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

岸上的猪

[摘　要] 　自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鉴于中国国家实力的迅速崛起,作为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击,中国适时开始了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具体表现为提出新安全观、文明多样性等一系列新外交理念和开展对大国、发展中国家以及多边国际机制的外交实践。中国的身份建构获得了国际社会中很多国家、尤其是周边一些国家的赞同和认可。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中国与一些国家在大国权力、大国责任,以及负责任大国的评价标准上尚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还面临着诸多的外在两难和内在紧张。

[关键词] 　权力;责任;负责任大国

　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忽略的事实。权力的增长要求中国政府重新界定与之相符的国际社会身份和国际责任。据此,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起,中国政府适时地提出了“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并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开始了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本文将从权力与责任二者关系的视角对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建构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负责任大国理念的提出

以权力和责任为视角考察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首先是基于冷战后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国家实力快速崛起这一重要经验事实。因此,探讨中国国家权力与国际责任的变化是审视近年中国外交的内在逻辑要求。

冷战的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间激烈对峙的国际局面,长期和平环境的出现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中国成功破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制裁后,中国开始重新思考并建构自身的国际地位、身份和形象,并据此进行外交实践上新的调适。与此同时,90 年代初中国经济的起飞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权力的持续增长成为中国重构自身身份的最重要动因之一。除此之外,中国软权力的上升已经成为观察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动因不可或缺的视角之一。自身经济实力的壮大促使中国渴望在全球和地区性国际机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软权力的理论倡导者约瑟夫·奈把塑造和主导国际规则的能力以及外交政策视为软权力的重要来源。[1 ] ( P34) 、[2 ] ( P1) 而正是通过广泛参与地区及全球性国际机制,创建部分地区经济和安全机制,审慎而精细地进行外交实践,中国外交正在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赢得称赞,成为中国软权力的重要来源之一。[3 ] 正如梅代罗斯( Evan Medeiross) 和弗拉维( Taylor Frave) 所说,“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变得比新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远为机敏和出色”。[4 ]中国自身权力的不断增长导致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周边国家“中国威胁论”的盛行。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巨大的贸易顺差和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军备力量的存在似乎都成为这种论调的有力佐证。但事实上,真正引发别国担忧的并不仅仅是这种日益增长的权力,更是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如何使用这种权力。对此,尽管中国一再承诺和平崛起,但是一些国家仍然不能确定这种表态到底意味着中国是彻底接受国际规范、不寻求挑战现有秩序的“立地成佛”,还是在韬光养晦、和平崛起之后重新寻求变革国际秩序的“卧薪尝胆”。所以作为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击和对自身崛起的支持,中国政府于90 年代中期之后适时地提出了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问题。

如果说以上作为对国际环境的重新调适和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击进行身份重构还是外力使然的话,那么,在实现了和平环境所带来的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尤其是当中国与他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因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而进一步加深后,彻底融入国际社会,寻求在现有国际体制框架内谋求自身地位的提升就成为中国的内在需求。因此,做负责任大国、不激烈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也是中国进一步谋求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中国负责任大国理念全面形成的重要契机和关键推动力。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思想中对权力的负向价值判断的影响以及革命年代中国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反对,中国对承认自身大国地位和行使大国权力还稍显政治意愿的欠缺。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恰恰激活了这种政治意愿,使中国政府不仅正视自身不断上升的地位和权力,还进一步着重突出了对大国责任的强调。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为周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呼吁建立并完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以及宣布做“负责任大国”的做法无疑是负责任大国理念全面树立的昭示。此后, “负责任大国”就成为中国政府在很多重要场合为自己公开界定的身份,也成为中国进行外交实践的基本理念依据之一。

在理论层面上,权力和责任视角一直是透视国家外交行为的重要视角之一。尤其是对于正在经历国家实力崛起并宣布做负责任大国的中国来讲,考察其对于权力和责任的认知尤显必要。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将对未来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的国际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5 ] 而且是因为包括责任观在内的道德价值因素从来都是洞察中国外交的重要维度之一。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关于大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还是对负责任国际行为的评判标准,国际社会都未达成一致,各国学术界也尚未进行适切的理论准备,甚至中国自身也尚处于对该问题的探索与思考之中。这就给中国处理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带来了重大考验。如何理解和界定与中国崛起的权力相称的责任,怎样做才是自身与国际社会共同认同的负责任国际行为,以及如何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国家角色身份的重构并有效地避免其中可能出现的角色冲突,就成为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崛起、成为负责任大国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权力、责任与负责任大国:界定及其解读

权力是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中讨论较多的概念。无论是强调目的和结果的“让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之能力”的现实主义诠释,还是注重能力和手段的“达到自身目的或者目标的能力”的自由主义界定,[1 ] ( P26) 权力概念虽难准确定义,但现代的学者们似乎都对其内涵的中立性存在一定的共识,关于“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划分也使得概念外延得以进一步明确。[ 1 ] 然而,在政治思想史上,除了上述现代通行的、权力作为与目的分离的工具性现实这种价值中立性界定外,自柏拉图开始,权力一直存在着另一种解读方式,即权力具有非中立的道德倾向,目的成为权力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权力只有在实现善( Good) 的时候才存在。[ 6 ] ( P6) 区分两种定义的不同道德取向不仅在确定权力的责任这一明显具有道德内涵的问题时十分重要,而且对于分析一贯对权力进行道德考量的中国外交尤显必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权力以及对权力的公开追求是不道德的,而为实现善而追求和使用权力才是可以接受的,这恰恰与西方权力思想中被现时代忽略的部分具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古代中国在周边地区所推行的朝贡体系下的王道统治正是这种权力观的集中体现。而在冷战期间,中国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强凌弱的权力行使方式感到不满并进行了斗争,这使得即使在冷战后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大国”这种角色定位与强权的使用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在中国开始建构负责任大国身份之前,这种权力观的影响则体现为在国家实力迅速增长后中国所表现出的对接受大国地位的犹豫。[ 7 ] ( P4) 可以说,从1994 年中国与俄罗斯确立建设性伙伴关系开始,一直到1998 年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伙伴关系基本建立之时为止,这种犹豫才逐渐被中国外交上日益凸显的坦然和自信所取代。

不同于权力, “责任”和“负责任”一直是具有明显道德涵义的概念。事实上,针对权力的两种解读方式,权力的责任也有两种涵义,即与权力相应的、独立于权力的责任以及权力本身内含的责任。第一种涵义所蕴含的基本假设是权力本身不包含目的,所以负责任就是权力的所有者对权力之外的目的负责;第二种涵义的基本假设是权力具有内在的与其相符的目的,所以负责任就是具有各种目的的人要遵从权力自身的要求。[8 ] ( P12) 涉及每一个具体行为的权力和责任考虑时,通常权力和责任的这两种联系方式并不是清晰可辨的,而是以一种妥协的方式出现。[8 ] ( P13) 中国理解的责任兼具两种内涵,即中国既坚持以权力为手段实现自身的战略目的,同时又在第二种假设的要求下兼顾着权力和目的的内在道德约束性。

具体到大国的责任问题,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际政治的理论家们似乎一直对大国权力的兴衰及其对国际关系的意义倍加关注,而对大国的责任问题则论述不丰。虽然布尔( HedleyBull) 曾经指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国家拥有权力就要负相应的责任”,[9 ] ( P206 - 209) 但是,显然这种论述过于粗略,但是他所论及的大国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责任则为国际社会就此形成最低限度共识提供了基础。布尔认为,由于国际社会中的各国在权力上不平等,所以大国在享有特权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国际秩序的管理性责任和义务。[9 ] 在当今世界中,大国确实对国际社会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履行着特殊的责任,八国集团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都属于大国维持国际秩序的制度形式。可见,尽管对大国责任并没有明确而一致的规定,但是维持现有国际秩序成为国际社会关于大国责任的最低限度共识。

除了这个最低限度共识外,可以说,对负责任的大国行为进行评价的明确标准目前并不存在。这不仅是因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缺乏能做出此种裁决的主体,而且还因为“国际责任虽然总体上是国际市民意识的产物,但是很大程度上却扎根于各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并由其界定”。[5 ] ( P51) 可见,对国际责任的评价受各国主观判断的影响极深。尽管如此,也有一些学者仍尝试着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提出一些具有一定一般性和客观性的标准,比如江忆恩给出的评价标准包括“对国际体制积极参与,承认相互依存是国际关系中的客观现实,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弱化国家主权以解决某些全球性问题等新内容”。[10 ] 富特(Foot) 则提出了对于负责任国家的三阶段评价标准,即从19 世界末到二战前,负责任意味着尊重主权制度和国家间的多样性,不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和进行独立行为的自由;在二战后,随着非国家主体的增多和各种国际机制的发展,对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尊重、对相互依存的强调以及对国际机制的维护取代了传统的对主权制度的尊重而成为负责任大国新的衡量标准;在冷战结束后,负责任大国的判断标准出现第三次调整,转变成为对国内社会关系和人权状况的关注。富特据此认为,由于评价标准在不断变化,因此中国对负责任大国标准的接受始终落在变化着的标准后面,还没有完全成为负责任的大国。[5 ] ( P29) 中国学者对负责任大国的理解与上述两种观点有共同之处,如有的学者认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既要对自己负责,处理好国内事务,保证本国安全、稳定与繁荣;同时又要积极参与国际制度与国际事务,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维护国际和平与发展。[11 ] 据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通过广泛参与国际制度,谋求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至今已经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身份认同①。显然,之所以会出现以上不同的评价结果正是由于这些评价标准都还远不具有可操作性。就连富特自己也承认,由于国际社会尚缺乏衡量国家融入和维护国际社会程度的明确尺度,因此以上述标准来对中国的外交行为进行评判也是不充分的。[3 ] (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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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标准的缺失增加了中国正在进行的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的复杂性。这意味着中国不仅要根据自身对国际责任的理解进行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而且还要尽量使这种责任视角和身份建构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接受。尽管中国的新身份和新形象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一些周边国家的认可,但是,还有一些国家仍然沿用旧的视角,将中国视为体系外国家。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上确有一段时期中国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并谋求以革命手段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中国所理解的国际责任除上述一些基本共识外确实存在与他国不同的地方。可以说,传统的政治文化心理、辉煌与屈辱交织的历史经验、以及近期的革命经历都成为中国理解国际责任的内在影响因素。中国正是在世界准则和中国独特理解的双重作用下进行着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

三、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理念和实践建构:外在两难与内在紧张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对国际责任的理解随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从新中国建立到1971 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前,中国一直被拒于国际社会体系之外,这时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自我身份定位“是一个具有比较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12 ] 因而作为一个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这一阶段中国理解的国际责任无疑就是支持世界革命,联合各国的无产阶级彻底推翻当时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从加入联合国之后一直到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尽管中国开始了参与国际机制、回归国际社会的进程,但是由于中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真正参与程度的相当有限”,因此对国际社会体现出一定的“游离性”。[12 ]在该阶段,中国虽已开始淡化国际体系革命者和挑战者的身份特征,但却开始强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对者和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角色”,[13 ] 因而此时中国眼中的国际责任是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力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在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之后,伴随着国内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大大加快,至今,中国已经成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发展、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在这个回归国际社会的历程中,以90 年代中期为分界点,中国对参与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的主观态度却不尽相同。如果说前一阶段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的目的之一还是把其当作自身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霸权主义进行斗争、并力争改变游戏规则的阵地的话,那么后一阶段中国的参与则更多体现出对现有国际体系的认同和完善。但是对于美国等大国所表现出来的霸权行径中国仍给予了反对和斗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一直都是中国追求的国际责任目标之一,这种责任观一直延续至今,明确地体现在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过程中。

自90 年代中期起,中国重新调整冷战结束之初确立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中的侧重点,开始以“有所作为”的气度、自信而积极的姿态建构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这种身份建构体现在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两个层面。新安全观、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等外交理念,和中国在处理与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关系、参与地区和全球多边国际机制等方面的外交实践都传递出了强烈的责任意识,但是其中也体现出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关于国际责任的一些认知差异。

新安全观是中国开始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以来提出的最重要外交理念之一。自1997 年中国代表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首次提出、经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等重要场合多次予以重申、并在2002 年写入中国***的“十六大”报告,新安全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概念。它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倡导以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避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破除冷战思维,实现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新安全观集中体现了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感。中国还积极地实践着这一全新的外交理念。创建上海合作组织、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与周边国家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建立边界互信都是中国对新安全观的实践方式。

如果说新安全观传递了中国对维护国家间和平的责任意识的话,那么90 年代中后期对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的强调则表明了中国对于促进世界发展的责任感。通过对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的强调,中国试图强调中国与国际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而非冲突性,力争使国际社会各国对中国不会以激烈方式变革国际秩序的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和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的认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东盟地区合作等都是中国为实现共同发展、增进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外交实践。

以上两个外交理念从根本上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表明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利益目标的一致性,因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接受和赞同。但是涉及到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文明多样性的问题时,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责任方面的认知差异就凸显出来。

冷战结束后,有鉴于此前两极对抗给世界和平带来的巨大威胁,中国提出了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国际战略理念,并在90 年代中期以后予以重申和强调,使其不仅成为中国与FaGuo、俄罗斯等大国伙伴关系框架**同倡导的战略理念之一,而且也成为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的一部分。在中国看来,多极化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前提条件,多极化比两极格局和单极格局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因此,推动建立多极化世界、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是现阶段中国理解的国际责任之一。倡导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承袭了中国关于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的立场,代表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道德主张和责任意识。

文明多样性主张是中国外交理念的又一新发展。冷战结束之后,原来被掩盖在两极对抗矛盾之下的一些民族和宗教矛盾浮现出来,这一方面使得一些学者从理论角度认定文明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得出“文明冲突论”等悲观结论;[14 ] 另一方面也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在实践上不遗余力地推进西方价值的普世化,以此作为维持国际社会稳定的途径。“9 ·11”事件的爆发更为“文明冲突论”理论和实践上的推崇者提供了有力证据。

对此,中国首先指出不能将恐怖主义与特定某种宗教建立必然联系,其次又表明世界文明应该多样化的立场。“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充满活力而又绚丽多彩的世界”。[15 ] ( P524) 但是,这种文明多样性理念在作为负责任的主张被中国提出后,却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所主张的、通过西方价值普世化实现国际和平的立场相抵触,从而被视为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又一挑战。其实,中国提出这一理念具有重要的传统文化心理基础,符合中国关于国际责任和负责任大国身份的认识。文化多样性从根本上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则表示承认并允许多种文明、多种发展模式的存在和和谐共生。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思想体现为20 世纪50 年代中国所倡导的“求同存异”,得到了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赞同和支持。在进入21 世纪的今天,适应于当今世界的新形势,这一思想又以文明多样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它符合中国人的深层道德标准,表达了对其他国家个体独特性的根本尊重,体现了中国关于国际责任的基本道德认知。

除以上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在理念层面上的建构外,中国在实践层面上的建构更为突出。在发展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及参与全球和地区国际机制的实践方面,负责任的大国体现出不同的含义。

首先,通过妥善处理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关系,中国展现了致力于维持现有国际秩序、促进国际社会稳定的负责任态度。事实上,正是在妥善处理与主要大国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分两步启动了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过程。第一步,即通过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建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伙伴关系,中国解决了追求国家权力和大国地位的正当性问题,完成了自身权力观和大国观的认知转变,开始正视并积极评价自身日益增长的权力,正式承认并公开确立了自身的大国地位,逐渐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受害者心理;第二步,通过积极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八国集团的活动以及主持关于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大国合作形式,中国以积极的、建设性的姿态在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就在已确立的大国地位基础上突出了负责任的特征。这样,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建构得以全面展开。“大国通过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对国际秩序做出贡献”。[9 ] ( P206 - 209) 通过与其他大国达成彼此对对方大国地位的尊重、形成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伙伴关系,并建立起及时沟通和交流的畅通渠道,突出彼此间共同利益目标的一致性,中国有效地向他国传递了不会挑战现有秩序的信息,避免了因自身崛起而与其他大国形成对抗或冲突的局面,这本身就是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负责任的表现;同时通过与其他大国积极合作,中国也直接为维持现有国际秩序发挥了负责任的作用。

其次,在与发展中国家处理关系时,中国也有自己理解的、独特的国际责任。其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互相帮助,互利合作,努力发展本国经济;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并共同捍卫主权,力争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二,作为惟一一个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责任、也正致力于在相关场合为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和经济发展争取更多的权益和优惠条件。其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尽量为发展中国家谋利益、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坚持不当头、不扛旗,避免了重新走上与西方国家对抗、谋求激烈变革国际秩序的老路,这些都是中国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时对国际社会负责的表现。

再次,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还体现在中国参与多边国际机制上。中国全面参与多边国际机制的进程早在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时就已开始,其间历经“从拒绝到承认,从观望到参与,从扮演一般性角色到力争重要发言权”的态度转变,[16 ] 至今,中国已经加入并积极活跃于几乎所有重要的多边国际机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参与多边国际机制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如果说此前中国的参与还主要是基于对实际利益得失的考虑的话,那么此后中国对裁军、环保和人权等多边国际机制的参与则不仅明显体现出对多边国际机制及其所倡导的价值的认同,而且也表明了中国对全球公共问题治理的负责任的态度。这些参与也同时表明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增多和相互依存的加深以及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认同。通过对多边国际机制的参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也日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最后,中国在亚太周边地区也进行了积极的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并取得了越来越多周边国家的赞许和认可。首先中国以和平谈判、协商一致的方式解决了与大部分邻国的领土争端,与邻国边界地区相互信任措施的建立进一步确保了边境的和平与安全,从而保证了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和平;其次,中国积极参与了地区经济和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不仅不再因对主权的顾虑而对地区多边机制的存在感到疑惧,反而主动倡议并成功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博鳌论坛等一些新的、正在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地区合作机制;同时,中国对原有多边地区合作机制的参与也在90 年代中期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中国与东盟10 + 3 、10 + 1 以及自由贸易区等合作新形式的确立进一步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亚太经合组织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也使得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不断增大。此外,中国对东盟地区论坛和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参与也表明了中国致力于解决地区安全事务的积极态度。通过全面参与本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中国向周边国家传达了自身对于本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责任的诠释,即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

尽管目前中国就国际责任问题还与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国家存在认知上的差异,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新理念的提出增进了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理解,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促进了中国软实力的增加;而中国凸显和平与合作性质的外交实践行为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称赞。

无疑,中国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存在的一些认知差异构成了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中的外在两难,即中国一方面要适应现行国际社会关于负责任大国的标准,另一方面又要使之符合自己的道德原则,完成这些标准在自身道德意识中的合法性建设;同时,鉴于当前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其所具有的多重身份之间也出现了内在紧张,造成了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偶尔出现角色和身份冲突的状况。

有的学者认为,当前中国正在同时建构四种身份,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严格的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全球化中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舞台上的潜在负责任世界大国。[17 ]但是,这些角色身份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内在紧张和冲突。这首先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与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冲突上。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俱乐部成员之一,显然具有大国地位,应该发挥与这一地位相称的负责任的作用,成为负责任的大国; 但是同时,“这个大国又是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 18 ] ( P105) 所以,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自然愿意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作为一个穷国,中国缺乏物质力量和真正足够的利益来发挥与一个大国形象相称的角色”。[19 ] ( P58) 换言之,这种物质力量上的匮乏限制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发挥。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中面临的另一个两难就是严格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身份与谋求完全融入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身份之间的矛盾。中国的这种主权关切分为两个方面,即对自身主权的关切和对他国主权的尊重。中国一方面向往着完全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体系内负责任大国;但是,另一方面,鉴于中国与其他西方大国在国内制度和基本历史经历方面的不同,中国又对完全融入国际社会所造成的对本国主权的影响抱有一定的疑惧,尽管这种疑惧正在减弱。可以说中国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被迫接受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制度后,反而成为了这种制度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捍卫者。因此,在中国回归国际社会的过程中,进一步开放与主权关切之间的两难将是无法回避的。[19 ] ( P59 - 60) 同时,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也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国际危机的解决做出贡献。这就要求中国要对相关国家进行游说、劝说乃至施加其他形式的压力。但是这与中国一贯秉持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以及对别国主权的关切形成了内在紧张,成为中国在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中的又一亟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了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过程。围绕着这种身份建构,一系列外交理念的提出和外交实践的展开获得了国际社会中很多国家、尤其是周边一些国家的赞同和认可。但是,由于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关于大国权力、大国责任,以及负责任大国的评价标准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而且中国自身在身份建构中也面临着诸多的外在两难和内在紧张,因此,中国的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 关于中国参与国际机制与中国国际形象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都有论述,如王逸舟:《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第1 - 12 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国际经济与政治》,2005 , (4) ;门洪华:《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 (4) 等著述中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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