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论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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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9.11”事件的刺激之下，“新帝国”论应运而起，它与其是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对于冷战后10年间美国全球战略探索成果的理性化，不如说其中有更多对于“9.11”事件的应激性反应。在新罗马帝国构想的背后，热衷于此的人恰恰忘记了导致古罗马帝国灭亡的两个根源：帝国的腐败以及藐视帝国秩序和价值观的“蛮族”入侵。

【关键词】新帝国 新保守主义 单边主义 新罗马帝国


2001年“9.11”事件的历史意义在事件发生两年之后逐渐显现了出来。与“‘9.11’并没有改变世界”的观点相比，从中东、大西洋再到亚洲的国际战略格局重新组合的事实，使人们回过头来再看“9.11”，更能体会到这一事件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按照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富尔思(Leon Furth)的话说，“‘9·11’事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分水岭，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的区分一样”。而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则认为：“不但冷战结束了，后冷战时期也结束了”。自此，世界随同21世纪的开端迈入了一个新纪元。在此背景下，“新帝国”论在美国的兴起，与其说是“建构了美国21世纪称霸世界战略的理论范式”，（1）倒不如说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学界在“9.11”的冲击面前，在必须仓促作出反应的压力之下所提出的一种政治主张。它不是严肃的学理论证，而更似征讨美国的敌人的檄文，因而从布什政府将之付诸实践的一开始，就具有了悲剧性的色彩。



一、“新帝国”论的线性轨迹



从“新帝国”论出现的时机来看，人们很容易将其与“9·11”事件联系起来。英国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于2002年4月7日发表在《观察家报》上的“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主义”一文被认为是较早明确提出“新帝国主义”政策的代表文章。 库珀将世界分成三类国家：一类是极度贫穷、处于农耕时代的前工业国家（pre-industrial states）或叫作前现代化国家（pre-modern states）；一类是类似于中国和印度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国家（industrial states）或叫作现代国家（modern states）；第三类是发达的后工业国家（postindustrial states）或叫作后帝国、后现代国家（post imperial, postmodern states）。（2）库珀之所以颇费周折地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其笔锋所指并不在后二者，而是第一类所谓的“前现代化国家”。 库珀认为，“前现代化国家”是当今世界动乱和威胁的主要来源，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后现代国家应该习惯双重标准，即在后工业国家群体内部通过合作来保证安全，而对于第一类国家，则应采取类似19世纪帝国主义的政策，通过使用新殖民化的手段，向其输出稳定和自由。（3）联想到“9·11”事件的主谋——“基地”组织所代表的第四世界及其托庇的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政权的实质，库珀矛头所指便昭然若揭。西方的保守主义政治学者终于在“9·11”之后找到了他的主要敌人。

2002年4月5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政治学院发表题为“反恐战争与美国对外政策”的演讲。赖斯认为，“9·11”后的世界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应该把握机遇，建立新的国际秩序。6月1日，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指出“面对新的威胁，需要新的思维”，美国必须“做好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捍卫我们的自由和保护我们的生命的准备”，这就是“先发制人”战略的肇始，布什把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先发制人打击的首要目标。2002年9月20日，布什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把“先发制人”确定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在学术界，对于“新帝国”的阐述到“9·11”事件一周年之际达到了高潮。美国教授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在其发表在《外交》2002年9-10月号上的论文“美国的帝国野心”中对“9·11”之后兴起的“新帝国”论进行了总结。伊肯伯里认为，所谓”新帝国”论是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后，“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大战略”，这一新战略“是对恐怖主义的直接反应，而且它对美国应该如何运用其力量和构建世界秩序形成了一种更为宏观的观点”。“在这一新的范式下，在打击恐怖威胁和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的过程中，美国将更少地被其伙伴和全球规制所束缚，而更倾向扮演一个单边和预防性的角色。美国将运用其无敌的军事力量来管理全球秩序。”（4）应该说伊肯伯里的总结揭示了“新帝国”论的基本内容。

回顾“新帝国”论兴起的轨迹，可以发现贯穿其中的是一条简单而直接的逻辑。虽然在“9·11”之前，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在“稳定的单极世界”一文中提出的“单极稳定论”已经具有了“新帝国”论的雏形，但类似文章的大量出现，却是集中在“9·11”事件之后。古罗马共和国史和帝国史突然成为美国政治学界研究的热点，它反映了学术界的一种期望：美国应该运用其无可匹敌的力量来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正是对自身力量估计和运用的不足，才导致了“9·11”事件的发生。美国全面的优势力量应该使其成为新的“罗马帝国”，去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从2002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提出“邪恶轴心”说，到西点演说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再到9月20日“先发制人”写入《国家安全战略》，这几乎是一条笔直的线条，几乎从来没有一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重大的改变，而学术政论界的主张也几乎从没有在提出的同时就体现在了政府的政策之上，或者说学界和政界的主张是如此地合拍。自由主义的“整合论”与保守主义的“新帝国”之争在“9·11”之后便暂分胜负，“9·11”事件的冲击力由此可见一斑。2001年10-11月阿富汗战争的轻易胜利可说是另一个刺激因素，催化了“新帝国”论在美国国内取得优势。这种压倒性的声音事实上掩盖了“新帝国”论本身的贫困，直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后，才迎来了对于这种理论的真正检验。



二、“新帝国”论的贫困



“新帝国”论的一个主要理论支点在于，几乎所有文章不约而同地把美国所拥有的超强的全面实力作为美国可以乃至应该成为一个“新帝国”的依据，国内一些学者也借用了这一观点作为论证“新帝国”论所以产生的原因，却没有看到这一论点背后的巨大悖论。这一悖论并不是说美国的超强实力在经过了一个临界点之后与它所能获得的安全之间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而是说美国所拥有的超强实力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史蒂芬·布鲁克斯和威廉·沃尔弗斯（Stephen Brooks & William Wohlforth）在“透视美国第一”一文中以无可辩驳的数字论证了美国无论用什么手段衡量都具有的全面优势。“在军事领域，美国在2003年的防务开支要大于其后15-20个最大花费者的总和。美国拥有压倒性的核优势，世界上具有支配地位的空军，唯一真正的蓝水海军，以及独一无二的向全球投送力量的能力......华盛顿并未让其他人能够轻易地赶上它，相反，美国在军事研发领域的投入超过了其后六个大国总和的三倍......用另一种方式衡量，当今美国在军事研究上的费用超过了德国和英国在国防开支上的总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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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方面，“美国经济是其最接近的对手——日本的两倍。单独一个加利福尼亚州已经上升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用市场汇率计算），领先于FaGuo而仅在英国之后”。（6）

更不可思议的是，美国所取得的现代国际政治史上空前的军事支配地位仅仅耗费了其GDP的3.5%。两位作者因此引用了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论述：“以高昂的代价成为第一是一回事，以低廉的代价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则使人吃惊。”（7）

在这些令人震惊的数字面前，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钦佩，甚至由钦佩而生畏惧之心，继而折服于美国这个庞然大物，而不再去思索这些数字本身显示出来的荒谬性。理解今天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要领之一就是理解美国所拥有的超强实力。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自觉地把美国的强大作为今天国际格局的先验的公理，求证命题的设定条件，而不去质疑这一事实本身是否合理。

国内学者在论述“新帝国”论产生的原因时，往往也方便地运用相同的逻辑、引用许多数字来证明美国的强大，以此作为“新帝国”论兴起的根源之一。诸如“20世纪 90年代是美国经济科技迅猛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10年。200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9万亿美元大关，超过了欧盟15国的总和。在整个90年代，美国经济竞争力连续8年保持世界第一……2001年GDP达到9.8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3%跃升为今天的超过30%”等等的论述每每见于各种刊物。

然而，稍微拓展一些视野，如果把数字统计的光谱从美国这一端转移到最不发达国家另一端来看，那一端的数字同样令人震惊。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最不发达国家报告》中，每年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情况进行估计。报告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6年以后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驱动下，世界各国间的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全球性的贫困现象不仅未得到遏制，相反呈日益加剧的趋势。多数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处于停滞或倒退的状态，其贫困化程度有增无减。它们中81%的人口日人均收入不足两美元，相当于70年代初水平。这些国家共6．14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10，平均寿命50岁，成年人一半是文盲。在最不发达国家中，非洲国家占多数，它们处于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之中。1996年以后，世界经济全球化加大了南北差距。人口不足全球20％的46个发达国家拥有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86％，全球贸易额的82％，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68％；而在14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80多个不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比十年前减少。全球有近2／3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其中有60多个不发达国家被排斥在经济全球化之外，只有二十几个“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发展速度较快，正在努力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列车。（8）

与“新帝国”论者陶醉于“新罗马帝国”的数字相比，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报告》中列举的数字更为冷静地显示出了这个世界的贫富悬殊和这一趋势的不可逆转。人们可以指责最不发达国家没能积极地应对全球化发展的进程，因而被世界潮流抛离得越来越远，但世界绝对贫困的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今天的美国，人口不到世界的5％，消耗的能源却占世界的34％，并且消耗的其他商品也占有差不多相同的份额。（9）“新帝国”论的贫困首先便在于此。

美国的实力越是强大，世界绝对贫困人口的数字就会越多。这里绝不是说，美国实力的增长与世界贫困的增加是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美国必须对此负责。最不发达国家未能抓住全球化发展的潮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其自身的原因导致了贫困。但是，美国高消耗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渐侵蚀不发达国家未来按照美国模式发展来摆脱贫困的可能性。西方国家处于领先地位的全球化，将注定有一批人会被这一进程所抛弃。这里，“新帝国”论的又一个悖论出现了：“新帝国”论的主要政策主张之一，是要按照美国的民主模式来改造处于“前现代化”的国家，目前的试验则是在伊拉克。因为“他们相信美国对国际社会的支配是历史的自然结果，因为美国是‘人类进步中惟一保留下来的典范’(布什总统2002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的演讲)”。（10）

所谓“美国实力的增长过了一个临界点，便与其能获得的安全收益呈负相关的关系”，这个临界点与其说是美国实力增长的临界点，不如说是世界绝对贫困增长的临界点。绝对贫困的增长意味着对于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满也在增长，这种不满一旦越过了一个临界点，便会发生冲突。“9·11”事件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犯下的罪恶行径，这种罪行背后所透露出的，却是对主导国际秩序的美国的不满。问题在于如何惩戒罪恶而又疏泻不满。

“新帝国”论者的回答是什么呢？“在打击恐怖威胁和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的过程中，美国将更少地被其伙伴和全球规制所束缚，而更倾向扮演一个单边和预防性的角色。美国将运用其无敌的军事力量来管理全球秩序。”（11）这一范式的简洁表达是：美国无敌——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军事解决。这里产生了“新帝国”论的贫困之二——安全困境梦魇的回归或者称之为“霸权的困境”（the hegemon’s dilemma）。

所谓的“安全困境”以及“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之辨，已经有多篇文章发表，笔者不再赘述。问题在于，“新帝国”论所引发的安全困境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具有非对称性。这一非对称性由于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将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判定为“来自衰败的国家”，“在于极端主义和技术的结合”，（12） 将“先发制人”战略的重点放在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邪恶轴心”国家而得到了强化。恐怖主义的威胁之所以被界定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就在于传统安全领域所具有的军事优势在恐怖主义威胁面前，往往作用的效果不彰。巨大的投入所能换来的安全收益极不相称；而恐怖主义势力只需极少的投入，其打击所能产生的实质特别是心理层面的震撼极其巨大，这种震撼的效果对于恐怖主义势力而言是一种收益。这一美国安全困境的典型案例便是最近的伊拉克战争。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前期，由于战争的性质属于传统安全的领域，因此美国的军事优势非常显著，美军的进展极为顺利；到大规模战事结束后开始的战争后期，针对国际机构和美军的袭击明显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美军就显得捉襟见肘，处处被动挨打。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作为一种“不可使用的武器”的性质也具有非对称的特性。有和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主要是原*子DAN，在A、B、C三类WMD中只有核武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能造成的心理震慑要比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多和少还要大，这就是朝鲜核危机游戏的精髓所在。美国在不扩散领域寻求安全努力的结果，反而造成了自身的安全困境：未来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可能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进行。朝鲜从伊拉克战争中所得出的一个可能教训是，只有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能确保自身的安全，而不是相反。仅仅是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或者立场含糊地宣布“拥有核能力”所引起的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态势的冲击，以及朝鲜一揽子建议中对于各自承诺的落差，都体现了美国追求安全过程中投入与收益，以及由此引发的安全困境的非对称性。

造成这一非对称安全困境的根源在于，美国在“9.11”事件后所追求的“绝对安全”的理念。在追求绝对安全的过程中，美国或许并不关心这些举动对于其他大国或者“美国的敌人”的相对收益是什么，而恰恰在于美国所能得到的绝对收益和100%的绝对安全。问题在于追求安全越接近极限，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在无限接近100%安全的过程中，为获得微小的安全收益所需要的投入可能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从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到建立一个稳定的伊拉克政府，在“新帝国”论者看来，美国能从中获得的绝对安全收益可能微乎其微，但因此付出的人员伤亡和资金投入却有失控的趋势，只有美国政府自己在说这场战争还是“值得的”。



“新帝国”论由于其理论本身的缺陷，随着伊拉克战事的进展，取得全面胜利的希望正在逐渐变得渺茫。美国国内历来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政治学的传统，随着“新帝国”论高潮的过去，或许下一个回合美国政治又将迎来整合主义和“大国协调下的和平”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