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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逃台湾前抓壮丁 致福建出了“寡妇村”
2008年10月14日
1949年那一场“兵灾”,让福建省东山岛铜钵村成为了“寡妇村”,夫妻、母子,从此被人为地分割在海峡两岸,隔海遥望。1987年,台湾当局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从当年12月20日起,“壮丁”们才陆续回到家乡。
东山“兵灾”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是杜甫诗中“拉壮丁”的情形。当年黄拱成读到这首诗时,没有想到诗中所言的情形会活生生地降在自己身上。
那一年,是“民国38年”,黄拱成29岁。从汕头南华大学毕业后,为了在兵荒马乱之中求得一个安稳,他回到家乡福建省东山岛铜钵村教书,并娶同村的林美桃为妻。
那一年的5月10日凌晨2时,梦中的黄拱成突然被门外响亮的敲锣声惊醒,有个声音在大叫着“集合集合!查户口了!”
黄拱成一家顿时紧张起来。要不要出门呢?黄拱成选择了闭门躲避。这时,败退中的国民党已经包围了整个铜钵村,此时的解放军已经打到距离东山岛咫尺之遥的云霄县。国民党士兵将集合起来的村民用刺刀团团围住,从中挑出青壮年当壮丁拉走。
“士兵还挨家挨户地搜查,有村民藏在草间里,刺刀就生生地扎进去,把里面的人逼出来”,长期致力于整理这段历史的黄镇国说。
躲在家里的黄拱成不能幸免,他被强行带出。一夜之间,当时只有200多户人家的铜钵村有147人被“拉壮丁”,其中年幼者只有17岁,年长者已有55岁,91人已婚。
此时的黄拱国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孩子正在妻子林美桃的肚子里。
一夜之间,村里剩下的全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了。“壮丁”们被拉上驶往台湾的兵舰,海边站满了呼天抢地的家属。从广东逃荒来到铜钵村的吴阿银哭昏在海边,手里还攥着凑给丈夫谢老王的一钱金子。
铜钵村从此成了“寡妇村”。
遭此横祸的并不仅仅只有铜钵村。统计数字显示,从1949年到1950年5月11日,东山岛共有3945人被抓兵去台,而当时全岛总人口才6万人。但是,黄镇国说,只有铜钵村的变故是发生在一夜之间,造成的伤痕也最深。
三年后的1953年7月16日,国民党军又大举进攻东山岛,这是国共两军在大陆的最后一场激战。“经历了生离死别‘拉壮丁’的东山人冒死支援前线,取得了东山保卫战的胜利”,黄镇国说。但是,这次战斗又让93名东山人被抓往台湾。
从此,分割海峡两岸的东山夫妻们开始了漫长的守望。这些“抓壮丁”事件,被称为“兵灾”。
“敌伪家属”
一片悲伤笼罩了铜钵村。黄镇国说,当时铜钵村是“三日不见炊烟”,还有更艰难的日子还等待着“守活寡”的女人们。
丈夫谢老王被抓走时,吴阿银才27岁,养育三个孩子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到她一个人身上。大女儿5岁,二女儿才2岁,还有一个老三,在肚子里才5个月。
老三出生了,是个男孩,这让劫后余生的吴阿银找到了一丝安慰和希望。可是,这孩子却在出生后18天就不幸夭折。
吴阿银一直哭,几乎要把眼睛都哭瞎了。从此她变得沉默寡言,只是整天推磨和杵臼,夜夜劳作到天亮。
如今吴阿银用过的这幅石磨和石臼就摆放在“寡妇村”展览馆里。
村民沈锦菊的丈夫也也没有逃过这场浩劫。在苦等的日子里,每年的中秋节,沈锦菊都要在饭桌上摆好丈夫的一幅碗筷。
家里少了“顶梁柱”,铜钵村日常的劳作也变了模样。“寡妇村”地处海岛边缘,历史上就缺水,戽斗就是村民把池塘里的水戽进田里灌溉的一种农具。这是重体力劳动,非要两个人合作不可。两个人分站池塘两岸,各自抓住桶绳,把戽桶荡入水中,再一起用力,将桶里的水提上岸倒进水渠。可是男人被抓走了,“寡妇村”的妇女在无奈之中就发明了“单人戽桶”。她们将一根扁担牢牢插在对岸,系上绳子代替丈夫,自己执另一端的绳子,咬紧牙关艰难地戽起一桶桶水来。这个时候,她们往往还是身怀六甲或背上背着小孩。
村民林金全被抓到台湾后,通过海外亲友辗转给家里寄来一封家信和十几元钱,信中说,一定寻机会还乡团圆。老母亲沈阿婆接到信后高兴得只掉眼泪,马上和林金全守寡的嫂子商量,用儿子寄来的钱买了一头小猪崽,好等儿子回来拜谢天公。
一年过去了,小猪长得又肥又壮,可是不见儿子林金全回来,老母亲急得到处烧香拜佛。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小猪已成了老猪,乡亲们都劝说把它宰了,不然太可惜了。“固执”的老母亲不肯,非要等儿子回来,直到有一天,老猪在一阵嗷嗷大叫之后,把头搁在门槛上死了。婆媳俩抱头大哭,三天不吃不喝。但是沈阿婆没有罢休,她又买回了一头小猪继续饲养。第二只小猪养到第七年时,沈阿婆去世了,此时的林金全仍未归来。
但是历史再次给这些乡亲开了个沉重“玩笑”——近四千“壮丁”被拉走,使得东山县全县去台家属占全县总人数的1/3,战后他们却背上了“敌伪家属”的“称号”。他们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下却成了“罪人”,处处受到歧视。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冒着政治风险,几经请示,并在县委讨论决定:改“敌伪家属”为“兵灾家属”。对他们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平等相待,困难户予以救济,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此举使得许多去台家属躲过了政治运动的袭击。
“信使”黄镇国
1999年,位于铜钵村村口的“寡妇村”展览馆建成并开馆。现年57岁的黄镇国是展览馆长。
此外,黄镇国还是铜钵村所属的康美镇文化站站长。但在当地,他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一支笔连接海峡两岸乡亲的“信使”角色。
“保守估计,我已经代笔800多封家信了”,黄镇国说。在海峡两岸还没有对话的时候,这些帮“寡妇”们写的家书要寄到台湾可不容易。要先在东南亚的新加坡等地找到乡亲,把信从福建东山寄到东南亚,然后由当地乡亲换上一个新信封,再转寄到台湾去。
黄镇国说,这种走民间途径的寄信方式叫做“侨批”。东山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东到澎湖列岛仅98海里,到高雄也只有110海里,但是,通过“侨批”的方式寄信,一封信要多走几十倍的距离才能到达海峡对岸。
“要写信的人太多了,要把信写好,就得用心写”,黄镇国说。很多时候,找他写信的乡亲都“排起了队”。因为他从小即跟随村里的老私塾先生学习,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还特别能理解乡亲们的心情。并且,当时人们与海外乡亲的书信往来,还多习惯用文言体裁。
对于为宝兰阿婆代写“绝笔”的事情,黄镇国记得很清楚。
1950年,宝兰阿婆的独生子黄建忠才17岁,就被“拉壮丁”拉去了台湾。宝兰阿婆在独生子被抓去台湾20年无音信的情况下,为续香火将本为建忠定亲的童养媳改认干女儿招亲入赘。1975年秋天,黄建忠的父亲黄阿九老人在不知儿子生死的绝望中去世。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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