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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决策分析
2004年11月的美国大选，布什以比先前预计更高的选民支持率胜出，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和州长选举中也占据了更大优势，说明美国社会更加趋向保守。
选举过程和结果显示，美国社会中的两大支保守势力对公共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增无减。第一支保守势力是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迅速膨胀起来的垄断公司和财团。它们是布什政府采取的减税等刺激经济政策的受益者。微软公司诉讼案和“安然丑闻”等冲击并没有使它们伤筋动骨。在“国家安全为第一要务”的口号之下，为反恐、国土安全、调整军事部署、维持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军事行动而拨出的联邦预算直线上升，美国的军工集团也因此而获益。共和党当然会比民主党获得多得多的来自富人的政治捐款。
第二支保守势力是宗教右翼。在“9·11”之前，宗教保守势力就已经十分活跃。它们大力提倡美国应当恢复传统价值观，DIZHI多元文化对白人新教文明的冲击。近年来，基督教右翼更向“原教旨主义”转化，攻击伊斯兰教是“邪教”，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在堕胎、同性恋等问题上，宗教右翼立场鲜明，迎合了回归传统价值观的社会潮流。在两位总统候选人当中，布什代表着美国新教各个教派中的主流，有利于宗教团体动员基层选民支持共和党；作为天主教徒的克里，在天主教徒选民中的支持率却不及一半。
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内外政策，将继续受到这两支保守力量的支持。维护现行经济政策的保守派认为，布什第一任期出现的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并不可怕，只要经济增长保持目前的速度，就会逐渐实现收支平衡。美国近年来国防预算增长幅度很大，2004年达到4013亿美元以上，约占全球各国军费的一半左右，但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还低于冷战时期。2004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计将达到4.4%，2005年预测数字为3.6%，大大高于欧元区的相应数字1.8%和1.6%。因此，布什政府继续推行强硬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仍然有强大的“硬实力”来支撑。
布什在国际问题上“黑白分明”、“非友即敌”的态度，同美国宗教右翼在国内社会问题上的立场如出一辙；美国犹太人和许多宗教组织，是布什政府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的强烈支持者。美国自由派的一些政治分析家曾经认为，以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人为代表的“新保守派”人数不多，本没有很深的政治根基，只是因为运气好而“劫持”了美国外交。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在美国外交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同美国实力地位的巩固和社会主流的右倾相适应的，有一定的必然性。
美国国内保守势力的强大，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够主导一切内外政策。11月选举前美国的政治***现象，以及民主党和自由派对布什政府的强烈反感，预示着今后四年美国政治不会太平。民主党必将积蓄力量，重整旗鼓，力争在2006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和2008年大选中扭转局面。美国东西两岸各州里新移民相对集中的地区，成为民主党的重要基地，而中部、南部各州选民趋向保守，共和党占据很大优势。这种地理上的政治分界线色彩鲜明，意味深长，反映了全球化对美国的强大冲击。
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和第二届布什政府决策班子的调整，会对美国全球战略动向产生一定的影响。布什此次以明显的优势获胜，部分挽回了2000年大选中选民票数低于对手戈尔、靠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入主白宫的尴尬，其当选总统的合法性不再受到严重的质疑，可以更多地在对外政策中贯彻自己的意图。布什在过去四年中积累了一定的外交经验，不必事事依仗幕僚和其父当政时代的老臣，而是会大权在握，敢于做主。但是，将反恐作为国家对外关系中的第一要务，不可避免要造成国务院、国防部、国土**部以及正在组建的统一情报系统在指导思想和资源分配方面的矛盾，以及部门相互之间的争权夺利，让布什不得不分心于内部决策机制的调整。
正像一些美国政治专家所分析的，布什把第一任期中白宫办公厅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里的“身边工作人员”（如赖斯）任命为新一届的内阁成员，与其说是出于调整政策的考虑，不如说是便于他本人直接掌控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给今后四年的政策留下更多的“布什印记”。副总统切尼仍然在外交和国防政策上有较大发言权。布什确定大方向，切尼制订政策，赖斯、拉姆斯菲尔德等人负责贯彻执行，将是未来一两年的决策模式。然而切尼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不可能在布什第二任期后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样，整个布什政府都不必顾虑如果一意孤行而造成不良后果，2008年以后如何收拾残局的问题。此外，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不会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形成强大的掣肘。所以，就国内政治和决策过程而言，布什第二任期都有比第一任期更大的主动性，因而也有一定的冒险性。
二、美国全球战略动向
美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实力仍然处于历史巅峰时期，但是它的不安全感也是史无前例的。此次美国大选中，对外政策成为首要议题之一。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在防止恐怖袭击方面，国土安全同对外政策密不可分。布什政府必将紧紧抓住反恐问题不放松，将反恐置于同经济问题至少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未来四年的美国全球战略将围绕反恐这一中心，实行有重点的战略扩张。
从地缘政治上看，美国已经将战略重点转移到所谓“大中东”地区。所谓“改造大中东计划”，已经因战后伊拉克的持久动荡局面以及巴以冲突的激化而搁浅，美国同阿拉伯世界以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布什政府在伊拉克进退两难，即使将局势稳定到可以撤军的程度，美军也决不会远离中东，而是要在阿拉伯半岛和红海地区安营扎寨。阿富汗、巴基斯坦局势仍令美国不放心，中亚和里海地区还可能出现新的冲突热点。美国长期卷入“大中东”地区的纷争而不能脱身，同冷战时期美国陷入印度支那的泥淖有某种类似之处，但更可能让美国伤筋动骨，因为一旦离开冷战的特殊背景，印度支那对美国没有任何重要的战略和经济价值。美国撤离印度支那，实际上是甩掉了一个政治包袱。而“大中东”地区既是美国地缘政治扩张的重点，又是一个沉重的大包袱，美国只能长期背下去，想甩也甩不掉。
从所涉及的功能性问题领域上看，美国战略扩张的重点是防扩散，主要是防止国际恐怖组织及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目前仅指伊朗和朝鲜）掌握核武器。从军事战略上看，布什政府要重点调整在欧洲大陆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从韩国和德国撤出部分地面部队，加强多军种联合作战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强化在“大中东”的军事存在。
在布什的第二任期内，美国在国际安全领域要继续处理至少五大难题。首当其冲的是伊拉克难题。布什政府希望在全面围剿伊拉克的反美武装力量及政局基本稳定之后，尽快举行“民主选举”，为美军撤出伊拉克设下铺垫，或者至少能说服联合国介入，将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挂上联合国的旗帜，以取得合法性。但是，伊拉克政治和宗教派别林立，斗争尖锐复杂，民众反美情绪激烈，加之“基地”组织等外来势力插手，美国深陷泥淖，进退两难。其他大国和联合国在目前情况下很难同美国合作。一些分析家估计，美军在伊拉克至少还需要驻扎三四年时间，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重建才能初见成效。也就是说，在布什第二任期内伊拉克难题将困扰其始终。
第二是巴以冲突难题。布什许诺在下一任期内调解巴以矛盾，支持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是美国早已在阿拉伯世界丧失了作为调解者的信誉。阿拉法特去世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增加了巴以冲突中的复杂因素。美国现在寄希望于民选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能够采取温和政策，甚至设想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民主选举能够向其他阿拉伯国家显示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为“改造大中东计划”铺路。但是，背靠美国的以色列有恃无恐，巴以之间以暴易暴的行为此起彼伏，阿拉伯民众反美情绪激烈，欧洲主要国家强烈DIZHI美国亲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使“改造大中东计划”很可能成为空中楼阁。
第三是本·拉登难题。据信反美激进势力的精神领袖本·拉登还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区活动，策划反美恐怖行动。不消灭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美国就不能声称“反恐战争”取得了胜利。但即使本·拉登本人被抓或被害，他所代表的思想和政治现象也会长期存在。“9·11”以后的三年多里，国际恐怖活动有增无减，而如果今后四年这种局面继续下去，甚至在美国本土再次出现大规模恐怖事件，布什的政治遗产就只能是负面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果真有利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还是揭开了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潘多拉盒子”，让美国分散了反恐注意力，反而在世界各地防不胜防？美国的反恐战略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说明，在“本·拉登难题”的背后，是作为整体的反恐战略难题。
第四是伊朗核难题。美国怀疑伊朗不但自己决心研制核武器，而且会向国际恐怖组织提供核技术或核材料，指称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对联合国核查机构和欧盟国家采取了较为合作的态度，但不屈服于美国的高压政策。现在伊朗核问题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超过朝核问题。欧盟、俄罗斯、中国以至日本都同伊朗有比较密切的经济往来，不赞成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和政治颠覆。
第五是朝鲜核难题。美国坚持要朝鲜“完全地、不可逆转地、可核查地”放弃其核武计划，而朝鲜坚持要在美国提供安全保证和经济援助的前提下，才考虑美方要求。布什政府目前只能依赖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机制，采取“以拖待变”的策略加以应对。
在同其他大国和联合国的关系方面，出于反恐、防扩散、扩大海外市场、稳定全球金融、扭转国际形象等考虑，下一届布什政府将做出更多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姿态，防止出现非正式的反美联合阵线。但是，由于美国并未准备对任何一项对外政策做出实质性调整，骨子里仍然坚持单边主义和霸权政策，它同欧盟的关系很难出现真正的改善。另一方面，欧盟扩大之后出现许多新的难题，法德等国无力也无意同美国形成抗衡态势，而会借第二届布什政府上任之机对美做出某些和解姿态。美欧联盟在表面上仍能维持，但战略上的分道扬镳将成为长期趋势。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对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插手独联体国家内部事务十分不满，但在许多方面仍然需要美国的合作，同美国的实力差距也仍然巨大，美俄关系可望保持基本稳定。美日战略同盟关系已经从东亚逐渐向更大的地理范围（如大中东）和更广泛的功能性领域（如防扩散）扩展，但是日本对美国在伊朗、朝鲜等问题上的单边主义倾向也有不满，会随着国力的增长而产生更多的独立战略意识。
三、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
将美国对华政策置于以上美国战略动向的分析框架之内，可以看到美国在未来四年之内不会视中国为其主要安全威胁。同时，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和美国经济以相当快的速度复苏，使中美经贸关系潜力巨大。无论在国际安全领域还是在国际经济领域，美国同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需求都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此外，布什本人对中国的了解逐渐深入，重视中美关系，对中国领导人有良好印象，而对台湾当局特别是陈水扁缺乏好感。因此，中美关系基本稳定的格局有望继续保持下去，双边关系的改善还有一定空间。
展望未来几年的中美关系，最大的焦点仍然是台湾问题。布什政府的安全战略重心现在中东，而不是东亚地区。布什本人的国内外难题够多的了，决不愿意让台湾问题给他增添更多烦恼，甚至引发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他对陈水扁不断挑衅大陆、打乱美国战略部署的“小动作”很不耐烦。为了贯彻在台海两岸关系上“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政策，美国国务院方面密切关注岛内的政治变化，对“台独”的新动向和新步骤严加监视，提出警告，进行牵制。布什本人毫不掩饰他对陈水扁的反感。国务卿鲍威尔和副国务卿阿米塔奇等人，近来明确重申美国不承认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会无条件地承诺防卫台湾的义务。这些举动，都确实打击了“台独”气焰，逼迫陈水扁当局重新审视其对大陆的政策和策略。应当指出的是，美国遏制“台独”的力度加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中美战略合作基础扩大的结果，是中国政府对美方持续施加压力和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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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布什政府内外都有人不断明里暗里给台湾发出错误的信号。这些错误信号除了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装备以外，更为严重的是不事声张地加强美台之间（甚至美日台之间）的军事情报交流和预警系统，为从军事上联合对抗中国大陆而做战略、战术、技术上的谋划。美国国防部实际上将美台防务关系视为“准同盟”关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调整，包括驻韩美军分阶段南移，加强关岛的兵力，强化驻日美军的指挥能力，在相当程度上针对的是台海地区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这些举动大大冲淡了布什政府尤其是国务院对“台独”警告的分量。此外，美国政府部门、国会和思想库里都有一些反华亲台分子，频繁和台湾各派政治力量交往。他们自称能够影响美国政策，同“台独”沆瀣一气，使美国向台湾发出的信号更加混乱。布什政府在约束“台独”和加强应对台海军事冲突准备的同时，也在向中国施加外交压力，希望大陆为“争取台湾民心”而缓解对台湾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理解台湾在国际上的处境和岛内的政治斗争，不要认准陈水扁就是“台独分子”，把他的一举一动都视为“台独阴谋”，进而“一棍子打死”。近来布什政府官员一再表示，美方乐见两岸建立官方或半官方的对话渠道，以“加深相互理解”，防止危机升级，目标是建立一种维持两岸关系长期稳定的框架；一些美国前政要和专家甚至表示愿意出面促成两岸对话。这些美方的新动向，都是要求中方不再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恢复两岸官方交往的先决条件，因而不会受到中方的欢迎和积极呼应。
在台湾方面，陈水扁当局则总是企图利用美国对台政策的内在矛盾和美方的内部分歧，在实现“法理台独”的道路上小步急行。民进党在2004年12月台湾“立法院”选举中失利，台湾当局又不断受到美国人的贬低和训斥，因此陈水扁当局不得不在推进“法理台独”上有所收敛。于是，他不断在口头上讲同大陆的“和解”和“善意”，做“无辜”状，向美国人保证他不会过分刺激大陆，没有放弃一个中国的选项，以求得美国的同情。但是，台湾当局在“修宪”、“公投”等问题上的计划和手法表明，它取消“+++国”、彻底拒绝中国统一的目标并未改变。随着中国大陆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时间不在“台独”一边，它拖不起。
中国政府在涉及台湾问题的对美外交方面，也会围绕“谈”、“打”、“拖”三个字，运用政策和策略。一方面，在“谈”的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松动，打破“即使台湾实现法理独立，大陆也不会动武”的幻想，做“打”的准备；另一方面，中方愿同美国进行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全方位的战略对话，在对话中揭露陈水扁的伎俩，展现大陆方面对台湾同胞的善意，要求美国坚守一个中国政策和反对“台独”的立场，争取美国加大对“台独”的压力。如果两国能在对台政策上加深沟通和协调，达成某种牵制“台独”的战略默契，2005年及今后几年的台海局势就可以得到控制。和平统一是中国的长远目标。考虑到多种内外因素，台湾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遏制“台独”趋向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大陆方面可能实现而且必须实现的近期目标。从长远看，只要中国紧紧抓住战略机遇，发展自己，时间终究在国家统一一边。现在，中美协调制约“台独”的可能性大于中美就台湾问题发生新的冲突的可能性。
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关系的首要焦点是朝核问题。在朝核问题上，布什政府现在只能采取“保守疗法”，即依赖六方会谈机制对朝鲜施加压力，同时通过“防扩散安全倡议”等多边机制，防范朝鲜向外输出核材料或核技术。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劝阻朝鲜发展核武，迄今拒不参加封锁或制裁朝鲜的多边行动。对此美国虽然不大满意，但只要朝核问题还在可控范围内，美国也没有多少话可说。
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都在揣摩的一个问题是：朝鲜获取核武器究竟是它不可改变的既定目标，还是换取美国提供安全保证、外交承认和经济援助的筹码？如果朝鲜通过公开方式，明确无误地展示自己已经拥有核武器，就意味着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有关国家共同目标的失败。这时美国几乎可以肯定要对朝鲜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中美双边关系也可能因此而发生摩擦形成对中美战略协调关系的严重考验。另一方面，如果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不久能够恢复，美朝关系朝着缓解的方向有所进展，则有关各国还有可能开始研究可否将六方会谈机制扩展为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
在经贸领域，2005年出现大大小小的中美摩擦是不可避免的。美方会在贸易逆差、反倾销、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劳工保护等诸多问题上发难。经贸领域的摩擦是两国经济进一步相互依存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涉及到的是许多具体的行业利益、部门利益。同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是，当前两国在经贸领域的龃龉不会过分政治化。尽管中国同欧盟、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不断扩大，美国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整个棋盘中的地位并没有下降，而中国经济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更在迅速上升。
在大战略层面，中美之间的相互疑虑依然很深。美国方面主要的担心是：中国会不会利用美国同欧盟、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国家的矛盾，利用自己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企图在国际舞台上孤立美国？中国会不会乘美国深陷于“大中东”和反恐斗争之机，在周边国家拓展势力范围，建立排他性的地区经济集团，企图把美国挤出亚洲？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对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需求，会不会影响中国对中东等地区的政策（例如发展同伊朗的战略合作），激化中美的战略竞争？中国不搞西方式的民主化，反而要加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不是对美国倡导的发展模式的重大挑战？
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也许更多更深。例如，美国以反恐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维持多长时间？会不会在反恐告一段落后，把战略攻势的矛头指向中国？美国调整全球和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军事战略，在多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美国是否正在中国周边布局造势，利用中国同邻国的矛盾孤立中国，同时利用“台独”势力的发展，阻挠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应对美国处心积虑地对中国进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渗透？
中美相互的深层政治疑虑，带来了一些明显的政策后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不会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会正式邀请中国参加八国首脑会议，不会同意欧盟取消对华军售禁令，更不会停止同台湾的军事合作。当然也可以预料，中国同美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合作也是有限度的。一旦在台湾、朝鲜半岛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或重要战略利益的地区出现冲突，中美关系再次出现严重危机的局面是可以想见的。
由此可见，尽管“9·11”以来中美关系总的趋向是稳定发展，以至鲍威尔称之为三十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但这种关系的战略定位仍然不够清晰。两大国之间所谓“建设性合作关系”，究竟是掩盖对抗性矛盾的一种外交辞令，还是对双边关系现状的一种陈述？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远景，还是经过双方努力可以达到的长远目标？作为学者，甚至可以冷静地设问：在中国日趋强大，而美国继续保持其超强地位的历史时期，双方是否愿意实现并且可能实现一种双赢局面？中国希望世界走向多极化，是否意味着它愿意看到以至希望促成美国走向衰落？美国说要战胜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是否意味着它最终要与崛起的中国为敌？这是关心本国前途的中美战略家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建立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符合各自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就应当克服“一山容不得二虎”的宿命论，积极推进中美战略对话，继续加强沟通与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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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3 09: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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