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区域主义:建构主义者解析

清水煮音

　　[摘要]　本文从建构主义者关于安全区域主义两个核心理论“安全复合体”和“安全共同体”出发,阐述了他们关于走向“安全共同体”的“梯级论”、“阶段论”和“非安全化”理论以及决定这一进程的规范、认同、文化、信任等核心变量和社会化、制度化等重要动力。本文认为,与理性主义者相关理论观点相比,建构主义者的理论观点既可以解释区域安全研究现存的重大的理论困惑,又更广泛地反映了冷战后安全区域化和区域主义发展的新现实,所以,它是一种创新的理论。

关键词]　安全区域主义;安全区域化;建构主义者;安全复合体;安全共同体

　　世纪之交,随着国际安全区域化进程的加快和新区域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发展,国际关系学界日益凸显出一种新的研究课题———安全区域主义(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按比约恩·赫特纳(Ｂｊ ｒｎＨｅｔｔｎｅ)定义,“安全区域主义”是指“在特定地理范围内———一个建设中的区域,将包含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冲突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包含对外合作关系和内部和平的安全共同体的努力。”也就是说,安全区域主义的发展进程是从“安全复合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ｐｌｅｘ)开始,通过有效的区域安全管理或安全秩序建构,逐步走向“安全共同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1〕那么,什么是“安全复合体”和“安全共同体”?它们的具体特征是什么?如何通过安全区域主义将一个“安全复合体”建设成为一个“安全共同体”?对此,冷战后异军突起的安全研究的重要流派———建构主义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而形成目前关于安全区域主义的最具理论化的观点。

一、核心理论:从“安全复合体”到“安全共同体”

建构主义者对安全区域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巴瑞·布赞提出了介于国际体系和单元(包括国家、民族和跨国公司等)之间的区域次体系———“安全复合体”,不但“为区域安全分析提供了更有力和更具体的工具”,〔2〕而且已成为安全区域主义进程“真正的起点”。〔3〕布赞认为,这种区域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次体系,它必须有更多的共性或共同特征,“最起码的要求是”它应具备三种准则,即共同的特性(ｓｈａｒｅｄ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成型的互动(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和共有的认知(ｓｈａｒｅｄ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等。〔4〕就此,他把“安全复合体”定义为:“一组单元,它们的安全化、非安全化的主要过程或者两者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其安全问题不能彼此分开的合理分析或解决。”〔5〕

具体而言,这种“安全复合体”的核心理论观点有:一是它的构成因素是“复合的”,包括安全相互依存、权力结构和友善与敌意(ａｍｉｔｙ/ｅｎｍｉｔｙ)关系等。他强调:“安全复合体是关于安全关系相对强度的,它使得独具特色区域模式通过权力分配和敌对与友善关系塑造而成。”〔6〕二是它的行为主体和指涉对象是“复合的”,包括国家、民族、集团、宗教和个人等。就此,他把“安全复合体”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即“同质安全复合体”(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和“异质安全复合体”(ｈｅｔｅｒｏ ｇｅｎｅｏｕ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前者被集中在特殊类型之内、由相似类型单元之间互动的特殊形式构成(如国家间的权力竞争)。这种逻辑导致不同安全领域产生不同类型复合体(如由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构成的军事安全复合体和由单元构成的、以各种认同为基础的社会复合体等);后者使区域逻辑穿越两个或多个领域(如国家、民族、公司和贯穿于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互动的联盟等),从而将不同类型的互动行为体融合为一体。〔7〕三是它的安全议题是“复合的”,即将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五个领域的安全视为特殊类型的互动。〔8〕四是它的安全动力是“复合的”。就分析层次而言,它可以通过本区域由下而上(或由里向外)产生,也可以通过国际体系由上而下(或由外向内)产生。〔9〕就核心动力而言,既有权力、经济相互依存等物质力量或客观因素,也有规范、认同等主观因素,但他们更强调“安全化”的“主体间”(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进程。〔10〕

对“安全共同体”概念的进一步理论化是建构主义者对安全区域主义研究的又一大贡献。伊曼纽尔·奥特勒(ＥｍａｎｕｅｌＡｄｌｅｒ)等人在卡尔·多伊奇等人研究的基础上,〔11〕对“多元安全共同体”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他们把“多元安全共同体”分为“松散的”和“紧密的”两种理想类型。具体说来,“多元安全共同体”通过三种特征来定义;一是其成员拥有共享的认同、价值观和意图;二是其成员拥有多方面直接的联系和互动;三是该共同体展现出一种在面对面接触中产生的、通过某种程度的长期利益和利他主义表现出来的互惠性。这种长期利益源于互动产生的知识,而利他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义务和责任。他们强调,将“安全共同体”与其他形式的共同体区别开来的方法是,该共同体成员保持和平变化的可靠预期。“可靠的预期”可以由社会互动理论来解释,即稳定的预期可以来自拥有共同的认同、其认同和利益由环境决定的行为体。“和平变化”是指行为体既不预期也不准备把有组织的暴力作为解决国家间冲突的手段。所以,“安全共同体”内可以不存在高度发达的战略联系或正式联盟,但必须有禁止通过战争手段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法律上的或正式的规范。〔12〕

奥特勒明确指出,“多元安全共同体”是社会建构的“认知区域”或“共同体区域”,这里的人们拥有共同的理解和认同,即“安全共同体”依赖于和平解决冲突的共享的实践的知识,并由社会所建构。而且,这种“安全共同体”是一种内生模式,它呈现出“综合的”(即将传统安全成分与经济、环境、文化和人权等因素联系起来)、“不可分的”(即一国的安全与他国的安全不可分开)和“合作的”(即安全建立在信任与合作、和平解决冲突与协力增强双边制度)等明显特征。所以,“多元安全共同体”概念与建构主义方法结合起来,将安全研究的焦点从国家移向跨国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生态的和道德的力量,不仅是为思考冷战后的区域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的再思考,而且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范式的转变”。〔13〕

需要强调的是,建构主义者虽然认为“安全共同体”是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上理想的归宿,但它并非在所有区域都适用,这正如奥利·维夫所言:“可能的安全共同体研究应该聚焦于那些构成安全复合体的区域。”〔14〕由此,“安全复合体”和“安全共同体”已分别成为建构主义者安全区域主义研究的起点和终点,从而构成其理论的两个核心部分。

二、发展进程:“梯级论”、“阶段论”和“非安全化”

建构主义者确定的上述“起点”和“终点”已经为安全区域主义搭起了一座牢固的“桥梁”,但能否顺利从不安全的“起点”走向安全的“终点”关键就在于如何通过这座“桥梁”了。这就是建构主义者必须解决的安全区域主义的进程问题。在这方面,奥特勒和维夫等人分别提出了著名的“梯级论”、“阶段论”和“非安全化”理论。

奥特勒等人用“三级阶梯”(ｔｈｒｅｅｔｉｅｒｓ)来解释“安全共同体”生成过程。第一级阶梯是突变性的基础条件,包括科技、人口、经济与环境中的变化,社会现实新解释的发展以及外来的威胁等。这些因素促进国家扩大面对面的互动、对话和合作。第二级阶梯是结构变量与过程变量。前者包括权力和知识等变量;后者包括交易、组织和社会学习等变量。第三级阶梯是相互信任和集体认同。上述结构变量与过程变量之间积极的、动态的、互惠的互动,促进了相互信任和集体认同形式的发展,反过来催生对和平变化的可靠预期,从而推动“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15〕据此,奥特勒等人把“安全共同体”的发展过程清楚地分为创始(ｎａｓｃｅｎｔ)、上升(ａｓｃｅｎｄａｎｔ)和成熟(ｍａｔｕｒｅ)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主要是共同的威胁、从跨国经济中获利的期望和文化、政治、社会与观念的同质性等因素推动国际组织和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进而推动“安全共同体”的出现。“安全共同体”进入上升阶段的标志主要有:日益密集的网络、反映紧密军事协调和合作的新制度与组织、促进联合行动的认知结构、互信程度的深化、对和平变化可靠预期的集体认同的出现等。“安全共同体”走上成熟的标志则主要有11种,即多边主义、不设防边界、军事计划不以彼此为假想敌、威胁的共同定义、存在共同体的语境和语言、合作安全和集体安全、深度的军事一体化、对付内部威胁的政策合作、人口的自由流动、权威的制度化、多视角的政治形态等。前五种变量对松散的和紧密的“安全共同体”均适用,而后六种变量只适用于紧密的“安全共同体”。〔16〕

与奥特勒等人相比,维夫的观点明显不同:“安全共同体”不是依靠共同的结构或制度来实现的,而是主要通过“非安全化”进程来完成的。他把这种进程分成三个阶段:一是“不安全”(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包括军事和经济、环境、移民等非军事不安全的各种类型;二是“安全化”,即具有政治明显特征的“存在性威胁”的“主体间”的确立;三是“非安全化”,即通过支持其他议题的相互安全的渐次边缘化实现“无安全”(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他还强调,一个“安全共同体”可以被建构,也可以被解构,即“再安全化”(ｒ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它实际上成为一个“安全共同体”发展过程的第四个阶段。〔17〕为解释安全的这种演变,他引入语言学中的“言语—行为”这一概念,即一个议题被安全化表现为,被谈论的安全议题被表述为现存的、应该采取非同一般的措施来相应地保护它。在这里,语言本身就是重要的行为。安全行为主体是一个“言语—行为”集团,常见的参与者是政治领袖、官僚机构、政府内阁、政治说客和势力集团等,他们的论点通常是保护国家、民族、文明或其他大的共同体准则或制度的安全所必需的。所以,如果这些行为主体从政治上成功地将安全问题引入公共关注的政策领域,“言语—行为”就成了安全问题。不过,这种“言语—行为”的成功运作需要一些“催化条件”,主要包括内部的、合乎行为规则的语言———文法程序和外部的、为行为提供机会的特定的语境和社会环境。一个“语言—行为”的内部条件中,最重要的是遵循安全体制、安全的文法规则、建造一个包括“存在性威胁”的计划及不同领域的特殊用语,如社会领域谈论的“认同”、政治领域谈论的“主权”和环境领域谈论的“可持续性”等;外部条件中最重要的,一是言语者的社会资源,即该安全行为体必须处于权威地位;二是它必须与威胁连在一起。〔18〕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奥特勒等人和维夫等人的理论观点虽有明显的不同,但他们共有建构主义的两个最重要论断:“安全共同体”是社会建构的,即它是一个“主体间”过程;安全是各种社会规则的聚合体,这些由规范、认同、文化等构成的规则来自行为主体的共同的认知实践的互动。这就是建构主义者安全区域主义理论建构的关键部分。所以,他们的“多元安全共同体”理论被称为建立在“认知相互依存”之上的“认知区域主义”。〔19〕

三、变量与动力:规范、认同、文化、信任与社会化、制度化

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在一个“认知区域”从“安全复合体”向“安全共同体”演变过程中,规范、认同、文化和信任等主体间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卡赞斯坦将影响安全政策的规范分为法律规范和社会规范。前者是正式的、法律的、理性化、普遍化的规则,后者是非正式的、特定集团拥有的社会文化惯例;后者作为“学习和信息的池子”,可以为那些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措施创造基础,前者作为“社会规范的重要补充”,可以在社会控制措施无效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20〕二者分别为“安全共同体”建设奠定了正式的法律和非正式的社会基础。

规范可以通过禁止从属于集体目标的行为提供冲突解决的框架,并为互利的行为和合作的计划创造基础,依此作用于国际秩序;规范可以帮助建构国家认同、区域认同,以促进共同体需要的“我们感”及和平行为的规则和惯例的产生和发展。所以,“规范构成了安全共同体的核心”。〔21〕认同作为一种主体间因素,它也是推动一个“认知区域”变化的核心变量。国家认同的变化影响着国家安全利益或国家的政策,同样,国家认同的结构也影响“安全共同体”和其他跨国安全安排,这样,各种安全联合首先反映出其成员的价值观和认同的异同。〔22〕一个承认共同体自身独特性的集体认同,不但可以强烈地显示特定的行为体在特定的领域行为选择的一系列特定的利益和偏好,〔23〕而且,作为行为体行为的根本动力,它可以通过产生物质安全、可预见性和发展的预期等增进它们之间的进化合作,从而推动一个本质上是区域性的国际国家的产生。〔24〕

建构主义者十分关注文化与安全的关系,以致推动“文化回归国际关系理论”。〔25〕温特认为,具体的文化形态,如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法律等,都是由共同知识或主体间共识建构而成的。文化作为一种共有观念和公共现象,它构成了社会结构的次结构,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预言中的“自我”即共同体),即文化具有自我再造的趋势。他把国际体系结构称作“政治文化”,并把这种“国际文化”分成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三种不同的形式。就安全而言,“安全困境”、“安全复合体”和“多元安全共同体”就分别是这三种文化的现实反映。温特相信,由于文化规范存在从“武力”(被迫遵守)到“代价”(利益驱动)最后到“合法性”(承认规范)的内化过程,国际文化朝向康德文化发展“不可逆转”。〔26〕建构主义者认为,在国际关系中,信任可以演化为一种“信用文化”,从而成为可以改变行为体行为的“组织化资产”。它可以改变认同、强化规范,并克服成员之间利益的分歧。逻辑上讲,信任优先于认同出现,相互的信任催生集体认同的发展,而集体认同可以增强信任的进一步深化。事实上,信任和认同是互惠的和相互加强的,它们联合起来便利于即使在不确定下的合作,从而有助于“安全共同体”的建设。〔27〕

然而,规范、认同、文化、信任等主体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的生成、变化和效力的发挥,除了受体系结构变化的影响外,主要还是由内生动力———区域内部社会化和制度化发展决定的,正是这些发展推动了安全区域主义的发展。温特认为,“社会化”是指认同和利益伴随着复杂的社会学习而形成的过程。社会化进程就是随着文化内生程度不断递增而不断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最后到康德文化演进的过程。〔28〕具体而言,推动“安全共同体”产生的内部社会化进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这是一种不断上升的“螺旋模式”。第一,传统安全占优势阶段。军事等传统安全逻辑仍然由政治领导人所使用,尽管国际背景已经发生变化。第二,新安全话语出现和传统安全防御阶段。这意味着一些国内层次的集团正在适应新的安全话语出现的新形势,并向政治领导人游说这些新安全话语;尽管政治领导人最初的反应是保护传统政策,但这种可以被看作社会化进程已经进行中的一种表现。第三,工具性变化阶段。政治领导人开始工具地适用新的安全话语。第四,劝说阶段。政府被劝说遵守国际规范是正确的事情,以致他们逐渐接受这些规范的合理性,而不仅仅是适应已经变化的国际背景。第五,制度化阶段。国际规范在国内话语中被制度化,专业知识正成为共同的知识,以致可以看到规则一致的行为。这是社会化进程的最后一步。〔29〕

建构主义者认为,制度是一系列相对稳定的认同与利益的结构,它常常由固定下来的规则或规范组成;它主要是认知实体,离开了行为体对世界如何运行的看法,它就不会存在。根据这种观点,制度化是一种把认同与利益进行内化的过程。〔30〕尽管他们并不认为“安全共同体”的发展要以制度化为前提,但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可以为之提供合适的发展框架。他们用经验性研究证明,当今最重要的“多元安全共同体”例子(如欧盟)往往是强有力的多边组织。奥特勒将这样的组织称为“安全共同体建设制度”,并认为它们不仅仅是国际政治联合的媒介,而且是区域安全体系的社会结构的施动者。〔31〕卡赞斯坦尤其强调制度化规范的重要性。他认为,规范一旦制度化就不会简单代表个人的偏好、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因为制度化的规范是集体持有的,它们存在于行为者之外;制度化的规范在国家和社会的不同部分之间创造出稳定性和一致性,否则,这种稳定性和一致性就不会存在;制度性规定了适当的行为标准,从而塑造了利益与政策;国际制度的形成也反映了集体认同,从而赋予其实质性政治目的,而制度化的规范恰恰可以限制或促进行为者的政治选择。〔32〕国际组织和制度还可以鼓励各国和社会将它们想象为某一区域的一部分,进而促进建立在诸如民主、发展主义、人权等价值观之上的“区域文化”的发展,并通过灌输诸如共同货币、自主的规范和实践等共同命运来培育区域发展计划等。〔33〕总之,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制度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它可以建构、规定和抑制行为者的行为。所以,有建构主义者认为他们的“社会学制度主义”才是“真正的制度主义”。〔34〕

就此,我们可以把上述核心变量以及社会化、制度化进程与安全区域主义的发展描述为这样一种清晰而紧密的关系:“安全复合体”→(共同的或相互的)规范、认同、文化、信任等变量→社会化、制度化→“规则性”和“构成性”效果→“安全共同体”。

四、理论“创新”:建构主义安全区域主义研究的重要意义

国际关系理论界经常用拉卡托斯(ＩｍｒｅＬａｋａｔｏｓ)提出的“复杂方法论的证伪”方法对某种新理论进行测试。他说:“证伪的关键因素是,与原有理论相比,新的理论能否提供较多的创新的信息,并部分地证实这些信息。”〔35〕据此,我们可以把建构主义者提出的安全区域主义理论假定为:如果它能够有力地解释区域安全领域现存的理论和实践的困惑,它就称得上是一种创新的理论。

首先,建构主义者关于安全区域主义的理论观点既可以解释理性主义者难以解释的区域安全的重大理论困惑,又指明了走出这种困惑的途径。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由于各国对其他国家意图估计的不确定性和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本质特征,国家间的冲突关系是一种常态,这就产生国家安全关系中典型的“安全困境”。〔36〕建构主义者认为,在许多没有冲突关系的国家集团或区域(如“安全共同体”),“安全困境”是不相关的。即使在存在竞争或敌意关系的国家集团或区域,友善关系也是存在的,所以,它不是“安全困境”而是“安全复合体”,而且,这种“安全复合体”可以建构为“安全共同体”。他们相信,通过共同的规范、认同、文化和互信等主体间认知因素及其内生的社会化、制度化,才能真正消除区域内部国家间的不安全。用温特的话说,因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创造的”,所以,如果某国军事化,其他国家就会受到威胁并进行自我武装,从而创造由利己的认同和利益定义的“安全困境”;但是,如果各国参与再保证政策,就将使共享的认知结构移向一个“安全共同体”。〔37〕所以,正是“认同的逻辑”使国家之间并不总是陷入“安全困境”之中,而是有可能建构起“安全共同体”。〔38〕这就是建构主义者所解开的理性主义者难以解释的第一个“困惑”。

理性主义者安全研究的第二个“困惑”就是“民主国家为何缺少战争”。这是新自由主义者“民主和平论”得出的一个结论。其主要根据是,妥协和合作的规范抑制利益的冲突升级为暴力冲突;限制竞争的规范源于国内民主自由原则和制度。一句话,是根植于国内实践的民主或自由的原则抑制了冲突和战争。所以,“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适用于安全共同体的类型。”〔39〕然而,他们留下这样的疑问:既然如此,民主国家为何与非民主国家打仗?这是否是承认这种战争的合法性呢?实质上,他们的“民主和平论”已经陷入“欧美中心”或“西方价值中心”的陷阱。建构主义者通过聚焦如何建构可以塑造适用于限制竞争的规范、认同和互信,有助于我们解开这一“困惑”。他们认为,国家间存在消除战争的“民主和平”,是因为彼此理解为民主国家,或者说他们彼此理解主体间关于利益、价值观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惯例和国际规范的解释。〔40〕而且,建构主义者能够比新自由主义者提供更为广泛的区域和平与安全的解释,即建立一个“安全共同体”不仅仅限于民主国家。他们认为,尽管共同的价值观是建构“安全共同体”所必需的,但不一定要是自由的民主价值。某些发展中区域长期“无战事”的记录就与民主的客观性标准没有必然联系,比如,东盟和南美已成为“新兴的安全共同体”。〔41〕

其次,建构主义者重新整合了理性主义者安全研究和区域一体化研究的成果,使安全区域主义研究走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理论化方向。

冷战时期的安全研究主要是传统的战略研究,即限于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范围内军事安全研究,它基本上是与区域主义研究分开进行的,而区域一体化也明显是政治与经济分开。这正如约瑟夫·奈所言,早期区域主义研究关注两个层次的区域主义活动,即以涉及正式经济组织的微观经济一体化为一方和以关注控制冲突的宏观政治一体化为另一方,“区域安全议题(除西欧外)受到不充分的重视”。〔42〕建构主义者安全研究不仅安全议题从传统的军事安全拓宽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移民等新安全领域,还改变了传统安全研究那种“国家中心”和“西方中心”的倾向,把包括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安全作为重点研究课题,从而将重新整合后的安全区域主义研究纳入国际政治经济学范畴,并赋予其安全议题综合化、研究区域全球性等理论系统化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理性主义者原有安全研究和区域主义研究的不足。

第三,建构主义者安全区域主义研究反映了冷战后安全区域化和新区域主义蓬勃发展的新现实,它明显比理性主义者相关理论观点具有更广泛的现实解释力。

冷战后时期国际安全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区域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原来被全球性两极格局所“覆盖”的区域冲突开始表面化和独立化,这在发展中区域更为明显;二是国内冲突和其他不稳定因素通过全球化带来的日益开放的边界不断“外溢”到邻近国家,尤其是经济、环境、移民等新安全议题明显危及区域安全。这种国际安全区域化趋势使“区域安全复合体”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现有的联合国安全机制、ＩＭＦ金融机制和ＷＴＯ多边贸易体制等分离的全球机制和传统的均势、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等区域安全秩序模式明显难以解决日益综合化的区域安全问题。相形之下,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的区域主义,因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纬度的议题而日益成为解决区域综合安全问题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以实现“综合安全”为目标、以“合作安全”为途径的区域安全组织(如欧洲安全组织和东盟区域论坛)不断产生和发展;二是以实现综合发展目标、以区域一体化为途径的区域集团(如欧盟和东盟)开始把区域安全合作纳入区域合作的框架之内,如欧盟推行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东盟推出的“安全共同体”建设计划。显然,安全区域化和区域主义的现实发展是用理性主义者区域经济或政治一体化理论无法完整解释的。相反,此种现实明显反映出建构主义者所说的当前区域主义进程的“安全—认同—一体化三角动力”。〔43〕

就此,我们可以认为,建构主义者安全区域主义理论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创新的理论。当然,与所有“创新”的理论一样,建构主义者不可能穷尽所有认识,这就注定其理论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他们追求“开放的本体论”,对安全区域主义真正的施动者解释不足,使他们可能陷于“本体不可知论”;〔44〕二是他们关注安全体系结构和国家间层次,明显缺乏对来自国家内部的区域不安全因素的分析,使他们提出的“安全共同体”的有效性受到怀疑;〔45〕三是他们关注现存的规范及其影响,没有详细阐述规范如何被有效遵守,使他们陷入“规范的困境”;〔46〕四是他们关注认同对利益的建构(即利益是以认同为先决条件),明显忽视了当今世界中碎片化和异质化趋势,既“扩大了认同的因果性”,又不免具有“理想化”色彩。〔47〕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它即使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这也是一种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的价值所在。

[注释]

〔1〕Ｂｊ ｒｎＨｅｔｔｎ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Ｂｊ ｒｎＨｅｔｔｎｅ,Ａｎｄｒ ｓＩｎｎｏｔａｉ(ｅｄ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Ｇｌｏｂ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Ｐａｌｇｒａｖｅ,2001,ｐ.13.

〔2〕ＡｍｉｔａｖＡｃｈａｒｙａ,“Ｔｈ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ａ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ＫｅｉｔｈＫｒａｕｓｅａｎ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ｅｄ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Ｃａｓｅｓ,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Ｐｒｅｓｓ,1997,ｐ.308.


〔3〕Ｂｊ ｒｎＨｅｔｔｎｅａｎｄＦｒｅｄｒｉｋＳ ｄｅｒｂａｕｍ,“Ｔｈｅｏｒ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ｎｅｓｓ”,ｉｎＳｈａｕｎＢｒｅｓｌｉ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Ｗ.Ｈｕｇｈｅｓ,ｅｔａｌ(ｅｄｓ.),Ｎｅｗ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ｓｉ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2002,ｐ.40.

〔4〕ＢａｒｒｙＢｕｚａｎ,“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ＷｈａｔＳｏｒｔ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ＷｈａｔＳｏｒｔｏｆＷｏｒｌｄ?”ｉｎＡｎｔｈｏｎｙＭｃＧｒａｗ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Ｂｒｏｏｋ(ｅｄｓ.),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1998,ｐｐ.68 73.

〔5〕〔6〕〔7〕Ｂｕｚａｎ,ＯｌｅＷｅａｖｅｒａｎｄＪａａｐｄｅＷｉｌｄ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ｅｗ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ｏｕｌｄｅｒ:ＬｙｎｎｅＲｉｅｎｎｅｒ,1998,ｐ.201;ｐ.201;ｐｐ.16 19;ｐｐ.36 42.

〔8〕ＢａｒｒｙＢｕｚａｎ,“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ｔ ＣｏｌｄＷａｒＷｏｒｌｄ”,ｉｎＢｊ ｒｎＨｅｔｎｎｅ,ＡｎｄｒａｓＩｎｎｏｔａｉａｎｄＯｓｖａｌｄｏ(ｅｄｓ.),ＴｈｅＮｅｗ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ｒｅｓｓ,2000,ｐｐ.1 25.

〔9〕〔10〕同注〔5〕,ｐｐ.16 19,ｐｐ.197 201;ｐｐ.23 31.

〔11〕他们把“安全共同体”分成“合并”(ａｍａｌｇａｍａｔｅｄ)和“多元”(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两种类型。前者是指“两个或更多的原来独立的单位正式合并成为一个较大的独立单位,合并后存在某种形式的共同政府。”后者是指“各个政府仍然保持法律上的独立”,它较为容易实现,所以最为常见。我们时常说的“安全共同体”是指后者。参见:ＫａｒｌＷ.ＤｅｕｔｓｃｈａｎｄＳｉｄ ｎｅｙＡ.Ｂｕｒｒｅｌｌ(ｅｔ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Ａｒｅ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57.

〔12〕ＥｍａｎｕｅｌＡｄｌｅｒａｎ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ａｒｎｅｔｔ,“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ＥｍａｎｕｅｌＡｄｌｅｒａｎ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ａｒｎｅｔｔ(ｅｄ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8,ｐｐ.30 35.

〔13〕ＥｍａｎｕｅｌＡｄｌｅｒ,“Ｉｍａｇｉｎｅ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Ｎｏ.20(1997),ｐ.250;“Ｓｅｅｄｓｏｆ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ＯＳＣ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ｐ.119 120;Ｅ ｍａｎｕｅｌＡｄｌｅｒ(ｅｔａｌ),“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ｐ.59.

〔14〕ＯｌｅＷｅａｖｅｒ,“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Ｎｏｎ ｗａ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ｉｅｓ,ｐ.74.

〔15〕〔16〕ＥｍａｎｕｅｌＡｄｌｅｒ(ｅｔａｌ),“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ｐ.29 49,ｐｐ.49 58.

〔17〕同注〔14〕,ｐｐ.69 118.

〔18〕详见ＯｌｅＷ ｖ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ｏｎｎｉｅＤ.Ｌｉｐｓｃｈｕｔｚ(ｅｄ.),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5,ｐｐ.46 86;ＢａｒｒｙＢｕｚａｎ,ＯｌｅＷ ｖｅｒ(ｅｔ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ｅｗ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ｈ.2,ｐｐ.21 48.

〔19〕ＡｎｄｒｅｗＨｕｒｒｅｌ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ｉｎＬｏｕｉｓｅＦａｗｃｅｔｔ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ｗＨｕｒｒｅｌｌ,(ｅｄｓ.),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5,ｐ.64.

〔20〕彼得·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Ｍ〕,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4—54页。

〔21〕ＡｍｉｔａｖＡｃｈａｒｙ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ＳＥＡＮ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2001,ｐ.4,ｐｐ.24 25.

〔22〕ＲｏｎａｌｄＬ.Ｊｅｐ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ａｎｄＰｅｔｅｒＫａｔｚｅｎ ｓｔｅｉｎ,“Ｎｏｒｍ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Ｐｅｔｅｒ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ｔｈａｃａ,ＮＹ: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6,ｐｐ.60 66.

〔23〕ＴｅｄＨｏｐｆ,“Ｔｈ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23,Ｎｏ.1(Ｓｕｍｍｅｒ1998),ｐ.175.

〔24〕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88,Ｎｏ.2(Ｊｕｎｅ1994),ｐｐ.384 396.

〔25〕同注〔23〕,ｐ.194.

〔26〕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Ｍ〕,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02—237页、第313—387页。

〔27〕ＥｍａｎｕｅｌＡｄｌｅｒ(ｅｔａｌ),“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ｅｃｕ 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ｐ.45 46.

〔28〕同注〔26〕,第213页、第322页。

〔29〕参见ＰｅｒｎｉｌｌｅＲｉｅｋ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ａｔｓｖｉｔｅｎｓｋａｐ.ｕｉｏ.ｎｏ/ｋｏｎｆｅｒ ａｎｓｅｒ/ｎｆｋｉｓ/ｉｎｔｐｏｌ/ｒｉｅｋｅｒｒ.ｐｄｆ.

〔30〕参见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ＡｎａｒｃｈｙｉｓＷｈａｔＭａｋｅｏｆＩ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 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88,Ｎｏ.2(Ｓｐｒｉｎｇ1994),ｐｐ.384 396.

〔31〕ＥｍａｎｕｅｌＡｄｌｅｒ,“Ｓｅｅｄｓｏｆ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ＯＳＣＥ,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ｐｐ.119 152.

〔32〕同注〔20〕,第23页,第33 34页。

〔33〕ＥｍａｎｕｅｌＡｄｌｅｒ(ｅｔａｌ),“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ｅｃｕ 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ｐ.43 44;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ａｒｎｅｔｔ(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ｐ.418 420.

〔34〕Ｍａｒｔｈａ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Ｎｏｒｍ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50,Ｎｏ.2(Ｓｐｒｉｎｇ1996),ｐｐ.325 347.

〔35〕ＩｍｒｅＬａｋａｔｏｓ,“Ｆａ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ｉｎＩｍｒｅＬａｋａｔｏｓａｎｄＡｌａｎＭｕｓｇｒａｖｅ(ｅｄｓ.),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70,ｐｐ.120 121.

〔36〕参见ＲｏｂｅｒｔＪｅｒｖｉ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ｌｅｍ ｍａ”,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30,Ｎｏ.2(1978),ｐｐ.167 214.

〔37〕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20,Ｎｏ.1(Ｓｕｍｍｅｒ1995),ｐｐ.71 81.

〔38〕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ａｒｎｅｔｔ,“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ｉ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401.

〔39〕参见ＢｒｕｃｅＲｕｓｓｅｔ,Ｇｒａｓｐ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ｅａｃｅ,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3;ＢｒｕｃｅＲｕｓｓｅｔ,“ＡＮｅｏ Ｋａｎｔｉａ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ｉｅｓ”,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ｐ.369 371.

〔40〕参见ＴｈｏｍａｓＲｉｓｓｅ Ｋａｐｐｅ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ｅａｃｅ Ｗａｒｌｉｋ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Ａ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1,Ｎｏ.4(1995),ｐｐ.49 51;ＣｏｌｉｎＨ.Ｋａｈ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Ｐｅａｃ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ｅａｃ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8,Ｎｏ.2/3(1998/99),ｐｐ.94 144.

〔41〕参见ＡｍｉｔａｖＡｃｈａｒｙ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ｗＨｕｒｒｅｌｌ,“ＡｎＥ ｍｅｒｇｉｎｇ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ｏｔｈｉｎ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ｐ.198 264;ＡｍｉｔａｖＡｃｈａｒｙａ,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42〕参见ＪｏｓｅｐｈＳ.Ｎｙｅ,ＰｅａｃｅｉｎＰａｒｔ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 ｆｌｉｃｔ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Ｌｉｔｔｌｅ,Ｂｒｏｗｎ＆ＣＯ.,1971;ＪｏｓｅｐｈＳ.ＮｙｅａｎｄＭ.Ｌｙｎｎ Ｊｏｎ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Ａ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12,Ｎｏ.4(1988),ｐ.27.

〔43〕参见ＯｌｅＷ ｖ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ｏｌｖ 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Ｐｕｚｚｌｅ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48,Ｎｏ.2(Ｗｉｎｔｅｒ1995),ｐｐ.389 432.

〔44〕ＴｈｅｏＦａｒｒｅｌ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ｏｆ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4,Ｎｏ.1(Ｓｐｒｉｎｇ2002),ｐ.60.

〔45〕参见ＲａｉｍｏＶａｙｒｙｎｅｎ,ＳｔａｂｌｅＰｅａｃ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ｄ.ｅｄｕ/ｅｋｒｏｃｉｎｓｔ/ｏｃｐａｐｅｒｓ/ｏｐ＿18＿3.ｐｄｆ.

〔46〕ＪｅｆＨｕｙｓｍａｎｓ,“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ｏｆ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ｌ 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ｖｏｌ.27(2002),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ｐｐ.41 62;ＴｅｄＨｏｐ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ＡｌｌｔｈｅＷａｙＤｏｗ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37,Ｎｏ.1(2000),ｐｐ.369 378.

〔47〕ＢｉｌｌＭｃＳｗｅｅｎｅ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Ｓｏｃｉｏｌ ｏｇ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9,ｐ.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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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 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