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危机管理与中国的外交抉择

清水煮音

[内容提要]本文集中探讨第二次朝鲜核危机以来中国有关朝核问题的政策,认为中国之所以打破常规,积极参与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主要受历史感情、经济政治与安全等方面的多重国家利益及中国应负的“国际责任”所驱动。在参与管理朝核危机过程中,中国排除困难,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和平与多边协商解决,反对激化矛盾,促成并主持了多轮“六方会谈”,推动有关各方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方面达成了原则协议,缓和了紧张局势,外交成就有目共睹。今后随着局势发展,中国将不断适应形势,调整有关朝核问题的政策,但仍将坚持半岛无核化及和平解决等原则,并将继续推进“六方会谈”。

[关键词]朝鲜核问题　危机管理　六方会谈　中国外交

积极参与第二次朝鲜核危机的“国际管理”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次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在此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外交总体上遵循“不干涉”原则,较少主动参与外部事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是遵循邓小平提出的“和平共处”外交原则,“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1 ] ,尤其要“少管别人的事” [ 2]。据此,中国对国际危机一般避免直接介入。即使对1994年爆发的第一次朝鲜核危机也是如此。但是,对2002年10月以来爆发的第二次朝鲜核危机,中国却打破常规,采取了“积极介入”姿态。中国为什么对第二次朝核危机采取“积极介入”政策?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外交理念与政策有了根本变化? 如何评估中国参与管理朝核危机的得与失? 朝核危机及中国有关朝核问题的政策将如何发展、演变? 本文拟结合历史与现实,对这些国内外学术界及决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之功。

一、中国积极参与朝核危机“国际管理”的驱动因素

要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为什么打破常规,在对外坚持“不干涉”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对第二次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不能不综合考察中国与朝鲜半岛特殊的历史联系、朝核危机对中国战略利益的冲击、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诉求等因素的影响。首先,从历史因素考察,中国与朝鲜半岛具有特殊的历史联系,因而很难对朝鲜半岛事务保持绝对“超然”姿态。周恩来总理生前针对这种特殊的历史联系,曾生动地描述说:中国与朝鲜半岛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3 ]国际上也有人认为朝鲜是中国与其他力量之间的“缓冲带”。[4 ]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曾利用中朝国力虚弱之机,先发动甲午中日战争打败清王朝,控制了朝鲜,而后又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入侵中国东北、华北,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祸。[5 ] 1950 年10 月,当侵朝美军不顾中国警告,越过“三八线”向中朝界河鸭绿江进逼时,中国因担心美国“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着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被迫起而应战,在与美方实力对比极为悬殊的条件下投入了抗美援朝战争。[ 6] 在那场历时三年的战争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员42. 62 万人,其中阵亡11. 4 万人,因伤病致死3. 46万人。[7 ]

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环境、人们的地缘政治观、国际观及中国的安全观与战略观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 因世界潮流趋向于“和平与发展”、中国核力量对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制约能力及中国与美日等传统敌国的关系已大幅调整,敌对国家大规模武装入侵中国的危险性已经“微乎其微”;另一方面,退而言之,即使万一出现敌国大规模侵华的情形,因中国经济与战略重心的南移及现代海空技术与战力的空前发展和战争样式的革命性变化,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将首当其冲,敌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地面战争,“沿袭着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的历史循环很难再现。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战略影响是,朝鲜半岛对中国的战略“门户”作用,无论是客观现实还是主观考察,都已大幅下降。

然而,无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如何论证追求现实利益是国家行为的“根源”,都不应、也不能完全排除理念、感情等因素对国家行为、尤其是对大国行为的驱动作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历史感情对国家行为的驱动作用。尽管朝鲜半岛对中国的战略“门户”作用在下降,但历史上朝鲜半岛曾对中国兴衰运祚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几代战略家视朝鲜半岛为战略门户的传统战略理念、以及中国军队曾在朝鲜半岛打过仗、流过血,取得过近代以来与列强抗争少有的巨大胜利的光荣,所有这些,仍然是驱动中国在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打破常规,以少有的积极姿态,直接介入对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的重要原动力。

其次,按国际政治理论的现实主义观点考察,中国直接介入第二次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不仅受历史感情驱动,更是因为朝核危机如何发展、演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诸多重大现实利益甚至是根本利益。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认为:“国家外交政策应当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也就是为保持、扩大和显示国家权力服务。” [ 8]中国积极参与对朝核危机进行“国际管理”也不例外,也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实际上,中国在应对朝核危机时注意维护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历史联系及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历史感情与信念等,不仅是一种感情与信念需要,也是一种具体的利益需求。因为感情与信念涉及国家的信誉、荣誉和威望,因而也涉及活生生的国家利益。要而言之,是否参与及如何参与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不仅涉及中国的历史感情与信念,更涉及中国的经贸、政治及重大的安全与战略利益。

就经贸利益而言,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就取代前苏联成为朝鲜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从1991年到2002年,尽管朝鲜外贸总额从每年40多亿美元降至20亿美元左右,降幅达一半,但中朝贸易额却稳中有升,年度贸易总额长期保持在5亿- 7亿美元左右,占朝年度外贸总额的约30%。[ 9] 2003年,中朝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亿美元,约占当年朝鲜外贸总额的43%。[10 ] 2005年,中朝双边贸易额进一步扩大到15. 8亿美元。[11 ] 在中朝贸易中,中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中朝贸易额虽然只占中国外贸总额的约1% ,但维持中朝贸易不断扩大对中国东北地区保持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从朝鲜进口铁矿砂等矿产品及原木和各种稀有金属对中国也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不仅如此,中国还是朝鲜的主要投资国。到2003 年末,中国累计向朝鲜投资项目35项,累计金额为1060万美元。尽管总额不大,但增速与前景可堪乐观。[12 ] 在应对朝核危机时,中国不能不首先考虑到这些经贸利益是否会受到严重冲击。

就政治利益而言,中国与朝鲜在历史上一直命运与共,两国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在朝鲜战争**同对美作战。两国意识形态相似,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两国1961 年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法律上依然有效。在中国的“睦邻”政策和“大周边战略”中,朝鲜占有突出地位。朝鲜如在外部压力下遭受政治经济失败或崩溃,对中国的国际信誉、政治威望也会产生巨大冲击。这也是中国在应对朝核危机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就安全与战略利益而言,朝鲜核问题如何发展、演变对中国利益的影响极为复杂。一方面,如果听任朝鲜开发核武器、突破核门槛、成为“核拥有国”,韩国、日本甚至台湾都有可能跟进,从而在东北亚地区掀起一场竞相开发核武器的国际竞赛,从根本上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从而破坏中国追求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13 ] 另一方面,如果对朝核危机管理不当,反应过度,比如,像某些美国“鹰派”人物主张的那样,对朝鲜方面一味强硬,采取包括军事打击、全面制裁、“政权颠覆”之类的对策,将引发半岛更严重的动荡、甚至导致局部战争。[14 ] 这也不符合一直渴望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中国的利益。如果朝鲜因不堪重压而崩溃,将有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涌入中国东北,极大地损害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而且,中国也不能完全排除和忽视美军乘机再次越过“三八线”进驻朝鲜的可能性及其战略后果。[15 ] 不仅如此,如果跳出朝核问题本身,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朝核问题如何解决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发展更是至关重要,而东北亚地区对中国不仅具有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也有着全球战略意义,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基点之一。

第三,中国之所以积极参与对第二次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除了受历史感情与诸多实际利益驱动外,还受不断增长的“国际责任”的驱动。冷战后,中国的国际观出现了一系列变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重视中国的安全与发展利益时,也确认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承担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国际责任”。[16 ] 随着中国加速发展及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直线上升,国际社会也普遍要求中国承担“负责任大国”的责任。甚至连美国也要求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与国际社会一起共同应对“21 世纪的新挑战”。[17 ] 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鉴于当时紧张的局势,国际社会,包括半岛事务的“主要玩家”美、日、俄、韩等在内,都不约而同地把化解危机的希望与责任寄之于中国。[18 ] 中国由此认识到,以积极姿态参与第二次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不仅符合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 也是中国的一种“国际责任”,因而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正是综合上述历史情感要求、经济政治与安全利益及“国际责任”需求三大方面的考量,中国对第二次朝核危机采取了积极介入姿态,争取“有所作为”。而这些考量也要求中国在介入朝核危机管理时谨慎为之,只作“有限介入”,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规范的外交总框架。

二、参与管理朝核危机考验中国的外交能力与战略智慧

在确立了积极参与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的政策后,以何种方式参与“管理”,使之达到最佳效果,就成为对中国外交能力与战略智慧的重大考验。就战略决策的挑战性而言,虽然参与管理朝核危机的严峻性和危险程度不能与当年下决心参与朝鲜战争相提并论,但其复杂程度却较之当年参与朝鲜战争尤甚。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虽然装备与技术处于劣势,但中国***人有过从事20多年国内外战争的丰富军事经验,一旦政治上定下了参战决心,军事上如何决策、如何部署就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直接主导一场严重国际危机的“国际管理”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没有前例与经验可循。尤其困难的是,朝核问题堪称是当今国际政治中最复杂的热点问题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迄今为止的十几年间,朝核问题一波未平,一波继起,危机不断,在经历了种种反复之后,“仿佛又回到了原点”。[19 ] 酿成朝核危机的背景与根源及由其牵扯出来的各种安全与战略问题和东北亚国际关系极为复杂。

首先,美国与朝鲜作为朝核危机中的主要当事方,相互间的安全与战略利益和目标诉求尖锐对立,很难相互让步、妥协,这是导致朝核危机爆发并沿升级路线发展的根本原因。从朝鲜方面看,受美在朝鲜战争期间及在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机期间多次威胁要对朝使用核武器,美并在韩国部署过核武器;韩国综合实力大幅超过朝鲜,使朝方在半岛南北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等因素影响,朝“具备了强烈的拥核意愿”, [20 ]开发并获得核武器因而成为朝解决安全问题的“撒手锏”和既定国策,朝因而很难如国际社会所期望的那样轻易放弃核追求。[21 ] 从美国方面看,作为冷战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追求单极霸权,反扩散及在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民主体制和价值观是美国谋建单极霸权的主要内容。朝鲜因开发核武器,在政治上奉行社会主义体制,因而成为美国霸权政策的主要打击对象,美国也据此把朝鲜定位为“无赖国家”和三个“邪恶轴心国家”之一。[22 ] 早在第一次朝核危机期间,美国就曾考虑过对朝进行军事打击。[23 ] 美虽在1994 年与朝签署了《核框架协议》,但美从一开始就未打算认真执行。美认为只要假以时日,朝鲜将因经济困难而“自动崩溃”。美甚至判断朝鲜政权“会在2003 年以前崩溃”,这一年也正好是美在《核框架协议》中承诺为朝方建造的轻水反应堆交付使用的最后期限。[24 ] 因此, 当2002年10月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时,布什政府内部强大的“新保派”纷纷主张对朝强硬,反对对朝让步。

其次,美朝因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事对峙,特别是双方都怀疑对方在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机期间拿国际协议当做政治游戏和争取政治主动的策略,双方的政治不信任有增无减。[25 ] 布什政府从对朝鲜政权性质的分析出发,不相信朝鲜方面会恪守条约义务,否定了克林顿政府通过妥协来“买时间”,换取朝鲜停止其核计划的政策,一心准备对朝“外交摊牌”甚至是“军事摊牌”。[26 ] 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2002年10月访朝后对朝产生的极度反感和不信任尤其对美决策层的决策心理产生了消极影响。朝鲜方面则对美方“单方面地拖延”1994年美朝《核框架协议》“达5 年之久”极为愤怒、焦急和“难以忍受”, [27 ]因而当第二次朝核危机来临时,根本就不相信美国会放弃对朝侵略政策及满足朝方有关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的要求。并认为“除了可靠的核遏制能力外”,朝鲜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与安全诉求。[28 ]

第三,不仅美朝之间互不信任,其它相关国家,包括日、韩等国因利益、观念与立场存在分歧,也缺乏必要的信任。日本因经济低迷达10 年之久,对中、韩、俄等东北亚主要力量之间的实力优势逐年减弱,因而产生了战略上的焦躁情绪,中国加速发展并开始抵消日本在亚太的影响力尤其使日本忧心忡忡。反映在朝核问题上,日本明显缺乏大格局,不能以积极的心态参与朝核危机的管理,而是处处打小算盘,冲淡主题。及至朝于2006 年7 月发射导弹后,日本又不适当地借题发挥,摆出前所未有的过度强硬姿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冷战时期在东北亚地区形成的中苏朝“北三角”与美日韩“南三角”之间阵线分明的集团对峙已经退场,但围绕朝核问题,相关国家却出现了新的组合趋势。中俄韩立场相对接近,更关注朝方的特殊处境和关切,而美日在观察朝鲜及朝核问题时,仍持较强的冷战思维,对朝立场相对僵硬得多。[29 ] 所有这些,不能不增加管理第二次朝核危机的复杂性和难度。

此外,要解决朝核问题这样复杂的国际危机,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担当“调停人”或“助解人”的角色又是必不可少的。[30 ] 但中国与朝美两个主要当事国的关系有其复杂的一面,这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参与管理朝核危机的复杂性。中国与朝核危机中的主要当事方之一朝鲜是长期的战略盟友,但双方在朝核问题上的利益诉求与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中国不赞成美国的霸权政策,也不完全认同美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尤其反对美对朝奉行僵硬政策,更不赞成美国对朝进行军事威胁或军事打击,但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有利益交汇点,如都主张半岛无核化,都支持多边解决等。而且,中美在经贸、反恐、反扩、亚太及全球事务上也有不少利益交汇点。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目前超过韩国,但韩国与朝鲜是“血浓于水”的同胞关系,中国的任何举措都不能不以这一长期起作用的事实为重要依据。中国还必须考虑朝核危机的解决对中日关系及台海局势等利益关注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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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朝核问题及相关方利益诉求与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及中国所处地位的特殊性,在参与管理朝核危机时,中国仔细权衡各方的利益需求,在平衡中把握时机,分清主次矛盾,选准阶段性目标,寻求妥协,稳步推进,逐步明确了管理朝核危机的基本思路与原则。此外,中国还明确认识到,解决朝核问题要有长期打算,要有战略耐心。

三、中国参与朝核危机“国际管理”的得失

从2002年10月迄今为止的近四年间,中国通过积极介入解决第二次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显示出了追求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诚意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感”及成熟的外交技巧与灵活性,为“管理”朝核危机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国际贡献。

首先,中国通过积极介入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多方斡旋,尤其在美朝间穿梭奔走,担当“助解人”角色,对缓和局势,阻止朝核危机朝进一步恶化甚至局部战争方向演变起了“防火墙”作用,为在危机条件下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次朝核危机突发后,美朝双方一度剑拔弩张。美国以朝坚持开发核武器为由,加大了对朝打压力度,不但单方面停止了1994年美朝《核框架协议》规定的向朝方提供重油及对朝粮援,拒绝朝关于签订美朝互不侵犯协定的要求,还威胁要将朝鲜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对朝进行经济制裁。驻韩、日及关岛的美海空军并进行频繁调动,一批F - 117战机进驻韩国,美军方强硬派放风要对朝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对朝进行“政权更替”。2003年3月,布什总统甚至公开表示美国不排除以军事手段解决朝核问题。[31 ] 另一方面,朝鲜也不甘示弱,与美针锋相对,不仅公开声称有权发展“核遏制力”,还公开宣布美朝1994年《核框架协议》无效、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启被冻结的核设施、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驻朝核查人员、以及开始从其“8000”根核燃料棒中提取钚,甚至暗示要进行核试验以及“向海外出售一些钚”。[32 ] 一时间,整个朝鲜半岛笼罩着紧张氛围,一些悲观论者甚至担心美朝必有一战。[33 ] 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判断,尽管美朝各自摆出了强硬和不妥协姿态,但双方都在走边缘,都是通过摆出强硬姿态逼对方妥协,都不想不留退路,因此存在进行外交斡旋的活动空间。中国抓住机会,在美朝及相关方进行穿梭外交,陈述利害,“劝和促谈”,调解冲突。2002年12月,江**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举行峰会后发表中俄联合声明,一方面促朝放弃诱发新一轮国际危机的核开发计划,同时也要求美日恢复与朝协商,以化解半岛紧张局势。[34 ] 正是由于中国及相关国家在美朝间大力“劝谈促和”,才使美朝从僵局中逐步解套,半岛局势未进一步恶化。

其次,经过多方努力,促成并主持了中美朝北京“三方会谈”及中美朝韩俄日六国参加的五轮“六方会谈”,逐步摸清了各方政策底线,进一步缓和了紧张局势,初步摸索出了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路径,并创造了以多边会谈方式解决核扩散问题的国际范例。通过多边会谈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并非中国的原创,但它确实是中国在综合当时各当事方的立场、意愿和利益、分析当时情势及总结历史经验与国际经验后“重新发现”的一个使各有关方能相互沟通、增进理解、缓和矛盾并争取最终解决危机的有效平台。朝鲜之所以在第二次朝核危机时采取行动,不惜刺激危机升级,一个主要动机就是谋求促成美朝双边直接会谈,甚至认为“如果美国愿意同朝鲜进行直接对话,将意味着美国对朝敌视政策的转变”。[35 ] 但美国坚持不与朝鲜单独对话,尤其坚持“不允许朝鲜把危机限制为美国和朝鲜之间的问题”,因而比较倾向于多边对话。而在此之前的1997 - 1999年,中、美、朝、韩四国曾就解决朝核问题于日内瓦举行过六轮“四方会议”,为以多边会谈模式解决第二次朝核危机提供了可借用的现成模式。当时,在“四方会议”之外的日俄都要求参加朝核问题会谈,把“四方会议”扩大为“六方会谈”。

鉴于上述复杂局面,中国综合各方面的立场与诉求,审时度势,循序渐进,分两步推动多边协商进程。第一步,经过多方斡旋,促成美、朝两个直接当事国与中国一起于2003年4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了“三方会谈”。北京“三方会谈”所体现的外交艺术在于,美朝都在“保住面子”的前提下作了适当妥协。美国认为因有中国参加会谈,“三方会谈”因而是名副其实的多边协商;朝鲜方面则认为,中国是以“邀请国”和“调停人”的身份主持会议,不是会议的实际参加方,“三方会谈”的实质是美朝“直接对话”。而中国在会议上确实只限于担当“主持人”和“东道主”角色,避免参加具体讨论。“三方会谈”虽然未取得具体成果,但它使美朝坐到了谈判桌前,营造了和平解决、多边会谈的氛围,成为“六方会谈”的前奏。[36 ] 第二步,顺风行船,把“三方会谈”扩大为“六方会谈”。2003 年8 月下旬的第一轮“六方会谈”使东北亚主要国家第一次有机会聚集一堂共同探讨如何解决朝核问题的办法,正式启动了六方和平谈判进程; 2004年2月下旬举行的第二轮“六方会谈”启动了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发表了会谈首份文件——=《第二轮六方会谈主席声明》,并同意建立工作组,推进会谈机制化; 2004年6月下旬举行的第三轮“六方会谈”中各方都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主张,相互交流、沟通,增进了相互理解,解决朝核问题进入“攻坚阶段”; [37 ]2005年7 - 9 月举行的第四轮“六方会谈”历时20天,分两阶段进行,被认为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会后第一次发表了《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就解决朝核问题的基本原则和路径作了规定。[38 ] 2005年11月,各方乘势推进,又在北京举行了第五轮“六方会谈”。

第三,通过多方斡旋及促成并主持中美朝北京“三方会谈”和五轮“六方会谈”,不仅缓和了紧张局势,改善了朝与相关国家的关系氛围,有效限制了危机不断升级,还促使各方认可了有关解决朝核问题的若干基本原则:一是维持与保障半岛和平与稳定原则;二是确认朝鲜半岛无核化原则;三是通过和平谈判及多边协商方式解决原则;四是补偿原则,包括朝鲜方面“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回到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保障监督”,美韩确认朝鲜半岛无核武器、美日与朝“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及相关方予朝以相应的经济、能源、电力补偿和安全保障,帮助朝建立轻水反应堆及促进经贸投资合作;五是“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原则;六是使朝核问题与建立东北亚地区和平机制相联系,“共同致力于东北亚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原则。这些原则分别发表于历次“六方会谈”公布的三个《主席声明》和《共同声明》中,凝结了中国的心血与外交智慧,体现了中国的政策主张,使各有关方承担了国际责任,为最终外交解决朝核问题提供了路径与依据。

中国在参与朝核危机“国际管理”过程中的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六方会谈”会议有关文件浓墨重彩地专门表彰中国为解决朝核问题、推进六方会谈所作的巨大贡献。如《第二轮六方会谈主席声明》第七款称朝、日、韩、俄、美五国代表团“一致对中国成功举办两轮六方会谈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三轮六方会谈主席声明》第八款称各有关方对中国为第三轮六方会谈的成功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39 ]

诚然,朝核危机迄今仍未完全解决,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谈结束后,第二阶段会谈未能如期举行;各方在前几轮会谈中承诺的义务迄今未能兑现,解决朝核问题的各项合理原则在具体落实时遇到了困难; 2006年7月4日,朝鲜一举发射“七枚导弹”使局势再度紧张,解决朝核问题出现新的反复,面临新的变局。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认为这是由朝核问题的复杂性决定的,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反复有一定的必然性。更何况任何外交谈判和外交危机的解决过程,都是确立原则、达成协议易,贯彻原则、落实协议难。解决朝核问题处于贯彻原则和落实协议的实质性阶段,出现反复不足为奇。不能由此否定“六方会谈”所取得的成果。

此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适当地估计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中国对朝确实有一定影响力。而且,为了推动朝方参加六方会谈,接受有关解决朝核问题的各项合理原则,中国也努力培植、加强、运用这种影响力:一方面增加对朝援助,如2003年对朝援助增到1. 2亿美元, [40 ]加强中朝高层互访和人员交流;另一方面,在与朝方交流时坦率地交换看法,求同存异。2003年1月,当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江**主席致电美国总统布什明确表示中国“不支持朝鲜退出NPT”。[41 ] 在朝2006年7月发射导弹刺激局势后,中国立即表示“严重关切”,反对任何“刺激局势”的行动。但也要看到,朝鲜是自主性很强的国家,坚持“先军政治”和“主体思想”路线,尤其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而中国外交一向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大小国家平等,反对“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和“势力范围”方式的国际关系模式, [42 ]在处理中朝关系时中国同样照此办理。1992 年中韩建交一度对中朝关系产生过冲击。几年后中朝关系虽然很快“恢复”,但并没有简单回归冷战时期的“同盟关系”,两国“通过冷静分析开始发展重视实利的合作关系”。中国对朝援助“是促进朝鲜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中国对朝鲜的影响不像外界预测的那样大”。[43 ] 中国充分运用自己对朝鲜的影响力及“第三者”地位,发挥外交技巧,使朝美及相关方面认同和平解决朝核及半岛无核化等原则,促成“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缓和紧张局势,避免了美朝“摊牌”,为争取实现外交解决开辟了有希望的道路。然而,要真正解决朝核问题,终究要靠最重要的当事方美、朝两国政府明智的政治判断和真心实意地谋求合作共赢、全力争取外交解决的强烈政治意愿和稳妥推进的具体行动。

注释：

1.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320页。

2. 邓小平:“振兴中华民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8页。

3. 周恩来:“抗美援朝,保卫和平”,《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年,第29页。

4. Edited by Tae - Hwan Kwak and Seung - ho Joo, The Korean Peace Process and the Four Powers, Printed and bound by Athenaeum Press, Ltd, Gateshead Tyne &Wear, 2003, p. 99.

5. 简江作:《韩国历史》,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1年,第381 - 382页。

6. 周恩来:“抗美援朝,保卫和平”,《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1页。

7. 沈志华:《毛**·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8页。

8. [美]汉斯·J·摩根索著,肯尼思·W·汤普森修订,徐昕等译,王缉思校:《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年,第3页。

9. 赵传君主编:《东北亚三大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第152页。

10. [韩]李南周:“朝鲜的变化与中朝关系——=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到‘实利关系’”,《现代国际关系》, 2005 年第9 期,第56页。

11. 中国海关统计:“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 统计(2005年1月- 12月) ”,《国际贸易》, 2006年第2期,第71页。

12. 赵传君主编:《东北亚三大关系研究》,第154 - 157页。

13. 郑继永、[韩]都允珠:“试析新形势下的朝鲜核问题及其发展”,《国际政治研究》, 2005年第3期,第41 - 42页。

14. 王传剑:“朝鲜半岛问题与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3期,第51页。

15. [韩]李南周:“朝鲜的变化与中朝关系——=从‘友好合作关系’到‘实利关系’”,《现代国际关系》, 2005年第9期,第57页。

16. 门洪华:“21世纪的中国外交战略”,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352页。

17. “United StatesUrgesChina To Be ResponsibleWorld Citizen, ” Public Affairs Section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Washington File, Sep tember 23, 2005, pp. 3 - 7.

18. Edited by Tae - Hwan Kwak and Seung - ho Joo, The Korean Peace Process and the Four Powers, p. 98.

19. 郑继永、[韩]都允珠:“试析新形势下的朝鲜核问题及其发展”,《国际政治研究》, 2005年第3期,第39页。

20. 郑继永、[韩]都允珠:“试析新形势下的朝鲜核问题及其发展”,《国际政治研究》, 2005年第3期,第40页。

21. 全哲男:《朝美智力较量:核·导弹·人造卫星》,朝鲜外文出版社,平壤, 2000年,第40 - 43页。

22. Edited by Tae - Hwan Kwak and Seung - ho Joo, The Korean Peace Process and the Four Powers, pp. 76 - 77.

23. 全哲男:《朝美智力较量:核·导弹·人造卫星》,第65 - 67页。

24. 全哲男:《朝美智力较量:核·导弹·人造卫星》,第86页。

25. 李敦球:“朝鲜核问题与六方会谈:缘起、实质与走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世界发展研究报告系列》,2005 - 05, 2005年11月,单行本,第2页。

26. 朱锋:“六方会谈:‘朝核问题’还是‘朝鲜问题’”,《国际政治研究》, 2005年第3期,第31 - 32页。

27. 全哲男:《朝美智力较量:核·导弹·人造卫星》,第88页。

28. James L. Schoff, Charles M. Perry, Jacquelyn K. Davis, B uilding S ix - Party Capacity for a WMD - Free Korea, A Publication by The 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nalysis, Inc. InAssociation with The Fletcher School, Tufts University, 2004, p. 14.

29. 朱锋:“六方会谈:‘朝核问题’还是‘朝鲜问题’”,《国际政治研究》, 2005年第3期,第36页。

30. 关于解决国际危机时“调停人”、“第三者”或“助解人”的重要性,请参见[澳]约翰·W·伯顿著,马学印等译:《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1年,第118 -119页。

31. Michael OpHanlon and Mike Mocnizuki, Crisi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 How to Deal w ith a N uclearN orth Korea, A Brookings Institution Book, 2003, p. 36.

32. Michael OpHanlon and Mike Mocnizuki, Crisi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 How to Deal w ith a N uclearN orth Korea, pp. 32 - 34.

33. Edited by Tae - Hwan Kwak and Seung - ho Joo, The Korean Peace Process and the Four Powers, p. 57.

34. Edited by Tae - Hwan Kwak and Seung - ho Joo, The Korean Peace Process and the Four Powers, p. 98.

35. [韩]《韩民族报》, 2005年2月11日。

36. 李敦球:“朝鲜核问题与六方会谈:缘起、实质与走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世界发展研究报告系列》,2005 - 05, 2005年11月,单行本,第12页。

37. 王传剑:“朝鲜半岛问题与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3期,第48页。

38. 朱锋:“第四轮六方会谈后的朝核问题:新前景、老问题”,《现代国际关系》, 2005年第10期,第29页。

39. 李敦球:“朝鲜核问题与六方会谈:缘起、实质与走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世界发展研究报告系列》,2005 - 05, 2005年11月,单行本,第23 - 24页。

40. 赵传君主编:《东北亚三大关系研究》,第155页。

41. [韩]李南周:“朝鲜的变化与中朝关系——=从‘友好合作关系’到‘实利关系’”,《现代国际关系》, 2005年第9期,第58页。

42. 邓小平:“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

43. [韩]李南周:“朝鲜的变化与中朝关系——从‘友好合作关系’到‘实利关系’”,《现代国际关系》, 2005年第9期,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