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及其在美国的影响

岸上的猪

[编者按]元简研究员、副所长撰写的“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及其在美国的影响”一文刊载在《国际问题研究》1998年第2期上。最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教授认为，元简的文章有预见性。我们现在发表此文，以飨读者。



新保守派的外交理论同美国对华政策强硬派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有重要联系。新保守派对美国利益和国际作用的界定以**主义和美国特殊论为基本出发点，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冷战自由派的传统。新保守派的国际主义理论以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性为依据，强调美国的政治和道德领导作用，其偏狭性限制其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简 介

新保守派崛起于60年代后期，其外交政策思想在美国有影响．主要原因是：

新保守派在美国的外交理论和评论界相当活跃，其中心论坛包括《评论》月刊和《国家利益》季刊。新保守派国家问题专家还在其它国际问题刊物和大报的国际问题专栏担任编辑或撰稿人，他们当中知名度较高的包括欧文·克里斯托尔、诺曼·波多里兹、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罗伯特·塔克尔、沃尔特·拉克、米奇·戴克特、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查尔斯 克劳特哈默、乔舒亚·莫拉夫契克、内森·格拉泽尔、爱德华·拉特瓦克、卡尔·格什曼、纳尼尔·派普斯和法里德·扎卡里亚。

在现保守阵营中，新保守派是最集中致力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派别，也是最主张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维持霸权的派别之一，这使其外交理论和主张对共和党保守派有某种特殊的引导作用。

在攻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全面接触”政策和宣传“中国威胁论”方面，共和党保守派的主要论坛《旗帜周刊》起着引人注目的带头作用。《旗帜周刊》同新保守派的密切关系，不仅在于它的主编和发行人威廉·克里斯托尔是新保守派的领袖、有“棋手”之称的欧文

·克里斯托尔的儿子。更重要的是，《旗帜周刊》编辑部的政策思想，特别是其提出的所谓

“新里根主义”外交纲领，带有明显的新保守派烙印。

新保守派的“**主义”及其冷战自由派背景

新保守派成员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来自以纽约为中心的东北部地区。他们出身自由派，70年代后期同民主党决裂，转入共和党保守派阵营，故得名“新保守派”。

新保守派理论家在国内社会经济问题上的立场并非同样保守，对一些具体国际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外交思想有个共同的基点：“**”，把苏联代表的共产主义视作对美国民主自由的最大威胁。新保守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反对反美国主义”界定其**立场的，其成员信奉相当激进的“美国主义”一美国特殊论，认为美国社会就其本质特别是道德水准而言优越于其它任何社会。因此美国比其它国家更有资格主导国际事务。

新保守派是反苏鹰派，在整个冷战期间始终把同苏联的对抗和斗争看作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他们同样重视树立美国优越信念，把驳斥国内左翼思潮和社会改革运动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度和价值观提出的批评视为**事业的另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冷战自由派的传统

新保守派的上述特点反映冷战自由派的传统。新保守派主要领导人欧文·克里斯托尔、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内森·格拉泽尔和诺曼·波多雷兹等早年参加过了战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运动。这段经历对他们世界观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自由派**运动的早期组织形式是“**运动联盟”（UDA），1947年更名为“美国人民民主行动委员会”（ADA）。其主要领导人之一阿瑟· 施莱辛格于1949年发表《重要中间》一书，全面阐述了该派的**反苏立场，以后人们称该派为“重要中间派”，或冷战自由派。

当时二战刚结束，自由派知识分子就战后美国的对苏政策展开激烈辩论，重要中间派的对立面是以亨利·华莱士为首的进步党人。后者不赞成遏制苏联，认为苏联的制度和价值观有进步和值得肯定的一面，美苏有可能在建立战后世界新秩序方面进行合作。

重要中间派的观点是：由于制度和价值观完全对立，美苏不可能长期和平共处，更谈不上共建国际秩序。重要中间派援用汉娜·阿伦特提出的一种理论：苏联的共产主义与德国的纳粹主义都源自欧洲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和反犹主义文化，属于本质和意识形态基础相同的专制制度。重要中间派把同苏联妥协或谋求合作比作30年代英、法对德国采取的“绥靖政策”。

重要中间派的领导人施莱辛格把对民主的信仰界定为一种“斗争的信仰”，提出保卫民主自由的斗争必须同时在“两条战线”进行：在国际上，同苏联进行全面对抗；在国内，批驳进步党人对苏联制度本质的认识。两者同样重要，因为只有在美国政治精英和民众中树立美国制度和价值观绝对优越的信念，才能确保冷战战略不至因缺乏牢固的道义基础而在国内失去支持。

重要中间派的论点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形成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杜鲁门政府提出的冷战宣言（即著名的NSC－68文件）相当充分地反映了重要中间派的政策主张：一方面通过大幅度增加军费等措施建立战略优势，另一方面同苏联展开全面的意识形态争夺。

尼布尔的影响

在基本政治理论和世界观方面，重要中间派领袖之一、政治哲学家和神学理论家赖因霍尔德·尼布尔对后来崛起的新保守派影响最大。

尼布尔用一种道德现实主义理论为美国制度优越论辩护。大萧条的发生使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感到失望，二战后这种情绪仍较普遍。针对这种情况，尼布尔提出，因为受人性本身弱点的限制，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能象乌邦主义者想象的那么完美，建立任何理想制度和国际社会的过程都将是一个漫长和渐进的过程，任何历史成就都是局部的和不完全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能因为美国的制度存在缺陷而看不到它同苏联制度的根本区别，或动摇对这种制度的信心和信仰。尼布尔反对用激进方式改变现状，否认苏联式的革命运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强调任何试图为历史问题提供绝对正确解决办法的努力是徒劳和有害的。

尼布尔的理论为新保守派的美国制度优越观念提供了基本的哲学框架。受尼布尔的影响，新保守派对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和革命性的社会改革运动持十分警惕和反感的态度，这是导致其最终离开自由派，加入保守阵营的重要原因之一。

6O年代后期开始的政策辩论和新一代冷战斗士的崛起

从60年代开始，特别是约翰逊政府扩大对越南的军事干预之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围绕美国冷战政策的基本宗旨和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展开了一场新的辩论。美国的冷战政策遭到广泛和激烈的抨击。新保守派是在这场辩论中站出来为冷战政策进行辩护的新一代冷战斗士。

冷战政策受到置疑和批评

早在50年代后期,以历史学家威廉斯·阿普尔曼·威廉斯为首的“冷战修正派”就提出，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宗旨是为美国产品寻找海外市场，因此显示出反对革命性民族主义运动和谋求建立帝国的倾向。美国发动冷战的实际目的是要迫使战后虚弱的苏联接受美国对世界的安排，夸大苏联的实力和威胁性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种策略。

随着越战的逐步升级和反战运动的展开，修正派的观点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迅速增长。以里查德·巴尼特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和动机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批评。他们指责美国二战后一直以一种帝国主义方式处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全力阻挠第三世界国家谋求革命性变革，对越南进行军事干预是一个例子。

冷战政策的批评者们普遍认为美苏关系有趋向缓和可能，指出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出

现，其特点是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发展使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增长，军事力量和意识

形态因素的影响力明显降低。对于维持和平与稳定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加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消除由于贫困、饥饿、人口增长过快和其它严重阻碍发展的问题造成的不稳定因素。

新保守派的苏联威胁论

新保守派指责冷战政策的批评者们没有看到世界形势变化的真正特点：苏联的力量在增强，美国的影响在减弱，这种趋势在越战结束后尤其明显。在新保守派看来，苏联是在有计划地大规模扩充常规武库与核武库，准备填补美国力量退却留下的真空；美国的西欧盟国面临巨大的中立化压力；苏联势力在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之角、南部非洲和加勒比地区迅速扩大，苏联占领阿富汗和古巴派兵去安哥拉是苏联发动全面进攻的前奏。

新保守派继承了重要中间派的传统，强调专制制度是苏联威胁的根源。在理论方面，新保守派重点推动有关如何区别专制制度与集权制度的讨论，提出苏联同第三世界常见的集权政权有本质的区别。同后者相比，苏联政府的行为更受意识形态因素的支配，对民众生活的控制也更严密和具有系统性。苏联制度本身的稳定性也更强，几乎不存在向民主化方向演变的可能性。

新保守派强调专制政权与集权政权有本质区别，不仅是为了强化苏联威胁论，也是为了驳回自由派左翼对美国第三世界政策的批评：美国为同苏联进行争夺，不惜同南越一类反动和压迫性政权结为联盟。新保守派提出，第三世界的集权政权毕竟不是苏联式的专制政权，因此具有某种可塑性。与专制制度不同，集权制度在一定条件或某种引导下有可能转化为某种较为开放或有一定自由度的政治制度。

对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批判

新保守派对美国冷战政策受到的道义谴责十分敏感。批评者们提出：美国为了反苏，常常敌视第三世界的进步力量和革命运动，甚至支持反动政权对其进行镇压。作为反驳，新保守派提出了一套保守的社会发展理论，从历史作用的角度置疑和否定革命运动的进步性。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论点：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建立民主制度的基本经济和社会条件，通过革命手段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难以得到巩固。而巨，以激进方式谋求变革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可能破坏这些国家原有的社会发展进程,导致出现历史的倒退，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

新保守派提出，美国左翼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第三世界国家革命运动的同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负疚感”——他们为西方国家在殖民时代的所作所为感到抱歉，认为作出“补偿”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使他们看不到苏联共产主义集团在利用这些运动向美国发难，同时也反映他们对美国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性缺乏信心，陷入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当时仍是新保守派主要理论家的莫伊尼汉1975年发表了题为“美国站在对立面”的文章，提出从“意识形态斗争”角度认识第三世界国家在南北对话中和联合国论坛上对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进行的激烈批评，看到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他反对用“补偿”框架思考美国的对策，认为美国应首先消除意识形态上的模糊认识，认清保卫****价值观的重要性，从这点出发占领道义高地，取得主动。莫伊尼汉的文章在发表后受到美国评论界和政界的重视，他本人此后不久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新保守派对70年代英国外交政策的看法

新保守派认为越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过于软弱，尼克松一基辛格的对苏政策所含的“缓和”议程表现出一种绥靖倾向，其对“均势外交”的强调起着把“美国力量的收缩永久化”的作用。

新保守派更激烈地批评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称其为一种以和平主义形式出现的新孤立主义政策，一种在苏联的攻势面前全面撤退的政策。新保守派的一些主要成员参加了尼兹组织的“当前危险委员会”，反对美国同苏联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Ⅱ），认定其严重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新保守派还指责卡特政府的第三世界政策过于重视经济、发展和人权问题，忽视在政治和战略方面同苏联进行争夺的重要性。国务卿万斯的顾问马歇尔· 舒尔曼以“学会同集权政权相处”为题发表的一篇论述美苏关系的文章受到新保守派的激烈批评。沃尔特·拉克提出，舒尔曼把苏联界定为集权国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卡特政府对苏联的本质缺乏应有的认识。在用一种错误的概念指导对苏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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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派对“新左翼”思潮的批判

新保守派认为，60年代后期崛起的黑人民权运动、校园反战运动，以及现代派文学、先锋派艺术及其它言论自由运动所代表的“新左翼”思潮具有“反文化”、“反美国主义”的本质，是对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优越性的置疑和否定。

新保守派把确立美国制度优越的信念和支持冷战政策视为同一使命的两个方面，强调新左翼思潮最大的危险在于它代表一种“信念危机”一不相信任何重要的改革都能在美国传统民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及美国现有制度“解决复杂国内问题”和“完善自身”的能力。新保守派的“旗手’欧文·克里斯托尔指责“新左翼”对美国制度合法性的“无情否定”将使“美国社会无以捍卫它自己”，指出对美国制度和传统道德价值观的信仰危机不仅会给冷战政策的道义形象造成损害,还可能给民众，特别是决策精英们带来长远的思想困惑和混乱，从根本上削弱美国保卫****、击退苏联意识形态进攻的意志和能力。

在国内社会改革问题上的保守立场

新保守派把民权运动等提出的社会改革要求看作激进的、有绝对平均主义倾向的再分配要求，是对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和中产阶级既得利益的挑战。他们用相当激烈的语言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恐惧，指责新左翼“把政治平等思想变成了一种要求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平等的意识形态”，对平等的追求是一场“没有止境的要求平等的革命”，“…最终带来的是不折不扣的‘新暴政’”和“自由社会的毁灭”。柯克帕特里克把新左翼提出的改革主张定性为一种“新的阶级活动”，指责改革者过分崇尚理性、平等、社会改造工程和道德理想主义，试图凭借知识智慧和高尚的动机来改变社会和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其行动不仅徒劳，而且表现出一种反****的集权主义倾向。

新保守派在社会改革问题上的保守立场使其在自由派阵营和民主党内成为孤立的少数。他们支持的民主党冷战鹰派领袖休伯特·汉弗莱和亨利·杰克逊于1968年和1976年相继竞选失败。卡特政府执行的外交和国内政策使他们感到民主党已完全不能代表他们的主张。在1980年总统竞选来临之际，他们中的多数决定离开民主党，加入里根阵营。

新保守元对是根的支持

新保守派与里根有共同语言：里根主张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政策，提出“邪恶帝国”概念，从意识形态方面向苏联宣战。另外，里根使用美国特殊论语言，力求重树民众对美国价值观的优越性、美国力量及国际地位的信心。

在里根的第一任期，新保守派明显扩大了他们的活动领域。一些人参加了里根政府，其中包括：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负责国际组织的助理国务卿），和里查德·柏尔（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一些人带头创办了推动反苏**事业的组织，其中之一是米奇·德科特领导的、由400 多名美欧学者组成的“自由世界委员会”，它的宗旨是在书籍出版、新闻媒介和教育等领域肃清共产主义影响、加强****思想的主导地位。另一个是在柯克帕特里克的敦促下，由里根政府帮助建立的“民主行动委员会”，其任务是研究如何发动美国国内的非政府组织为国际**运动提供支持。1983年秋天，美国国会批准建立了“全国支持民主委员会”。这个准政府组织的职能是为世界各地的**运动提供资助，有新保守派背景的卡尔·格什曼任首届主席。

新保守派敦促里根政府更坚决地同苏联对抗，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同苏联有关系的任何革命力量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夺取政权，同时更有效地支持东欧国家的**运动，以促使苏联集团从内部瓦解。有些新保守派不赞成里根政府谋求同苏联达成限制军备竞赛协定，他们批评军根在第二任期表现出有意避免同苏联发生直接冲突的倾向。但总的来说，新保守派认为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相当充分地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和主张，是继杜鲁门之后最成功的外交政策。

冷战结束后的新保守派

80年代中期以后，新保守派的理论影响有所下降。从其惯常使用的框架出发，新保守派无法对苏联和东欧出现的变化作出令人信服的预测和分析。迄至1989年，《评论》月刊一直告诫人们不要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言论和计划所迷惑，以致忘掉苏联制度的本质，幻想苏联会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不能排除改革后的苏联将对美国构成更大威胁的可能性。苏联和东欧的事态发展暴露了新保守主义**教条的僵化，也使新保守派理论家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产生分歧。1985年欧文·克里斯托尔创办了《国家利益》季刊，新保守派理论家开始以此为中心论坛讨论如何看待苏联发生的重要变化，以及美国的对外政策应根据新国际形势作何种调整。

对孤立主义的警惕和批判

新保守派历来主张美国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以确保其世界领导地位。冷战结束后，新保守派把“新孤立主义”思潮——认为美国应减少国际参与和承诺的思想——视为大敌。新保守派成员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十分一致。《评论》月刊主编诺曼·波多雷兹指出，苏联“目标”消失后，他“已不象过去那样能够几乎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每个新保守派理论家在重要外交政策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但有一条他能肯定：“在新保守派中找不到一个有孤立主义倾向的人。”

令新保守派感到忧虑的问题包括：

随着直接安全威胁的消失和美国国际环境的改善，把更多的资源转向解决国内问题的主张有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

冷战的和平结束影响了美国公众对海外干预行动所需代价的看法。新保守派国际问题专家罗伯特·塔克尔指出，自越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思想一直无法摆脱一种根深蒂固的矛盾：希望保持全球第一大国地位，但不愿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冷战的和平结束及海湾战争的胜利有可能加剧这种矛盾，因为它们诱使人们认为取得和保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不一定需要付出重大代价。

孤立主义思潮冲击保守派阵营，削弱保守派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新保守派历来认为历史较长的保守派多数有孤立主义传统，冷战结束后更是把领导保守阵营同孤立主义倾向斗争视为自己的使命。他们批评帕特里克·布坎南的美国第一主义，并指责金· 里奇领导的国会把平衡预算置于美国战略利益之上。新保守派还将矛头指向共和党内亲实业界派别的“国际大义”，认为其有过重的实用主义色彩，出发点主要是经济、贸易利益，而不是在政治、道义和战略等方面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新保守派对孤立主义的批判突出以下主题：

第一，美国和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依然面临严重威胁。这些威胁包括：一些区域和种族冲突有可能发展为大规模的战争；对美国有强烈敌意的国家仍然存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未得到控制；新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在崛起；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增长给国际秩序带来不稳定因素。新保守派往往比其它人更强调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以致常给人这样的印象他们在有意寻找能代替苏联的敌人。

第二，国际和平与世界秩序的稳定离不开美国的领导。新保守派特别以波黑事态的发展为例。强调美国的领导作用不可替代—一没有美国的领导，欧洲盟国和联合国无力应付重大的危机。在解释美国为何应当和能够领导世界方面，新保守派着重强调美国的“道德优势”和霸权的“善性本质”。

第三．对于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力量，而是使用这种力量的意志。新保守派把员示美国有意志为捍卫原则和履行承偌付出代价视为建立美国信誉和领导地位的关键。

第四，不能让潜在的挑战者认为美国软弱。新保守派认为，在干预问题上的过分谨慎和犹豫不决会使人认为美国在撤退，或缺乏保卫自己利益的能力，这对有意填补力量真空的对手是一种鼓励。

新保守派民对孤立主义的立场植根于尼布尔有关美国民主制度的生存离不开相应国 际环境的论述。用欧文·克里斯托尔的话说，“新保守派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可能在一个对美国价值观充满敌意的世界长久存在下去。”这种立场还反映新保守派的一种信念：一个真正强大社会的公民应有某种国际义务感，其精英应有信心和意志力，不惧来自国内的压力，敢于迅速和果决地使用国家的力量对付外来的挑战。在新保守派看来，冷战时期的美国最接近这个模式。

对孤立主义的批判有助于加强新保守派外交政策思想在保守阵营中的影响。

新现实主义倾向

在苏联正式解体之前，新保守派理论家就开始讨论新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是否应转向对外推广民主制。

新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比较复杂。一方面，新保守派有自由派背景，比一般传统保守派更重视思想和文化因素在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方面的作用，更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更明确地肯定威尔逊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新保守派受尼布尔的影响，世界观和外交政策思想基本属现实主义范畴，同自由派的威尔逊主义传统有重要区别。尼布尔通过对圣奥古斯丁哲学思想的诠释，提出应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设计战后国际新秩序肯定共同利益和力量是维持世界和平的关键，否认人类有可能主要依靠共同理性和正义感建成稳定的国际社会。另外，尼布尔虽然主张美国同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夺，但不认为西方国家应当通过干预手段强行输出其价值观，这同他以渐进方式改进社会制度和世界秩序的主张一致。

新保守派后来提出的社会发展理论也含有置疑激进理想中义的成分。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批评左翼自由派对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同情时指出，这种同情背后是一种简单的现代化理论，它把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等同起来，错误地“相信在任何时间、地权和情况下都可能推进政治民主化”。

在东欧和苏联的政治形势发生重要变化后，一些新保守派成员，如乔舒亚·莫拉夫契克、卡尔·格什曼、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等，积极主张把输出民主制确定为美国外交的中心任务，认为形势发展证明了美国价值观的可输出性。提出“民主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最大资本”。

但多数新保守派理论家同这种观点保持了距离。罗伯特· 塔克尔在苏联解体之前就提出，在苏联力量明显衰退、民主思想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的情况下，美国更应警惕激进理想主义思想的抬头。出人意料的形势好转很可能诱使人们对推广民主制产生一种狂热的态度，误认为可以依靠积极输出的办法广泛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或简单地相信输出价值观是一种低代价、高效益的外交手段，看不到来自外部的干预无助于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建立一种“有利于民主机制生根和发展的平稳、温和的环境”。

塔克尔提出的问题在新保守派内部引起了重视，在其后进行的广泛讨论中，他的观点得到欧文·克里斯托尔和珍妮·柯克帕诗里克等元老的支持，成为有代表性的主张。多数新保守派倾向于认为美国在冷战后的对外政策应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为中心，有选择地使用力量和资源，在干预目标和准备付出的代价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新保守派指责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思想有乌托邦主义倾向一为索马里设定的干预目标是最典型的例子。同时，新保守派反对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大幅度削减军备和海外军事部署，呼吁更充分地认识军事实力和战略优势对维持冷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性。

现实主义倾向的增强进一步缩小了新保守派同传统保守派的距离，也增强了新保守派影响共和党外交政策思想的能力。

新里根主义外交纲领

新保守派在六七十年代的领袖目前大多年事已高，较年轻的一代更倾向于把自己视为主流保守派。欧文·克里斯托尔和诺曼·波多里兹等新保守派元老也承认，在加盟保守阵营20余年之后，新保守派在思想上已基本融入保守派主流，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派别存在。

新保守派的加盟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保守阵营，尤其在外交思想方面。在共和党保守派的政策主张中，有相当一部分明确反映了新保守派的教条。《旗帜周刊》发行人兼主编威廉· 克里斯托尔和特约编辑罗伯特·卡根在1996年大选期间为统一共和党的外交政策思想提出的“新里根主义”纲领便是个例子。

这种新里根主义以“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主导地位”界定美国的霸权，提出美国对世界事务的支配力应远在其它国家之上，不存在与其它大国“分享”的问题，甚至可以把“中国和俄国对此的微辞看作是‘一种赞许和行动指南’”。

新里根主义为美国长期维持这种地位提出两项基本方针：

一是用意识形态和道德语言动员民众支持美国在冷战后继续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明确阐述美国外交政策的道义目标，提高民众对美国价值观特殊优越性的认识，增强其对“历史交给他们的道德和政治领导责任”的责任感。此外还要使民众了解，美国现在和未来面临的主要敌人是自身的软弱一不是缺乏力量，而是缺乏使用这种力量的意志。坚持冷战是这种意志的体现，也是美国国际环境得到空前改善的根本原因。

二是增加国防开支，巩固美国的战略优势。共和党国会要求增加的70亿美元远远不

够，应将年度军费开支在260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 600至 800亿美元。只有这样才能

确保不留下力量真空，使潜在的挑战者“连想都不敢想同美国进行对抗”。

克里斯托尔和卡根提出的“新平根主义”虽然在要求增加军备和积极输出美国价值观方面比许多新保守派国际问题专家走得更远，但其基本思路未离开新保守派的框架。新里根主义者对布什外交思想的批评也相当充分地反映了新保守派的观点，即：布什外交在界定美国领导作用方面主要使用“维持世界秩序”框架，不突出意识形态主题；对大国关系的处理仍受传统均势理论的影响，未有效维护美国的绝对领导地位；过分偏重促进自由贸易目标。将商业利益置于政治和战略考虑之上。

新保守派和中国威胁论

冷战结束后，中国问题逐渐成为新保守派外交理论家关注的重点。虽然并非所有的新保守派国际问题专家都认为中国已经或必将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或主张美国立即对中国采取冷战时期对苏联采取的那种遏制政策，但新保守派的理论教条显然对“中国威胁论”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中国威胁论者用新保守派的意识形态框架分析美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强调两国世界秩序观和政策目标的根本对立。他们用新保守派的标准评价克林顿政府的对华“全面接触”政策，指责这种政策是一种“商业外交”——把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置于优先地位，抛弃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和意识形态支柱。以新保守派的制度决定论为依据，中国威胁论者断言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将导致扩张主义倾向的增长。

新保守派的思想还反映在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主题：中国的崛起将改变全球力量平衡，威胁美国的现有优势。新保守派历来对可能影响美国霸权地位的各种因素都极度敏感和警觉。随着冷战后现实主义倾向的增长，新保守派理论家越来越多地从新兴大国出现的角度讨论中国可能给美国带来的问题，提出美国不能忽视中国力量增长对美国亚洲安全利益构成的威胁。就连在界定美国外交政策目标方面一向较为谨慎的罗伯特·塔克尔也认为，“由于中国的崛起，一种古典的大国挑战形势正在形成， 这一原始现实是美中冲突增长的内在根源”。

同新保守派思想的密切联系，使《旗帜周刊》的威廉·克里斯托尔等人在对华政策强硬派阵营中居某种中心位置。他们在进行意识形态对抗方面同自由派人权活动分子和右翼宗教保守组织有共同语言；在强调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安全利益构成威胁方面同传统军备鹰派唱和；在反对实行把经济和政治分开的对华政策方面，他们同劳工组织和保守经济民族主义者站在一起，在置疑全面接触政策的理论依据方面，他们更是走在其它反对派的前面。

影响及其限度

新保守派的影响力，除来自文章开始提到的因素外，还来自其对理论和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视。

新保守派的弱点也较明显，主要来自其外交思想的偏狭性。新保守派用一种相当傲慢的美国主义界定美国的世界地位、外交政策的道义目标，和同其它大国的关系，并相当片面地强调意识形态和战略优势对维持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作用。这种偏狭性植根于新保守派的冷战斗士背景，也反映美国当代保守思想运动的某些特点。

这种偏狭性使新保守派的理论不能为美国认识其在冷战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提供全面可靠的指南。这种新环境有一些新保守派未能或不愿充分肯定的特备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依赖关系不断深化，对环境、人口、资源利用和其它发展领域国际合作的需要日益迫切，多极化趋势向更深层次发展。在这样一个世界，美国为维持其现有地位所要应付的挑战远比新保守主义教条能预见和描述的更为复杂。这点在共和党内也有相当多的人能够看到。新保守派在理论上的这种缺陷，将从根本上限制其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更大或更长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