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的新发展

岸上的猪

现实主义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又出现了新的分支。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学说有进攻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防御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和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关于这三者的关系，在国际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人把新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作为对偶概念，把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作为对偶概念；也有人把新古典现实主义等同于进攻现实主义，把防御现实主义等同于新现实主义；还有人把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作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两个分支。之所以出现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是因为这些学说并不能划分为界线分明的营垒，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新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中都包括倾向于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的理论，反过来说，进攻现实主义者和防御现实主义者都可能表现出新现实主义或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不同倾向。[1]从这个视角来看，这4个理论分支虽然各有特色，但并不是4 个并列的学派。

首先看新古典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相对新现实主义而言的。新现实主义如前所述，主要的着眼点是国际关系的结构。它谋求解释的是国际结果，诸如大国战争的可能、国际合作的前景、国家间联盟的模式等。这些现象，从总体上来讲，都不是单一国家行为的结果，而是国家互动所形成的结构。新现实主义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新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最大不同，就是谋求解释个别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略。它力图预测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为什么会追求特定的政策和战略，为什么会对系统压力做出不同的反应。这一学说所要探讨的东西包括个别国家的大战略、军事信条、对外经济政策、结盟的偏好以及危机行为等。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外交政策的范围与雄心，首先取决于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它们的相对物质力量。这种相对物质力量确立了国家外交的基本参数，就像修昔底德所表述的那样，“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尽受其苦。”不过，这种权力地位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间接和复杂的，因为系统的压力是通过作用于单位层面上的干预性变量起作用的。说得确切些，在物质能力与外交政策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完善的传输带，而是以国家领导人的感觉为媒介。在力量转变期间，这样的感觉变量的作用特别重要。[2]

在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政治领导人所作的外交政策选择，与其说是国家物质资源的现实数量的体现，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于他们自身对国家相对权力的判断。这种情况意味着国家短期或中期的外交政策不一定与国家力量的宏观发展趋势相吻合。再者，国家政治领导人对国家资源的支配是有限的，即并不享有随心所欲地支配国家资源的完全自由。因此，对权力进行分析还要检查国家相对社会而言的力量与结构，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可供外交支配的国民财富的比率。有时，总体能力相当的国家，由于政治结构不同，其行为亦可能不同。最后，可能对国家外交政策的轮廓和方向起决定性影响的系统压力，未必会强大到决定国家行为特定细节的地步。这种影响只有从比较长远的角度看，才是明显的。[3]

比较新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可以看到，新现实主义从结构的视角观察国际关系，最明显的弱点就是无法预测个别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正如沃尔兹所说，他的理论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压力在起作用，不同的体系结构会造成怎样的可能性，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一个体系中的单元（即国家）将怎样对这样的压力和可能性做出反应。[4]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对现实主义的一种发展，强调了内部变量与外部变量、系统变量与单位变量的结合，它力图解决新现实主义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当然，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弱点也是明显的，即它不适于说明国际结构，不能对单个国家间的战略互动的总体结果进行预测。由于新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各有所长，很像一个连续体的两端，因此在理论上实际上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下面再看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5]这两个理论分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国的对外政策讨论分不开的。在冷战后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在对外政策中应该选择优势战略（strategy of preponderance or primacy），谋求削弱诸如中国那样的可能的大国竞争者，还是应该通过“有选择的接触”（selective engagement）来确保它的长期安全？对于这样的现实问题，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答案。

按照进攻现实主义的假定，国际关系从总体上来说仍然是霍布斯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安全的稀缺性为国家的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因。由于国家会不断面对其他国家的暴力侵害或征服威胁，因此不得不通过军备建设、单边外交和机会主义的扩张来改进其相对权力地位。由于只有最强大的国家才有最好的生存机会，因此国家会寻机削弱可能的敌手，追求其权力的最大化。由于扩张常常是以对手为代价积累更多权力的最好方式，因此在这样做利益超过代价的时间和地点，国家就会追求扩张主义的政策，并倾向于采取可能导致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行动。进攻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必须考虑掠夺性修正主义强国（revisionist power）的威胁，因为这些国家会冒险一战以实现其目标。国际无政府状态之所以会导致国家最大限度地扩展其力量，原因就在于没有国家能确定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真正的修正主义强国。

进攻现实主义所做的阐释，主要是针对大国。进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就描述了大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趋势。[6]进攻现实主义认为，弱国不可能追求扩张战略，是因为这样做风险太高，而较强的国家则会理性地适应国际环境，并在代价与危险是可以管理的时间与地点迅速学习扩张。拉伯斯（Eric Labs）观察到，成功的扩张者会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并试图以一种最少受到其他大国注意的方式走向扩张。例如，当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打败之后，它所得到教训并非它不应该扩张，而是应该试图在其他地方扩张。[7]

进攻现实主义在阐释国家扩张的动因的时候，有一些学者认为系统层面的压力与国家追求的现实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是比较直接的，这种体系的压力使得国际处境相似的国家会采取相似的行为。相对而言，国家内部体制的差别则无关紧要。[8]这些人的观点与新现实主义是一致的。也有一些进攻现实主义者比较关注一个国家为什么会以特殊的方式行事，认为国家的相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的意图。伴随着一个国家变得比较强大，它就会试图使其影响最大化并且控制它的国际环境。总之，国家追求侵略性的、使其影响最大化的战略是在中心决策者感受到相对能力增大的时候。[9]从这个视角来说，进攻现实主义也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相一致的方面。

与进攻现实主义不同，防御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是持稍微乐观一点的态度。防御现实主义认为，尽管安全困境难以驾驭且不可避免，但它未必会导致剧烈的竞争和战争。国际体系只在有限的情况下才会提供扩张和侵略的动机。除了权力的总体分配之外，其他物质因素（防御现实主义称之为“结构调节剂”——structural modifiers）是可以增加或减少冲突的可能性的。这些因素包括军事技术上的进攻—防御平衡、国际经济压力、地区军事平衡等。以这种看法为基点，防御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会努力使其安全而不是相对权力最大化。在追求安全的过程中，国家通常会实施温和的战略，体系中较强大的国家会谋求传达克制的军事、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对于现实的威胁，防御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会以适宜的方式，即以“进行平衡”的方式威慑威胁者，从而消除对实际冲突的需要。按照防御现实主义的观点，外交政策活动乃是国家对体系的诱惑所做出的适当反应。只有当“安全困境”升温为狂热时，才会导致实际冲突的产生。对于进攻现实主义所提出的大国战争的预言，防御现实主义认为是夸大了对威胁的感觉，并且过分相信军事力量的功效。[10]从强调安全的角度来看，防御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也有一致的方面。

由于防御现实主义者与进攻现实主义者对国际政治的根本感觉和判断不同，因此他们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上会有不同选择。进攻现实主义基于追求权力最大化的目的，会要求国家比照竞争对手的总体实力发展自己的权力，而防御现实主义基于追求安全最大化的目的，则会要求国家按照所受到的威胁发展权力。毫无疑问，前者所导致的局面就是紧张的军备竞赛甚至战争，而后者则可能导致区域性的均势与和平共处的局面。在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进攻现实主义所阐述的情况，而其他国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则追求的都是防御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

与进攻现实主义者相比较，防御现实主义者更重视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他们认为，国家领导人对于国家的相对能力的感觉体现了系统压力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联系。领导人无论是为了国防而动员国内资源，还是随后调整外交政策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都要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由于国家的相对权力的分配从短期来看常常是不确定的，国家领导人要经常面对模糊和矛盾的信息，因此领导人先前的信念体系、对敌人的想象以及认知偏好在情报收集、利益评估、军事计划和对外政策决策中都会起重要作用。

总之，与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相比，推动这些新发展的学者中多数人比较重视国际体系之外其他层面的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行为的影响。例如，一些新的理论明确区别了市民社会的资源（人口、工业能力、原材料等等）和国家（即中央政府）的能力。防御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克里斯坦森（Thomas Christensen） 提出了国家政治力量的概念（the concept of national political power），把它界定为“国家领导人提出安全政策动议之后动员其国家的人民和物质资源的能力。”[11]进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写道，“外交政策并不是由作为民族的整体做出的，而是由它的政府做出的。因此，要紧的是国家（state）力量而不是民族(nation)的力量。国家力量是政府为实现其目的而能够提取的那一部分民族力量。”[12]对于单位因素的强调，特别是对国家内部的各种因素以及权力之外的因素的强调，可以说是这些现实主义新分支的一个较共同的方面。


注释：

[1] 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01, pp. 128–161

[2] 罗斯注意到了国家的相对物质能力对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这种权力能力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是间接的和复杂的，因为系统压力的传导只能通过单位层次的干预性变量。”见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October 1998, p. 146。

[3] Gideon Rose, "Neoclassic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 October 1998.

[4] Kenneth N.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73.

[5] 进攻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与防御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的说法，最先出自于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12。关于这两个理论的争论，可参阅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Preface,” in Michael E. Brown, Owen M. Coté, Lynn-Jones, and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pp. ix–xii; Benjamin Frankel, “Restating the Realist Case: An Introduc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p. xiv–xx; and Sean M. Lynn-Jones, “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Fall 1998, pp. 157–182。

[6] 可参阅[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 Eric J. Labs, “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4, Summer 1997, p. 13.

[8]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p.337.

[9] 有关进攻现实主义的文献，见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p.5-56;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 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p.90-121;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Eric J. Labs, “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4 Summer 1997, pp.1-49。

[10] 例如Van Evera指出, “国家极少如它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不安全。再者，如果它们是不安全的，那这样的不安全也往往出自于它们为逃避想象中的不安全而作的努力。”参阅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4, Spring 1998, pp.42-43。

[11]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6.

[12]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9.