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现实主义的“非现实主义”逻辑——兼论美国东亚战略的困惑与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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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米尔斯海默的进攻现实主义有整体理论分析框架及其赖以建立的基本假定。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国家行为受到体系或结构的影响，同时也不否认大国追求最大化权力的本性所具有的意义。米尔斯海默的“非现实性”主要体现在其悲观主义的逻辑基础上。探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非现实主义”逻辑，有助于我们把握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的实质，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时期美国东亚外交战略实践的困惑与悖论。

[关 键 词]：进攻现实主义 非现实性 美国外交 东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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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中的主流理论，在其庞杂的理论体系下，一直存在着各种流派的纷争。从80年代后期开始，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间的争论占据了显著地位。近年来，这两个流派因参照用来解释“强国崛起与对外扩展政治利益的关系”而备受理论界瞩目。从体系论的角度考虑，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理论尚不够完善，如基本概念和关键变量的定义不够精确，变量的选取过于单一，因而对国家行为的解释不够充分。但它们经过对国际政治的大胆“简化”，将庞杂的现实主义理论抽象为两对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其理论的简明性与解释力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从学理上讲，攻击性现实主义不仅仅认为国际结构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也不否认大国追求最大化权力的本性所具有的意义。这就使得我们在分析进攻性现实主义时，容易将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糅为一体进行分析的原因。 可以说，糅和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攻击性现实主义则把现实主义推向极致。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与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相比，攻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假定以及对国际政治的认识上并无很大区别。攻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基础存在着诸多悖论和困惑，这些“非现实”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该理论的学理脉络，也有助于我们批判性地反思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现实意义。

一、进攻现实主义的“非现实主义”逻辑分析

　　第一，进攻性现实主义视野中的国际社会。在很多现实主义者看来，在国际政治中取得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世界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各国之上没有一个共同的政府来强行施加规则和法律。以国内社会的标准来看待国际社会的机制是非常脆弱的。在这种脆弱的机制下，国家之间的欺骗极其普遍而且不可避免，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攻击性现实主义认为“在没有一个机构保护安全的情况下，大国在世界中为了求得生存总是相互倾轧的，而权力是保障生存的关键因素。” 因此，世界政治中竭力维持现状的国家是很少的，因为国际体系为各国创造了有利的时机，在收益超过成本的情况下，总是不放过机会去获得压倒对手的权力资源。就如米尔斯海默所概括的，国家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主。 但事实上，我们通过对现实的观察不难发现，在国际政治中合作不仅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许多合作并不像进攻性现实主义描绘的那样脆弱。

　　和结构现实主义假定一样，进攻性现实主义也强调，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经久不变的特性，这个体系特性决定了国家为了活得安全，必须采取自助手段，他们不能指望任何外部单位来保证其安全，无政府状态决定国家的动机总是追求最大化的安全。事实上，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一系列为各国所承认的共同的理念和规则，它们使各国的行为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吉尔平曾经指出，“尽管国际系统是无政府的，国家之间的各种关系却有着高度的秩序。无政府的国际系统对国家的行为有着一种无形的控制。”因而可以认为，国际秩序是各种行为方式的有机组合，它是国际社会的最基本组成要素和目标。均势政治就是一种典型的控制国际秩序的机制。国家行为并仅仅是由他们的理念和目标所指引，而是一种超越它们之上的一种共同的框架所制约。 而米尔斯海默眼中的国际社会忽略了这样一中客观事实，即一种有效机制的价值在于它的功能以及它的运作方式。政府机制通过立法和权力来实现秩序。但政府并不是提供秩序的唯一源泉，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秩序仍然是潜在的，他们以不同于政府的其它形式进行着表达。

　　第二，安全竞争与安全困境。几乎在所有现实主义理论中存在着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安全困境”。米尔斯海默也对“安全困境”和“安全竞争”有过相关的阐释。米尔斯海默赞同美国学者约翰·赫兹对“安全困境”的最初表达，即“‘安全困境’或‘权力与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当权力单元共同存在时会发现不存在凌驾于它们之上，能规范它们行为和保护它们免受攻击的权威。在这样的条件下，从相互怀疑和相互恐惧而来的不安全感迫使这些单元为寻找更多的安全而进行权力竞争，由于完全的安全最终无法求得，这样的竞争只能导致自我失败。” 赫兹还指出，“为求得国家安全免受其他国家攻击，（国家）只得被迫获取更多的权力以摆脱强国的影响。反过来，这又使得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从而推动他们做出最坏的打算。在这样一个被竞争的单元国家充斥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感到完全的安全，因而国家间的竞争随之而来，而且陷入无休止的安全和权力扩张的恶性循环中。” 由此可见，实际上“安全困境”概念的理论渊源是霍布斯哲学中充满悲观色彩的、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理念。

　　自赫兹提出“安全困境”概念之后，国际政治学的现实主义迅速将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之一。米尔斯海默曾明确指出：“‘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文献中最著名的概念之一，它体现了进攻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该困境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用增加自己安全的测度标准常常会减少他国的安全。可见，一个国家在不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情况下增加自己的生存机会是困难的。” 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进攻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安全困境”。米氏曾分析道，“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最好的生存之道就是利用其他国家，牺牲其他国家之利，为自己获得权利。最好的防御就是一种有效的进攻。由于这一信息被普遍认同，因此，无休止的安全竞争连绵不断。” 之所以进攻现实主义承认“安全困境”概念对理解国际政治的重要性，是因为进攻现实主义者常常用悲观的眼光看待现实世界的发展演变。当然，同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一样，进攻现实主义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基础在于对国际体系的假设：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国家生存的基本动机是生存等。当然，有些学者批评米尔斯海默虽然承认“安全困境”，但是按照其进攻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却会最终否定“安全困境”。

　　在谈到“安全困境”和“囚徒困境”的关系问题上，进攻现实主义则和结构现实主义有显著分歧。前者认为，“囚徒困境”博弈不能解释大国之间追求安全的情形，因为在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安全困境”中，相互安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国家要么为了安全扩张实力，要么为了权力进攻别国，而这些都是与别国的利益不相协调的。因此，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追求相对权力的最大化是因为，这样做能带来安全，也是因为由此而推行权力所带来的价值观。在米氏看来，由国际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安全困境”不可能通过“囚徒困境”博弈来解决。在安全困境中，国家的安全既不是通过建立国际合作机制，也不是通过采取防御性的合作措施来实现，而只有通过单方面的进攻来赢得，因为“只要国家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就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安全环境”。 而且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不会导致“自我失败”，这仅仅是因为政府通常是能够取得成功并赢得很大收益的。由此他反驳对其理论的一些指责，即非理性的国家行为体由于未能预测均势的过程而导致失败。他声称，多数国家未能最终取得胜利，并非由于其非理性的国家特征，而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作以理性的估算。 按照米尔斯海默的逻辑分析，其对国家行为体的一些非安全目标和价值观的关注是很少的，这些“现实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包括许多非安全的目标和战略，而不仅仅是权力的争夺。

　　第三，现实主义“历史观”的分析。米尔斯海默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其对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结构分析，以及对单元国家的基本特征的分析上。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里中，维持现状是各国关注的首要议题，而在攻击性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一直存在着一个试图获得霸主地位的“修正主义国家”，它们是不会满足现状的。如此分析，米尔斯海默眼中的世界就比沃尔兹的世界要冲突得多。就如米尔斯海默谈到的，国际政治残酷的事实是，“国际政治一直是一项粗暴而又危险的事务，将来仍然如此，虽然竞争的激烈程度不一，但是大国总是相互疑惧，一直为权力而争夺不止，各国压倒性的目标是增加在世界权力中的份额。” 而且他还断言，“既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获得主导世界的权力，那么世界总是受难于永久的大国间的争斗。” 显然，与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不同，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历史观是“循环论”和“宿命论”的，他把国际关系的发展史看出是停滞的、循环往复的。在他看来，和平是短暂的、间歇的，而冲突则是持久的、恒久不变的；一部国际关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追求权力、大国冲突的悲观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讲，进攻现实主义不是一种进化或者进步的理论，它无视或者不愿承认世界政治中的变化。尽管大国间的争端和摩擦依然存在，但是随着制度力量对世界政治的规范和管理，解决这些争端和摩擦的制度性手段在增加。制度正在塑造和改变着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按照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分析，世界政治的现实图景和两三百年前的情景一样，是一种无序的冲突的世界。显然，其历史观已经很难对现实的国际关系现实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描述。

　　从单元国家的角度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米尔斯海默这一历史观的产生。谈到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米氏认为，其理论受到国家习惯于“安于现状”意识的影响，认为该理论完全是论述国家如何进行防御性行为的理论。沃尔兹的理论或许承认修正主义国家的存在，即使它们具有这样的动机，但这只是在“单元国家”层面进行讨论；而且沃尔兹的理论没有对修正主义国家和安于现状国家如何在体系结构内运作进行说明，国家对权力和安全的竞争也只是在国家寻求自身安全的时候才随之发生。米尔斯海默试图修正沃尔兹所主张的这一理论基础。但是在其修正的时候有些矫枉过正，将国际体系中单元国家的特征极端化。按照米尔斯海默的理解，如果沃尔兹的理论世界完全充斥着安于现状的国家的话，那么，米氏的理论世界则仅仅包含修正主义国家。体系中的所有国家，至少是大国都在寻求权力的最大化，因为在无政府体系中，权力的每一份增加都会增强它们在体系中生存的安全系数。从而使得当前的世界几乎没有希望安于现状的国家。只有少数情况是例外的，即某一国家获得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绝对的霸权优势，该国才有可能安于现状。 如果跳出大国对于权力最大化的谋求，从长时段看待米尔斯海默的悲观主义历史观，我们可能会对国家格局的演变产生同样悲观的判断。正如苏长和博士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的，以米氏的历史观来分析，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每一次大的格局变幻是否都要经历一次系统性的大国冲突？如果按照经验和一些理论研究成果来分析，历史上大国政治关系的根本调整，都是通过系统性的战争来完成的化，那么我们或许会对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格局转换做出这样的假设：冷战的和平终结并不意味着大国政治格局尚未完全定型，或者说冷战的结束仅仅为未来的格局定型开辟了一个起点。那么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如果新的大国政治格局“尘埃未定”的话，那么只有通过未来的大国冲突才能最终完成。 历史似乎又回到了霍布斯历史观的怪圈循环之中。看来这是一个需要实践去检验的历史命题。

　　第四，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与国际机制。进攻性现实主义同结构现实主义一样，都赋予国际结构特征以重要的意义；而与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强调结构决定性的前提下，断定国家追逐权力的本性也是未泯的，即国家总是尽力所为，以获得最大的权力，以成为霸权国家。从米尔斯海默的思想体系可以看出，国际结构及其类型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解释国际冲突的一个关键变量。但深入探讨其理论基础我们就会发现，进攻性现实主义注重的是单一的军事实力，国家对军事安全机制的渴求成为维护其安全的主要因素。这就使得国家结构丰富的内涵简单化，使得国际结构成为仅仅是物质力量的凝结。显然，在米尔斯海默看来，结构只具有物质的涵义，而忽略了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规范的意义。这种静态的、僵硬的观察问题的方法，直接导致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结构的庸俗看法，从而将规范、机制和观念等因素排斥在其理论分析之外。某种程度上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是“物化”的、僵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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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尽管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缺少一个共同的强制力量，但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存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仅因为前者就对合作的前景表示悲观是片面的。冷战之后的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地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国际机制。当各国的政府需要系统的、持久的合作来实现其目标时，政府就可以在相互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种种机制。霸权并不是维护政治机制的最重要因素，尽管美国的霸权曾在建立一些国际机制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二战之后它的军事力量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分歧的方式。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国际机制的怀疑主要来自于它们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但事实上无政府不一定就会对合作形成阻碍。国家行为是基于理性分析的，这意味着国家寻求主观的效用最大化。对自身效用的期望还有涉及到对他国能力和意图的预测。国际机制的存在重要就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并使期望保持稳定，使合作者能够在合作中实现自我的利益。

　　如果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来分析，或许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规范和制度可以塑造国际体系文化的时候，简单地利用物质结构解释国家行为是苍白无力的。如果说进攻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结构（无政府状态与实力分配）的影响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忽略了进程（相互作用和学习）与制度的影响。 在建构主义看来，无政府状态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实践，它们能够创造并说明认同与利益的一种结构，而不是另一种结构。制度是一系列相对稳定的认同与利益，或者是认同与利益的“结构”。这样的结构经常有正式的规则或规范固定下来，但是只是由于行为体对集体认识的社会化以及参与，它们才具有了动力。制度作为集体知识，制度化则是一种把新的认同与利益进行内化的过程，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讲，建构主义对“合作问题”的分析基本上是认知分析，而进攻现实主义对合作问题则主要是行为分析，因而在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冲突与合作时就显得僵硬而单一。

二、美国东亚战略的困惑与反思

　　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用了很大的篇幅，并通过历史上的大国冲突来证明其论点。通过以上对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非现实主义”逻辑分析，使我们能够把握该理论的立论基础和基本逻辑。从本质上讲，理论的最大功能在于潜移默化地服务于某些人和某些目的，可以说，“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的”。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同样具有相近的职能。从最消极的意义上讲，米尔斯海默如此彻底的现实主义立场使我们对一些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作以思考，并从反面告诫我们国际系统变幻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从而使我们更清醒地把握未来可能出现的某些趋势。从美国东亚战略的角度进行思考，或许对我们理解米尔斯海默理论中的脆弱的逻辑基础有所帮助，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在米尔斯海默看来，欧洲和东亚的国际体系结构和大国关系正在发生大的变化。依据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与冷战结束后的现实相对照，趋向多极化的欧洲和东亚的地区结构以及在这两个地区并未停止的安全竞争，预示着一个危险的前景。美国的战略角色也经历着大的调整。

　　米尔斯海默等进攻现实主义者同样认为，美国的战略并不总是进攻性的。美国通常会面对某些竞争对手对其地区霸权的挑战，从防御性的角度分析，美国将面临着两种战略的选择——是采取均势还是推卸责任。均势意味着保持现有的力量分配，推卸责任则意味着自身不采取行动，而旨在将责任和负担转嫁到某些盟国或联盟的身上。米尔斯海默认为后者可能改变国际体系的结构和地缘态势。米氏将大国间的权利分配造成的现实国际结构分为三种类型，即平衡的两极、不平衡的多极和平衡的多极。米氏认为，在平衡的多极中容易实施推卸责任战略，因为各行为体有着接近的实力，都能够担负相应的“责任”。在不平衡的多极中，某一个大国拥有比其邻国大得多的实力，其他国家过于虚弱无法担负相应的责任，因而容易有共同的意愿共同形成对大国的均势。米尔斯海默分析了为何大国倾向于采取推卸责任的原因，同时也深刻指出其中存在的风险，即责任承担者或许无力对抗修正主义国家的进攻，使得霸权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总的来讲，在不平衡的多极体系中，霸权国最适宜采取的战略是均势战略。但在米尔斯海默所列举的历史实例中，却显示了大国更倾向于推卸责任而非采取均势。在米尔斯海默的研究议程中，地区霸权国如美国的防御性目标是，阻止在临近地区同等竞争者的崛起。如果这样的竞争对手出现，那么域外的霸权国则首先试图使得该竞争者的邻国承担责任。只有在这些不能取得成功时，霸权国才担当起“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以重新获得地区的均势。

　显然，米尔斯海默在谈论美国东亚战略时，已经突出了联盟及联盟政治的作用。美国的均势战略和推卸责任的选择自然处于起联盟政治的中心。但是，米尔斯海默没有为联盟外交描绘出一副完美的图景。他没有考虑到联盟能起到同领土扩张同等重要的作用。如果安全是进攻现实主义终极目标的话，那么联盟就应该和领土征服、装备更新一样，纳入国家的战略考虑。米尔斯海默也很少意识到“联盟安全困境”的存在，即联盟中的某些国家被大国抛弃或误入圈套的危险。保证对联盟的支持或许会减少被大国遗弃的危险，但却使自身误入圈套的风险增大。尽管均势和推卸责任战略是同盟国共同对付竞争者的联盟战略，但这种两分法却突出了存在的潜在代价和风险。

　　从严格意义上讲，东亚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称之为地区霸权国，美国尽管在东亚地区驻有强大的军事部队，而且辅之以美日、美韩军事同盟，但尚不具备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因而有学者认为在东亚安全竞争中会存在着两种“均势”的可能性 ，其中包括对美国和中国所实施的均势战略。从传统上讲，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在控制两半球的同时，不允许其他任何大国控制欧洲和东亚，美国不希望一个平等的竞争者的出现。正如美国五角大楼一份文件所谈到的，“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阻止一个新的对手的出现，该对手正如有苏联形成的秩序那样对美国构成威胁。我们的战略目标是阻止未来任何一个全球竞争者的出现。” 按照米尔斯海默的理解，美国在东亚历史性地扮演了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只有在那些地区出现了本地区邻国无法遏制的潜在霸权国时，美国才会将军队派驻在该地区。事实上，当面对一个潜在的相匹敌的竞争者时，美国习惯于采取推卸责任战略。但从东亚现实的结构变迁和形势发展来看，美国无法推卸责任。由于朝鲜核问题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均势的变化可以在一国领土的范围内发生。当面临朝鲜这个“次级”挑战者，美国希冀担当的离岸平衡手角色将收到巨大冲击，而且使其推卸责任的战略也无法推行。实际上，以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特等为代表的，美国两党温和主流派人士多倾向于在东亚奉行传统的力量均势战略。他们将朝核问题看出使美国东亚安全战略大棋盘中的一粒棋子，目的是为了增强对中国和日本的战略钳制。而且美国试图建立的由东亚国家相互制衡的“东亚安全新机制”也遭到其盟国日、韩的质疑，因为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三国的分歧日益明显。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东亚战略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冲击。

三、结束语

　　米尔斯海默给我们展示的与其说是大国政治的悲剧，倒不如说是现实主义的悲剧。通过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非现实性”分析，使我们对米尔斯海默的悲观主义基础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是一本悲观主义论著，甚至很多现实主义者的著作都是如此。 当然如果说米尔斯海默的论证是建立在实证的事实和严谨的逻辑基础上，也能够成为我们指导实践的重要参考。然而，尽管其看起来体系较为完整，并从历史的经验中撷取大量的事实予以论证，但依然无法掩饰逻辑上存在的薄弱之处。其对某些问题的“极端”看法使我们更加认识到进攻现实主义的服务于某些人和某些目的的“现实性”所在。世界陷入冲突和无休止的权力争夺，难道只是归因于无政府的政治体系和单元国家对生存的渴求吗？大国果真如进攻性现实主义所描绘的那样，雄心勃勃、以自我为中心而思维僵化吗？假如在某一体系中对安全的诉求是单元国家一种自然状态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国家只有在拥有控制邻国的霸权之后才能停止这种权力的争夺？显然，这些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必须正视、却又难以给出完美答案的问题。

　　米尔斯海默所谓的“理想模式”或许能够赋予其论断以“初步的研究假设”这些假设不能被看作是对一些实证事实的陈述，但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研究的起点和基础，通过这些基础我们对某些问题进行判断和衡量。很少有社会科学家能够为他们的理论提供一种翔实的论证，米尔斯海默也不例外。米尔斯海默所能做的，是对自己的某种假设做出尽量充分的解释，而留给读者自己去研究这种理论是否全面而严谨。米尔斯海默对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也给出了基本客观的判断，对美国战略也有了深刻的思考。而且，其对沃尔兹理论的丰富也给予我们思考现实主义以更多的启迪，尽管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在将来仍将受到挑战。


[作者简介]

　　赵银亮 男（1970－）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关系理论 联系方式：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电话：021－52687982 电子信箱：yinliangz@sina.com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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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论述“攻击性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时，许多学者对现实主义的传承和革新的特性做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其中，格伦·斯耐德曾撰文从学理上对此做了较为全面的反思和批判。在该文的最初部分，斯耐德着重分析了攻击性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区别。可参考Glenn H.Snyder, “Mearshimer’s World :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7, No.1 (Summer 2002), pp.151-159.苏长和博士也从国际结构和国家本性的角度对现实主义做了精彩的分析和阐释。可参考苏长和：《即将到来的大国冲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74页。

(2)见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21.

(3)关于不同现实主义派别的区别，可以参考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pp.21-22.

(4)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65.

(5)John H.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231.

(6)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 Vol. 2, No. 2 (January 1950), pp.157-180.

(7)（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 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8)（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 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9)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7, No. 1, 2002, p.155.

(10)（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 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11)对于米尔斯海默关于“安全困境”和“安全竞争” 的分析和评述，格林·斯耐德提出了富有启迪的思考。参见Glenn H.Snyder, “Mearshimer’s World :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7, No.1 (Summer 2002),pp.156-157.

(12)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p.2.

(13)Ibid, p2.

(14)对于修正主义国家和安于现状国家的论述，许多学者曾进行过深刻的研究。米尔斯海默和施韦勒对于沃尔兹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有关的论述可以参考Randall L.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8. Glenn H.Snyder, “Mearshimer’s World :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7, No.1 (Summer 2002),p158.

(15)笔者同意苏长和博士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当前对于国际格局转换的研究日益深入，但远未形成一致的认识，米尔斯海默的历史观或许为我们对未来做出判断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可参考苏长和：《即将到来的大国冲突？》，载《世界经济和政治》2003年第4期，第76页。

(16)有关国际机制作用的论述，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一样，都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自助使必然的行动准则。但事实上，在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如西欧等，分析国家的理性行为时一定要将国际机制的作用考虑进去。客观来讲，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国家、民族、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或其他一些政治实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维持自身的利益，都需要依靠它们所能够创造的一切手段。可参考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132.

(17)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18)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si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207.

(19)Glenn H.Snyder, “Mearshimer’s World :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7, No.1 (Summer 2002), pp. 164-165.

(20)孙逊教授对此有过深刻的论述，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两种均势一是对东亚国家对美国实施均势战略，遏制美国在该地区发挥主导作用；而是对中国实施均势战略。笔者同意他的观点，并强调在这两种均势的可能性成为现实的几率是不同的，这要考虑到地区形势的变化和某些热点问题的博弈结果。

(21)（美）孔多莉扎·赖斯：《推进美国国家利益》，载《外交事务》双月刊，2000年1－2月号。

(22)Glenn H.Snyder, “Mearshimer’s World :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7, No.1 (Summer 2002) ,p171.

(23)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对该问题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回答，即上述问题的回答主要取决于所处的世界环境，那些只是谋求自我存在的国家，或许会从一种对扩充权力的无尽渴望这一极端，走向对他国权力的漠不关心。这种变化或许会贯穿整个国家的认知进程。可参见Arnold Wolfers ,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