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建构主义的国际合作论

岸上的猪

【摘要】　在国际关系基础理论中,国际合作论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主要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国际合作论:第一,从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方法论上揭示了共有知识和观念对国际行为体的意义。第二,否认了先验性的国际无政府状态,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第三,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阐释了国际合作论:合作文化论。

【关键词】　建构主义; 　无政府状态; 　国际合作; 　合作文化论

　国际合作是推动国际社会发展的力量之一。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在其宪章中明确规定该组织的宗旨之一是“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家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但冷战的爆发及两极格局的形成,致使国际合作步履维艰,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合作理论的研究也不多。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而在实践和理论上推动了国际合作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西方国际合作理论研究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初,先后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流派的不同解读:霸权合作论、制度合作论和合作文化论。三大流派对国际合作理论的不同解读根源于他们各自的国际政治假设,国际合作理论附着于它们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它们理论系统的逻辑推演。其中,于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建构主义在批判“新- 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别于传统主流理论的国际合作论,为构建国际合作理论大厦增添了新的基石。

一,建构主义的国际合作论:合作文化论

建构主义奉行整体主义/理念主义的方法论,即它既吸纳了新现实主义的体系理论,强调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决定作用,还表现为国际结构(观念的分配和共享)对国家行为体的意义。所以,亚历山大·温特建议,在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三要素中,还要加上第四个要素,即国际体系文化、认同和利益因素。国际政治的物质主义层面表现为因果关系,而文化层面则是相互建构关系。在国际政治中,更重要的是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施动者的相互建构关系。国际政治结构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行为体只有在明确自己的身份和利益之后,才从事与之相符的行为。而经过一段时期的重复实践,行为体也建构了国际政治结构,使之具有某种内涵和特征,其表现就是国际共有知识:规则、体制或默契,它在某段时期内具有稳定性或称之为被物化,它可能强化、也可能弱化行为体的特定行为。结构与行为体的这种相互建构过程即“相互典型化”( recip rocal typ ifications) , [1 ] (P155)同时,建构主义提出如下主张:纯粹物质性因素不足以完整解释、预测国家的实践,因为这些物质性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它与国家实践及其结果之间没有先验性的联系,在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变量,即行为体的共有观念:观念赋予物质性因素以意义。在国际政治中,最终起作用的不是物质,而是物质被表现出来的方式。[ 2 ] (P393)

基于以上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建构主义提出在体系结构与体系单位两个变量之间,既存在物质主义的因果关系,也存在理念主义的建构关系。体系结构和行为体之间的建构进程如下:国际体系结构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行为体只有具备身份和利益之后才能采取与之相称的行动。也即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内生属性,而是在国际体系和行为体的互动中建构的,它们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共有知识的具体表现。这是一个不断重复和进化的过程,在建构主义理论中,没有一个因素是永恒不变的,一切都处于建构和被建构的过程中。

在具体阐述国际合作论时,建构主义从根本上对“新—新”主流理论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行为体的实践做了颠覆性的解释,为国际合作理论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和既定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 3 ]国际社会存在三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与它们对应的国家身份是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自助是一种制度,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可能存在的许多认同与利益结构之一[ 1 ] (P149) 。由自助体系衍生的冲突、权力政治、安全困境等也并不必然源于无政府状态,它们是由进程而不是结构造成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既存在竞争的体系与个人主义的体系,也存在“合作的”安全体系。至于在国际社会中哪种体系占据主导地位,则取决于国际体系文化即集体共有观念。所以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基本假设来解释国际政治现状的理论是不成立的。第二,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都不是既定因素,它们是在结构与施动者的互动中建构的,具有主体间性。在温特的国际结构中,共有知识或文化是确定行为体身份与利益的根本因素。一切都是文化使然,国际合作也是如此。这样,温特提出了“合作文化论”。“在大多数组织中,人们合作不仅仅是因为合作使他们的个人利益得到了实现,而且也因为他们有着对合作规范的忠实和认同感。”“制度化意味着合作文化要……厚重得多”。[ 4 ] (P277)国家身份和利益的不确定性不仅为国际合作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从国际自助体系向合作安全体系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根据。

依据建构主义理论假设,合作产生的途径如下:首先,在国际结构中,互动的行为体在个人或团体、类属、角色和集体四种类型中确认自己的身份。这是因为不仅“每一种身份就是一种脚本或图式,在不同程度上由文化形式构成,涉及在某种情景中我们是谁和我们应该做什么等问题。”而且“利益是以身份为先决条件的⋯⋯没有身份, 利益就失去了方向。”[ 4 ] (P288 - 290)在合作文化形成中,由于对合作的共有知识极为重要,而共有知识又依附于集体身份的形成,因此,那些导致集体身份形成的主变量就显得极为关键。这些主变量包括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它们能够减弱利己身份,帮助创建集体身份”。[ 4 ] (P430)这一过程实际是结构对身份形成的自然选择和文化选择。其中后者是一种进化机制,可以从一代人传播到另一代人。其次,国家确定身份以后,它在利益选择中有必要区分客观利益和主观利益。客观利益指再造自我时不得不满足的条件,是国家对外政策行为的客观限制因素,“这些利益真正的意义在于它们驱使国家认知它们,解读它们的涵义,并依此决定应该怎样定义主观安全利益。”[ 4 ] (P296)主观利益为文化所建构,并处于变化之中。最后,集体身份的形成和利益的确定并不必然导致合作行为,即使存在合作,也是工具主义的。只有达到文化内化的第三级,即规范内化之后,合作文化就出现了。认识当今的国际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合作是由于当今的国际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而不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减弱了体系的自助特征,因此也就减弱了被利用的代价。即使国家之间的合作被利用, 国家的生存也不会因之而出现危险。”[ 4 ] (P436)洛克文化被充分内化以后,反复合作就会导致促进行为体合作的思维习惯,“自我暂时的新的身份就会得到加强,导致进一步合作。假以时日,就会出现双方内化集体身份的现象。”[ 4 ] (P433) 总之,建构主义对国际合作的解读如下:合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因而可以自我实现和强化。合作文化成为集体共有观念之后,国际社会就会倾向于把注重结果的积极合作变成注重效用的积极合作,或者变成注重集体利益的积极合作。在国际政治中,国际合作也就成为无政府状态的制度之一。

以上只是论述了建构主义关于合作产生过程的一般理论,而对于当代国际关系而言,重要的是论述国际政治的自助体系是如何转变为合作体系的。对于这个问题,建构主义也作了解答。由于冲突体系向合作体系转化的关键在于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变化。而国家只有在全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才能进行批判性的反省及作出选择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利益:第一,必须要有理由对自己进行全新的思考。这种理由最有可能源于新的社会环境的存在,按照此前存在的自我观念不能对这种环境进行应对。第二,有意改变角色的预期成本不能超过将要获得的收益。[ 4 ] (P170)建构主义理论及国际政治实践表明,由于身份和利益的主体间性,身份和利益的改变既取决于国家的主动意愿,也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和国际结构的认同和接纳。

从以上分析可知,建构主义将合作的实践分析转化为观念分析。建构主义的分析认为,限定认同及利益结构(“博弈”结构)的主体间知识是内生于相互作用本身,并由相互作用体现出来的。[ 1 ] (P168)这样,产生合作的问题就变成了作为共有观念的合作文化如何在国际层面或区域、共同体层面被建构的社会心理问题及其社会化的认知演化( cognitive evo2lution)问题了。但不能据此判断建构主义的国际合作论沦为了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或唯意志论/意志决定主义。恰恰相反,建构主义的共有观念是集体实践的结果。“我们的知识也总是与他人所共享的。”[ 2 ] (P394)个人的合作观念只有上升为共有的合作文化以后,才能推动合作的出现。

二,简评建构主义的国际合作论

总体观之,与新现实主义的霸权合作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合作论相比,建构主义的合作文化论独辟蹊径,突出“新—新”主流理论忽视的国际关系中文化、认同和利益等观念因素对国际合作产生和维持的重要意义。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观念合作范式。这种对“新—新”主流理论的超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第一,它因注重人(国家是集体人)在合作形成中的主观能动性而备受称道。奥勒夫认为,原有的理论把人民排斥在外,建构主义始于人的社会活动,然后再提升到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与制度、思想与实践。传统的主导理论强调物质结构决定社会行为,而建构主义则重视社会活动及其思想与文化的作用, 强调社会和世界是人们通过实践构建起来的。[ 5 ] (P229)在展开论述时,建构主义突出了人的社会性而超越了传统国际政治有关人性的问题,使其理论具有了生机和活力。建构主义的研究途径兼顾了国际政治的微观和宏观视角:在微观上,建构主义研究决策者、外交官和广大公众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以及建构合作性的国际社会) ,在何种程度上强调国家利益?[ 6 ] (P179) 在宏观上,国际无政府文化决定了合作的出现。

第二,建构主义的国际合作论丰富了国际合作理论的内涵。建构主义的论述表明,国际体系具有多元内涵,不仅存在新现实主义强调的权力因素,也存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看重的国际制度因素,还存在建构主义所论述的国际社会因素。国际政治多元化发展拓宽了国际合作的研究空间,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为多种样式的国际合作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注解。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对国际合作理论的不同解读相互补充,可解释现今大部分国际合作现象。但建构主义的国际合作观是乐观的,带有“理想成分”。

建构主义的国际合作观也有其不足之处:第一,不管它如何辩解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建构的,仍然难以避免落入探寻无政府状态与国际合作联系的俗套。其实,无政府状态与国际合作之间不存在建构主义构建的那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国际关系史证明,在霍布斯无政府文化中可以存在合作,在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中也存在冲突和战争。第二,对国内政治的忽视。国内政治与国际合作的领域、方式、规模、持久性等息息相关。[ 7 ] (P466 - 496)正如美国学者基欧汉等论述的,在研究国际关系中,必须打通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研究的人为分界线,采用“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 8 ]建构主义虽然也论述了人的实践及其观念的形成,但它只是把人作为论述的起点,一旦国际体系层面的合作文化形成,建构主义者就将之神秘化。

第三,建构主义对冷战后国际行为主体的多元性视而不见,只论述国家之间的合作。共有观念的范围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区域组织、专业化国际组织,甚至还可以是次区域群体。现实情况是,正是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在冷战后的国际合作中扮演了非常活跃的角色。

第四,建构主义的“合作文化论”充分展示人的能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强调合作是施动者和结构互动的产物。而正是这些优点带来了其他令人遗憾的缺陷: (1)建构主义研究国际合作理论缺乏一个客观标准,造成研究的混乱。在国家确定其身份和利益的过程中,国家的主观意识作用很大,其逻辑结果就是国家确认合作的标准千差万别,最终可能陷入混乱。比如,建构主义关于合作文化的论述隐含了一个假设,即共有观念的形成依赖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依据作者的立场,这个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是就是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如此看来,建构主义的国际合作论在同质文明中颇具说服力,但不能解释异质文明间的合作问题。所以,建构主义的理论不是一般性国际合作理论,仍然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在论述国际共有知识的形成中,建构主义也低估了现代国家主权的顽固性,忽视了国际共识形成的艰难曲折性。建构主义的最大疏忽就是强调观念能够决定什么,而没有指出它不能左右什么。(2)由于体系结构和体系单位相互建构的无限循环,使研究无法确立一个稳固的支点,这使得建构主义的国际合作论更多是描述性的,它更适合于描述和解释既存事实而无法预测未来。按照肯尼斯·华尔兹的标准, [ 9 ]建构主义的国际合作论算不上科学理论。( 3)建构主义的国际合作论没有限定合作的研究背景,即没有提出人类社会独有的合作过程模式。建构主义一再强调“反复合作就会导致促进行为体合作的思维习惯”, [ 4 ] (P440)可是,在动物界这个规律也成立(阿克塞尔罗德的IPD 试验也存在这个问题) 。它没有解决人类社会中的合作与其他物种中的合作的区别。[ 10 ]由于这些主要的不足,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建构主义国际合作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而不在于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针对国际合作的潮流,包括建构主义学者在内的西方学者积极回应,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和理论建构,取得了一些成就。相对而言,中国的国际合作理论研究起步晚、涉猎浅、成果少。这种研究现状不仅落后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也与我国的和平共处的外交实践不协调。尤其是在我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人胡Jintao、温Jiabao等同志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新观念和“和平发展”的发展道路之际,亟需我国学者在国际合作理论和实践研究上有创新、有突破。在国际合作理论研究中,中国学者必须在吸收中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独创性贡献。

[参考文献及注释]

[ 1 ] [美]詹姆斯·德·代元主编,秦治来译,国际关系理论批判[ C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2 ] [挪威]伊弗·B. 诺伊曼, [丹麦]奥勒·韦弗尔主编, 肖峰石泉译,未来国际思想大师[ C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3 ] Alexander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 J ] ,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1992.

[ 4 ]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5 ]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C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 6 ]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 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 》[M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 7 ] 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的总结比较全面。Helen Milner,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 J ] ,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3 (Ap r. , 1992) .

[ 8 ] [美]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姜鹏,董素华译,《国际化与国内政治》[ C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9 ] 理论具有三个功能:描述、解释和预测。参见[美]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10 ] 有学者从生物学的意义上区别了动物界和人类的合作起源。参见SamuelBowles; Herbert Gintis, The Origins of Human Cooperation, appeared in Peter Hammerstein ( ed. ) The Genetic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Cooperation (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 . http: //www.santafe.edu/sfi/publications/Working - Papers/02 - 08 - 035. pdf.

zhengfadaxue

谢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