管不同阶层间的机会差距略有缩小，但FaGuo社会阶层流动仍旧缓慢。可以肯定的是，任何社会都暗藏着防卫阶层之间积极流动的一套机制，之所以造成这种粘性，既可能源于经济上的原因，也可能是政治、社会甚至是文化的，它包括皮埃尔·布迪厄描绘的带有催眠术性质的“符号暴力”。这种粘性（viscosité）让追求社会公正的人士扼腕。
　　
　　事实上，这种不平等已经在FaGuo教育上有不俗的表现，社会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所受的教育水平。据INSEE的调查，在今天30-35岁这一代人中，中高级管理人员家庭的孩子有21%的机会进入高等私立学校，而工人的孩子的比例却低到了1.1%。中高级管理人员家庭有23.3%的人中学不毕业，而工人子弟却高到了82.7%。
　　
　　有学者断言，20世纪与十九世纪的最大差别，就是教育机会上的差异。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FaGuo晚近历史上找到证据： 1968年席卷全国的五月革命便是由学生对教育的不满引发的。此前十年间，FaGuo学生从十七万暴增到六十万，而空间与教育设施却完全无法赶上。美国《时代》杂志曾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许多学生“常常表现出一种落寞无告的形象”，他们游荡在拉丁区，冬天来了，得解决取暖的问题，但有时连做功课的地方都找不到，有时能找到一个足够亮的小餐馆就不错了。
　　
　　FaGuo1868年五月革命，被世人称为绝无仅有的“玫瑰革命”，革命的对象不再只是为了面包而是为了活得更好。严格地说，“五月革命”不是一次革命，那些以热情拥抱回忆它的才子佳人，更愿将它当作一次文化狂欢。它对FaGuo社会的影响意义是深远的。这不仅催生了七十年代以福柯、利奥塔尔、鲍德里亚等为代表的FaGuo后现代思潮，更让那些粉饰太平、提供现成幸福偏方的杂志，开始关注民间疾苦，“不枉为知识精英”。
　　
　　再追两百年与“永远多一些！”
　　
　　1887年，厄内斯特·拉维兹借笔底一位鞋匠之口说出这样的话，“我父亲曾一无所有，我现在有了些钱财，我的孩子如果像我一样努力，他们的财产将两三倍于我，我的孙子将成为绅士，人在世界上就是这样升迁的。”对于大多数家族来说，这是一幅通向未来的幸福画卷。每个人都希望通过几年的努力能够取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当工人们知道无法在有生之年赶上中高级管理人员们的收入水平，于是把希望寄托给他们的孩子。
　　
　　从1950到1975年，对于三四十岁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机缘变化、摇摆不定的追富时期。尽管从统计资料上看，这种差距在缩小，但是《经济抉择》的经济学家们坦言，以九十年代的增长速度看，要缩小FaGuo目前的这种差距，至少需要两百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六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填塞这条巨大的鸿沟。
　　以过去的增长经验来看，这种计算并非妄言。
　　
　　如上文所述，FaGuo笼罩在怀旧的情绪里，FaGuo人更怀念密特朗时期。当时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则带有明显的社会党色彩，社会党在纲领上把“FaGuo式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密特朗政府提出征收大资产税、巨富税，同时，又减少低收入纳税者的所得税，对劳动工具不征税。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FaGuo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不同社会阶层鸿沟凸显。
　　
　　虽然几乎所有家庭都有电视与冰箱，但不同阶层间的生活标准大相径庭。尤其是在家庭生活、假期出游以及文化消费品上。花钱从别人那买取时间成了天经地义的事，保姆便是一种出卖时间的工作。不同的是，三个中高级管理人员家庭有一个保姆，一百个工人家庭才有一个保姆。与此同时，保姆市场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她们出卖体力与时间。透过富裕人家的窗户玻璃，这种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
　　
　　FaGuo法律规定，受薪者一年有五个星期的年假，连日理万机的总统和内阁成员都不例外。旅行社最有名的广告是“你可以错过一切，但不能错过远游”。遗憾的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旅游并非可以随意享受的。根据INSEE的统计，每年冬天，十分之三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家庭会选择出门滑雪，其外出率相当于普通工人家庭的十倍。
　　
　　这种社会阶层趋于固定化的现实似乎印证了FaGuo电视台的经济记者弗朗索瓦· 德克洛赛（Francois de Closets）写于1982年的忧虑。
　　“所有竞争者起步时并非机会均等……假如在达到终点时的不平等是来自起跑时就存在的不平等，那么就不能再说这是“优秀分子”获胜。
　　 “一方面，统治的和世袭的资产阶级为后代保留了最好的地位。另一方面，普通阶层命中注定要扮演失败者的角色。幸好，由于经济发展，“好的位置”逐渐增加。随着时间的推延，产生了一部分新的有产者。只有工人、农民或雇员的最聪明能干或运气最好的孩子，才能通过这条狭窄的小路（étroit sentier）向上爬。他们的成功可以当作庇佑，以证明社会继续开放，人人机会均等。这一切都建筑在虚伪中，即把电梯运载资产阶级的孩子上升同人民的孩子必须走边门的小楼梯向上爬混为一谈。后者登上顶峰能中全国彩票的头奖。……资产阶级行会为其成员保证最好的位置而只给人民几个中奖号码。”（《Toujours plus！（永远多一些）》,179-181页，1982年）。
　　
　　德克洛赛在《富人行会》这章里写到，好社会，看流动，人们“能上能下”。老总的儿子，当上了工人；律师或技术员的女儿，回到祖辈的农场；医生的孙子谋份警察的差事……理论上，一切应该从零开始。但是社会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人都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稍微多一点或可忍受，危险的是有些人拿走太多（gros）。前者可以用天赋特长来解释，后者定是社会本身有问题。
　　
　　结语
　　
　　“要面包，更要玫瑰”。这是人类社会跨越温饱走向消费社会时肩负的一面精神旗帜。
　　FaGuo近三十年来的贫富分化现象，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旧大陆”人们经济生活的一个缩影。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在FaGuo人们争取的平等是多与少的问题，而非有和无的问题。比如教育，有些人可以享受高等私立学校的精英教育，有些人不能，但后者至少拥有享受普通教育的权利。在FaGuo，穷人的孩子不仅可以享受几乎免费的大学教育，而且还可以领取一笔数额不菲的助学金供他上完大学。它与中国某些乡下姑娘“先失学后失身”式的不平等遭遇是有本质区别的。
　　从整体上看，FaGuo阶层转化仍飘散着某种“世袭”的旧味，不可否认的是，三十年来，它基本上是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流动，而FaGuo中产阶级拥有的也不仅是稳定社会的财富，还有良好的教育、自由的意志以及普遍的社会关怀。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
　　尽管FaGuo当今社会之不平等尚可让人忍受，甚至在2000年后出现了明显好转的迹象，但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不平等及程序正义之关注让世人瞠目，更让作者逡巡于夜，刻骨铭心，深信这种忧患与FaGuo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样，可以防范这个国家的不平等走到危险的地步。
　　
　　
　　
　　
　　
　　
　　
　　
　　
　　
　　
　　文后札记：必须保卫社会
　　
　　“必须保卫社会”（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这是Le seuil出版社根据福柯（ Michel Foucault）1976年在法兰西学院的部分讲义整理出来的一本书的名字，同样是我在FaGuo整理阶层变迁资料时感受最深的一句话。
　　
　　英国商人、作家伊凡·亚历山大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一书中写到，大自然常犯错误，但它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自然进化“不会激起任何千年的期盼”，但是人类社会中却存在目标、判断和道歉。……个体在自然界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物种的生存并不依赖某个动物或植物的圣洁或英雄主义行为。而人类历史却是这样，每个企业也是这样：它不仰仗圣洁或英雄主义行为，但可以依赖常识。
　　
　　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类社会不同于大自然，前者的错误是可能避免的；二是保护社会必须依赖人类对常识的尊重。
　　
　　如经济家们所抱怨，不平等的教育制造了富人与穷人，FaGuo知识分子对本国也流露出了这种担心，但笔者并不因此认为FaGuo社会有危险。 “贫困-->知识的贫困-->贫困”这个“拉美公式”并不适于FaGuo；与此同时，它更不会像阿根廷一样“受害于一个失职的知识阶层和不具公民意识的人民”（《一个国家的破产》，详见本刊2002年2月·下）。在FaGuo，教育像是一种特殊福利发放给大家，以保障每个人能完成学业，其财政累进支出不会因为要在巴黎建几所国际一流学校而让波尔多乡村小学买不起课桌。
　　
　　正如罗德里克所指出的那样，在冲突反应机制比较有效的国家，也就是拥有高质量的政治体制、有关法律和民主制度比较完备、社会保障制度比较有效的国家，不太可能在面对强大外部冲击时趋于崩溃。它同样适于描述FaGuo的国内情势。去年反对勒庞上台时“Tous ensemble”（都行动起来）的口号人们记忆犹新。如果说勒庞首轮选举胜出是FaGuo社会的耻辱，那么他们同样可以将最后自主选择希拉克当作FaGuo人民的光荣。不平等与贫穷可能适合任何主义的生长，但集体理性可以让社会不至于走到疯癫的地步。而这种集体理性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国民对教育锲而不舍的追求与尊重。
　　
　　笔者第一次进FaGuo大学听讲座，当时竟误以为要开“世界公民大会”。教室里坐着的，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中老年人。他们衣着简朴，其貌不扬，却在听完讲座后踊跃地提问。我甚至看到一位年近八旬的老者，双手颤抖地坐在阶梯教室的课桌后面，请大家倾听自己的声音。此时，我才真正明白，西方大学校园没有围墙，不是重在形式上的“多孔性”——让过往行人在视觉上分享学校的草坪，而是诚心尽力让社会分享其教育的内容。大学除了完成基础教育外，同时还是一个声名远播的公民沙龙，是全体市民实现终生教育、保卫社会的地方。
　　
　　FaGuo人爱学习（但不是在“新西方”狂背单词），这既得益于FaGuo今日之富庶，更源于其深厚的人文传统。那些自视鹤立鸡群、爱好读书的异乡人到FaGuo后立刻被淹没了，因为读书在FaGuo不过是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而已。每次坐TGV远行，笔者都会心生爱恨之情。有一次我观察自己所处的车厢，发现42位乘客里竟有35位在看书报杂志。列车行李架底下，抬头可见的是禁止打手机的小通告，提醒旅客不要因此影响他人休息或学习。此时你感觉自己不是出门旅行，而是在大学课堂里自修……同样，在巴黎的人行道上，你经常可以看到捧着书边走看的“老巴黎”，这是一道与都市繁忙格格不入的风景，又是这座城市深厚文化底蕴的自然流露。
　　
　　德国的哲学颠覆了半个世界，FaGuo的精神推进了人类文明。如今的FaGuo人细语呢喃，性情温和，很难想像这曾经是个发明断头台的国家。从疯狂回归理性，但今天的FaGuo人仍保持着爱上街的名声。我曾追问过一位FaGuo朋友，你们三天两头罢工游*有用吗？他的回答是，有些现在有用，有些百年后才有用，前者为了我们，后者为了子孙。这都值得一做。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源于群众内心的觉悟与忧患，才使FaGuo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贫富差距。它虽然影响了部分人的正常生活（笔者就曾因邮局罢工耽误了信件），但客观上起到了保卫社会的作用。
　　
　　正如托克维尔在其名著《美国的民主》里所表达的，如果美国没有那么多公益性的维权组织和各种慈善机构，那么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早被利益和资本的疯狂追逐击垮了。同样，FaGuo的经济学家们建立起监测“不平等与贫困”的BIP40指数，也是对于常识的尊重。在他们看来，仅靠CAC40（巴黎股指）和GDP指数来经营一个国家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危险的。
　　
　　结合身处欧洲的切身感受与关于过去的零星记忆，笔者越来越相信，惟有开放的校园是引领社会的灯塔，惟有真诚的教育是传递常识的航船，在此基础上焕发出的社会力量是令人炫目的。（原载《南风窗》200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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