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的困境——均势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政治

岸上的猪

内容提要:尽管均势理论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瓦解,这一理论却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挑战之一来自冷战后开始并持续至今的单极世界格局。均势理论面临这一挑战的原因,就在于以往的理论家们总是将均势及相关各种命题看作一种适用于任何国际体系的普遍真理,但事实上很少有哪种理论是普遍正确的,它们一般都带有各种限制条件,均势理论也不例外。由于均势理论是在近代以来欧洲国家体系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这一理论的主要限制条件之一是,它所揭示的那种历史上欧洲各大国对各种霸权觊觎国的制衡倾向,针对的主要是那种以庞大陆军力量为基础的陆上霸权,而不是那种以贸易、金融和海军为基础的海上霸权。这一限制条件对我们正确理解当今世界政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均势　霸权　现实主义　战略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

自近代早期欧洲国家体系诞生以来,近现代国际体系及其中大多数成员国家曾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应对那些力图并能够在整个体系中占据压倒优势的霸权觊觎国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称霸努力,而有关均势的思想则是对这一问题历来流行的标准答案。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史上,有关均势的各种论述历来是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之一,虽然一战后“理想主义”的兴起曾经使均势理论一度失宠,但二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向“现实主义”的回归则使得均势理论又重新恢复了其往昔显赫的地位。自二战结束以来,均势理论虽然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尤其是苏联的瓦解,这一理论却开始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挑战之一来自冷战结束后开始并持续至今的单极世界格局;尽管美国在当今世界拥有着史无前例的权力,但国际体系中的其他主要大国迄今为止并没有以一种均势理论所预期的方式来对此做出必要的反应。[1 ] 从某种意义上说,均势理论所面临的这一挑战,实质上暴露了目前几乎所有的均势理论都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即这些理论总是将均势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命题看作一种适用于任何国际体系的普遍真理,但事实上很少有哪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普遍正确的,它们一般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指明了理论的解释范围,均势理论同样也不例外。[ 2] 由于均势理论主要是在近代以来欧洲国家体系的经验基础上得以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一理论揭示的那种历史上欧洲各大国对各种霸权觊觎国的制衡倾向,针对的主要是那种以庞大的陆军力量为基础的陆上霸权,而不是那种以贸易、金融和海军为基础的海上霸权,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曾反复形成针对欧洲大陆各霸权国家的制衡联盟,但却从未形成过一个主要针对英国的制衡联盟。[3 ] 均势理论的这一限制条件意味着,那种将均势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命题看作是一种普遍真理的倾向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倾向并没有考虑到均势理论的形成主要是源自欧洲国家体系的历史经验,这一限制条件同时也向人们表明,那种历史上曾反复形成的针对欧洲大陆各霸权国家的制衡模式,并不就必然适用于美国主导的当今世界,而这点对我们理解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世界政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均势与国际政治

“均势”是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古老、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它的主要涵义就是指国际体系中各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间的权力分布呈现出一种大致的平衡,这种平衡足以有效地阻止其中一个特别强大且意欲统治或支配国际体系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实现其称霸野心。[ 4] 在历史上,均势理念的形成深受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影响,这一理念“反映了欧洲启蒙时代各主要思想家的信念,在他们看来,宇宙(包括政治领域在内)是按照相互制衡的理性原理来运行的。理智的人们做出的似乎无规则的举动,总和起来将趋于公共的善。” [ 5]按照启蒙时代的思想标准,国际关系中的“公共的善”就是均势,正是基于这一认识,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合约》和1815年的《巴黎和约》都是将均势置于一种国际社会宪法性原则的地位。在理论上,均势的功能主要有两种:一是确保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以主权的独立平等为根本原则的国际体系的稳定延续,二是确保这一体系中绝大多数成员国的独立与生存,即保持它们作为主权实体的各项根本属性。[ 6] 汉斯·摩根索曾明确指出:均势的目的不仅仅是维持体系的稳定性,而且是不破坏体系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如果目标只是稳定,那么让其中一个要素破坏或者是压倒其他要素并取而代之就可以实现这种稳定。” [7 ]在现代历史上,均势原则之所以会受到如此推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原则的有效实施历来是人们在那些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主权国家间维持一种基本的秩序和正义的必要保证,正是因为如此,尽管均势理论家们在很多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但他们一般都同意均势的最高目标就是防止霸权的出现,即防止体系中某一国家聚敛起如此多的权力以至能主宰体系中的其他国家。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史上,有关均势的生成机理大致有三种主要看法,即“自动生成论”、“半自动生成论”和“人工操作论”。[8 ] 均势的“自动生成论”认为,尽管均势的目标是防止霸权的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将会为体系的稳定而自觉地限制其对权力的追逐,由于各国都力图在现存制约下扩大自身利益,因而体系得以维持乃是这种行为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均势的“自动生成论”主要反映在那些将均势看作是某种行为规律的各种观念中,这些观念的核心在于,国际体系主要是由国家的自利而得到非正式管辖的,即使没有任何国家对一种均势的结局感兴趣,但所有国家扩大权力的努力也同样会导致均势的出现。[9 ] 均势的“半自动生成论”认为,均势并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由某一国家持续地和有意地追求一种制衡战略得以维持的,这个国家通常被称为“平衡者”,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上,这一角色主要是同英国在维持欧洲均势中所起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英国的对外政策始终是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大、最具攻击性、最可能占统治地位的国家。[10 ] 与“自动生成论”和“半自动生成论”相反,均势的“人工操作论”认为:均势的形成并不是自动的,而是源自相关国家的持续警觉及它们为此做出的各种有意识的和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同那将均势当作某种行为规律的看法不同,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总是将均势看成为“艺术”而不是“科学”,且他们认为某些政治领导者能够比其他政治领导者更巧妙地将均势付诸实践。[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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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自从均势理论诞生以来,尽管有许多均势理论家总是经常提到均势的“自动生成论”、“半自动生成论”和“人工操作论”这三种主要看法间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区别,但有关均势生成机理的这三种主要看法间的区别实际上可以说是非常模糊的。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均势的“自动生成论”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倾向造成的,但事实上如果没有相关国家对体系中各种霸权威胁的持续警觉及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那么均势将“自动生成”的观点恐怕也无法站住脚。正如英尼斯·克劳德指出的那样,虽然目前无法从理论上加以确切证明,但“绝大多数沉迷于均势将‘自动生成’的学者事实上都同意,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平衡主要是外交的产物”。[12 ] 同均势的生成机理相关,尽管历史上有关均势的各种论述大多是属于以权力和利益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阵营,但与此同时人们在许多有关均势的论述中尤其在那些古典的均势思想及冷战后出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中,都能够不同程度地发现对各种规范性因素重要性的强调。例如,“经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就特别强调“道德共识”对维持均势运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均势通过那对抗势力间的力学作用而得以对各国的强权向往加以限制前,相互争斗的各国必须承认均势体系是他们各种努力的共同框架”。[13 ] 同样,“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保罗·施罗德也认为,各种规范性因素对维护均势机制顺利运作所起的作用极为关键,因为这些规范性因素直接地关系到均势体系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对减少体系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是至关重要的。[14 ]

二、“制衡”与“搭车”

尽管绝大多数均势理论家往往对不同国家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存在着很大分歧,但他们一般都同意,在所有的国家目标等级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保障自身的生存。由于避免霸权的出现是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维持其生存的首要前提,因此从这一前提中得出的一个近乎必然的结论是,当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尤其是体系中的各大国)在面临他国的权力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其主要行为模式将会是“制衡”(Balancing)而不是“搭车”(Bandwagoning) ,即国家总是选择站在权力较弱的一方而不是站在权力较强的一方。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这一命题最主要的理论阐述者,就是当代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首要创始人肯尼斯·沃尔兹。[15 ]

沃尔兹提出的这一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主要源自其本人独创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构架,这一命题的逻辑依据就是国际政治体系的“深层结构”(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两种限制作用:首先,由于主权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缺乏公共权威的自助状态,因而生活在其中的国家为生存必然会模仿那些比自己更成功的国家的做法以维持彼此间实力平衡;其次,由于任何模仿都会受单元自身条件的诸多限制,因而除模仿外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还将会以对外结盟的方式去平衡体系中那些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16 ] 沃尔兹阐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两种限制作用,实际上也就是那些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为维持生存而必然采取的两种基本手段,即“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这两种手段实际上都指向同一种结果,即无政府状态中的均势必然会反复和自动地生成,沃尔兹正是从这一论断中得出了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他认为这一命题的成立只需要两个基本的条件,即“秩序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且这种秩序中生活着一群希望生存的单元”。[17 ] 从特别本质的意义上说,沃尔兹阐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两种限制作用,其真正揭示的乃是一种制约所有国家的力量,虽然对这种力量的明确认识可以为人们理解无政府状态中各国在面临他国的权力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可能做出的各种反应提供许多有用的线索,但仅仅如此并不能使人们准确预测各国最终的反应,因为各国最终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仅取决于体系结构所产生的约束力,同时也取决于各单元自身的特点。[18 ]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沃尔兹的理论实际上仅仅是表明“为什么我们能够预想那些处在相似情形中的国家的行为必然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但如果要解释各国在它们对结构约束力的反应上存在的差别,那我们就必须展示出“各国不同的国内结构是如何影响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动的”。[19 ] 而这点也就是意味着,那些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最终是否按均势理论预期的方式来行动,不仅要取决于体系层次的权力分布是否发生了严重的失衡,同时也必须取决于单元层次的相关国家最终是否决定对此做出必要的反应。[20 ] 沃尔兹做出的这一规定实际上使他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成为了一个无法证伪的假设,因为一旦国家没有按照均势理论预期的方式行动,那么他完全可以说这是由于单元层次的各种因素导致了对霸权国家的制衡努力的失败。[21 ] 沃尔兹均势理论的这一根本缺憾,实际上也正是造成他后来的均势理论家(尤其是那些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总是力图将各种单元层次因素纳入到均势理论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些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和兰德尔·施韦勒分别提出的“威胁制衡论”(Balance of Threat)和“利益制衡论”(Balance of Interests)两个命题。[22 ] 沃尔特认为,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是否对他国权力的增长采取制衡行动,主要取决于相关国家是否认为这种权力的增长已经或将会威胁到它们自身的安全;施韦勒则认为,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是否对他国权力的增长采取制衡行动,主要取决于相关国家内部的精英统治集团是否认为制衡行动将符合本国的切身利益。[23 ]

一般来讲,沃尔特和施韦勒两人将单元层次因素引入到均势理论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理论的解释力,但这种形式的修正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由于均势理论关注的是霸权威胁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威胁,因此它根本就不会受这种争论的影响,即国家究竟是制衡最强的国家(权力制衡论) 、最具威胁的国家(威胁制衡论)还是那最不符合相关国家内部精英集团利益的国家(利益制衡论) ,因为霸权国家总是对其他国家的利益构成最大威胁,并且它总是最不符合相关国家内精英集团界定的利益,而只有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才最有可能做到这两点。[24 ] 在理论上,沃尔特和施韦勒两人对沃尔兹理论的修正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均势理论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这两种理论同样也无法解释当今世界持续已久的单极世界格局。

三、霸权的两种形式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思想史上,由于绝大部分有关均势的文献都是由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后来是美国人)撰写的,因此均势理论的欧洲中心倾向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均势理论的说明论据一般都来自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开端的现代欧洲大国体系,虽然有些学者也曾将均势运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体系,甚至是中国和希腊的古典文明时期,但绝大多数均势理论关注的主要还是十八和十九世纪这段欧洲均势的黄金时期。均势理论的欧洲中心倾向与它的大国倾向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实际上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为止,国际体系中的所有大国全都是欧洲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均势理论对欧洲大国体系的关注,集中体现在历史上那些有关均势的论述从来不是以抽象的词汇,而是以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的统治地位来界定霸权的,且它们提供的对各种霸权威胁的制衡联盟的例证,也主要来自前五个世纪的欧洲历史。正因为如此,均势理论家谈论的总是针对查理五世和菲力二世的哈布斯堡王朝、针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FaGuo和针对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的制衡联盟,即使是象沃尔兹这种力图以普世词汇来界定其理论的学者,同样也是以这些制衡行动来支持他的理论的。[25 ]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有许多理论家将英国看成是十八和十九世纪大部分时期内的霸权国家或领导者国家,但这种看法主要是同罗伯特·吉尔平代表的“霸权稳定论”、A. F. K. 奥根斯基首创的“权力转移论”和乔治·莫德尔斯基代表的“长周期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同均势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均势理论而言,此前几个世纪的霸权威胁主要就是来自查理五世和菲力二世的哈布斯堡王朝、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FaGuo及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而所有这些国家全都是欧洲大陆国家,且它们历来关注的也总是欧洲大陆的国际政治状况。[26] 均势理论固有的这种对欧洲大陆的关注就其实质而言意味着,这一理论揭示的那种历史上欧洲各大国对各种霸权觊觎国的制衡倾向,针对的主要是那种以庞大的陆军力量为基础的陆上霸权,而不是那种主要以贸易、金融和海军力量为基础的海上霸权,即恰恰正是查理五世、菲力二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拥有的那种强大的陆上军事力量对体系中其他国家构成了霸权威胁,并最终导致了此前五个世纪中针对这些国家的制衡联盟的形成。[27 ]

在所有有关均势的实际运用中,均势理论强调的这种以陆上军事力量为基础的霸权同诸如“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论”和“长周期理论”关注的霸权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这些理论主要以经济实力和海军力量等方面的优势地位来界定霸权的,而这种霸权同均势理论所说的霸权基本不属于同一类型,前者可以更确切地被称为“领导者国家”。均势理论包涵的这一限制条件,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也正是解释了为什么十七世纪的荷兰虽然在贸易、金融和海军力量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但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针对荷兰的制衡联盟,却反而形成了一个针对路易十四领导的FaGuo的制衡联盟,这是因为路易十四领导的FaGuo拥有当时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力量,而这点实际上就使它成为一个对当时欧洲各主要国家最大的军事威胁。[28 ]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使在19世纪80年代,当英国的综合国力达到鼎盛时也没有出现一个针对英国的制衡联盟,却反而最终形成了一个针对德国这样一个大陆军事强国的制衡联盟;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却反而最终是形成了一个针对苏联的制衡联盟。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上,均势原则实际上一直仅仅只适用于欧洲大陆,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从未延伸到欧洲大陆外的其他地区,例如人们总是以均势来解释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但这个体系在约束FaGuo及俄国的同时,并没有限制英国在商业、海军和殖民地等方面的优势,而这正是为什么历史上英国会成为均势原则最有力的支持者,因为任何有关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理论及实践,都有助于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保持其在经济和海军方面的相对安全。[29 ]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同欧洲大陆主要强国相比,像英国这样的全球性海洋国家之所以不会对其他欧洲强国构成重大威胁,其关键就在于英国在能力和利益两方面同欧洲大陆强国存在重大差异。[30 ] 首先,由于历史传统和地理位置两方面的原因,英国即使在鼎盛时期也没有维持一支强大的陆军,这使它通常没有将自身意志强加于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强国)的能力,且它也很少有动机这么做,因为英国作为一个全球性海洋国家一般有更多的战略选择余地,因而它完全能够以其他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军事力量的有效性一般是随着距离、尤其是水上距离的增加而发生衰减的,那种集结在一国边境或者是威胁要集结在一国边境甚至是能够集结在一国边境的庞大陆军力量,完全能够以一种强大的经济实力及海军力量根本无法做到的方式来威胁其它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那些相邻的、拥有庞大陆军的强国总是以它们自身的存在而对彼此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像英国这样的全球性海洋国家几乎是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31 ] 其次,历史上英国总是以增强其全球范围的商业、金融和海军力量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因而它根本就不需要对欧洲大陆国家实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有效控制,尽管英国偶尔也能够将自身意志强加于那些弱国或其他国家之上,但它一般以其它方式而不是以赤裸裸的军事力量来做到这点,而这就往往使那些以英国为主要对象的制衡联盟难以形成。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虽然在利益上同欧洲大陆国家存在着很大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大陆的事态发展同英国毫无关系,历史上的英国总是在那些针对各种实在或潜在的欧陆霸权国家的制衡联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因为一旦某个国家取得大陆霸权,那么将严重威胁到英国的根本利益,因为大陆霸权将会使这个国家有可能获得足够的资源,从而最终将有能力动摇英国在经济实力和海军力量上的优势。[32 ]

四、均势与当代世界政治

均势理论隐含的这一限制条件意味着,那种将均势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命题看作一种普遍真理的倾向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倾向没有考虑到均势理论的形成主要是源自欧洲国家体系的历史经验,在这种体系中始终没有能够形成一种持续的、以陆上力量为基础的霸权,而各种潜在的霸权威胁都无一例外地导致了相应的制衡联盟的出现,均势理论固有的这一限制条件对理解当代世界政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涵义。

这种涵义之一是,当今世界没有出现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也许并不能算是一种特殊现象,因为均势理论揭示的那种历史上欧洲各大国对各种霸权觊觎国的制衡倾向,针对的一般都不是主要的海权国家,因此当今及未来的人们并不是一定会看到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的形成。这种看法并不意味着绝对不会出现一个针对主要的海权国家或全球性领导者的制衡联盟,而是意味着这种制衡的形成并不是注定的,因为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陆上霸权国是否构成威胁取决于它拥有多少力量,全球霸权国是否构成威胁则往往取决于它们最终究竟做了些什么。[33 ] 近代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尽管非常短暂)一个针对英国的制衡联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由俄国主导创立的“武装中立同盟”,这一同盟不仅包括了欧洲大陆国家,而且包括了荷兰和葡萄牙这两个英国的海上盟友。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英国对北美大陆强制推行的封锁政策严重危害了包括荷兰和葡萄牙在内的所有其他大国的利益。这段历史经验实际上说明,在当今及未来几十年中能否最终形成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关键就在于美国是否持续以一种足以威胁其它大国利益的方式来行动。[34 ] 实际上,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状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对美国的制衡已显得越来越有必要:首先,当今美国具有的那种在全球范围内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已经使英国在它的鼎盛时期所能做到的一切都显得黯然失色,而这点也大大降低了需要对它进行制衡的门槛;其次,美国在2003年发动的针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武装入侵实际上向世人表明,同以往时代的那些海上强国相比,当今美国具有对其它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构成更大威胁的能力,这种威胁本身很大程度上向人们提示了应当对美国进行某种制衡的必要性。

均势理论的限制条件对当今世界政治的第二个涵义是,鉴于美国在当今独一无二的地理战略位置,因此任何国家(尤其是那些位于欧亚大陆的国家)如果要针对美国采取明确的制衡行动都必须时刻警惕这种行动有可能会引起的反作用。位于欧亚大陆的国家若是要针对在某一历史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海权国家采取传统的制衡行动,通常都必须为这种行动的成功而进行某种形式的转型,也就是它们必须由以往那种单一的大陆性强国转变为某种形式的陆海两栖性强国,近代历史上的FaGuo和德国先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为了同英国相抗衡进行过这种形式的转型, 20世纪60年代后的苏联也曾经为了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争霸而尝试过这种形式的转型。[35 ] 但历史上那些位于欧亚大陆的国家试图进行的这类转型几乎都遭到了失败,更重要的是,欧亚大陆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这些转型国家的邻国)不仅没有对这种转型表示过支持,反而总是同那个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结成针对这些国家的制衡联盟。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由于它们必须要维持一支足够庞大的陆军,因此由单一的大陆性强国转变为某种形式的陆海两栖性强国往往使这些国家同时要面临来自陆海两方面的压力。[36 ]在近现代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的霸权(首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一般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即欧亚大陆的均势和全球范围的经济和海军优势,而这样一种态势使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总能在必要时将其全球范围的势力集中在那个主要的挑战者身上,这点也正是历史上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为什么总是比挑战者国家(它们都是位于欧亚大陆)享有某种具有决定意义的边际优势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和美国先后都将“居间制衡”(Off-Shore Balancing)作为它们对欧亚大陆基本战略的主要原因。

均势理论的限制条件对当今世界政治的第三个涵义是,位于欧亚大陆的国家如果要针对美国采取明确的制衡行动,必须时刻关注俄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因为俄国同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在根本战略利益上往往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作为一个位于“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俄国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上的地理战略属性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历史上占据心脏地带草原的游牧民族的直接继承者,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能通过不断向外扩张从而使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不断面临其强大压力,而另一方面,只要俄国它自己不打算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建立某种霸权,那么它将会是保卫和平最有效的大陆根据地。[37 ] 俄国的这种地理战略意义上的两重性意味着,只要俄国愿意放弃历史上不断出现的那种建立一个欧亚帝国的梦想,那么它同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以前是英国、后来是美国)在根本战略利益上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而这点同样为历史所证明,因为在近现代历史上尽管俄国同英国和美国这两个主导性的海洋国家摩擦不断,但它们之间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直接的冲突,倒反而多次在针对一个其它欧亚大陆强国(即FaGuo和德国)的重大战争中结为盟友。[38 ] 历史上的俄国同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在根本战略利益上的一致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防止其它欧亚大陆强国的崛起这一基础上的,而冷战的结束及当今俄国的羸弱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恢复了俄国作为一个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同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即美国)在根本战略利益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核心也就是防止一个位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强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因为这种挑战不仅将使美国面临巨大压力,同样也会使俄国面临类似压力,历史上FaGuo和德国的失败不仅归功于海洋国家的抵抗,同样也是拜俄国所赐,而这点是任何一个欧亚大陆国家都必须牢记的历史教训。

注释：

1. 有关均势理论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命题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中所面临的这一根本性挑战,参见: John Ikenberry ed. ,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2. Jack Levy, “Balance and Balancing: Concepts, 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Design”, in John Vasquez &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 J. : Prentice Hall, 2002, p. 140.

3. 这一限制条件同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得出的“地面力量首要性”的结论是完全吻合的,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Chap ter 4”。

4.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97.

5.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p. 21 - 22.

6.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p. 102.

7.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卢明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8. 美国学者麦克·多伊尔曾经对均势的各种生成机理进行过极为精彩的概述,参见MichaelW. Doyle, W ays ofW ar and Peac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1997, “Chap ter 5”。

9.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1979, p. 119.

10. Inis L. Claude J r. ,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 47.

11. 均势的“人工操作论”观点的主要代表者之一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参见: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Chapter 1”。

12. Inis L. Claude J r. ,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9.

13.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第285页。

14. Paul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 - 184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7.

15.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95.

16.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5.

17. Ibid. , p. 121.

18. 吴征宇:“论‘均势自动生成’的逻辑机理及内在缺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8期,第9页。

19. Kenneth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2.

20. 吴征宇:“论‘均势自动生成’的逻辑机理及内在缺陷”,第9页。

21. Stefano Gui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 y,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131.

22. Jeffrey W. Legro &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1999, p. 19.

23. 有关斯蒂芬·沃尔特“威胁制衡论”的详细阐述,参见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24. 有关兰德尔·施韦勒“利益制衡论”的最新阐述,参见Randall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2004。

25. Michael W.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p. 171; Jeffrey W. Legro &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p. 21.

26. Inis L. Claude J r. ,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7;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Practice, p. 115.

27. 关于历史上的那些挑战者国家为什么全都是位于欧洲大陆的国家以及它们的挑战为什么总是失败,参见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The Politics of Power in Europe 1494 - 1945,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3。

28. Jack S. Levy, “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and When”, in T. V. Paul, James J. Wri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Revisit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0.

29. 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The Politics of Power in Europe 1494 - 1945, p. 78.

30.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Practice, p. 115.

31. Jack S. Levy, “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and When”, p. 42.

32. 关于陆军和海军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军事力量在“进攻”和“防御”方面的根本差别,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Chapter 4”。

33. 关于历史上英国为什么总是要竭力防止某个大陆国家取得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参见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 1942, “Chap ter 4”。

34. Jack S. Levy, “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and When”, p. 45.

35. Josef Joffe, “Defying History and Theory: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Last Remaining Superpower’”, in John Ikenberry ed. ,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178.

36. 关于历史上的那些挑战者国家为什么总是要进行这种形式的转型且为什么总是失败,参见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The Politics of Power in Europe 1494 - 1945。

37. 关于陆海两栖性强国(即地理战略意义上的“边缘地带强国”)在战略上的脆弱性,参见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章”。同上书,第107页。

38.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