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民进党基本上是没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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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民进党基本上是没救了
曾是扁的顾问张富忠：现在的民进党基本上是没救了
　　 1979年 “美丽岛事件”，张富忠任《美丽岛》杂志总编辑，陈水扁参加“美丽岛”辩护律师团，与张富忠结识。陈水扁上台后，张富忠还曾担任扁的顾问。后来，扁深陷弊案，众叛亲离，张富忠因气愤他的贪腐，也转而倒扁。如今，张富忠这位中生代党外运动参与者，转往学界发展。
　　张富忠，曾长期追随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擅打文宣战，早年设计的辅选海报、口号被奉为经典，被视为民进党党外时代引进竞选文宣概念的“祖师爷”。后来，他成为最早一批与陈水扁“决裂”的民进党员，甚至还担任 “反贪倒扁运动”的新闻发言人。如今，提到陈水扁，张富忠的反应就是“这人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多番联系之下，这位自称“什么也不干”的昔日“媒体悍将”，接受了本报记者电话采访。
一个真相 当年倒扁是为唤醒民进党
　　记：从当初的“美丽岛事件”，到后来的“反贪倒扁”，您和陈水扁从“战友”变成了“敌人”，您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张：我从来就没和陈水扁关系密切。在上世纪70年代末参与“党外运动”时，陈水扁还是个不问政治的律师。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我是政治犯，坐了四年牢。陈水扁在第二年才担任辩护律师，参与了政治。后来，才算是有了交集。

　　记：当初您参与“反贪倒扁运动”，陈水扁还在“位”，您想过后果吗？担不担心受到牵连？
　　张：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过会不会成功，后果当然也没有想过。陈水扁也不能把我们怎样。当时我们做的都是合法的，他能怎样？！民进党在执政前，曾开除过几位“立委”、数十位议员，只因为他们涉嫌贪污。那个时候只是涉嫌而已，甚至尚未被起诉，就被开除，而现在的情况都变了。
　　记：倒扁时你们提出了“反贪”的诉求，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如今的局面吗？
　　张：开始哪里会想那么多！可是因为我们在政治圈里，我们接触到的事情、听到的猫腻、了解的内幕，比一般人多很多，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完全受不了的，所以当时我们会“站”出来，发动“反贪腐”运动。那个时候，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其中内幕，现在事情渐渐暴露，大家回过头去想我们当时的动作，就会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记：当时那么大规模的“倒扁运动”都没有把陈水扁“拉”下来，您预料过扁会遇到现在的局面吗？
　　张：对！一个“运动”就把他“拉”下来，不可能那么容易，现实生活中也不太可能。那个时候，我们真正的目标是指向民进党的，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运动，让民进党觉醒，让每一个还有理想的民进党员“站出来”，希望更多民进党人直面内心真实。
一句实话 民进党没有自我手术的勇气
　　记：现在的民进党被陈水扁害惨了，民进党还有机会翻身吗？
　　张：关于陈水扁的话题，我其实不太想回答，因为没有什么好讲的！现在的问题不在陈水扁而在民进党，而民进党的问题不在切割与否，民进党的问题在“态度”。但看现在的民进党，基本上是没救了。现在的重点在于，民进党有没有事前防范的机制？有没有爆发后敢于自我手术的勇气？
　　目前看起来，民进党还是没有办法！我看不到民进党有好的走向。
　　记：您说民进党的问题在于“态度”，这具体怎么说？
　　张：现在民进党对陈水扁，一直都还围绕在切割不切割的问题上，其实这没有什么切不切的问题，关键是要摆正自己的态度，“我这个党是绝对要清廉的”。现在的情况是避重就轻，自己本身的基调都没有了，未来还有什么起色？！
　　记：前几天，陈水扁高分贝批评检方办案人员，甚至还说这就像是当年的“美丽岛事件”，您作为当时“美丽岛事件”的参与者之一，怎么看陈水扁这样的类比呢？
　　张：（苦笑）他要怎么说，是他的说法而已，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也没有人会去相信。陈水扁现在遇到的案件，又不是政治事件，是贪腐的问题，和当初“美丽岛事件”，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
　　记：蔡英文在陈水扁问题上，原本计划讲清楚，现在又退缩了，看来陈水扁斗得还有点效果，您觉得这是蔡英文个人的问题，还是民进党党内的问题？
　　张：蔡英文说不出口啊！这既是蔡英文个人的问题，也是民进党内的一些阻力。
一段历史 为老兵转寄380封信
　　记：您曾经发起帮助“台湾老兵返乡”的运动。有没有统计过，您曾经帮助过多少人成功回到故乡？
　　张：在具体数目上，没有统计。1987年4月15日，“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正式成立，到当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自12月起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只有短短六个月时间。这六个月当中，我们撰写、印制了三份传单：“我们已沉默了四十年”、“捉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想回家！怎么办？”
然后，老兵们自己上街头散发。此外我们也办了两场群众演讲大会，当场数万群众哭成一团，这些经费都是我们募集或捐助的。
　　记：您还曾经当过老兵们的特别“信使”？
　　张：对，那时台湾禁止和大陆通信。我太太范巽绿，她有位姊姊住在香港，于是我在杂志上刊登广告，宣布若有老兵要寄信到大陆，可寄到我台北的家，我负责透过香港寄到大陆各地。短短半年，我转寄了三百八十几封信，包括从大陆寄回的 （大陆寄回的是寄到香港姊姊的住址）。这些信都是40年来的“第一封”，去信的地址都是40年前离家时残存记忆中的地址，大致上都只是某省某地什么村之类的，很不完整，可来回的信的内容都会让人掉泪———写去的颤颤抖抖，向父母问安，写回的则是谁谁谁都已过世了，当然，他们的父母大多已不在了。
　　当时，转信的行为公开地违反台湾当局的戒严令，但他们也无可奈何，不敢阻止。
　　记：看到现在两岸交流的现状，想到当时那种困难的状况，您会不会特别感慨啊？
　　张：参与这场短暂但美好圆满的运动，我心中是感慨万分的。当时我们在讨论如何如何写文宣，如何定调子时，一位朋友想出“想家”两字，所有人都震撼了，如此简单如此直指人心，再强悍的执政者也不敢强压！现在情况也一样，想家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