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政治的安全困境——连累抛弃模型的解释力及其局限

清水煮音

[摘要] 　同盟政治是国际政治学界一直在热衷探讨的一个问题。无论是为了增强抵抗威胁的能力,还是为了获取自主或安全,或是为了“搭便车”,只有当国家利益具有重合性时,同盟才有可能形成。但盟友利益的重合度随着时空的移转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从而造成盟友之间的冲突和博弈。斯奈德在对一些同盟实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连累抛弃模型。但是斯奈德的模型并不具有普适性,对于防御性同盟虽有相当的解释能力,而用于说明进攻性同盟时,则存有缺陷。

[关键词] 　同盟困境;连累抛弃;防御性同盟;进攻性同盟

同盟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因此一直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热衷探讨的一个问题。关于同盟,国际政治学界存在着多种定义,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把同盟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了国家安全而缔结的相互军事援助的协定; 〔1〕菲德尔( Edwin H. Fedder)把同盟称为“统治的技术”( Techniques of statecraft) 、“国际机构”(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或“势力均衡的调整机制”( regulating mechanisms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 〔2〕沃尔特( Stephen M. Walt)把同盟定义为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关系; 〔3〕密执安大学的辛格( J. David Singer)教授领导的COW (Correlates of War)研究课题小组把同盟定义为以正式的军事条约形态存在的安全合作关系,并根据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把同盟分为:相互防卫条约( defense pact) 、不可侵犯协定( nonaggression pact)或中立协定( neutrality pact) 、安全协约( entence)三类; 〔4〕奥斯古德(Robert E. Osgood)则把同盟定义为以特定国家或国家群为对象而使用军事资源的约定。〔5〕尽管各学者的定义角度和具体阐述不同,但理论界对同盟的定义大体上持一致的看法,即同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了国家安全而缔结的正式协定。它包含三个要素: ①同盟的主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排除了非国家主体; ②同盟缔结的主要考虑因素是国家安全; ③同盟是一种正式协定,排除了国家间的非正式安排。

国际政治学界关于同盟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把同盟本身设定为从属变量,研究课题一般设定在与之相关的独立变量间的关系上,如同盟的形成、持续、解体的原因,传统、意识形态、地理位置、政治制度等非军事因素对同盟的影响等。其二是把同盟设定为独立变量,研究课题一般设定为与之相关的从属变量间的关系上。如同盟对国际关系、地区安全以及对缔约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等。就研究的问题而言,研究同盟的学者大部分把眼光集中在国家为何结盟、结盟之后与敌对势力的互动关系以及同盟与战争的关系等问题上。很多学者似乎认为既然盟友靠结盟已经形成合意,政策分歧也会消除,因此除了对盟友间就防卫费分担而展开的博弈过程进行研究之外,〔6〕很少有人注意发生在盟友间的博弈。在这种情况下, 斯奈德(Glenn H, Snyder)于1984年发表《同盟政治的安全困境》一文,首次对发生在盟友间的博弈进行了理论考察,并提出了连累抛弃的安全困境模型( the entrapment abandonment model) 。斯奈德模型的提出已有20 余年,至今学界尚无对其提出过直接的批评,那么斯奈德的同盟安全困境理论是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是可以用于解释所有同盟实践的理论,还是具有一定应用边界,只适合于解释部分类型同盟实践的理论呢? 携此问题意识,本文将对斯奈德模型的解释能力进行考察。在此之前将首先对国家选择结盟政策的原因进行考察,因为结盟目的与盟友间的冲突和博弈这两者之间具有直接的关联性。

结盟的原因:三种考察模型

国家为何结盟,其动机和原因何在,对此理论界存在着几个考察模型。

能力扩张模型

能力扩张模型把同盟看作是扩张对抗威胁能力的一种手段,国家靠结盟以增强对抗敌人的力量。这一主张又分为两种观点,其一以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为代表,认为同盟起源于平衡实力的观念,是维持国家间实力均衡的一种手段; 〔7〕其二以沃尔特为代表,认为同盟是平衡威胁的一种手段。〔8〕尽管两种观点意见不一,但都认为国家靠结盟扩张自己对抗威胁的能力是同盟行为的中心主题。这种观点被莫罗( James D. Morrow)称为同盟的能力扩张模型(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9〕但莫罗认为这种观点不全面,尤其是用来解释大国和小国之间的不对称同盟时,具有一定的缺陷。因为依照能力扩张模型,同盟国任何一方能力的上升或下降都会增加它不再需要盟友能力或不能提供盟友所需能力的可能性,因而增加了同盟破裂的可能性。当一国的能力增强时,它对抗威胁的能力会加强,降低了同盟的价值;当一国的能力下降时,作为被结盟者的价值会下降,也会促发结盟方结束同盟关系。因此无论哪种情况,对同盟价值的评估都将会下降。对于大国和小国间的不对称同盟来说,虽然小国靠与大国结盟,会提高自己对抗威胁的能力,但大国却往往不能因此而使自己的能力增强,所以能力扩张模型的解释力存有缺陷,为此莫罗提出了一个可以纳入能力扩张模型的更为宽泛的模型,即自主—安全交易模型( the autonomy-security trade-off model) 。〔10〕

自主—安全交易模型

这个模型主张结盟是国家间以自主与安全进行的交易。莫罗认为这个模型既可以解释对称性同盟也可以解释不对称同盟。对称性同盟,结盟双方既获得了自主又获得了安全,而非对称同盟,结盟一方获取的是自主, 另一方获取的则是安全, 两者之间存在着交易性。〔11〕

对小国来说,它拥有较高程度的自主和较低程度的安全,尽管它不能提供安全给同盟伙伴,但它能够以让步(如提供军事基地)来提高盟友的自由;对大国来说,它的安全资源相对是富裕的,靠支付部分安全资源以换取更高程度的自主,它也是乐意的。正是结盟双方利益的不一致反而使这种不对称同盟既容易结成又拥有较长的生命力。因为这个模型认为盟友追求的目标存在差异,所以帕尔默(Glenn Palmer)和戴维(J. Sky David)又称其为目标差异模型( a diversity-of-goal model。〔12〕

公共物品模型

公共物品模型( the collective goods model)最初由奥尔森(Olson, Mancur, ) 和泽克豪泽( Richard Zeckhauser)提出,〔13〕他们借用经济学的公共物品概念来分析同盟政治。这个模型认为同盟提供安全给其成员,这个“安全”具有一种公共物品的性质,即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安全”的这种性质将会导致小国为其伙伴提供的安全资源很少,而大国却被利用,提供了不成比例的安全资源。基于这种假设,公共物品模型认为小国即使减少对同盟的贡献,也不会担心被大国报复,结果小国会利用同盟行为来搭便车( free ride) 。〔14〕

此外,科尼比尔( John A. C. Conybeare)以及摩根(T. Clifton Morgan)还用分散投资模型( a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model)对同盟政治进行了分析,认为同盟选择类似于一种投资,盟友类似一种商业资产,有的风险大,有的风险小,在选择不同盟友的风险与回报之间存在着一个正的线性关系。在国际同盟市场上,对盟友的多样性随机选择会降低在国际同盟市场上的风险。〔15〕

由于历史上存在过的同盟数量众多,〔16〕形态各异,上述各个模型的建立,都是各自的创建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同盟现象进行观察和研究的结果,各模型间并不具有排斥性,只是某个模型对于个别类型的同盟实践更具解释力而已。帕尔默和戴维经过实证研究就发现自主安全交易模型对非核同盟( non2nuclear alliances)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而公共物品模型对每一种类型的同盟都具有解释能力,尤其是对核同盟( nuclear alliances)的解释能力更强。〔17〕笔者则认为能力扩张模型对进攻性同盟和对称性同盟的解释能力比较强,自主安全交易模型则对防守性同盟和不对称性同盟的解释能力比较强。这当然并不是说对称性同盟就一定是进攻性同盟,不对称性同盟就一定是防守性同盟。

各模型之所以不具排斥性,其原因在于各模型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原则性基础之上,即国家结盟的动机在于国家利益,国家选择结盟的背后存在着对结盟选择所能够带来的利益的评估。基于国家利益的不同,国家间的政策也往往难以一致。当国家间利益具备一定的重合性时,结盟作为一种调节机制和保证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盟友间的政策,使其在一定的时空内形成一致。但本质上讲,国家间的利益是不可能完全重合的,各国政策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否则,国家无需结盟,所以盟友间的利益只是具有部分的重合性,而且重合度还将随着时空的移转而变化。当重合幅度大时,盟友间会加强合作,当重合幅度小时,盟友间会淡化合作,当重合性消失时,也就预示着同盟的破裂,而当国家间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时,便有可能成为敌人。正是这随时空移转重合度不断变化的国家利益使得盟友间的博弈( bargaining)成为可能。斯奈德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对盟友间的博弈实践进行理论化研究时,提出了连累抛弃的同盟安全困境模型。

同盟困境

连累抛弃模型

斯奈德发现同盟结成之后,盟友在对敌博弈的同时,自身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和摩擦,并面临一种困境,斯奈德称之为同盟政治的安全困境,〔18〕即结盟者发现他们会陷入连累抛弃的矛盾之中。〔19〕因为既然同盟的缔结是损失独立与换取安全之间的交易,那么国家在结盟时一定会考虑和评估这种交易的收益。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斯奈德建立了一个模型。

以A、B两个国家为例。假设A和B结盟,并与C(国家或同盟)为敌,那末A和B的困境将会遵循如下的逻辑: ①当A强化与B 的同盟关系时,可能会刺激C,激化与它的矛盾,这时B会产生被连累的想法,抛弃A便有了可能,反之亦然; ②当A担心自己被连累,弱化与B的关系,怀柔C时, B 便会产生被抛弃的感觉,它可能会选择抛弃A,而与他者结盟,这会使得A反过来又要强化与B 的关系。结果A 会面临一种两难选择。而一个国家在结盟之后越是担心被连累,它抛弃盟友的可能性便越大;而当它越不愿抛弃盟友时,它被连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两者呈一种反比例的关系。如图1所示。

斯奈德模型的环境基础是一种标准的均衡状态,即盟友实力对等,国际体制多极。在考虑国际体制这个变量因素后,斯奈德认为在两极体制下同盟困境被削弱,因为放弃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小国无可选择,超级大国也不会不理智地放弃。但两极体制下,连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国及其欧洲的盟友都不愿陷入一场同敌人的冲突中,尤其是小国盟友,由于能力的不对称,牵制大国盟友的能力有限,更担心超级大国的对抗会经过跨地区性的外溢产生连累效应。所以斯奈德认为在两极体制下图1所示的同盟困境逻辑会产生如图2所示的变形。

斯奈德对两极体制下同盟的考察主要是以两个超级大国和他们的地区盟友之间的不对称同盟为对象进行的,当然在两极体制下也存在过一些对称性同盟,特别是在小国林立的中东地区,只是两极体制下不对称同盟更为普遍而已。如果我们不考虑国际体制变量,只考虑同盟对称性与否这个变量,由于大国掌握着外交上的主动,连累抛弃的安全困境也不会在大国和小国间表现的完全对称,正如乔菲(Josef Joffe)所言,大国往往担心被连累,而小国在大国对敌强硬时,往往担心被连累,大国对敌怀柔时,常常担心被抛弃。〔20〕例如美国的欧洲盟友就曾担心美国会重新回到“孤立主义”( isolationism)的外交政策中或与苏联合作对欧洲进行共管( condominium) 。〔21〕

事例1: 20世纪50年代初韩美间的冲突与博弈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在停战谈判的同时,韩美间也展开了艰苦的谈判。1951年7月停战谈判伊始,韩国政府便向美国提出了交战双方都难以接受的停战条件,〔22〕韩国政府此举,意在以进为退,同美方缔结相互防卫条约。〔23〕但美方认为与韩国签订相互防卫条约不符合自身利益,美国担心签署这样一个条约有可能刺激对方,激化两大集团的矛盾,使自己更难以从朝鲜半岛脱身。〔24〕而韩国在这样一场自己不能参与的、被边缘化的谈判中,则非常担心美国会牺牲自己的安全利益,为此要求在停战协议签订之前,与美签署防卫条约。在自己的要求被美国拒绝后,韩国便开始主张要退出联合国军单独战斗,并释放了25000名**战俘,以此来干扰停战谈判。尽管如此,美国仍不愿同韩国签署防卫条约。为了应对韩国的干扰,美国软硬兼施,一方面悉心劝诱,提出以总统的名义发表一个不抛弃韩国的声明,并可签署一个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行政协定。继而又提出如果韩国遭受侵略,可以以联合国军参战国的名义发表声明,并强调说联合国的决议比韩美两国的条约更能有效地保障韩国的安全。另一方面如果劝诱不成,便采取强制性措施,更迭李承晚政府,另立临时政府。〔25〕对此李承晚政府仍不为所动,最后美国在更迭李承晚政府的计划无法实施的情况下, 才以条约的有效范围限定在李承晚政府可以行使行政权的地区之内,韩国配合停战谈判,其军队接受联合国军司令官指挥等为条件,〔26〕同韩国签署了防卫条约。

事例2: 20世纪90年代韩美间围绕着对朝政策的博弈

20世纪90年代围绕对朝政策,特别是朝核问题,韩美间的摩擦和冲突也是屡屡出现。1993年3 月1日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之后,美国一方面督促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825号决议案,另一方面在与韩国协商之后与朝鲜进行了接触。6月11日朝美达成初步协议之后, 7月14日至19日两国继续进行了第二阶段的会谈。随后,谈判遇到障碍,计划9月份举行的第三阶段的会谈被迫延期。在谈判搁浅之际,美国内的强硬派声势逐渐高涨,美国政府对朝态度也趋向强硬,甚至提出“炮击宁边”的主张。以美国前总统卡特访朝为契机,朝美间重开会谈。经过第三阶段会谈,朝美最后于1994年10月签署了日内瓦框架协议。随后以此为转机,朝美间就朝鲜战争的美军遗骸、朝鲜的导弹等军事安全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问题继续保持接触,进行了协商,美国政府也逐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善与朝鲜的关系,朝美关系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2000年10月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禄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实现了互访。

伴随着朝美关系的发展轨迹,韩美关系也经历了一个有意思的演变过程。朝核问题爆发后,对于朝美间的直接协商,金泳三政府并不愿意接受,但鉴于问题的紧迫性,在要求韩美保持紧密合作的前提下也默认了朝美间的直接会谈。〔27〕但在看到朝美之间的谈判顺利进行之后,韩国开始对朝核问题的国际化以及自己作为当事者却被边缘化的事实,感到迷惑,对朝美会谈公开表示出不满,〔28〕并放弃了曾经主张的“先朝美接触,后南北对话”政策,提出“同时并进”。而在南北对话不能实现后,韩国便开始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在谈判中反映韩国的立场,把南北经济合作与核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把朝鲜与韩国和IAEA的对话作为支持朝美谈判的条件。〔29〕在朝美第三阶段的谈判遇到障碍,“炮击宁边”的声音高涨时,因害怕被连累,韩国马上又表明了强烈的反对立场,〔30〕甚至还劝诱美国接受朝鲜的一揽子解决方案。〔31〕

日内瓦协议签署之后,韩国一方面对自己没能主导甚至没能参与核问题的谈判感到失望,另一方面朝美关系的进展又使它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认为美国牺牲了自己的安全利益。1996年9月18日发生了朝鲜潜水艇进入韩国水域事件,韩国向美国提出了重开中断的团队精神军事训练要求,遭到拒绝,再加上韩国认为美国的侦察卫星事前已经探知了朝鲜的行动,但并没有告之自己时,韩国再次产生了被抛弃的忧虑。〔32〕之后便要求美国向朝方施压,直至朝鲜以外交部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声明后,韩国的忧虑才有所释然。但是在1998年8月朝鲜大浦洞导弹发射试验以后,受共和党占据多数的美国国会的压力,克林顿政府对朝趋向强硬,并导致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又再次使韩国产生了被连累的忧虑。

之所以选择50年代和90年代韩美间的两次博弈过程作为研究事例,主要是考虑到国际体制的变化这一因素。韩美同盟的不对称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它的体制环境却发生了变化: 50年代是两极体制, 90年代则是一超多强,而在东北亚地区更趋向多极的体制。

在韩美就签订相互防卫条约而展开的冲突中,美国担心的主要是被连累,而不是被抛弃,韩国的主要忧虑是被抛弃而不是被连累。根据图1所表示的逻辑,美国担心受到连累,它会趋向放弃韩国。但正如美国屡次向韩国表明的那样,实际上它并不愿也不能放弃韩国。尽管相对于日本和欧洲来说,韩国的地位在其战略格局中并不重要,但防止其落入敌人之手也是自己的一种战略利益。〔33〕美国不愿意与韩国签订军事安全条约,不愿将韩美安全关系制度化、法律化,一方面担心会刺激交战对手,另一方面也担心一旦签约,就会受到条约的约束。对已经沦为焦土的韩国而言,它害怕的不是被连累,而是被抛弃,它需要借助美国维护自己的生存,已经凸现的两极格局使它无法选择他者,只有靠正式结盟,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这次韩美间的博弈过程比较符合图2所表示的逻辑。

90年代围绕着对朝政策展开的韩美间博弈过程则更为生动。当美朝关系改善时,韩国便有一种被边缘化、被抛弃的感觉;而当美朝关系恶化时,韩国又会产生被连累的忧虑。假设美、朝、韩是实力相当,地理位置等距的三个国家,如果朝韩关系改善或交恶,恐怕美国同样也会产生被抛弃或受连累的担心。但由于美国国力的强盛和地理位置上的“超脱”,使它掌握着外交上的主动,连累抛弃的安全困境在它身上才不会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个阶段韩美之间的博弈过程比较符合斯奈德的模型所表示的逻辑。

连累抛弃模型的解释力及其局限

在斯奈德提出连累抛弃困境模型之前,国际政治学界讨论的多是同盟间发生的安全困境,对盟友间的安全困境几乎没有涉及,虽然基欧汉(Keohane, R. O )在1971年提出了连累抛弃的概念,〔34〕但并没有进行理论层面的系统论述,所以斯奈德认为他关于盟友间安全困境的论述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连累抛弃模型提出之后,不断有学者用这个模型对盟友间的博弈过程进行分析。库普钱(Charles A. Kupchan)分析了1980年至1982年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北约对波斯湾政策上的冲突, 并验证了连累抛弃模型的解释力。〔35〕查(Victor D. Cha)也借用连累抛弃的概念对美国以及半同盟关系的韩日间的博弈机制进行了分析。〔36〕特别是夏普(JaneM. O. Sharp )通过分析1986年美苏雷克雅维克首脑会晤后的美欧关系,在连累抛弃模型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连累抛弃循环的概念。〔37〕夏普发现当美国对苏强硬,与其矛盾激化时,欧洲盟友便会有被连累之忧(连累期) ,于是会要求美国调整政策(表现期Ⅰ) ;而当美国调整政策,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时,西欧又会产生被美国抛弃之虑(抛弃期) ,还会要求美国调整政策,强化同盟关系(表现期Ⅱ) ;而当美国强化与西欧的同盟关系时,西欧国家则又会担心被连累。在这个循环中西欧国家发现它们陷入了一种困境,即无论美国强化或弱化与它们的关系都有可能不利于它们的国家利益。因为它们既不愿被盟友连累也不愿意被盟友抛弃。

库普钱、查和夏普等学者的研究基本上都肯定了斯奈德的模型,虽然帕帕友努( Paul A. Papayoanou)认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错误地描述或没能理解盟友间博弈过程的实质,〔38〕但他也未对斯奈德的连累抛弃模型提出直接的批评。那么,斯奈德的模型是否具有普适性呢? 是否可以用于解释所有性质的同盟实践? 依照斯奈德的理论,当盟友A激化与敌人的关系时,盟友B 可能会因被连累而抛弃A。按照这样的逻辑,一旦A 与敌发生战争, B 选择抛弃的比例会很高,履行条约承诺的比例会降低。萨布罗斯基(Alan Ned Sabrosky) , 西沃森( Randolph M. Siverson ) 和金(Joel King)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假设,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一旦战争爆发, 支持盟友的比例只有25%。〔39〕但是利兹(Brett Ashley Leeds) 、朗(Andrew G. Long)和米切尔(Mclaughlin Mitchell)等人运用新的更详尽的数据进行了研究之后,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当挑战同盟条约的危机事件发生时,履行条约承诺的比例高达74. 5% , 抛弃盟约的比例只有25%。〔40〕虽然利兹等人的研究结果并不能直接否定斯奈德的模型,但至少可以表明即使战争危机发生,同盟国也会有74. 5%的可能不会因为被连累而抛弃盟友。那么同盟国之所以有74. 5%的几率履行对盟友的条约义务,可能有多种原因:或基于自己国际声誉的考虑,即使被连累,也要维护自己坚信守约的面子和声誉;或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如它从盟友与敌人的交恶中会有所得) ,或两者兼而有之。如果是基于前者,它可能在盟友与敌关系紧张时,首先要求盟友调整政策,但底线是即使战争爆发,也要支持盟友。196621967年的埃及同叙利亚的结盟就属于这种类型,对1966年纳塞尔政权来说,并不愿直接与以色列对抗,之所以与叙利亚结盟,一是考虑维护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声誉,二是想以此约束叙利亚对以色列的鲁莽行为,但结果叙以战争爆发后埃及也不得不投身于战争之中。〔41〕如果是基于后者,在盟友与敌关系紧张时,它不仅不担心被连累,甚至会鼓动、挑唆盟友与敌交恶,因为它会认为盟友与敌人的交恶为自己提供了一个获利的时机。特别是当同盟具有进攻性同盟的性质时,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假如A和B 结成的同盟是一种进攻性同盟, A和B因为对C有所图而结盟,如战争胜利后分割C的领土,或者A欲图C,B欲图D,A、B为了换取对方对自己欲望的支持而结盟, B就不会担心A和C的关系紧张,A也不会担心B与D间发生冲突,因为它们都会以支持盟友为条件来换取盟友对自己的支持。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关于彼此实力的信息完全与对称的问题。中日甲午战争后,以俄国为主轴组成的俄、法、德三国同盟强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法、德两国并不担心俄国的对日强硬姿态,因为他们知道经过战争消耗的日本已经无力对抗三国的联合(实力信息的透明与对称) ,同时三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问题上也需要彼此承认和支持(利益上的交易) 。所以当同盟具有进攻性质,与敌比较,实力也占据明显优势时,盟友间并不会陷入斯奈德所说的安全困境。

结　　论

无论用哪种模型来考察同盟政治,都会发现国家结盟的背后动因是基于维护自己国家利益,尽管很多学者强调身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同质性等因素对结盟的影响,〔42〕但一旦对同盟政治的历史进行考察,就会发现真正决定结盟选择的还是国家利益。只有国家之间的利益具有重合性时,结盟才有可能。但国家利益的重合度是随着时间、地点、国内政治、国际形势、双方国力的消长等因素而变化的,从而使结盟者之间的博弈成为可能。斯奈德首次对盟友间博弈过程进行了理论层面上的系统考察,并提出了连累抛弃模型,为我们对同盟内部的博弈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理论工具。但斯奈德的模型并不是一个具有普遍解释能力的理论,它对于防守性同盟来说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对于进攻性同盟而言,则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本文用于说明例证的韩美同盟是一个防守性同盟,库普钱、查和夏普等人使用的例证也都是防守性的,所以验证结果比较符合斯奈德理论的逻辑。但一旦考察一些进攻性同盟的例子, 就会发现斯奈德模型在解释力上的不足。

但本文无法做到在系统整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防守性和进攻性同盟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只是拿个别事例和简单的反证逻辑推理来论证斯奈德模型的局限,所以从严格的论证逻辑上来说,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之所以难以做到严谨,最困难之处,正如莱维(Jack S. Levy)所言,在于进攻、防御概念本身就是十分模糊而难于用于进行理论分析的概念。〔43〕何为防御性同盟,何为进攻性同盟不仅定义困难,而且两者间的转换是微妙而即时的,这使得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相当困难,依据经过过多限定后的定义而采集的数据又可能因缺乏普遍性而使得分析结果意义不大。这使得本文即使明存缺憾,也无法做到精致。不过如果相关的数据库日后能够建立,则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更科学的实证研究。

[注释]

〔1〕Arnold Wolfers, “Allianc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 The Free Press, Vol. 1, 1974) , pp. 268-69.

〔2〕Edwin H. Fedder, “The Concept of Alli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2, o. 1, March 1968, pp. 65-86. 〔3〕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p. 1.

〔4〕Small, Melvin and J. David Singer, “Formal Alliances, 1816-1965: An Extension of Basic Dat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 1969, pp. 257-282.

〔5〕Robert E. Osgood, “Alliance and Coalition Diplomacy, ”in James N. Rosenau, Kenneth W. Thompson and Gavin Boy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6). pp. 338-339.

〔6〕西方学界主要是运用“公共物品(public goods) ”理论,以北约为研究实例,就防卫费分担问题而发生的盟友间的博弈进行研究的。

〔7〕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 The McGraw2Hill Companies, Inc, 1993) P. 197.

〔8〕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17232;“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2, Sp ring1988, pp. 275-16. ;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What lies Ahea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43,No. 1, 1989, pp4-17.

〔9〕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November, 1991, pp. 904-933.

〔10〕自主安全交易概念首次由艾德夫(Michael F. Altfeld)提出,艾德夫把结盟看作是国家以让渡自主来换取更多安全的手段,莫罗在艾德夫的基础上提出了既适用于对称性同盟又适用于不对称性同盟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参见Michael F. Altfeld,“The Decision to Ally: A Theory and Test,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7, 1984, pp. 523-544.

〔11〕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pp. 523-544.

〔12〕Glenn Palmer & J. Sky David, “Multiple Goals or Deterrence, ”Journal of Conf lict Resolution, Vol. 43 No. 6, December, 1999, pp. 748-770.

〔13〕Olson, Mancur, and Richard Zeckhaus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8, 1966, pp. 266-279.

〔14〕Richard Cornes and Todd Sandler, “Easy riders, joint production, and public goods, ”The Economic Journal, 94, 1984, pp. 580-598;Oneal, John, “Burden sharing in NATO and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1990, pp. 379-402.

〔15〕John A. C. Conybeare, “A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The trip le Alliance and Trip le Entente, 1879-1914,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6 No. 1, March 1992, pp. 53-85; T. Clifton Morgan, “To Protect and to Serve: Alliance and Foreign Policy Portfolio,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7 No. 2, April 2003, pp. 180-203.


〔16〕依据韩国学者黄英培(音)统计,从1815年到1991年曾经存在过的同盟数量共计201个,其中19世纪37个, 20世纪164个。黄英培, “军事同盟的持续性: 实力均衡论(Balance of Power)和实力转移论( Power Transition) ”《韩国政治学会报》(首尔) ,第29辑, 3号, 1995年.

〔17〕Glenn Palmer & J. Sky David,“Multiple Goals or Deterrence” Journal of Conf lict Resolution, Vol. 43 No. 6, December, 1999, pp. 748-770.

〔18〕斯奈德认为同盟的安全困境分第一和第二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同盟缔结的过程中,第二阶段发生在同盟缔结之后,本文主要指第二阶段的安全困境。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July 1984.

〔19〕所谓连累意味着被拖入为了不能共享或不能部分共享的超出同盟共同利益之外的利益而发生的冲突。所谓抛弃意味着“背叛”,包括不履行条约、撤出同盟或与敌人结盟等。

〔20 〕Josef Joffe,“NATO and The Dilemmas of A Nuclear Alli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3, No. 1 Summer/Fall, 1989, pp. 29245.

〔21〕Glenn H, 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July 1984;“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21, Sp ring/Summer 1990. pp. 103-123.

〔22〕韩国提出的停战条件共5项,包括①中国军队退出朝鲜半岛; ②解除朝鲜军队的武装; ③联合国保证第三国不得向朝鲜提供军事或财政等形式的援助; ④韩国的正式代表参与与韩国问题有关的国际会议; ⑤保证韩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受侵犯。[韩]具永禄、裴永洙:《韩美关系1882-1982》, ( Seoul: Seoul NationalUniversity, Institute ofAmerican Studies, 1982) , p. 100.

〔23〕Moon, Chang-Keuk, Anatomy of Korea-U. S. Conflicts, ( Seoul: NANAM Publishing House, 1994) , pp. 92。

〔24〕同时美国也担心一旦同韩国签署防卫条约,在集体安全名义下参战的联合国军的作用会被覆盖,以至于影响联合国军的权威和行动的正当性,也会造成承认朝鲜政权的事实。Moon, Chang-Keuk, Anatomy of Korea-U. S. Conflicts, ( Seoul: NANAM Publishing House, 1994 ) , pp. 96-97, inferred from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May 22, 1953.

〔25〕〔26〕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21954,Vol. XV, Korea, p. 1011, pp. 1122-1123.

〔27〕[韩]车相哲:《韩美同盟50 年》, ( Seoul: Thinking Tree Publishing House, 2004) , p. 219.

〔28〕〔29〕〔30〕[韩]郑文宪:《冷战后南北韩和美国:南北关系的浮沉》, ( Seoul: Maebong Publishing House, 2004 ) , pp. 143-144, pp. 145-146. p. 163.

〔31 〕Leon Sigal, Disarming Stranger: Nuclear Diplomacy with North Korea, (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韩]具甲佑等译, 首尔:社会评论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09页。

〔32〕[韩]李政勋(音) ,《阳光政策和5027改正:第2韩半岛战争,那天之后. . . 》,《新东亚5》,首尔:东亚日报社, 1999年版,第244页。

〔33〕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 orld Politics, July 1984, p. 472.

〔34〕Keohane, R. O. , “The big influence of small allies, ”Foreign Policy 2, 1971, pp. 161=182.

〔35〕Charles A. Kupchan, “NATO and the Persian Gulf: examining intra2alliance behavi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2, sp ring 1988, pp. 317=346.

〔36〕Victor D. Cha, “Abandonment, Entrapment, and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Korea,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4, 2000, pp. 261-291.

〔37〕Jane M. O Sharp, “After Reykjavik: arms control and the all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 , Sp ring, 1987, pp. 239-257.

〔38 〕Paul A. Papayoanou, “ Intra-Alliance Bargaining and U. S. Bosnia Polic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1 No. 1, February 1997, pp. 91-116.

〔39〕Sabrosky, Alan Ned, “ Interstate Alliances: Their Reliability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In Correlates ofW ar, Vol. 2, edited by J. David Sing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 pp. 161-198; Siverson, Randolph M. , and Joel King, “Attributes of National Alliance Membership and War Participation, 1815-1965,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s Science 24 ( 1 ) , 1980, pp. 1-15.

〔40〕Brett Ashley Leeds, Andrew G. Long, and Mclaughlin Mitchell, “Reevaluating Alliance Reliability: Specific Threats, Specific Promis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4, No. 5, 2000, pp. 6862699.

〔41〕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 100.

〔42〕Thomas Risse2Kappe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Michael N. Barnett, ”Identity an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P. J. Katzenstein,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 p3572447; Brian Lai &Dan Reiter, “Democracy, 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International Alliance, 1816-1992,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4 No. 2, April 2000, pp. 203-227;

〔43〕Jack S. Levy, “The Offensive /Defensiv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8, 1984. pp. 219-238.

作者简介: 韩献栋,韩国庆南大学远东国际问题研究所4年级博士生。(韩国首尔, 1102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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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中的必然现象吗？还是可以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