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崛起的若干理论争鸣及其学术意义

岸上的猪

摘　要　围绕中国崛起与大国成长,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近年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大国含义、历史分期、崛起环境评估、崛起方式等几个方面展开了富有意义的学理争鸣。笔者认为,这种争鸣不仅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与多元化,而且对理论本身也有重大意义:“问题研究”不断引导“主义创新”,推动“学术命题”与“政治命题”的研究更趋平衡,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寻找根基,不断开辟大国成长研究的科学道路。

关键词　中国崛起　理论争鸣　学术意义

中国的崛起关涉中国根本的国家利益、大国外交的基本目标,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 1 ]因为是中国的大问题,所以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学术争鸣。从国际关系学来看,近年来围绕中国崛起的理论研究非常之多,但理论争鸣相对较少。笔者认为,中国崛起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关乎中国的命运,不可偏执于一理,理论争鸣很有必要。而对于理论争鸣的比较研究更有意义。下面,把学界关于大国含义、历史分期、崛起环境评估、崛起方式等四个方面争论较明显的学术研究整理出来, [ 2 ]供进一步讨论。

一、关于中国崛起的含义

首先,什么是大国? 一种观点认为,大国在某区域内或世界范围内有较广泛的国外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拥有足够的综合国力,平时能够有效地维护这些利益,战时则能够或通常能够抵御至少其他两个区域性或世界性大国的联合力量,一般说来被别国广泛地认为有权利参与处理本区域或世界范围内所有重大国际问题和足以影响其他多国安全的国内问题,通常与本区域内和世界上其他大国有起码的共同利益、共同规范和共同国际运作机制。大国具有参与处理本区域内所有重大国际问题的公认的权利,拥有实力、广泛参与区域或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事务上同其他大国有足够协调与协作。[ 3 ]另外的观点认为,大国就是“强大国家”的意思,英文中的对应词是“great power”,指世界性大国。大国不一定是强国,“大国更多的是指一个国家的物质构成,如人口、版图;而强国更多地是后天争取的;构成大国的要素变化缓慢,相对来说是一种静态,构成强国的要素变化较快,相对来说是一种动态。但不论是大国还是强国,都是相对而言的,都是在一定的参照系中进行定位的,故有区域性大国(强国)和世界性大国(强国)之分。”[ 4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崛起研究浪潮中诞生的《大国》杂志,对“大国”有如下的解读:“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无数霸权更迭、大国兴衰的史实,知古鉴今,我们所谓‘大国’,非此之谓也。从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到今天的民族国家,中国人依凭的是古人所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人说,‘大者,老也’(《尔雅》)有人说:‘大者,多众之辞’。诚然,‘大有大的难处’。不过也有人说:‘大者,正也。’(《周易》)‘充实有光辉之谓大’(《孟子》) 。”[ 5 ]

其次,大国或者大国崛起的标准是什么? 有学者认为,大国崛起要有基本的国际条件、政治条件以及经济条件。“崛起的基本国际条件是争取到了国际社会对其主权合法性的广泛承认和尊敬”,“一个大国崛起的政治条件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稳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生内战的可能性被基本消除”,“一个大国崛起的经济条件是人民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工业具备了大规模出口生产的能力,科技技术发展有了缩小与先进国家差距的能力”。[ 6 ]实际上,如果这个三个标准具备了,一个大国崛起就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某种程度上离地区性大国的身份不远了。有的学者则另执一词,认为地缘政治空间以及与大国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海上权力是现代大国的基本标志。“大国之所以为大国,不仅在于它的物质总量,而在于这些物质所能转换的力量及其发挥的空间总量”。“大陆国家崛起的条件是要有相应的安全外围和相应的制海权”。[ 7 ]有学者不赞成强大国家一定要包括构成大国或强国的所有要素的观点,认为只要拥有“构成大国的人口和版图这两个要素中的一个”,或者拥有“构成强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三种实力中的一种”,就可以成为大国,比如地理上的小国日本可以因为其众多的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和第二大国防预算而成为强大国家。因此,“中国应该说大体具备了一个大国的硬指标”。“今天谈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是指中国崛起为世界性强大国家( rise asworld power or rise to world power) ”。[ 8 ]还有学者把中国崛起的条件进一步细化,提出了“10条标准”,即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主要大国的前列、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整体发展水平相对均衡、能够预警和防范全球资本流动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及其他非传统安全挑战、有能力引导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实现国家的统一、基本完成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建设、有能力对全球和地区问题作出自己的战略选择、与主要大国和地区集团结成广泛的能够化解孤立中国的利益共同体和战略合作关系拥有较强的文化竞争力和其他软力量。[ 9 ]

再次,何谓大国崛起? 一种观点认为,“崛起是指新兴大国实力与其他强国的差距迅速缩小,或超过其他强国”。[ 10 ]“崛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加快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崛起应是指一个大国的综合实力快速提高并对世界力量格局、秩序和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全部过程的完成就是崛起的最终结果”。[ 11 ]也有学者认为,崛起的“含义与过去我们通常用的‘赶超’差不多,如果我们去除‘赶超’概念中不切实际的目标和政治化的意义。不论是崛起还是赶超,显然都是要以一定的‘加速度’,缩小与一些强国在某些方面的差距,超过与自己处于同一或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 12 ]

二、关于中国崛起的起点与历史分期

目前,学者关于中国崛起的起点与分期,也有不同的界定。有学者采取了四分法,即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四次崛起。第一次崛起以秦朝统一中国为主要标志,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涉及东北亚的朝鲜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第二次崛起以唐朝的建立为主要标志,中国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对中亚、南亚以及东亚的日本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次崛起,是明朝的建立。冷战结束之后,中国进入了第四次崛起的新时期。[ 13 ]

还有一种分类,从“国强民富”的大战略观出发,将中国崛起主要视为经济崛起的主要成果,将新中国建国以来的50年的大国成长分为三个时期。这种观点认为, 1800年至1949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跌至历史上的最低点。1950年以来,中国进入了经济崛起的时代,“1950—1980年是中国经济准备成长期; 1980—202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期,即经济起飞期; 2020—2050年,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的强盛期,基本实现现代化。”[ 14 ]与此同时,另外一种“阶段说”注重了国力相对增长的进程。“从广义上讲,一个民族国家崛起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全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崛起的准备阶段、崛起的起飞阶段和崛起的冲刺阶段。从狭义上讲,崛起主要是指起飞阶段的历史过程。”具体地讲,+++国的成立开始了中国崛起前的准备阶段, 70年代中国的国家主权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意味着“中国在准备阶段的国际任务基本完成”。1982年宪法的修改为进入崛起的起飞阶段创造了条件,而九五计划完成后中国的温饱问题的解决,为崛起创造了经济起飞条件。他估算,中国的崛起阶段有可能历时40年左右, 2040年前中国有可能完成四化建设任务。[ 15 ]

还有一种分类把“中国崛起”的历史起点追溯到二十世纪中叶,具体的时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新中国获得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的政治独立,以强大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不过,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以及中国经济的成长道路来看,“中国崛起”的实际进程开始于30年之后的1979年,因为那个时候,中国通过几十年的探索真正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开放条件下实现大国崛起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抛弃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实现体制的发展效率,利用国际条件而不是在封闭条件下实现发展,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利用市场经济效率,既实行对外开放又坚持独立自主。”不论是1949年的崛起道路,还是1979年的崛起道路,中国寻求崛起的基点,均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16 ]

从国家安全与国家崛起的关系角度进行分类,也是较为独特的一种崛起历史分期研究。这种观念认为,中国崛起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营造阶段”,目标是营造安全的周边环境,这是一种维护型的,标志是主权领土不再***;第二步是“塑造阶段”,目标是塑造对我有利的安全环境,这是一种主动型的,标志是收复失地;第三步是“经略阶段”,目标是经略对我有利、国际社会又能普遍接受的政治经济新秩序,达成战略平衡和稳定。中国目前处于第一阶段,因此,必须把加强国防,提高军事实力作为一项重要国家战略。[ 17 ]当然,还有许多学者作了自己有意义的分类,这里篇幅所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关于中国崛起的国家安全环境

关于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近年来大致有三种判断,一种是“形势严峻论”,一种是“喜忧参半论”,一种是“形势乐观论”。“形势严峻论”主要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针对国内战略界的某些乐观情绪提出的,其基本背景是1996年美日同盟的出现与台海形势的紧张。这种观点认为,“冷战结束后,中国崛起的势头越来越明显,国人也感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于是认为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不错。这种感受是历史性的纵向比较结果,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确从没有面临过这样好的国际环境。这种感受也使许多人认为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崛起是最为有利的。实际情况是否与多数人的直觉一样呢?”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缺乏稳定性。在6年的时间里最高的环境指数和最低的环境指数相差1. 67,差了两个等级还多。外部环境的这种严重不稳定性明显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中长期计划的实施,中国有必要采取较大的努力,防止国际环境大起大落,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特别是1995年,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不及德国与日本,崛起的外部机遇将小于日德两国,中国需要更好地运用外交策略改善环境。在崛起前的准备阶段,一国的实力与世界强国差距极大,根本无力与世界强国抗衡,稳定国内政治制度和奠定经济起飞的基础需要很长的努力,因此,最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单极世界格局。在崛起阶段,崛起国的实力开始加快缩小与世界强国的差距,世界强国对崛起大国的恐惧心理增长,多极格局对崛起国家来说显然是最有理想的国际环境。在冲刺阶段,两极格局对崛起的国家相对有利,崛起国有机会以非战争的方式赢得实力竞赛,并且付出的代价最小。[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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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情况看,“喜忧参半论”的主要代表者大多具有自由主义学术背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曾经对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认为有必要认真对待一个关于大国成长的新概念,即“有效国际环境”。它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是当时的世界形势,包括时代因素,特定时期主要的哲学精神和社会思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分布状况,社会发展水平,大国力量对比等等;其次是一国对外部挑战的反应能力,其中包括“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水平、态度和政策取向”;第三是外部挑战和内部反应的具体结合方式和时机。他还较有意义地提到了,同样的国际环境对于后进大国的成长与先行大国的成长,具有不同的意义。当前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有五点:中美关系的可控性,中国对于俄日印的相对优势,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张力缓解了中国安全压力,进入长波的上升阶段的世界经济状况有利于中国融入世界,新经济的特点与中国发展具有一致性。不利的国际环境有也有五、六点,一是持续与和谐的发展是个难题, 160年的最近中国历史上前三次崛起机会,都半道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